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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伊朗暴走——阿塞拜疆族伊朗人的怒与爱
印权斌 来源:《世界知识》2013年第20期 2014年01月12日

  说起阿塞拜疆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阿塞拜疆共和国。这里说的是伊朗的阿塞拜疆族人。

  首次“认识”阿塞拜疆族伊朗人,是在德黑兰北部的巴列维旧宫。在王室肖像馆,有一张1971年伊朗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庆典的照片,一位金发碧眼的少妇站在巴列维国王身旁,脸上挂着淡雅的笑容。“法拉王后是我们阿塞拜疆族人呢”,博物馆工作人员得意地向我介绍。

  此后,我便留意起阿塞拜疆族人,渐渐发现我的居所附近的商铺老板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他们一般很少用波斯语与伙计交谈。“估计现在德黑兰人有七成会讲突厥语”,德黑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告诉我。阿塞拜疆人讲突厥语,故被一些伊朗人视作土耳其人。然而,历史上阿塞拜疆人的族群归属问题却十分微妙。

  宏观史学认为,从9世纪乌古斯突厥东迁于此,到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伊朗建立统治,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原住民被迫采用突厥语作为日常语言,直至蒙古-突厥人随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建都东阿塞拜疆省马拉盖,该地区的突厥化彻底完成。不过,微观案例显示,当地人在9~11世纪爱娶突厥人为妻,孩子出生后随母亲学习突厥语,波斯语则淡化为第二语言。当然,这些案例应该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基因分析 显示,阿塞拜疆人虽讲突厥语,实为高加索人种,既异于伊朗东部黄皮肤的土库曼族突厥人,也不属于波斯腹地的法尔斯人,而是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古代居民同宗。今天,阿塞拜疆族伊朗人主要集中在东阿塞拜疆省和阿尔达比勒省,德黑兰、赞詹、加兹温和哈马丹省亦有分布。

在身份认同上与伊朗若即若离

  阿尔达比勒省首府阿尔达比勒地处高原,毗邻里海,与德黑兰的气候差异明显。虽然时值6月,但我一下飞机就感觉到凉意。胡韦达——我在Facebook上结识的阿塞拜疆族人——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胡韦达通晓突厥语,陪同我穿行阿尔达比勒和东阿塞拜疆省。

  胡韦达提议我们先去参观市中心的谢赫萨菲·丁陵墓,路上我忍不住问他:“你们阿塞拜疆人有从伊朗独立出去的冲动么?”伊朗与中国不同,并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其中法尔斯人占40%,阿塞拜疆人紧随其后,占25%。一般来说,一国或地区的少数族裔人口比例较高,便有内战或民族分离之虞,阿富汗塔吉克人与普什图人的冲突、土耳其的库尔德分离运动便是例证。但是,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大多忠于国家,辈出法拉王后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样的精英之才,尽管在身份认同上与伊斯兰共和国依旧若即若离。

谢赫萨菲·丁陵墓拥有精美的外观。

  “没有,我是伊朗人”,胡韦达的回答很直接,“阿塞拜疆这个词自居鲁士大帝时代就有了,那时阿塞拜疆就是伊朗的一个行省。”

  “那是什么让你的民族和伊朗联系在一起?”

  “也许是宗教吧”,此言一出,他又变得犹豫起来,“这只是大面上的,我自己倒不怎么虔诚。我记得哈贝马斯(著名的德国思想家)访问伊朗时说过,随着宗教退潮,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会分崩离析。但我认为,即使有一天宗教死了,连接我们的还有历史。伊朗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这片土地的辉煌,也共同承担了各个时代的厄运。”

  对阿尔达比勒而言,此言尤其在理。谢赫萨菲·丁陵墓便是明证。

  13世纪蒙古征服巴格达,哈里发政权覆灭,穆斯林世界失去了政治与精神支柱。与此同时,早期被哈里发压制的什叶、苏菲等教派利用政治真空,为遭到蒙古铁蹄蹂躏的教民提供精神与政治庇护,势力重新崛起。谢赫萨菲·丁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3~14世纪之交在阿尔达比勒建立了苏菲教团,而后他的儿子将公社性质的教团变成宗教运动,最终于16世纪初在伊斯梅尔一世的领导下建立了集政治、军事为一体的萨非王朝,在萨珊王朝覆灭900年后再次统一伊朗,并雄霸今日的伊拉克、阿富汗、 土库曼斯坦和外高加索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萨非王朝时期,政教合一的什叶派在伊朗成为正统,直至今日。

  谢赫萨菲·丁圣殿(亦为陵墓)建于16世纪初至18世纪后期,经后世反复维修,保存得比较好,在这里可以看到精美的建筑外观与内部装饰,以及一批出色的古董收藏。其中在瓷器博物馆,专门展示萨非王朝从中国进口的御用青花瓷。博物馆管理员优素福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便与我攀谈起来,先是聊青花瓷,而后聊到阿塞拜疆人。优素福告诉我,他的妻女已全都搬到了“经济繁荣、工资优厚”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首 都巴库。按他的说法,公立博物馆公职虽是铁饭碗,但如果伊朗货币继续贬值,他也得跑到阿塞拜疆共和国打工,不然“工资还没老婆多,就成吃软饭的了”。在优素福眼里,阿塞拜疆共和国似乎比伊朗更亲切些。

  阿塞拜疆共和国虽是什叶派国家,却与伊朗关系冷淡,反而与以色列和美国结盟,允许以色列无人机利用本国基地监控伊朗。于是,我问优素福:“万一阿塞拜疆和伊朗打起来,你支持哪一边?”他与同事相视一笑,欲言又止,最后挤挤眼睛说:“最好别打仗。”

“只有阿塞拜疆人是好人”

  我们在东阿塞拜疆省的感受则大不 相同。

  我与胡韦达包了辆出租车,前往“阿塞拜疆人灵魂之所在”——保巴克城堡。保巴克-霍拉姆丁被视作阿塞拜疆人乃至整个雅利安民族的英雄。他生活在8~9世纪之交,时值阿巴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马蒙治下,大量阿拉伯人带着伊斯兰教和游牧生活方式迁入阿塞拜疆地区,与当地伊朗人的农耕文明和拜火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信奉拜火教的保巴克以今日阿塞拜疆保巴克城堡为根据地,领着阿塞拜疆民众揭竿而起。起义随即扩大到伊斯法罕等伊朗腹地。马蒙大骇,派重兵弹压,不料保巴克利用阿塞拜疆山区地形与哈里发军队周旋,对抗20年而不休。最后因手下大将伊朗人阿夫辛叛变,保巴克被擒,在巴格达街头被车裂。

  胡韦达认为这段历史证明阿塞拜疆文化与伊朗文化同根同源,都来自拜火教文明。但在霍拉姆丁先生那儿,却成了民族独立的宣言。

  霍拉姆丁先生30来岁,与保巴克同姓,自称是后者的后代。由于保巴克城堡矗立在陡峭山仞之上,普通车辆和徒步都无法前往,霍拉姆丁的营生便是开越野车把游客送到保巴克城堡,此外他还经营一家简易旅社和一家小超市,还兼职做保巴克城堡的看门人。

  在开赴城堡的路上,霍拉姆丁毫不掩饰对伊朗人的厌恶:“我们阿塞拜疆人个个勇武忠诚,不像那些法尔斯人,一帮娘炮”,说着他往窗外吐了口吐沫,“关键时刻还投敌叛友。”他指的应该是背叛保巴克的阿夫辛。当然,霍拉姆丁更讨厌阿拉伯人:“我从来——注意,我说的是从来——没有让阿拉伯人坐我的车上过保巴克城堡。他们1200年前没有征服我的祖先,今天更别想。”

  我问了问他民族认同问题,霍拉姆丁指了指远方山脚下的铁丝网——那是伊朗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边境:“那东西不该存在,我们阿塞拜疆人本来就是一家。”

  越野车颠簸了20分钟后,霍拉姆丁示意我们下车,由此上山前往城堡,他则调转车头下山,扔下一句话:“下山给我打电话。”

  待他走远后,憋了许久没有说话的胡韦达终于开腔了:“他只代表一部分阿塞拜疆人的看法。”胡韦达分析说,阿尔达比勒无论是经济还是环境,在伊朗都属于上乘之地,是伊朗上层社会的度假胜地。而东阿塞拜疆省地处山区,经济落后,政府也很少投资兴业,民众的怨言自然很大。“他们被政府遗忘了,还过着一百年前的游牧生活”,胡韦达指了指山坡对面的帐篷和牛羊。

  保巴克城堡坐落在笔直的孤山上,保巴克当年能在此地拒敌20年而不败,不是没有道理的。城堡如今仅剩下层层巨石与红土砌成的破壁残垣,但在落日余晖中,气势犹在。

  在回程途中,我又与霍拉姆丁聊起伊朗现代史。在他眼里,国王是坏人,霍梅尼是坏人,苏俄是坏人,只有阿塞拜疆人是好人。“礼萨·汗搞国家主义,禁止中小学教授阿塞拜疆语,逼迫我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霍梅尼早先许诺伊朗各民族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但一上台就继承了巴列维王朝的民族政策,而且变本加利。比如之前阿塞拜疆人每年6月20号可以在这儿搞篝火晚会,庆祝保巴克的诞辰,现在每年6月20日这里到处都是警察、特务、民兵,看谁庆祝就逮谁,说我们膜拜异教徒。”

  “那整个20世纪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就没过过好日子?”我问他。

  “差不多,除了二战后的那几年”,霍拉姆丁指的是苏联占领时期,“不过苏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拿我们当枪使,一看美国挺伊朗,就抛弃我们狼狈撤军了。总而言之,只有阿塞拜疆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只有在伊朗,阿塞拜疆人才能扮演先驱和领导者角色”

  我与胡韦达继续我们的旅程——前往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在途中,胡韦达把保巴克这位阿塞拜疆人心目中的大圣人解构了一番:“20世纪之前,除了专业历史学家,没有阿塞拜疆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后来巴列维国王大肆宣扬非伊斯兰文化,保巴克才为大众所知。其实,他不是什么阿塞拜疆人或雅利安人,他的父亲是阿拉伯人,现在强调他的阿塞拜疆身份是民族主义者为了强化认同感构建出来的。”

  到达大不里士已是深夜,次日上午,我与胡韦达参观完东阿塞拜疆省博物馆后,来到立宪革命博物馆。1907~1911年的立宪革命是伊朗第一次尝试西式民主,但在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干预下失败了,之后伊朗内乱四起,直到强人礼萨·汗一统天下。不过,由于礼萨·汗背弃立宪承诺转而建立君主独裁统治,一些以教士希奥邦尼为首的立宪派聚集在大不里士,试图搞二次革命,建立独立政权与礼萨·汗分庭抗礼,但最终被礼萨·汗平叛,希奥邦尼被处决。伊斯兰革命后,现政权为了否定巴列维王朝,所有巴列维王朝的敌人都成了英雄,身为教士的希奥邦尼更不在话下。因此,立宪革命博物馆建在了大不里士,以示对希奥邦尼的纪念。

  我找来博物馆的研究员阿基里,想与他谈谈阿塞拜疆人在伊朗近现代史中的作用。我首先问他为何阿塞拜疆年轻人中出现了离心倾向。

  阿基里说,最直接的原因是去年8月东阿塞拜疆省阿莫尔发生地震,内贾德没有去灾区,反而去沙特开会,结 果,东阿塞拜疆省的年轻人纷纷在互联网上挂起土耳其国旗,以示抗议。

  “但他们掉进了自己愤怒的陷阱”,阿基里接着说,“他们不明白,自己其实是爱国者,自己的愤怒源自对国家更高的期待。”

  “为什么阿塞拜疆人在伊朗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呢?”

  “呵呵,你客套了。现在我们可是被法尔斯人鄙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不过,四肢发达也有好处”,阿基里抖了抖他宽阔的肩膀,“比如,足球明星阿里代伊是阿塞拜疆人,奥运会伊朗摔跤队摘金夺银,队员全都是阿塞拜疆人。”

  “你们也出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诗人啊!” “这是由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形势造成的。”阿基里认为,沙俄通过1828年条约从伊朗割走了外高加索地区,导致一部分生活在俄国统治下的阿塞拜疆人在20世纪受到了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而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与其同文同种,扮演起思想传播者角色。希奥邦尼到大不里士建立政权,也是希望获得苏俄的支持。巴列维继承王位后,东阿塞拜疆省受苏联影响,成为左翼人民党的大本营,不时通过炸银行、刺杀外交官来袭扰巴列维政权。在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最后阶段,左派人民党付出了极大牺牲,赢得了与支持巴列维的 军人之间的武装斗争,不过革命果实最终被毛拉代表的共和党窃取。

  “今天,面对政治高压,一些阿族知识分子愤懑落寞,但出走他乡后,多陷于平庸。他们不知道,伊朗所有人都承受着高压。而只有在伊朗,阿塞拜疆人才能扮演先驱和领导者角色。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次扛起先驱的旗帜。这是保巴克、希奥邦尼和无数为推翻暴政而牺牲的人民党人赋予我们的命运。”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