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形成了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标志的“新思维”。但是在宗教领域，他及其所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忽略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理论思考，在对宗教本质问题缺乏认识的前提下，单纯地将宗教政策的调整当作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升国家声誉以及谋求与西方建立共同价值基础的工具，最终导致宗教矛盾激化，宗教问题延烧到社会政治领域、民族关系领域，演变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重要推手之一。

　　【关 键 词】 苏联 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 宗教

　　【作者简介】 白虹，1969 年生，武汉工业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武汉43002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对于长时期延续的“老人政治”以及十多年来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85 年 3 月，年轻而富有改革精神的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成为社会主义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应该说，他的上台“体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革新要求，体现了党心民心对革新前景的向往，体现了对苏联社会进步要求的回应”[1]。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确实下达决心推进苏联社会的全面革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主要标志的“新思维”。然而，作为一场深刻变革的指导思想，“新思维”并没有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宗教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苏联党和政府在改革时期也并没有形成一套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宗教政策，反而任由日益自由化的社会思想氛围冲击既已形成稳定传统的宗教管理工作。整个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适应性，“很难肯定，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清晰地知道宗教政策要往哪里走。因此，他的宗教政策显现出来的基调是自由化的，在调整和回应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如果人们将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宗教活动与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的调整与回应相比较，( 宗教活动日益扩张的要求与戈氏宗教政策的改变之间的) 对应是非常严格的”[2]。宗教政策上的被动来源于对宗教问题认识上的失误。为了克服苏联历史上宗教政策的错误和偏差，在对宗教认识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党和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纠正苏联历史上宗教工作左的错误，他们背离了将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转而简单化地将宗教当成一般文化现象，企图用那种以宗教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作为国家凝聚力的黏合剂，从而背离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同时也违反了“宗教与国家分离”以及“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人为地造成了宗教领域的混乱，加重了宗教工作的复杂性; 他们认识到了人道主义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寻求其“普适性”的过程中，却放任宗教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从而加剧了分离主义倾向，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对于宗教问题认识上的大逆转，既是对此前苏联“左”的宗教政策一个过激性回应，同时也成为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宗教问题复杂化和尖锐化的重要推手。

一 从宗教即意识形态到宗教即文化: 对宗教认识的转变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由于俄罗斯东正教采取了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立场，当时所建立起来的“苏联的政教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3]，因此早期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认识宗教和宗教问题的。此后斯大林以及之后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宗教和无神论教育运动，“长期出版号召对宗教采取‘照脑袋痛击’的《反宗教》杂志”，其根本的出发点就在于他们“把宗教理解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残余’”[4]。尽管从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苏联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大体上走向正常化，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宗教保持高压态势，这一点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初都没有什么变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俄罗斯东正教就开始筹备罗斯受洗 1 千年的纪念活动，而俄罗斯东正教的海外教会也不断地利用这一历史事件宣扬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甚至将东正教标榜为“俄罗斯国家的源泉”，将东正教的地位强调到了“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开化和启蒙”的地步。在这一阶段，苏联国家虽然实事求是地认同教会在文化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对于教会在意识形态上与 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冲突还是具有清醒认识的。

　　然而，随着“新思维”指导下“公开性”和“多元化”趋势的发展，纠正历史错误、还原历史真相的社会需求逐渐演变为一股强大的否定过去、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风气。在宗教领域，随着对过去反宗教运动错误的揭露和反思，苏联党和政府以及整个苏联社会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的同一年就已经有所反映。1986 年 12 月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苏联著名诗人叶夫盖尼·叶甫图申科的文章，论证如果国家和宗教是分离的，那么无神论就不应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他赞扬宗教是道德和文化的无尽源泉，并且呼吁由国家出版机构出版圣经[5]。以此为开端，一股要求将宗教作为健康社会力量的社会舆论逐步强大起来。在 1986 到 1987 年之间，苏联官方通讯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采访记录，明确提出要从正面肯定宗教的积极意义。例如，1987 年 9 月，《文学报》对科学院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进行了采访，批评各级政府对正常教会事务进行干涉的状况。稍后，《文学报》发表了一系列论证基督教“十诫”的文章，确认基督教的“十诫”是文明社会道德基础的本质。

　　宗教的社会学调查本来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苏联进行无神论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这种方式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无神论教育作用，苏共二十七大延续了过去无神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而且“宗教的社会学调查更受到重视，强调完善无神论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对当今苏联社会世俗化给予合乎实际的评价，对居民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类型的信教状况，对国内宗教组织活动方面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具有科学根据的了解，提供群众无神论信念状况的真实图画，反对作唯心主义的估量”[6]。然而，随着“公开性”的发展，苏联宗教的社会学调查也遭遇到了另一个方面的挑战，因为这样的调查必须要公布一些过去反宗教运动以及各宗教组织历史情况的调研资料，因此，很多时候也会挑动人们否定过去、同情宗教的情绪。例如，苏联的无神论月刊《科学与宗教》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个 1961 ～1986 年宗教组织的统计表。“其中许多资料在苏联从前都是不公布的，因此，资料的公布就成为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在宗教领域延伸的标志”[7]。

　　1988 年 1 月 26 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了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哈尔切夫( К．Харчев) 为纪念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颁布 70 周年而撰写的文章。文章一反过去从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异质性入手来论述政教分离原则的传统，转而从肯定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一致性的角度评价教会与国家分离所取得的积极成就。他写道，“我们 70 年的历史证明，党和政府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创立了宗教、教会和信徒关系的正确方针，实现了持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公民和持有宗教世界观的公民之间最紧密的结合。宗教信徒，和不信仰宗教的群众一样，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为保卫这一事业的成就参加了国内战争和伟大的卫国战争，随后又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恢复重建而奋斗”。文章还历数了 30 年代以来宗教工作的错误，“30 年代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现象……以至于大规模地和毫无根据地关闭祈祷场所，粗暴对待神职人员，践踏信教群众的法律权利和宗教感情。今天，当我们回忆起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不能不感到痛苦。在停滞时期，将徒有其表的对宗教的认识与宗教现实的生存环境割裂开来的现象也大行其道”。文章认为，“在民主化的进程里，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问题，要求铲除在赋予所有公民真正自由道路上的 一系列‘阻碍’”。文章还特别对当前“所有宗教组织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和平事业以及保存文化历史遗产的运动之中”[8]感到满意。这篇出自于苏联宗教政策执掌者之手的文章尽管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对 30 年代以来宗教工作的失误进行了总结，但是文章并没有由此出发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宗教的实质及其功能，而是从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性的极端跳到了强调两者之间共同性的另一个极端。这不仅表明，苏联党和政府在宗教认识问题上并没有摆脱列宁所说的“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而且也表明他们接受“公开性”在宗教领域所带来的变化，希望借助于在宗教问题上解放思想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还是这位哈尔切夫主席，在同年 3 月的一篇关于宗教与改革的讲话中，对于东正教与其他宗教关系的问题是这样认为的: “尽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事业受到管控和限制，教会的主动性也并未带来危险( 尽管，面对压制，就算是狗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但是对此的不安却引起了其他宗教的增长”他是这样解释苏联政府过去的宗教政策的: “过去我们压制俄罗斯东正教会，而不禁止教派论信徒，那是因为我们害怕这些教派论者走入地下，从而使我们彻底 丧失对于他们的控制。但是要知道，天主教徒、抗罗宗教徒、浸礼派教徒、福音派教徒、耶稣再临派教徒等等，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力所不及的范围里都拥有自己的管理中心和机构，所以，它们疾风暴雨式的发展带来了无法预计的后果”[9]。言下之意就是，苏联历史上宗教政策的错误不在于错误地对待了所有宗教，而在于压制了俄罗斯东正教而放任了其他宗教和教派。这样一种认识不仅一如同从前一样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而且也由此给强调宗教在历史文化中作用的努力赋予了超越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这就给政教关系的调整以及宗教在可控范围内的有序发展制造了障碍。

二 罗斯受洗1 千年纪念活动: 以宗教突显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国际地位

　　1988 年是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也就是所谓“罗斯受洗”1 千年。这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前所述，教会方面从8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为迎接这一时刻作准备。一开始，苏联政府对于这个活动并不支持，认为“对于国家来说俄罗斯受洗 1 千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政府也“不禁止庆祝，那只是狭窄教会的事情”[10]。但是戈尔巴乔夫掌权后，觉得可以通过基督教传俄 1 千年纪念这个事情，改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们心目中不重视历史传统的 印象，提升苏联的国际地位，同时可以寻求与西方国家更多的共同点，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参与并主导基督教传俄 1 千年的纪念活动，将其由“教会的事情”变成“国家的事情”。

　　为了使纪念活动能够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下进行，苏联政府向俄罗斯东正教会释放出了很多“利好”。首先，政府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莫斯科为基督教传俄 1 千年修建新的教堂，并于庆典活动开始前，伴随着由皮缅大牧首主持的弥撒圣祭，举行了隆重的新教堂奠基仪式。尽管皮缅大牧首在奠基时将新教堂的建设目的首先归结为纪念那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捍卫祖国神圣疆 土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同胞们”，但是以兴建教堂的方式来纪念为国捐躯的先烈，本身就说明了苏联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于宗教问题认识的变化。正如外界所评论的，“在苏维埃联邦兴建教堂建筑本来就是十分罕有的事情，而在这样的时刻，在莫斯科地区修建新的大教堂，的的确确是震撼人心的消息。”随后，苏联政府又将一些对于教会而言十分重要的宗教建筑物发还给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中包括位于卡卢加的韦津斯卡亚荒地隐修院( Козельская Введенская Оптина пустынь)和位 于 雅 罗 斯 拉 夫 尔 的 多 尔 戈 斯 克 修 道 院( Толг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教会方面完全是在意料之外重新获得了这些修道院，以至于教会领袖惊喜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众传媒将消息尽快通报给当地居民”。此外，苏联政府还逐步将著名的基辅—比切尔洞窟修道院( 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аялаврь) 还给教会，这座修道院之所以著名，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悠久，而且还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的东正教圣人的“干尸”( 圣髑) 。因此，发还修道院的建筑，也就不可能不发还“被保存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国家博物馆内的干尸”，这被认为是“此后向教会陆续发还其他圣人，包括西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干尸的第一步”[11]，而这个西拉菲姆·萨罗夫斯基正是在 1920 年苏俄司法人民委员所签署的“关于消灭干尸问题的指示”中被点名提到的“在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执政时期，一个接着一个地编造了许多有名的干尸”[12]中的一个。如果我们还记得 20 年代在苏联大地曾经轰轰烈烈开展的消灭干尸运动，我们就不难领会将这些干尸发还给教会所引起的震惊。不对执行宗教政策的历史事实进行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甚至不进行充分的准备，仅仅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教关系氛围就贸然采取与史上做法截然相反的措施，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盲目性和被动性的具体体现。

　　除了允许教会建造新的大教堂，发还教会建筑和圣物之外，苏联政府营造良好政教关系、凸显苏联宗教自由氛围的又一措施就是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马，为庆典活动造势。1988 年4 月29 日，距离基督教传俄1 千周年庆典活动还有几周时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皮缅和正教院的其他几位大主教，这是自40 年代斯大林接见东正教领袖以来，苏联领导人又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与东正教领袖们的聚首。 通过现场的电视转播，“党的首脑和教会的大牧首微笑着相互握手”的画面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把千年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推向了高潮。

　　根据《消息报》的报道，在会见中，戈尔巴乔夫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基督教传入俄国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因为这是祖国历史、文化以及俄罗斯国家数个世纪发展道路上的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尽管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指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所制定的教会与国家以及与学校分离的法令标志着俄国教会与国家日趋复杂的关系发生了重 大转变，这部诞生了 70 年的列宁主义的法令，使得教会有可能在不受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业”[13]，表明了要继续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基本立场，但是他讲话的主要基调“表明苏联政府进一步主动同教会改善关系，并大大放宽宗教政策”[14]的政策走向。此外，他还向教会领导人承诺要修改有关的教会法规，实施更加自由的宗教管理政策。

　　苏联政府不仅在国内为 1 千周年庆典开绿灯，造声势，而且把这种努力扩展到国际社会。根据苏联政府的提议，1987 年 10 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基督教传入俄 罗斯 1 千周年》的决议，表示要以研讨会和展览会的方式开展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决议还提请 159 个联合国会员国在 1988 ～ 1989 年期间组织相应的纪念活动。这也充分说明，以戈尔巴乔夫为领导的苏联政府对于 1 千周年庆典活动的支持，其政策立足点并不在于宗教或教会本身，而是在于拉近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关系，“谋求西方国家的信任”[15]。

　　有了总书记态度明朗的接见以及政府的全力支持，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基督教传入俄罗斯 1千周年的庆祝活动终于在 1988 年 6 月 5 日正式开始。整个庆典活动通过电视转播和苏联媒体的详细报道，极大地提高了教会的声望。而在西方学者们看来，这意味着“教会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的恢复( 因此，并不是如列宁所说的是‘个体的私事’) ，同时也代表着对于 1 个民族( 俄罗斯) 文化以及教会对该文化贡献的纪念”[16]。

　　人们通常都将基督教传俄 1 千年纪念活动作为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转向的标志。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 这样一个即时性的、纯然宗教性的偶然事件何以能够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转向的标志呢? 我们就会发现，宗教政策的变化实质上是苏联内政外交一系列重大改变的结果。这就使得作为公共政策的宗教政策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对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作为宗教政策制定者的苏联党和政府，其宗教政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宗教问题本身，而在于借此宣示其“公开性”的改革决心和与西方缓和的外交政策，因此，他们更看重的是宗教政策改变带来的“副产品”，这是他们高度关注 1 千年纪念活动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宗教政策之政策对象的宗教组织则更加注重政策本身所带来的有利条件，他们最大化地利用了这些条件，努力扩张自己的力量，对苏联社会以及苏联此后的“改革”进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对于问题的这后一个方面，当时 的苏联党和政府显然是估计不足的。

三 造访梵蒂冈: 寻求“人道主义”的共识

　　梵蒂冈可以算得上是苏联的“宿敌”。早在国际工人运动兴起之初，罗马教廷就表明了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立场，对于苏联 30 年代的反宗教运动和“大清洗”运动，梵蒂冈也是最坚定的声讨者。除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双方尖锐对立之外，苏联境内的天主教会地位问题也是双方产生争执的焦点。作为苏联第三大宗教的天主教，在全苏联境内大约有 1 千万信众，分别从属于罗马礼仪和希腊礼仪的信仰团体。从分布地区上看，主要分布于乌克兰( 希腊礼仪) 和立陶宛( 罗马礼仪) ; 此外，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也还有大的天主教中心，根据统计，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有 11 个加盟共和国里都有活跃的天主教堂。在这其中，主要集中于西乌克兰地区的希腊礼仪天主教会，也就是俗称的东仪天主教会的情况又比较特殊。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该教会团体所活跃的区域被法西斯德国占领，这一教会团体的某些上层人士投靠了法西斯德国，成为苏联的敌人，因此战后希腊礼仪的天主教会被苏联政府完全禁止并被强制转入到俄罗斯东正教会之中。但是这却并没有真正消灭西乌克兰地区的希腊礼 仪天主教会，而是促使它转入地下，成为苏联最大的地下宗教团体。因此，对于苏联而言，处理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外交层面，而且还关涉宗教政策、民族关系、国家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起初对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是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梵蒂冈元首和全世界天主教领袖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一再表示愿意参加基督教传俄1 千年的纪念活动而俄方却最终没有邀请他的主要原因。苏联政府只同意俄罗斯东正教会邀请教廷的代表赴俄参加庆祝活动。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邀请，教廷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派出了以教廷国务秘书卡萨罗利枢机主教为首的高级代表团到苏联参加有关庆祝活动。在俄期间，戈尔巴乔夫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卡萨罗利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了教皇一封通篇口气友好的信件，还有一份涉及苏联天主教会状况的备忘录”。在枢机主教表示了对于苏联改革事业的热切关注之后，戈尔巴乔夫向他表示，“新思维在国际事务中与梵蒂冈的新态度相互呼应，而且无论说法和看法都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请枢机主教转告教皇: 说到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我们是赞成这个原则的，但是反对将宗教渠道用来 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位枢机主教“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号称‘真正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做法是从原则上加以区别的”。这一点对于戈尔巴乔夫尤为重要，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戈尔巴乔夫以双方共同的人道主义立场为基础，总结了这次会见: “最主要的是，应当让我们都去关心的是人，相应的还有国际关系的人道化。我们对世界政治的新思维的出发点正在于此。我们是无神论者，而您是一位信教的人。我将人类社会的人道化作为自己的任务，希望能做到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不受核战争和其他战争、生态灾难、道德沦丧的威胁，也就是说 事关全人类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在不回避我们之间的差异的同时，我们可以在那些相互吻合或彼此接近的问题上开展合作”[17]。尽管戈尔巴乔夫在这里重申了不以宗教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尽管他承认双方存在着差异，但是他讲话的基调不仅强调了合作，而且还强调了双方在人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性。无怪乎西方媒体评价这次会见时指出，“邀请罗马天主教主教代表团赴俄共襄盛举，表示不但在世俗事务上与西方和解，而且在信仰生活上也愿意与西方破镜重圆”[18]。尽管苏联政府的真实想法并非如此，或者他们并 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事情的发展却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的。

　　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和“公开性”的逐渐深入，加之改革期间苏联经济的停滞不前，这就使得苏联对于西方世界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从而迫使戈尔巴乔夫在寻求与西方的共同价值方面越走越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来到梵蒂冈寻求他眼中“当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19]的支持。

　　1989 年 12 月初，戈尔巴乔夫造访梵蒂冈，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进行了单独会谈。双方就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的原则达成一致。12 月 2 日的《真理报》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在梵蒂冈讲话的主要内容。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首先感谢教宗“对于苏联、苏联政治以及苏联对世界的看法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他告诉教宗，在苏联，“的确发生了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许多国家和民族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促进这一事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他还对双方在所涉及内容方面的一致看法表示满意: “我们的交谈十分广泛。我认为，我的很多思考和忧虑都得到了认同和理解，比如我对于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对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以及各宗教之间问题的认识”; 新闻还披露双方“谈到了罗马教宗即将对苏联进行的访问”[20]。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更加具体地回忆了自己在会谈中关于道德问题的发言: “我们希望以民主的手段实现预定的目标。但是我对近年发生的事件的思考说明，单有民主还不够。还需要道德。民主所能带来的不仅有善，而且有恶。应有尽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确立道德观念和诸如善良、慈悲、互助之类的全人类永恒的真理。我们的出发点是必须尊重新教公民的内心世界。这既关系到东正教徒，也关系到其他各种信仰的人士，其中包括天主教徒”[21]。可以想象，这样的讲话当然是会受到教宗和所有西方人士的认同和理解的。既然在关涉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全人类永恒真理”的问题上，苏联与梵蒂冈能够找到共同语言，那再强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宗教的区别，进而再提“西方利用宗教搞垮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就非常地不合时宜了。然而，光有漂亮的辞藻，是没有人会认同戈尔巴乔夫所谓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与之相配合的必须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政策调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在对于 1988 年戈尔巴乔夫接见卡萨罗利枢机主教的报道之中，还是在对于 1989年戈尔巴乔夫拜会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报道之 中，苏联官方媒体都绝少提及两次谈话中双方关于苏联天主教问题的讨论。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回忆录中，他也只以卡萨罗利枢机主教“转交了一份涉及苏联天主教会状况的备忘录”以及“罗马教皇还着重探讨了与我国天主教徒状况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样两句话一笔带过。然而事实上，从 1988 年年中到 1989 年年底，苏联在对待希腊礼仪天主教问题上已经做出了重要让步。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哈尔切夫在 1989 年 7月于伦敦召开的宗教自由国际会议上表示，“我们都知道，( 柏林) 墙应该消失”，“东仪天主教必 须被允许注册，但是立刻推到柏林墙将产生无法预测的结果”，言下之意，赋予乌克兰希腊礼仪天主教会合法地位只是时间问题了。最终，1989 年12 月 1 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与教宗见面的前一天，“乌克兰官员宣布他们将专门注册承认乌克兰希腊 － 礼仪天主教会———从而结束了乌克兰希腊礼仪天主教会 40 年的非法问题”。

　　在乌克兰希腊礼仪天主教问题上苏联方面积极配合西方的意愿，使得人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宗教领域外的诉求: 那就是要极力寻求与西方的共同价值，以求得西方世界对于自己“新思维”的支持。无怪乎有西方学者一阵见血地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希望他的政权达到一种‘部分的’合法化，并且在宗教领域，他希望通过使得所有教会非政治化、使得所有信仰者合法化来实现政教关系的正常化，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使希腊礼仪天主教会合法化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比对于教宗自己而言更重要”。也许通过宗教政策的调整，戈尔巴乔夫确实在外交和思想领域收到了他所想要的结果，然而，这种仅仅将宗教政策作为手段和筹码，完全无视宗教本质以及社会宗教生活本质规定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比严重的，“乌克兰希腊礼仪天主教会的合法化不可避免地刺激了重新开启其他被取缔民族宗教命运的问题”[22]。由宗教独立运动发端，迅速蔓延开来的民族分离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联盟的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对宗教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甚至没有立足于宗教问题本身来制定改革时期的宗教政策、调整政教关系，只是一味地将宗教政策作为筹码，希冀通过宗教领域的缓和赢得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国际形象，从而谋求与西方世界的一致性。然而，“宗教无小事”，宗教问题是有它特殊的本质规定性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是否长期存在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一个唯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工作才面临或遭遇到的问题”[23]。因此，如果我们不对宗教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不认真研究宗教国情，并以此为基础适时提出或修正我们的宗教政策，宗教问题就有可能演变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最终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苏联的解体，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境外宗教渗透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研究”( 项目批准号:09JZD0004) 的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谭索: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 页。

　　[2]Sabrina Petra Ramet，Religious policy in the era of Gor-bachev，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Edited by Sabrina PetraRament，pp． 31 ～ 5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龚学增: 《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8 页。

　　[4]段德智: 《宗教学》，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0 页。

　　[5]Sabrina Petra Ramet，Religious policy in the era of Gor-

　　bachev，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pp． 31 ～ 53．[6]龚学增: 《社会主义与宗教》，第 133 页。

　　[7]Sabrina Petra Ramet，Religious policy in the era of Gor-bachev，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pp． 31 ～ 53．

　　[8]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 1917 ～ 1991 ) ，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РОПИЛЕИ”，1995，С． 215 ～ 216．

　　[9]Там же．

　　[10]郑天星: 《宗教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苏联 1985 ～ 1991年的演变》，刘洪潮等主编，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9 页。

　　[11]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 1917 ～ 1991) ，книга 2，С． 219 ～ 220．

　　[1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 《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7 页。

　　[13]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 1917 ～ 1991) ，книга 2，С． 225 ～ 226．

　　[14]龚学增: 《社会主义与宗教》，第 118 页。

　　[15]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 1917 ～ 1991) ，книга 2，С． 219．

　　[16]Sabrina Petra Ramet，Religious policy in the era of Gor-bachev，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pp． 31 ～ 53．

　　[17]〔俄〕米·谢·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982 ～983 页。

　　[18]龚学增: 《社会主义与宗教》，第 119 页。

　　[19]〔俄〕米·谢·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 985 页。

　　[20]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 1917 ～ 1991) ，книга 2，С． 256 ～ 257．

　　[21]〔俄〕米·谢·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 985 页。

　　[22]Sabrina Petra Ramet，Religious policy in the era of Gor-bachev，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pp． 31 ～ 53．

　　[23]段德智: 《宗教学》，第 4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