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教授等学者共同主编的《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1]，作为《苏联真相》的姊妹篇，一经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部著作分上、中、下三册，160余万字，所论范围涉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广阔领域。中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同志分别为这部著作作序，认为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论著，对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有积极的作用。

一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20世纪的地缘政治灾难。对此，学术理论界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对这些国家解体、剧变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以及如何评价这些国家的道路选择，学术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些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通过阅读全书，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部著作的编者在文章的遴选过程中，力图体现自己鲜明的学术取向。

　　1989年波兰发生剧变，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阵营体系消亡了。剧变后的苏东国家无一例外地宣布放弃斯大林时期逐渐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国家体制开始向多党制、民主化、市场化转型。经过20余年的探索发展，苏东国家已经走出了转型初期的阵痛，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渐探寻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相比剧变、解体之初的一边倒的政治狂热，今天似乎多了些理性的判断和选择。陆南泉教授在这部著作的导论中写道：“叶利钦在俄罗斯所以能执掌政权八个年头，主要原因是，他在俄罗斯推行的转型就其大方向而言，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这八年的转型有进展也有失误甚至严重错误，从而民众对他往往徘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96年7月俄罗斯千余年历史中首次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国家首脑时叶利钦能获胜。从国内来讲，俄罗斯是一个面临着十分艰巨与复杂改革任务的转型国家。八年来的制度性的转型，冲垮了苏联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

　　不应当否认，叶利钦在执政期间通过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俄罗斯初步建立了总统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的西方宪政制度模式。但是，也必须指出，俄罗斯尚未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与民主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俄总统权力过大，在很多方面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不少重大政策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个人做出的，因此，往往带有叶利钦独裁的性质。虽然在转型初期的特定条件下，“总统集权制”有其积极作用，如能较快结束俄罗斯“双重政权”局面，在稳定政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总统集权制”也有明显的负面效应，难以使政府和议会充分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三权分立体制的实施，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这也是导致俄罗斯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执政后期，叶利钦的政治决策受到寡头和利益集团的制约，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矛盾重重，相互争斗，严重地影响了政权的稳定，政治危机频发。寡头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寡头攫到的第一桶金，靠的是依附权势，巧取豪夺。在当时的俄罗斯，寡头已成为权力竞技场上的一支力量，影响着权力资源分配。普通民众的意愿和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甚至临近崩溃的边缘。

　　在俄罗斯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普京作为一名锐意进取的政治家，兴利除弊，大胆改革，在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就对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寡头实行整肃，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拥戴。从1999年12月著名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2000年2月的《致选民的公开信》和2007年7月的《国情咨文》，普京通过他的几篇重要文献，展示了迥然不同于叶利钦的政治理念，给人一股清新之风，给俄罗斯振兴带来了希望。

　　从普京执政八年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权力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二

　　这部论著共分六编，其中有两编专门论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东欧、中亚问题，全景式地展示了这些国家在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应对措施。

　　大家知道，作为从原苏联母体中分离出来的中亚国家，从体制转型过程看，与俄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相对落后，呈现出比较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领袖人物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多处于核心地位，政党作用有限，反对派受到排挤和压制，大众传媒受到执政者的控制。这部论著把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继承性。苏联时期的精英阶层、官僚制度、行政管理体系和社会关系在中亚国家独立后没有被破坏，而是改头换面保留了下来。苏联时期处于权力巅峰的官僚利用旧的权威和新推行的选举方式获得政治权力，成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过往的资源、经验和威信以及他们的执政能力，使得他们能够长期掌控国家政治。

　　2.求稳优于求变。中亚五国独立后都遇到了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危机、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走私）、大国干涉等问题，这使得国家的生存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追求服务于国家稳定、特别是政权稳定的目标，因此，政治体制的发展凸显谨慎和保守的一面。

　　3.在实施威权政治的过程中，中亚国家遇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中亚国家不排斥民主选举的方式和有限的政治改革，但改革不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考虑到俄罗斯在中亚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俄罗斯与中亚在历史与现实方面的紧密联系，短期内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模式对于中亚国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

　　4.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具有了中亚特色。中亚五国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建立过现代意义的独立国家，也缺乏民主的传统。中亚地区传统文化中的威权崇拜、家族、部落、血缘、地域和宗教在中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弹性和容量有限。一旦体制的某个环节或者基础发生问题，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崩塌。另外，长期搞威权政治使国家稳定系于强人一身，缺乏制度保障。

　　6.差异性。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在集权的程度上不尽相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被公认为政治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媒体也相对自由。吉尔吉斯斯坦还被西方称为“民主的自由岛”。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被西方认为是民主记录最差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国内对于总统的个人崇拜甚于乌兹别克斯坦。

　　中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相对比较平稳。三权分立原则和竞争性民主为社会各界民众所接受。活跃于政坛的各种政治力量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差异来吸引民众。但是，由于中东欧地区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处于俄罗斯和西方的夹缝之间，地区形势也时常呈现出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多党制的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情绪统统代替了理性的选择，尽管这些国家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已经确立了多党制，但政党政治还处于培育阶段，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表现还不够成熟。

　　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包括四个要素：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中东欧国家通过经济转型摈弃了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融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缩小了同西欧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

　　在研读陆南泉教授主编的《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时，被誉为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的设计师之一、俄罗斯“主权民主”理念的提出者苏尔科夫辞职，为扑朔迷离的俄罗斯政治走向增添一抹阴云。

　　“主权民主”这个概念最初是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德里一所大学演讲首次使用，但对“主权民主”的系统阐述则是苏尔科夫及其团队。《普京计划》一书是这样解释“主权民主”的：“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说，民主和主权同等重要，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不是成为外部敌对势力的殖民地。俄罗斯没有主权，人民就会陷入无权状态，就不会有民主。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主权就是独立自主，而不是搞特殊化。真正的民主只能是主权民主。”有学者认为，“主权民主”这一政治术语，充实和丰富了普京的治国理念和思想。苏尔科夫的离去，为人们对俄罗斯政坛的状态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这部论著由100余篇论文分类成书，涉及二十几个国家。有些国家相对封闭，信息资料较少，有些国家遇到的问题比较特殊，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在通读全书时可以感受到，书中有些篇章存在着材料运用偶有重复，个别观点相互矛盾，问题论述不够均衡的问题。但是，这些不足在这样一部宏篇巨著面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认为，这部论著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谁不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感到痛心谁就是没有心肝，但谁想回到过去的老路谁就是没有头脑。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新华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