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9世纪的美国，学者们长期把俄国看作处在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国家，早期对俄国的了解十分匮乏，获取苏俄方面的信息也十分有限，主要依靠探险家的游记和记者的报道。其中探险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介绍俄国上，做出了较大贡献。 

　　乔治·凯南对俄国的最初介绍 

　　自美国独立之初，美俄两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但受国内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对俄国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当时的美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研究。美国对俄国的兴趣始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等人的小说及戏剧被翻译成英文传到了美国，在美国国内兴起了一阵“俄国热”（Russian craze）。[1]美国最早对俄国进行的研究，并不是由政府或大学发起的，而是一些探险家、外交人员和通讯记者。他们中大部分的人长期在俄国居住或旅行，精通俄语，对俄国的历史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 

　　在最早对俄国进行介绍的一些人中，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探险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是后来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Forst Kennan）的堂祖父。他曾先后在1864年、1870年和1885年先后三次前往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进行探险，并相继出版了《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在勘察加和北亚的高丽及其他部落的奇遇》（Tent life in Siberia, and Adventures Among the Koraks and Other Tribes in Kamtchatka and Northern Asia）和《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2]两本书。 

　　1864年，美国的西联公司（The West Union Company）拟穿过西伯利亚和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铺设一条自旧金山至莫斯科的俄美陆路电报线（The Russian-American Telegraph）。为此，乔治·凯南第一次前往西伯利亚对这一提议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勘察加和楚科奇半岛（The Chukotka Peninsula）的偏远地区呆了大约两年后，凯南取道圣彼得堡返回美国。1870年，凯南再度前往俄国，奔赴了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Dagestan），成为第一位到达这一偏远地区的美国人。[3]他于同年出版了《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一书，该书对当时西伯利亚的原住民，如高丽族（the Koryaks）、楚科奇族（the Chukchis）和尤卡吉尔族（the Yukaghirs）等其他民族的的风俗习惯和历史作了生动的介绍。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国内受到了热烈反响，为美国民众了解俄国打开了一扇窗户，由于当时凯南不用考虑美俄之间的国际对抗等因素，所以在他的笔下，这本书“像所有的冒险故事一样，每天的经历都有一丝浪漫”，[4]也有学者指出，这本书如此受欢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凯南“偶尔会为了烘托紧张气氛而改变事实，从而使叙述更富戏剧性和吸引力”，[5]此后凯南不断地为这部作品增添包括文字与图片在内的新内容，该书的增订版于1910年问世，进一步增加了美国民众对俄国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凯南对俄国有着“盲目的好感”，对俄国政策的同情扭曲了他的写作，这与他多年后“客观与批评性”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1877年，当俄国再度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时，凯南在写给《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编辑的信中认为，车臣（Chechnya）与达吉斯坦地区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因为俄国在此实行了“开明的政策”。凯南的亲俄态度主要源于：他在高加索地区旅行时所搜集到的材料大部分都来自于俄国军官，山区民族连说俄语的人都很少，更不要说懂英语的了；美国在高加索地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利益，使得凯南不关注与同情那里原住民的命运；凯南的亲俄态度与当时美国国内大众的普遍心态有关，当时美英关系尚未解冻，秉承“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原则，直到19世纪末，美国往往通过力挺俄国来显示与英国的对立。[6] 

　　1885年五月，凯南再次开始横穿西伯利亚，并将一系列游记文章登刊到《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此前他在高加索和堪察加半岛的旅行让他对俄国政府的政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针对美国国内的部分媒体对沙俄政策的批判，凯南也时常替俄国政府进行辩护，因此，俄国政府对他再次前往西伯利亚旅行持欢迎态度，并且认为凯南可以成为俄国政府的喉舌为其发声。然而，这一次为期14个月的旅行及沿途调查改变了凯南之前对俄国政府的看法，他在西伯利亚亲眼见到了被流放到那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所遭受的迫害和痛苦，这使他确信自己之前的看法是错误的，凯南认为沙俄帝国已经腐烂掉了。回国后的凯南将这次的游记收录到他1891年出版的《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一书中，并多次在国内的《世纪杂志》《展望周报》（The Outlook）《国家》（The Nation）等刊物发表文章，批评俄国政治，为持不同政见者呐喊。 

　　凯南的一系列反俄言论使他最终丧失了俄国政府对他的青睐与信任，当他在1901年试图再次前往俄国时，被告知禁止入境。但凯南思想的转变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注意到俄国。19世纪后期，美国国内舆论对沙俄政府的批评大都受其影响，凯南甚至反对美国政府在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时对其提供粮食援助，认为这一举动是在助长沙皇的专制统治。他还反对美国政府批准俄国将流亡到美国的革命分子引渡回国的条约。[7]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美国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暗中却积极支持日本。随着战争的进行，俄国日渐式微，日本独吞满洲的企图越发明显，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继续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从中积极斡旋。1905年，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该条约极大地削弱了俄国在远东的影响力，美俄关系日渐冷淡。在战争期间，凯南还策划在俄国士兵中间传播反对沙皇统治的思想。虽然他希望沙皇的专制统治被终结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但布尔什维克胜利后建立的制度却与他之前的设想是不一样的，他曾希望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新政权会被很快推翻，在这一想法落空后，凯南主张美国对苏俄进行军事干预并对白军进行支援。[8]虽然凯南为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作了十年的最高法院跟踪记者，但他对俄国的新闻热情一直高涨且没有过改变，他也是世纪之交时期为数不多的对俄国进行报道的美国人之一，他的观点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凯南为美国民众了解俄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被誉为是“五十年来连接美国、欧洲和俄国的首席知识分子”。[9] 

　　十月革命与《西逊文件》 

　　虽然凯南对美国民众认识俄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总体来说，一战之前的美国对俄国的研究发展地非常缓慢。1894年，哈佛大学开设了美国高校里的第一门俄国史课程，由阿奇博德·凯瑞·柯立芝（Archibald Cary Coolidge）讲授，在美国学术界他被誉为“俄国学之父”。[10] 在这期间，偶尔会有俄国学者到美国讲授俄国知识，比如后来的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到了1914年，除了哈佛大学，只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俄国史课程，美国第一个俄国史博士学位在1909年才被授予。[11]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俄国只是一个领土延伸到亚洲的东欧国家。建于1800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901年馆藏的俄文书籍只有596册。1906年，国会图书馆首次系统性地收藏有关俄国的材料，其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购得8万册俄文资料，被称作“尤金馆藏”（Yudin Collection）。[12]然而直到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前，这些材料都还被尘封在仓库里等待编目。 

　　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上台，他面临的状况是“许多年来两国并无深交，两国人民也并不相互了解......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屈指可数”，[13]在谈到美俄关系时，他认为“英美这样的国家间可存在友好关系，但像美俄这样不同的国家间却难有此等友好关系”。[14]上台之初的威尔逊对美俄关系也并不热衷，没有采取较为积极的外交态度，期间圣彼得堡的美国驻俄大使一职甚至空缺了一年多，直到1914年乔治·马叶（George T. Marye Jr.）被任命为新的驻俄大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认为，“如果协约国赢了，就意味着俄国将主宰欧洲大陆；如果德国赢了，就意味着其恶难以言状的军国主义独裁降临在未来好几代人头上”，这两种结果对美国都无利好可言。[15]但总的来说，美俄关系向好的一方面发展。俄国承担着在东线战场对德作战的任务，腐朽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的工业生产力使它不得不求助于外部支援。战前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德国，此时已不再可能从对手那里获取支援。而西线的英国和法国也已自顾不暇，所以美国是俄国当时能够争取到支援的为数不多的选择。没有被战火所侵蚀的美国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态度，其有意打开俄国市场，对俄国经济进行渗透。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并不出色，数次遭到失败，沙俄政府为了争取赢得战争的胜利，先后动员1500万人入伍，造成劳动力极度短缺，俄国贫瘠的经济根本经不起长达三年的数额巨大的军费开支，濒临崩溃，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广大民众对土地与和平无限渴望。腐朽的沙俄政府拒绝听从民众的呼声，最终使得国内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3月15日，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布成立，由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3月18日，时任美国驻俄大使R·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认为新政权将会受到俄国民众的广泛接受，“同时这一政权已获得俄国陆海军的支持”，[16]建议美国政府承认新的临时政府。20日，弗朗西斯收到回复，“美国承认俄国的新政府”。[17]22日，美国成为首个承认临时政府的国家。5月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各协约国发出照会，宣称俄国将继续履行对德作战义务，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是临时政府的决定并不能得到俄国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继续参战的决定加重了俄国民众的负担，社会矛盾继续激化。克伦斯基当选临时政府新一任总理后，决定对德国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即“克伦斯基攻势”（The Kerensky Offensive），这场进攻俄军先胜后败，最终全线崩溃。彼得格勒50万民众参与反战游行。9月，俄军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发动叛乱，试图建立军事独裁。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此次叛乱被平复，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与日俱增。 

　　临时政府无视广大群众“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需求，执意留在一战，注定了其将被群众所抛弃，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势不可挡。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临时政府被推翻，列宁领导的布什尔维克夺取政权，俄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爆发后，欧美各国为将俄国继续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尽早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印刷了大量不顾事实依据而污蔑列宁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德国间谍及帮凶的出版物，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美国1918年刊发的题为《同谋：德国-布尔什维克》（The German-Bolshevik Conspiracy）的西逊文件（The Sisson Documents）。 

　　埃德加·西逊（Edgar Sisson）最早是《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的一位记者，在1917年冬成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驻圣彼得堡的特别代表之前，曾是杂志《大都会》（The Cosmopolitan Magazine）的一位编辑。在1918年二月初，西逊获得了一批当时正在圣彼得堡传播的文件，其中包括了一战早期德国政府的一些官方通报以及部分1917年夏天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私人信件，尽管某些文本的上下关联十分模糊，但它们都指出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德国政府的金钱资助，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18] 

　　这其中的某些材料，在1917年七月就曾第一次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当时为了败坏布尔什维克的名声，临时政府时任司法部长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Pavel Pereverzev）向圣彼得堡的媒体透露了这些材料的部分内容。在1917年12月至1918年一月的这段时间，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地区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发布这些了材料的全部内容，随后，这些材料的副本便开始在圣彼得堡广泛传播。西逊对这些材料十分感兴趣，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不久之后，美国大使大卫·弗朗西斯对他说，在前不久与圣彼得堡一位名叫尤金·西蒙诺夫（Eugene Semenov）的新闻记者见面时，该记者曾提供给他部分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俄国机密文件。随后西逊与西蒙诺夫建立直接联系，从他手中购买了这些文件。三月初，在布尔什维克政权迁都莫斯科前夕，西蒙诺夫率人乘乱抢得一些官方档案，西逊再次出高价买下。[19] 

　　西逊认为这些文件十分重要，便携带着之前在俄国已经发布的旧材料和刚从西蒙诺夫手中购得的新材料回国，并将这些材料交给了美国政府。旧材料的内容是关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新材料则是关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的。西逊声称这些材料可以证明，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接受了德国总参谋部（The German General Staff）的金钱资助，并通过德国总参谋部在俄国的秘密据点接受任务，成为了德国政府在俄国的代理人，他们推动了十月革命并在之后使俄国与德国达成和解，以此减轻德国的作战压力。[20] 

　　大多数美国媒体依赖于政府的隐性支持，默认了该文件的真实性，并于九月15日开始刊发。针对有部分人质疑该文件的真实性这一问题，公共情报委员会请来了两位专家进行鉴定。一位是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John Franklin Jameson），他是《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杂志的创办者和资深主编，也是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历史研究部门的主任；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俄语教授萨穆埃尔·哈珀（Samuel N. Harper）。两人在研究了一星期之后，在其研究报告中声称“……对于其中的53份文件，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于剩下的文件，他们也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怀疑它们的真实性”。[21]在1918年十月底，美国政府刊发了《西逊文件》的小册子，同时附上了两位专家的鉴定意见。这本小册子对公众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因为很快大家就沉浸在了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22] 

　　乔治·凯南在1956年对该文件的真实性再一次提出质疑。他认为，当年负责鉴定文件真伪的詹姆森根本不懂俄语，因此由他作出的结论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他仔细研究了另一位参与鉴定的专家哈珀。在哈珀的回忆录中，凯南发现他在鉴定文件真伪时受到了政府的极大压力，“我们坚决否认《西逊文件》提出的观点，即列宁与德国总参谋部有过接触，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我们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是从军事角度上客观地帮助了德国。然而我们被告知，这样的观点不会有助于激发群众情绪，号召其将全部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在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宣布这些文件都是真实的”。[23] 

　　经过对文件的研究，凯南发现部分文件的内容与史实不相符，而且很多地方不符合政府文件的格式。此外，他还从技术层面，如信笺抬头、语言、日期、格式和笔记等方面对该文件进行了分析，认为部分文件有假。凯南还发现，西逊接触的记者西蒙诺夫既反对德国，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七月危机中，临时政府为抹黑布尔什维克，发布了一些情报材料，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西蒙诺夫很自然地便去努力搜集这些材料。[24]凯南认为，美国政府发布的小册子大体上是基于真实的文件，但是在提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某些内容进行了加工，部分是伪造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德国外交部在一战时期的秘密档案陆续公开，有足够的的证据表明，布尔什维克确实接受了德国政府的金钱援助。但“也绝对不能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并执行了德国人下达的任务”。[25]虽然如此，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美国学者将德国经费与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将十月革命称为布尔什维克与德国政府做的交易。 

　　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这一时期，美国虽对十月革命的爆发深感震惊，但美国学者的研究并不多。美国国内最早对十月革命进行介绍的多为通讯记者，约翰·里德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出名的一位。约翰·里德出生于1887年，191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17年8月，里德受美国一份左翼杂志《大众》（The Masses）的指派，作为特约记者与同为记者的妻子路易斯·布莱恩特（Louise Bryant）启程前往俄国。当他们抵达俄国时，发现俄国形势一片混乱：临时政府工作低效，经济凋敝，食物匮乏的情况日益严重，民众可以获得的面包和牛奶越来越少，包括持枪抢劫在内的各类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社会上弥漫着要求进行激烈变革的声音。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时，他在这场革命的中心地带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在现场参与并见证了冬宫（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被起义部队占领，也见证了苏维埃新政权的诞生。里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炮在远方不断地轰鸣，代表们不断地争论，新俄罗斯就是这样在大炮声里诞生的……我们跳了下去，发出了欢呼声，原来我们脚下是士官生丢下的成堆的步枪”。[26] 

　　里德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新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在人民外交委员部工作，将政府颁布的一些法令翻译成英语甚至德语。他与新政府的部分核心领导人，如托洛茨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里德在斯莫尔尼宫（Смо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的礼堂中见到了列宁。他认为列宁是“一位异乎寻常的深孚众望的领袖”，是“一个恐怕有史以来也很少如此受人爱戴和敬仰的领袖”。里德希望把十月革命的消息带到美国，以期唤起美国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众的响应。他甚至加入了赤卫队（Красная гвардия），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18年2月，里德离俄返美，由于其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和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同情，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政府一度拒绝将他从苏联带来的材料返还给他。直到当年秋季，在回国数月后他才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这些珍贵的材料。 

　　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在欧洲部分地区迅速传播，也对美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红色恐怖”运动（First Red Scare）。1919年2月6日，西雅图工人举行大罢工，随即席卷了美国多个城市，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并成立工会，并拒绝向苏俄反革命势力装运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援苏维埃政府。同一时期，美国共产党也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公开支持美国工人的罢工行动。美国政府认为这与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国内的扩散和蔓延，美国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美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肆攻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共产主义。由于政府的恶意宣传，加之对真相的不了解，美国公众对十月革命十分恐惧，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也充满敌意。公众的恐惧和敌意被政府中的反苏力量利用，美国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发起“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行动，对国外激进分子主要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对国内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激进分子则大肆搜捕，有共产党员甚至被迫害致死。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不能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工人运动日益低落。“红色恐怖”运动表明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一是因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日益活跃，二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攻击，使国内群众对共产主义充斥着恐惧和偏见，这影响了后面几十年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政策。 

　　回国后的里德与布莱恩特竭力为布尔什维克政权辩护，里德对西方式的民主表达了担忧，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实现“基于个人平等和自由”的真正的民主。[27]但是在苏联与德国媾和，退出一战，而且国内充斥着反对布尔什维克新政权的情况下，他们的呼声并未得到大众的认可。此后，由于担心对十月革命的生动记忆会逐渐淡忘，里德抓紧一切时间将之前从俄国带来的材料整理了出来，为此他废寝忘食，1919年初，《震撼世界的十天》问世，“这简直堪称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神迹，在一间如此狭小的房间里，利用堆积到天花板的各类材料，一本又旧又小的字典，自己的记忆，加上坚定的决心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仅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28] 

　　里德在书中写到，俄国的资产阶级要求的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他们希望俄国能成为立宪民主制或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认定俄国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进行社会革命，一是因为经济不够发达，二是群众也没有锻炼到足以夺取政权的程度。他们认为俄国也一定要经历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阶段，主张俄国首先成为议会制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们赞同资产阶级的意见，坚持政府要吸纳资产阶级。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需要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却不需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当资产阶级变得越发强硬和顽固的时候，“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只能不断妥协和后退，直到最后彻底放弃他们的纲领，站到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里德认为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股具有破坏性的力量，而且是当时俄国唯一一个具有建设性的纲领，并且有力量将其推行于全国的政党。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既不是通过同统治阶级或某些政治人物达成妥协，也不是通过同旧政府机关的协调取得政权的，更不是通过一小撮人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来达成他们的目标的。如果广大的俄国民众没有参与到起义中，那起义必将会以失败告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成就，唯一的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俄国最广泛阶层的根本且平凡的愿望，即人民群众要求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政体，而布尔什维克号召他们来参加破坏和铲除旧制度的工作，以及在这之后同他们一起在已经倒塌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 

　　里德在这本书的前言写到，“在实际斗争中，我是爱憎分明、绝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尽管写得比较匆忙，而且有一些夸张和轻微错误的缺陷，但是这本书传达的时效性和个人参与感是其他关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作品所无法匹敌的。 

　　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仅当年在美国就被再版数次。即使对共产主义和苏联一向敌视的乔治·凯南也认为，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描述远超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当其他作品被人们逐渐遗忘时，这本书将永远被人们所记住。60年代许多学校的阅读书目列表和学生的书架上都能看到这本书。1999年3月1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由纽约大学评选的“新闻业百大作品”（Top 100 Works of Journalism），《震撼世界的十天》排在榜单的第7位，该项目总监，纽约大学教授米切尔·斯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提到，“这份榜单上最受争议的书也许就是约翰·里德这本介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了，正如保守的批评者指出，里德在创作这本书时是带着一定程度的偏见的，专业的历史学家也许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但这可能是本世纪（20世纪）最重要的新闻故事，而里德恰巧当时就在那里，他可以写出来别人无法完成的东西。”[29]这本书也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赏，列宁抱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并亲自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写了序言，列宁在序言中写到，“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作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且异常生动的描写”。列宁的夫人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则为该书的俄文版作序，她认为这本书对未来的年轻人理解十月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此之后，这本书逐渐被苏维埃政权作为伟大十月革命的一种非正式的教科书所采用。 

　　不过，这本书收到的也不都是积极的反响，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这本书因与当时党内的正统思想不相契合而不再那么受追捧，因为里德在书中忽视了斯大林的存在（当时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还不很突出），而对后来党内的“叛徒”托洛茨基着墨颇多，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度不满。20世纪末，相对保守的美国院际研究协会将《震撼世界的十天》列为20世纪“50本最差劲的书”之一。[30] 

　　里德在国内期间多次被政府传唤询问，但他一直坚持通过演讲及发表文章等形式为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发声，在再次离美赴俄前，他曾担任《纽约共产主义者周报》（The New York Communist）的编辑。1919年八月，美国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分裂成美国共产主义工党（The 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和美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两部分，里德成为前者的国际代表，并为该党的刊物《工人之声》（The Voice of Labor）撰写文章。年底，里德通过假护照再次前往莫斯科。虽然面临回国被捕的风险，里德还是在1920年二月决定返回美国帮助国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过他在途中被捕，未能如愿，被释放后再次回到了莫斯科。长期的奔波和牢狱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里德最终于1920年因患伤寒病逝于莫斯科，死后他获得了英雄般的葬礼，并被埋葬在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地（Некро́польу Кремлёвской стены），作为一位布尔什维克的虔诚信徒和美国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里德已成为传奇。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