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20多年乌克兰政治变迁的梳理，将乌克兰政治变迁划分为制度构建阶段、摸索阶段和完善阶段。本文认为，从制度层面上看，宪政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是导致民主转型困难的客观条件；从操作层面上看，精英行为失范是导致民主化进程混乱的主要原因；从历史文化层面上看，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影响民主固化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乌克兰;政治转型;半总统制;政治精英

　　【作者简介】张弘，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苏联解体使得乌克兰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有机会自主选择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乌克兰在政治上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普选制度的国家制度。然而，执政党与反对党在如何划分总统、政府与议会之间权力上一直矛盾不断，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运行机制，甚至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颜色革命。在1996~2010年间，乌克兰宪法几经修改，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之间不断摇摆。时至今日，乌克兰政坛尚未达成共识。可以说，乌克兰的政治变迁是漫长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文尝试对乌克兰独立20多年来的政治转轨历程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一 20年的政治变迁历程

　　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的政治变迁已经20余年。根据对乌克兰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研究，笔者将乌克兰的政治变迁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国家制度的构建阶段：1991~1996年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被废止后，乌克兰社会基本上认同向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体转变，但是围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何分权问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于国家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各方意见不一。独立之初，乌克兰来不及制定新宪法，仍然沿用1978年乌克兰宪法。这是苏联后期的代议制、总统制和苏维埃政权的混和制，包含着很多矛盾。突出表现为：各个机构相互矛盾，不相协调，效率低下；总统和总理职能划分不明，存在重复和对立；缺乏统一有效的垂直行政权力，地方苏维埃与执行权力机构对立，职能互相重复，威信低下；权力机构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劳动者自发抗议活动不断发生。

　　1994年乌克兰举行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库奇马以52%得票率当选为乌独立以来的第二任总统。在库奇马执政初期，制宪问题和权力划分问题的矛盾开始激化。总统方面主张实行总统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制度，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政府不设总理职位，总统直接领导政府。议会（最高苏维埃）方面则主张实行议会制，议会不仅可以弹劾总统，而且总统提名的政府人选须经议会批准才可以任职，政府的重要决策须经议会审议。1994年12月，库奇马向议会提交了重新确定各权力机构权限的《政权法》草案，希望在新宪法通过以前就明确规定总统和议会的权限。经过为时半年的协商，议会终于在1995年5月18日通过了《乌克兰国家政权和地方自治法》。根据《政权法》，政府应由总统组建，总统无需议会批准即可独立任命总理和所有部长。《政权法》还规定，撤销地方苏维埃建制，由国家行政机构取而代之。可见，《政权法》不仅改变了当时宪法关于总统与议会联合组织政府的规定，将组织政府和行政权力全部转移到总统手中，而且加强了对地方政权机构的领导，形成了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垂直执行权力体系。库奇马总统将《政权法》视为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然而，议会中一些政治派别以《政权法》与国家宪法条款有矛盾为由，竭力阻挠《政权法》的实施，从而导致总统和议会间冲突激化。1995年5月31日，库奇马决定摊牌，宣布要举行全民投票，请全体选民来决定，信任总统还是信任议会。为避免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经多方斡旋，总统和议会于6月8日达成妥协，签署了旨在重新确定双方关系的《制宪条约》。该条约规定，《政权法》将作为新宪法通过之前的一部临时性法律予以实施，并赋予总统签发命令和任命政府部门要职部长的权力。《制宪条约》的签署和《政权法》的实施使总统和议会之间存在的权力斗争以和平方式得到暂时解决。随着议会权力的削弱，总统在国家决策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对地方的控制也不断强化。

　　2.漫长的制度磨合阶段：从总统议会制到议会总统制

　　1996年6月28日，乌克兰颁布了独立以来制定的第一部新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政治体制——总统议会制。总统是国家首脑和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组阁。总统征得议会的同意，可任命或解除政府总理的职务，根据政府总理的提议，直接任命或解除内阁成员及其他中央权力执行机构及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人。议会拥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可以对政府进行不信任决议投票。如决议被通过，政府总理及整个政府必须辞职。议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弹劾的过程十分复杂漫长。

　　总统议会制受到议会多数派相当大的制约。虽然总统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其权力、地位、作用与议会多数派的变化密切相关，党派格局使总统议会制成为一种“可变性的政治体制”或“滑动中的政治体制”。如果说总统和议会是总统议会制“尖拱”的两个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议会中的多数派则构成“尖拱”的“拱顶石”[1]。

　　1996年宪法的顺利通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混乱的局面。共产党占多数的议会与总统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严重制约了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1999年库奇马提出在议会多数派的基础上组建政治上负责任的政府。2002年，库奇马正式提出政治改革计划，将部分权力由总统向议会转移。他认为，乌克兰应该从总统议会制国家向议会总统制国家转变，应该组成议会多数派，并由议会多数派组成联合政府[2]。这个政治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亲总统党派的支持，也符合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社会党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甚至部分迎合了当时的反对派“我们的乌克兰”的意见，但却受困于乌克兰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困难，在具体表决中迟迟没有得到通过。

　　2004年年末，乌克兰发生轰动世界的“橙色革命”，尤先科最终当选乌克兰总统。在“橙色革命”中，尤先科为了换取积极主张修宪的时任总统库奇马以及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社会党对于修改总统选举法的支持，被迫同意旨在削弱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将总统手中的政治权力让出一部分给议会。因为在尤先科看来，当时的总统选举法有利于当权派。虽然尤先科一直反对修宪，但在首轮选举无人过半的情况下，为得到拥有近6%选票的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在第二轮投票中的支持，尤先科同意在赢得大选后修宪。因此，修宪是乌克兰各派政治力量为解决危机而达成的妥协方案。

　　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乌克兰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最终达成妥协。2004年12月8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议会）非常会议以402票对21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了三个法案，包括乌克兰宪法修改法、12月26日重新进行总统选举投票时运用总统选举法的特别法、宪法中关于完善地方自治机构体系部分的修改法。于是，从2006年1月1日起乌克兰由“总统议会制”转变为“议会总统制”，议会的权力得到实质性扩大。这意味着任何政党只要控制议会，就控制了政府，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总统除了保留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的“绝对”提名权外，实际权力大为削弱。

　　3.制度的修正阶段：从“橙色革命”到“橙色危机”

　　“橙色革命”后，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季莫申科当选总理，但是在打败政治对手后“橙色”阵营内部为争权夺利开始出现分裂，政治丑闻不断。2005年9月3日，来自季莫申科联盟的乌克兰国务秘书津琴科宣布辞职，并公开指责总统尤先科身边近臣贪污腐败，从而引发总统和总理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公开分裂。尤先科在声明中指责说，季莫申科内阁“不务正业”，忙于向媒体宣传，扩大个人势力和政治影响。他宣布解散政府。

　　2006年乌克兰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在450个议席中，亚努科维奇率领地区党赢得186席，季莫申科联盟夺得129席，而总统尤先科领导的“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仅获得81席。此外，亲西方的社会党夺得33席，亲俄的乌克兰共产党夺得21席。5个党派都未获得过半数席位。原来同属“橙色”阵营的季莫申科联盟、“我们的乌克兰”联盟和社会党试图重新结盟，组建联合政府。由于三党一直在政府和议会中因权力分配和对外政策等方面争执不休，最终导致社会党倒戈，与地区党和共产党结盟。2006年7月6日，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在地区党和共产党议员的支持下当选议长。随后，这三党宣布成立议会“反危机联盟”，并提名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候选人。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宪政危机，保住自己在现政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尤先科总统与自己的政治宿敌亚努科维奇握手言和，组成大联合政府。

　　亚努科维奇政府凭借在议会中的多数派地位，不断加强议会和政府在国家中的地位，排挤和分化亲总统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在议会中的力量，驱逐联合政府中亲总统的部长。2007年1月12日，乌克兰议会正式通过了国家独立以来的首部内阁法，确定了议会、总理和总统在组阁、任免内阁成员和管理国家等方面的分工。内阁法规定，政府总理候选人由总统根据议会多数派的建议提名，由议会任命，如果总统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议会提名总理候选人，议会将根据多数派的提名任命总理。此外，总统签署的涉及外交以及人事任免的文件必须有总理的签名才具有法律效力。尤先科阵营无法接受这份削弱总统权限、扩大总理权力的法案。内阁法案彻底打破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使尤先科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地位面临边缘化的危险。2007年3月初，11名原属“橙色联盟”的议员突然倒戈，以个人身份加入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执政联盟，使得议会多数派的席位超过了乌克兰宪法规定的足以修宪的300个议席。执政联盟的行为触及了尤先科的底线。2007年4月2日，尤先科以本届议会多数派的形成和重组过程违反宪法为由宣布解散议会，乌克兰再次陷入新一轮的政权危机。冲突各派都向宪法法院提出裁决要求，但是由于法院裁决过程较长，最终双方选择了妥协，同意在2007年9月30日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2007年议会选举后，季莫申科领导的“季莫申科联盟”与尤先科领导的“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治”再次联合组阁，成功阻止了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夺回政权。但是，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没能联合起来，结果被亚努科维奇击败。亚努科维奇上任后，通过分化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党团的议员，在议会中形成了微弱多数的执政联盟。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决废除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乌克兰政体由议会总统制改回总统议会制。总统重新获得了总理提名权。

　　可以说，独立后的20年间，乌克兰在政治体制完善和民主固化问题上经历了多次反复，还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有序运行，围绕总统与议会的权力划分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二 乌克兰政治变迁的思考

　　乌克兰民主化过程发端于苏联的突然崩溃，政治变迁具有外生性、爆发性和方向既定的特点。本文拟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进行探讨。对于制度性因素的探讨将主要集中在宪政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分析，在非制度性因素方面集中讨论“精英政治”和“政治文化”。

　　1.制度对政治转轨的影响。

　　制度问题一直是民主化理论者无法绕开的问题。在研究民主化学者看来，制度在以下两个层面上与民主化进程相联系：一是将民主制度的创建、贯彻与发展看做是民主巩固的重要维度，强调制度巩固是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二是认识到民主巩固同样涉及具体制度的选择与设计问题，制度间的差异性效果塑造民主转型的动力模式及其稳定性程度[3]。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政治转型一直是乌克兰政治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制度层面的分析是首要的。制度在解释政治事件的因果逻辑中，主要扮演的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的角色。制度的差异不会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有其他的解释项。但制度具有规范性的特征，将使得行为者必须在制度的框架下互动。“政治民主不仅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也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设计。”[4]本文中的制度对于乌克兰政治转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旧制度的起始作用，另一个就是新制度的影响。

　　首先，苏联后期政治制度对于乌克兰宪政制度安排的影响。乌克兰从原苏联国家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苏维埃制和总统制混合的怪胎。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制度进行改革，赋予过去的橡皮图章的议会以实际的权力，同时还设立总统来负责国家行政事务。两种权力中心都希望影响政府以及未来的国家制度安排。以苏维埃（议会）为首的政治力量希望实行议会制，将苏联时期形式上的议会制发展为实质意义上的议会制。而总统一方希望控制政府，议会只是作为立法和监督机关。两派政治力量在废除苏联政治体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上没有分歧，但它们都试图争夺改革方式的决定权和社会变革的领导权。在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左翼政党和由原苏联共产党演化而来的共产党拥有较多的议席。虽然这些政治力量赞成市场经济和多党制，但是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甚至希望恢复苏联。克拉夫丘克任总统时就曾爆发制宪危机，导致新宪法难产。

　　1994年，库奇马赢得总统大选后，向会议提出了《政权法》草案，遭到议会的反对，当时的议长莫罗兹提出了《地方议会》法案，主张在乌克兰建立自上而下的从属于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议会制体系。1995年5月，库奇马总统威胁要就各个权力机构进行全民公决的背景下，乌克兰议会与总统达成妥协，通过了以总统草案为蓝本的时效一年的《制宪条约》，这为后来通过新宪法打下了基础。1996年，一年过渡期结束前，议会与总统仍然没有顺利达成妥协的意愿，迫于形势和欧洲委员会的压力，库奇马再次祭出全民公决的大棒。最后双方各作一定的妥协，终于在1996年6月28日由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实行半总统制，议会实行一院制。可见，苏联后期的双重权力中心的制度安排导致议会和总统之间力量几乎相当，出于保护自身政治利益的本能，两派力量对于国家宪政制度安排的竞争是导致乌克兰政治转轨启动缓慢的主要因素。

　　其次，新制度水土不服。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在借鉴了美国的总统制和欧洲的议会制以及法国的半总统制之后，选择了突出强化总统权力的半总统制。这种半总统制一方面加强了总统作为国家行政元首整合国家力量推进政治转型的权力，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半总统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民主固化困境[5]。就共治性来说，半总统制是直选的总统加上一个责任内阁，其实已经包涵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核心特色，因此不单纯只是一个混合的制度。半总统制的特点在于制度本身在分配权力时具备高度不确定性，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产生对宪政体制的不同诠释，进而引发竞争双方的摩擦。简言之，半总统制是一个“选择容易，操作困难”的宪政体制。

　　在半总统制中，总统拥有总理的提名权，同时需要经过议会批准，因此总统和议会始终处于争夺政府控制权的竞争中。如果总统领导的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党地位，那么这种矛盾就可能避免。如果总统领导的政党处于少数党地位，那么政府就要处处受制于议会，甚至会经常面临着被倒阁的处境。2001年4月，乌克兰议会以经济改革不力为由对尤先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迫使总理尤先科向总统提交辞呈。2006年1月，乌克兰议会同样以政府在天然气谈判上存在错误为理由通过了对叶哈努罗夫政府的不信任案，造成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因此，总统与议会的矛盾成为这个时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矛盾的主要议题。2007年4月，当时的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之间围绕国家行政权力划分发生纠纷。尤先科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解散，导致乌克兰政治一度陷入僵局。在总统和总理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的上万名支持者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集会和抗议。相持不下的局势使乌克兰几乎处在暴力冲突的边缘。

　　第三，政党制度与民主固化。现代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政党政治。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废除了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却选择了弱化政党政治的道路，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乌克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发展进度缓慢。

　　在独立之初的乌克兰，除了乌克兰共产党在人民中拥有比较稳定的群众支持外，其他的政党组织分化组合不断，选民队伍也经常波动。支持激进经济改革的右翼政党较多，但是由于“休克疗法”给社会造成的阵痛使得选民无所适从，人们宁愿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的领导人，也不愿意相信某个主义或意识形态的政党。选民往往是跟着领导人走，而不是政党。根据1995年乌克兰政治和冲突研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也显示，仅有31.2%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可以建立起多党制，在这些支持多党制的受访者中仅有8%愿意把选票投给政党和政治组织[6]。另外据乌克兰拉祖姆科夫政治经济研究所在2001年至2009年进行的民调数据显示，乌克兰居民对政党的充分信任度调查始终没有超过5%，完全不信任度水平在48.9%至20.6%[7]。政治精英之间也由于利益分配或者权力交易而不断转换阵营。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库奇马执政期间，政党仅仅是政权利用的工具，并没有成为执政者依靠的政治力量。库奇马一直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因为“超党派”形象更有利于他利用个人魅力拉拢选民，更便于他利用党派之间的矛盾。这在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乌克兰现行政治体制下，总统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政党的作用仅限于参与选举和进行议会活动。虽然由各主要党派组成的国家议会在制定法律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对总统的决策难以形成必要牵制，也无法对政府的组成产生直接影响。根据1996年乌克兰宪法第106条的规定，总统有权任命外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根据第103条第10款规定，总统有权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或者免除内阁部长、其他中央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地方行政机关的领导人。政府中总理以下的内阁成员则由总理提名，经由总统批准。由于议会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无党派议员，政党对政府总理人员的影响被严重削弱。在政府主要部长的任命和人选问题上，乌克兰的议会没有直接的发言权。政府总理不一定来自议会中的多数党团，甚至可以来自无党派的地方领导人。从1991年至2004年期间乌克兰一共更换了11位总理，他们都不直接来自于议会多数党团，而是总统主导下与议会各派政党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8]。

　　可见，政党缺乏有效的机制直接影响政府制约了乌克兰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人为的使政党脱离与政府的合作和竞争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

　　2.精英与政治转轨

　　第三波民主国家都是现代化后发国家，它们不具备先发国家的时间优势，也没有那种政治文化，更没有先发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民主转型必然是精英主导式的，同样它们的民主巩固过程也应该是精英主导式的。通过对乌克兰政治变迁过程几次重大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首先，乌克兰政治精英热衷于采取体制外的激烈对抗方式。乌克兰独立以后，虽然在制度上已经搭建出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但还残存着大量的旧制度痕迹以及诸多法律上的空白地带。政党和社会精英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性运用法律和规则，导致司法独立性经常受到质疑。在对民主制度和司法独立性不能达成共识的背景下，在野的精英集团热衷于绕开现行制度和司法体系，采取街头激烈对抗的方式表达诉求，向政府和执政党施加压力。根据1996年乌克兰宪法，宪法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和政治纠纷的最高司法机关，但是这些司法机关在组建上受总统和政府影响较大，总统有权解除不称职的宪法法院法官。中央选举委员会在组成上主要来自议会中大党的提名，议会中的小党和非议会政治团体发言权很小。于是，在反对派眼里，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宪法法院的独立性和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2004年总统选举中，尤先科与季莫申科通过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迫使已经被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获胜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被迫同意重新举行投票。2010年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后，落选的候选人季莫申科拒绝承认结果，宣称获胜的一方在大选中营私舞弊，发动支持者举行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可见，由于制度存在的不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高导致了部分精英们热衷于把组织群众示威游行集会作为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他们甚至鼓励支持者采取阻断交通、包围政府机关等极端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使整个国家处于混乱无序之中。

　　其次，精英集团结构极其不稳定，精英集团内部经常性的分化组合阻碍了精英集团在制度框架下的理性合作。

　　混乱的精英集团内部关系不仅影响政府和议会的工作效率，而且影响到政府和议会的更迭。独立之初，作为民族独立的主要力量——“乌克兰人民运动”，简称“鲁赫”，是苏联后期乌克兰最大的社会政治组织。“鲁赫”成立早期，高举拥护改革和争取乌克兰独立大旗，团结一切赞成独立的政党和组织，在乌克兰独立前夕，其成员发展到百万人。1990年10月，以“鲁赫”为首的争取乌独立的政党和组织，组织数十万人集会，要求乌克兰独立，并迫使总理马索尔下台。但乌克兰独立后，“鲁赫”凝集力下降。到1992年12月“鲁赫”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鲁赫”分裂成三大政治派别。从此，乌克兰民族主义精英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他们在与代表工业家利益的库奇马总统的政治较量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2005年4月，“颜色革命”之后的季莫申科上任仅仅两个月，就传出她与尤先科之间“矛盾已达到了临界点”，并有可能辞职的传闻。不久，乌克兰政坛上原来的“尤先科－季莫申科”组合因此演变成“尤先科－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津琴科（季莫申科的支持者）”两大阵营。2006年1月，季莫申科领导的祖国党在议会中与原来的宿敌亚努科维奇在议会中联合，通过了对叶哈努罗夫政府的不信任案。2006年议会选举后，同样是原来在“颜色革命”中的政治宿敌——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结成联盟，把季莫申科领导的祖国党排除在政府之外。2007年4月，由于亚努科维奇推动议会通过了限制总统权限、扩大总理权力的内阁法，促使总统提前解散议会。2007年9月议会选举之后，季莫申科与尤先科重新联合，季莫申科再次成为政府总理。2008年1月，刚刚联合不久的橙色联盟再次爆发冲突。季莫申科联合议会中的反对党再次强行通过了扩大总理权力的内阁法修正案，季莫申科与尤先科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后来，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尤先科被迫宣布暂停执行解散议会的命令。乌克兰精英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不涉及理念矛盾，只是追求自身利益在短时间内的最大化。精英集团内部经常分裂也主要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或者是被更大利益所吸引。政治精英的无序行为显然成了乌克兰政治稳定和民主固化的一大威胁。

　　3.政治文化与政治转轨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得以持续的文化基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乌克兰的政治转型，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从制度民主到秩序民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政治生活得以持续，就意味着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运行良好，也就意味着政治生活在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三个方面均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因此，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也就构成了政治文化[9]。根据对乌克兰政治变迁历程的分析，笔者认为乌克兰在体系文化和过程文化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

　　首先，体系文化实际上是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国家性”问题。如果大多数居民认同统一的国家，那么政治体系就可以得以维持[10]。

　　苏联的解体在欧亚大陆催生了一系列的新生国家，一些国家的民族国家特征比较明显，例如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或者仅仅短暂的存在过。乌克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来说，不仅需要建立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需要建立起稳定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乌克兰的政治转轨问题就不得不去探讨国家性与民主化的关系。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使得中央对于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名存实亡。各加盟共和国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组织通过民族主义议题来发动和动员本国民众，将民主议题偷换成历史和民族议题。乌克兰独立以后的历次总统选举中，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都超越经济和民主问题，成为候选人动员选民的工具。在社会对于民族、语言和历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民主完善和经济转轨问题已经成为次要的因素，选民在投票中首先考虑民族议题和历史观。

　　在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的1991年，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其实远未成熟，更不要说国家认同。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开始奉行乌克兰化政策，迫切地希望实现从大俄罗斯民族文化到乌克兰民族文化的转变，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乌克兰化政策是对历史上的外来政权强加给乌克兰社会的非乌克兰特征的矫正，主要内容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和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本身就是“乌克兰化”的代名词，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乌克兰某些领导人重新启动对乌克兰历史，特别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历史问题的重评，无疑是打开了乌克兰历史中沉寂多年的历史文化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国家性问题的提出和争论不仅是乌克兰政治家打破苏联统一国家权威学说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是实现民主化的社会动员手段。压抑多年的民族矛盾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在某些国家领导人及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下，在西方国家及其机构的干预下迅速激化，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又一重大问题。”[11]重新评价这些历史不仅让今天俄乌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也在乌克兰社会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其次，理性合作的过程文化是精英体系稳定的基础。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上的完善，还依赖于精英体系的稳定。政治精英之间的合作与否不仅取决于政治立场的契合度，而且还依赖于精英之间过去的合作经历和政治信誉。过程文化是人们对政治过程的一整套倾向。这可以从个人对于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的看法和个人对于自己与其他活动者关系的看法两个角度加以说明[12]。笔者认为，过程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运行中的合作文化。这里既有大众的政治过程文化，还有政治精英的政治过程文化。相对于大众的合作文化，精英政治合作文化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突出。而影响过程文化的主要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之间的信任水平直接决定着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

　　乌克兰独立以来，政治精英层面上的分分合合不断。除了政治理念的矛盾外，很大程度上是违约的成本较低。以尤先科、季莫申科与亚努科维奇的关系为例，两个阵营在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上有着很多的分歧。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是坚定的亲西方派，坚决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距离。而亚努科维奇则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希望与俄罗斯保持特殊的伙伴关系，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主张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颜色革命”应该是二者矛盾的爆发点。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利益将二者置于乌克兰政治文化的两个极点：自由主义VS 现实主义。在人们认为最不可能合作的两个政治精英集团，其关系组合变换不下五次。这种无关政治理念，只有利益的互相拆台行为，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精英集团的信任水平不断下降。当一个社会中的精英整体上缺乏一个稳定的过程政治文化，精英集团之间的不信任感就会加强。冲突和对抗就会演化成为一种政治过程文化，进而导致下一次政治冲突和对抗。当政治精英之间的过程文化表现出一种“零和博弈”的模式后，政治文化的道德底线就有可能被不断突破。

小结

　　通过对乌克兰政治变迁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结论。

　　首先，从制度层面看，西方宪政民主中的分权制衡理念对于防止专权是必要的，但在乌克兰政治变迁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副作用也较大。过于强调平衡分权的制度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民主化质量因此受到严重限制，进而威胁到民众对制度的支持。在半总统制中规定的双元首制和弱化政党地位的议会制度安排下，如果总统与议会多数党来自同一派别的话，则政府行动效率较高。如果议会多数党与总统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或者是议会中不存在明显的多数政党联盟，政府将很难有所作为。乌克兰20年的政治变迁现实恰恰是后者，结果导致政治转型过程漫长和政局不稳定。如何平衡分权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乌克兰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从政治行为体层面看，精英集团的稳定是民主固化的主观条件。建立稳定的精英集团以及精英集团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是实现政治转型和民主固化的主观条件。这里一方面需要对精英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实现精英集团的民主化是转型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对政治转型议题加以限制，有利于促成精英之间达成妥协。对于乌克兰而言，在独立之初不仅面临着政治转轨任务，还承担民族国家重建和经济转轨的重压。多领域同时爆发的制度变迁容易造成议题分歧扩大，新的民主制度出现的可能性就漫长。对政策选择的议程越加以限制，协商达成契约的可能性越大，借此，民主产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13]。

　　第三，从历史文化层面上看，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民主固化的关键。对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新兴民族国家而言，需要构建与宪政民主制度相匹配的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乌克兰政治变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体系文化和过程文化矛盾表明，任何好制度都需要人来执行，没有对新制度的尊重和信任就无从谈及行动。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

　　[2]张森主编：《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年鉴1997》，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3]郇雷：《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发展、设计及其关联性》，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5期。

　　[5]迪维尔热认为，半总统制具有以下特征：总统直选，拥有行政权力，政府隶属总统，向议会负责，详见：Maurice Duverger，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80， (8) 2, pp.165~187.

　　[6]Political parties in interaction with public institutions (in Ukrainian); http://www.analitik.org.ua/publications/joint/3dd12dea/3dd13f15/ ; http://www.analitik.org.ua/publications/joint/3dd12dea/3dd25712/.,cited Ukraine. Country Report O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Political Parties,http://parlament.org.ua/upload/docs/Final%20Country%20Report%20Ukraine%20-%20eng.pdf

　　[7]A Survey: Do you trust political parties? (dynamics, 2001 - 2009) – Razumkov’s Center (in Ukrainian); http://www.razumkov.org.ua/ukr/poll.php?poll_id=82. Cited “Ukraine. Country Report O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Political Parties”. http://parlament.org.ua/upload/docs/Final%20Country%20Report%20Ukraine%20-%20eng.pdf

　　[8]在1991年的乌克兰议会主要是继承了苏联时期的苏维埃，不具有考察意义。1994年议会中，无党派议员占168名。1996年宪法通过后，在议会选举法中设定了4%的政党准入门槛，使得在1998年议会选举中无党派议员减少，进入议会的无党派议员仍然有145名。2002年议会选举中，无党派议员有94名。数据来源：乌克兰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www.cvk.gov.ua/.

　　[9]参见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0]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00页。

　　[11]Regina Cowen Karp(e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3,p.34.

　　[12]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第101页。

　　[13]〔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