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起，尤其是1991年“8·19事变”以来，俄乌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从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到开始产生分歧和矛盾、激烈对抗以及此后的相互妥协四个阶段。

　　1.“8·19事变”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离心倾向迅速发展。继波罗的海三国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掀起了“主权大检阅”。从此，这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共和国在要求主权和削弱乃至摧毁中 央政权这一点上客观上不谋而合，形成共识。它们开始绕过戈尔巴乔夫，发展双边关系，相互支持配合，有力地震憾着克里姆斯宫政权。

　　2.“8·19事变”至1991年底独联体的建立。俄乌在完成摧毁联盟政权和实现国家主权与独立的过程中，叶利钦及其俄罗斯的地位和权力空前提高，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抬头。乌克兰议会趁机于8月24日通过了宣布独立的法律文件，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叶利钦迅速对乌克兰提出了领土要求，乌克兰拒不参加戈尔巴乔夫企图组建的任何联盟。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了分歧和矛盾。

　　3.1992年初至6月底。由于对独联体所持的态度、武装力量的分割以及经济政策的协调上态度不一，各有各的打算，明斯克协议墨迹未干，两国以俄罗斯1月2日起实行“休克疗祛”开始，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激烈对挤，相互指责，是这一阶段俄乌关系的主要特点。

　　4.1992年6月23日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在达戈梅斯举行双边最高级会晤，双方放弃了激烈的对抗态度，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让步，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协定。俄乌关系从此进入趋于平缓和正常化时期。

　　那么，为什么俄乌两国在摧毁联盟政权后其关系迅速恶化，以致发展到在某些领域的激烈对抗呢?我认为，促使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几乎爆发冲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双方在对待独联体的问题上态度不一。俄罗斯想通过独联体，采取迁回的方式重新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新的联盟，以保持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而对乌克兰来说，实现独立乃是其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再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形成对乌克兰以大国对小国的压力，促使俄乌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乌克兰把俄罗斯看成缩小了的苏联，对其戒心重重，十分警惕。

　　2.乌克兰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恐惧。乌克兰的民族分立主义由来已久。在苏维埃年代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潜伏性的罢了。当时，民族主义比较强烈的地区仅限于西乌克兰和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当中。随着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和乌克兰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严重后果的揭露，特别是1989年9月“鲁赫”运动在基辅的成立，乌克兰民族分立主义力量急剧强大起来，很快从西乌克兰扩展到乌克兰全境，成为能对乌克兰政局发生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反对派组织。克拉夫丘克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给其以很大的关注。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说，苏联解体使其丧失 了主要的帝国遗产，造成了许多具有帝国意识的人的心理失衡。《消息报》认为，主张“俄罗斯享有强行干涉独联体境内任何冲突的专有权”的“鲁茨科伊路线”，其实质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无疑引起一〕’克拉夫丘克的担心和疑惧，客观上增大了其彻底独立和同俄罗斯抗衡的因素。

　　3.克拉夫丘克巩固其总统地位的需要。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崛起的浪潮中，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和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旗手。他不失时机地接过“鲁赫”这个全国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等组织一向坚持的独立大旗，并被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任民选总统。这决定他在同俄罗斯的斗争和对 抗中必然要采取强硬立场，对内则要更高举起实现共和国独立的旗帜。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1992年6月23日俄乌两国总统为何能在达戈梅斯达成出人意料的妥协?甚至克拉夫丘克将达戈梅斯协定视作“两大国关系发生根本转折的开端”?归结起来，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两国企业间经济联系的中断给双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危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在前苏联留下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中，耗能量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部门在乌克兰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极大。它需要从俄罗斯等国进口大量的天然气、石油和重油。而1991年俄罗斯向乌克兰仅石油供应量就减少了1/3，并且以高价出售，导致乌克兰能源价格猛涨，工业生产难以为继。而俄罗斯每年则需从乌克兰进口大批的酒、奶、食糖和机器零配件等。

　　然而，据统计，仅1992年头5个月，乌克兰提供给俄罗斯的钢管仅为合同的37%，延欠俄罗斯数以百亿计卢布的债务。两国从经济联系中断中吃尽了苦头，给继续改革构成了威胁。

　　2.俄乌两国各种反政府力量日益活跃，政局不稳，现政权的威信急剧下降。俄罗斯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加深有目共睹。克拉夫丘克政权因在经济改革方面无大的作为而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前总理福 金已被迫下台。此外，主张先独立后回归俄罗斯的“共和运动”在克里米亚半岛上颇有影响。这一切促使乌克兰总统认识到，目前不能同俄罗斯搞得太僵，甚至还有必要帮助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以防莫斯科出现持强硬路线的领导人。

　　3.西方国家对新独立国家的态度以及经济援助迟迟不能兑现促成了俄乌认识上的转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因担心战略武器失控和流入世界不稳定地区，支持的重点一直在俄罗斯。后来逐渐改变了这一策略，因为在它们看来，防止大俄罗斯主义抬头、削弱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俄罗斯的力量同样符 合西方的利益。同时，为了迫使乌克兰尽快把核武器运往俄罗斯和彻底销毁，“要让克拉夫丘克总统知道，他对俄罗斯的傲慢态度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与此同时，俄乌对西方许诺向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幻想开始减弱甚至破灭，两国总统只好寄希望于自力更生和恢复前苏联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利合作上。

　　4.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武装冲突的扩大使俄乌感到不安，客观上需要两大国采取共同的立场，医治独联体身上流血的疮口。摩尔多瓦境内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讲俄语的居民一半是俄罗斯人，另一半为乌克兰人。在该地区的地位问题上，克拉夫 丘克曾一度支持斯涅古尔的立场，设法阻止俄罗斯插手其间。由于摩尔多瓦国内要同罗马尼亚合并的呼声渐高，如果让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有朝一日随摩尔多瓦归并罗马尼亚，则不符合俄乌两国的利益。这促使俄乌接近，并采取共同立场。它们要求摩尔多瓦承认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是自治共和国，如今后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合并，该地区则有权自治。

　　然而，6月23日开始的妥协到底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尚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达戈梅斯协定只是把俄乌两国在黑海舰队的划分和克里米亚等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掩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