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1年12月25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前后执政近7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时期，起伏大，矛盾和问题多，其评价分歧也很大。究竟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执政这一历史时期，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客观地、科学地与历史地进行总结。中共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历时10多年的潜心之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充实和推进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这本书2014年被中共中央党校评为优秀成果奖。

　　该书于2013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长达74万余字。全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介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的苏联，论述苏联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前提；第二章分析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上台的及其上任伊始的改革措施与苏共二十七大确定的新方针及其局限性；第三章阐述戈尔巴乔夫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以及党内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第四章探讨苏联的改革重心如何从经济转向政治领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对苏联社会的深刻影响；第五章考察1990年苏联改革战略为什么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向多党制、总统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第六章专门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发展成民族分离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联盟的根本性威胁；第七章研究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变化及其外交方针的调整以及苏联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冷战的结束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等问题；第八章集中研究戈尔巴乔夫如何在民族分离主义的压力下，为了保持联盟而作的努力，分析新联盟条约产生的艰难过程和八一九事变的冲击；第九章研究八一九事变后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复杂局面和苏联走向崩溃的历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束语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

　　纵观全书，我认为，其主要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全面、系统与详实地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全景

　　该书的开篇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前提，告诉人们，戈尔巴乔夫所继承的苏联并非好端端的苏联，而是一个问题成堆、急需改革的苏联。第二至第五章按时间顺序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进程，研究了戈尔巴乔夫从认同苏联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到抛弃这种模式的历程。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提出进行改革，并开始实施“加速战略”，但这一阶段并没有真正开始改革，实际上还是在原有体制下打转。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才开始转入体制改革，首先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在政治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效果并不明显。1988年6月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苏联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向了全面和根本的改革，本意是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结果却是政治体制改革干扰了经济体制的改革。1990年以前，苏联的改革是否定斯大林体制，遵循列宁思想的改革，试图恢复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在破除对斯大林模式迷信的同时，又陷入了对列宁的迷信。1990年以后，在面临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危机，原来的措施都无效的情况下，才开始按照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改革，走向了多党制、总统制和市场经济。

　　在考察苏联改革方针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注意研究苏共党内的状况，各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与实施效果，还注意考察苏联社会的变化，社会思潮和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对改革政策的影响。同时，作者还用研究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调整及其对内政的影响，研究苏联的民族问题及对联盟命运的影响，详细论述在革新联盟问题上各方的博弈与斗争。作者认为，新思维外交对于改善苏联的国际环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苏联缓和了与各大国（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促进冷战走向终结，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国防建设的合理足够原则、新安全观念、国家关系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等等，都值得重视。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充分利用外交成果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二 资料翔实 论证充分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需研究的问题甚多，加之离现在又近，媒体、各种人物言论很多，很多问题被搞得面目全非。很多当事人还在，许多档案并未解密，研究中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一定难度。本书严格遵循史学的研究方法，大量利用文献和档案资料，特别是利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料，对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的决策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在研究民族问题和联盟革新问题上，也大量利用当时的档案资料。对于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作者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对不同的领导人对同一事件的评述进行比较，努力找出事情的真相，如在戈尔巴乔夫如何上台这一问题上，尽管雷日科夫、叶利钦、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说法不同，但他们提供的资料说明，戈尔巴乔夫走上总书记的领导岗位是苏共干部政策和当时的党内状况使然，与西方没有任何关系。作者还充分利用中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坚持论从史出，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苏联解体以来，我国许多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研究新出史料的基础上撰写出大量有关苏联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苏联解体、苏联剧变、苏共失去政权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尚不系统，对许多细节问题研究也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在充实学术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作者在书中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比以往更详尽，如：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苏联的状况、苏共二十七大新方针局限性的分析、对切尔诺贝利利事故、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问题都比以往的研究要深入。

三 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了，研究这一时期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苏联剧变的关系。本书作者认为，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成功、苏联悲剧性结局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传统体制因素的影响，也有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失误，还有社会激进情绪和左右两种倾向的反对派的干扰等等。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他们长期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生活，没有市场经济知识，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难以承担改革苏联体制的重任。第二，沉重的历史包袱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公开性、民主化发展起来后，社会激进主义情绪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不由己，回旋余地已经很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促使苏联长期积累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总爆发，这一洪流冲垮了人们原来的社会主义信念、冲垮了对联盟国家的认同。第三，国际环境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与赫鲁晓夫改革的50年代不同，与勃列日涅夫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碾碎布拉格之春的60年代也不同，在20世纪末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主成为一股潮流，在东欧剧变后，苏共很难再维持高度集权统治了。

　　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所犯的错误，作者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在改革方针的选择上，戈尔巴乔夫犯了许多错误。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应该着眼于提高工人、农民和职员的生活水平，戈尔巴乔夫却把重心放在了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一直如此）。同时进行的反酗酒斗争和与“非劳动收入”作斗争，也是不适当的，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国家财政的困难。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才发现，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把经济改革进行下去，不能使改革拥有不可逆转的保证。这个思路没有错，但是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面铺得过宽，结果，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了，新的体制又未能运行起来，苏联的改革失去了控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纠正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在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在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下，苏联还视市场为资本主义的，迟迟没有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没有把解决民众日用消费品需求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上，继续把大笔金钱投到传统项目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能让人们体会到改革所带来的实际物质利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又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便把不满情绪发泄到了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头上。

　　作者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也详述了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在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国家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却忽视了民族问题。当民族问题出现时，戈尔巴乔夫又缺少应对之策，他对纳卡冲突、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问题处理失当，没有认识到对联盟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重要性，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愈演愈烈。在改革的背景下民族意识增强是很自然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却未能积极应对民族意识的增长，没有及时调整各民族共和国合理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未能及时革新联盟。而当戈尔巴乔夫下决心革新联盟、制定方案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作者认为俄罗斯联邦的独立是对苏联的致命打击。俄共的成立、《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的通过以及总统选举都严重影响了联盟的稳定，俄罗斯带头开启了“主权大检阅”。正是叶利钦要独立，使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付之东流。俄罗斯激进派对加盟共和国的鼓励和支持，也对苏联解体起了促进作用，叶利钦等激进派应该对苏联解体负主要责任。当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政变，打断了联盟更新的进程，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虽然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所占时间短暂，但这一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变化快。研究这一时期很重要，也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苏联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曾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在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苏共搞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把它定为党的奋斗目标，在苏联刚刚付诸实践（甚至可以说还没来得及实践），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人道与民主本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强调这一内容，是因为苏联传统体制的一个要害问题是践踏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使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无法表现其优越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不同，叶利钦抛弃了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至今仍坚持社会主义信仰。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提出的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简单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人和人权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颗螺丝钉，使人的精神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这种情形导致思想僵化，社会缺乏活力，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

　　在评价戈尔巴乔夫这个历史人物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戈尔巴乔夫接手时，尽管苏联问题很多，但它当时是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当他辞职之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已经分裂成了15个独立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失败者，更是苏联解体的罪人，他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到苏联的整个历史中来考察，那么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其改革本身带来的，更多的是苏联体制模式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一宽松的环境下，这些问题来了个总爆发，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回旋余地已经不大了，加上他又不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苏联的解体在所难免。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法治国家的意识，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在决定苏联命运和改革的问题上，决定一切的仍是权力。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俄罗斯联邦法律高于一切，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宣称在本共和国内本国的法律高于一切，这明显违反苏联宪法。八一九事件发动者的行为显然也是违反苏联宪法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总统，“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2/3的多数通过。”代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显然与此项条款不符。在苏联宪法中，就重大事件进行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革新后的苏联。但是，叶利钦等人却置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于不顾，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便宣布了苏联这个由15个成员（当时还有9个）组成的联盟国家停止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也是权力。是不是可以说，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是不遵循法律、没有依法行政的结果，是法律无效性造成的悲剧。

　　苏联的解体、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无论对原苏联地区的民众、对世界格局，还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继续。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令人思索，值得研究。希望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加强对苏联历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常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