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马列理论部，湖北武昌 430079)

　　[摘要]“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是苏共二十大制定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称。笔者认为，“三和”路线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的现实主义和预见性的反应，是符合当时已经凸现出来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的。当时苏联政府执行了“三和”路线，使其外交变得主动、灵活，这对遏制帝国主义在反共旗号下掀起的扩军备战浪潮，对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及解决遗留问题都有积极作用。中共对“三和”路线曾经有一个认同、放弃和与苏共产生严重分歧的过程。1957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种分歧不断加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

　　[关键词]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图分类号] D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574(2O00)01-0031-06

Sanhe Luxian and CPC-CPR Conflict

Guo Meil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Wuchang 420079)

　　[Abstract] Sanhe Luxian consisted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eaceful competition,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The term originated at the Twentieth Plenary Sess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CPR). This policy sa well as the inference of avoidable war reflected Khrushchev's realism and farsightedness. Sanhe Luxian turned out to be a flexible diplometic tool during an era of arms expansion and war mobilization brought on by imperialism and the anti - communist banner. Sanhe Luxia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laxing a tens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 resolving problems left over by history. There existed a process of acceptance, renouncement and diverge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CPR.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fter 1957,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mutual divergence, which exerted an advers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Key words] peaceful coexistence, peaceful competition, peaceful transition.

　　“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是苏共二十大制定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称。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是与“三和”路线密切联系的，所以必须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三和”路线和战争的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的现实主义和预见性的反应，是符合当时已经开始凸现出来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的。正是由于“三和”路线的实行，使苏联外交上开始显得主动、灵活，对遏制帝国主义在反共旗号下掀起的扩军备战浪潮，对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苏共提出的“三和”路线，经历了一个从认同到放弃再到反对的转变过程。

一、中共对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观点的认同

　　五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为核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发动核战争不会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相反会给其带来毁灭，这当然就会对战争的爆发产生抑制作用。第二、帝国主义已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和平堡垒——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已经使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大大增强。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力量的发展及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又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掌握了核武器，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核垄断和核恫吓，使得双方都需要冷静地对待相互间的摩擦和歧见。

　　在提出战争可以避免观点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当然，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对立体系的调和，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敌对性的消除和社会主义国家阶级立场的放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不懈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揭露它敌视人民的性质和它的反动性。”[1]和平共处指的是在国家关系方面，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去干涉对方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信仰，也不强 制对方接受自己的制度与信仰，因为这是每个国家人民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是，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能推广到意识形态领域，不能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在国家关系方面，为了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可以作出有限的让步和妥协，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平共处局面的出现，更不能让步。

　　赫鲁晓夫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理论是符合战后国际形势变化要求的，而且对形势的分析和问题提法都比较客观，这使得苏联在外交上既富有灵活性、主动性，又不失斗争性。 在1957年夏之前，中共对上述观点采取了认同态度。如1956年2月巧日，朱德在苏共二十大上以代表团团长身份讲话时，赞扬了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认为这“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2]2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对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也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坚定信念，将会鼓舞千千万万的和平保卫者为争取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而进行坚定不渝的斗争。”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对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也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并对苏共二十大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 件，……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局势的缓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3]

　　此后，一直到1957年夏，即使在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再度紧张的情况下，中苏两党也表现了对和平共处认识的一致性。中苏在1957年1月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两国政府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4]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一样清楚，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就意味着这些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存在着和平竞赛。

　　中共对苏共的上述观点表示认同，是因为这些观点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对缓和的 国际环境的需要相吻合。第一、中国当时确定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中共八大对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判断，即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如果能够得到几十年的和平就好了。”[5]这反映了当时我们在外交上就是要求和平共处。第二、中国于1954年在与印度就西藏问题谈判时，双方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苏共的和平共处在具体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中国首先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倡导的，但同样适用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如周恩来所讲的，中国同其他国家扩大接触，是从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而不排除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出发的。我们反对把我们同某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筑在排斥另一个国家的基础上。就是对于美国，我们也一样有同它友好的愿望。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不应成为阻止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障碍。第四、1955年是国际关系缓和的一年，由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和平共处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主题，中美关系在这一大背景下也开始缓和。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公开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以便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8月1日中美双边会谈在日内瓦举行，迈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并很快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1956年9月，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中提出：“为了和平 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6]

二、中共对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观点的放弃

　　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既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国际因素的制约。1957年夏，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中共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从国内讲，1957年夏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左”转、中共的指导方针开始向“左”偏移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被重新提到了重要地位，代替了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在国内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影响下，中共又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中的一些现象，这就限制了中国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从国际环境来讲，也有了新变化。第一、1957年夏，中美关系出现逆转。5月7日，美国宣布将在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美国空军部队，第二天，美国导弹部队已开到台湾。美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28日，杜勒斯进而宣布对中国实行强硬路线：不承认中国，不同中国搞贸易，继续反对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9月，美国又无理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的协议草案。美国这一系列敌对性的政策，很快改变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势，使中国改变了对美国的和平外交，进而影响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之后，中共越来越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把国际形势的一时紧张上升到理论和规律性的高度。第二、苏美关系出现了缓和。1957年夏，正当中美关系再度紧张时，苏联却度过了非斯大林化所带来的危机，并把与美国的和平共处看得越来越重要，产生了苏美主宰世界局势的想法。5月10日，赫鲁晓夫在同《纽约时报》总编辑卡特勒奇谈话时说：“如果把国际紧张局势这种事说得明确一点，那么，显然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苏美两国之间的 关系问题。”[7]苏联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求得国际形势的缓和，避免战争。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苏美关系的任何缓和迹象都令中国十分敏感，况且，当时在国际共运内部已经出现了在中共看来是“修正主义”的倾向，这也促使中共密切关注苏联的动向。第三、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虽然中共对苏美关系的缓和十分敏感，但苏联这一成就依旧强化了中共的阶级斗争观点。因为中国虽然没有核武器，但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中国可以 受到苏联核武器的保护，这使中共认为，当中国同国际范围的阶级敌人发生冲突时，不用担心没有核武器而处于劣势。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讲话中表现出了对核战争的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怕战争甚至核战争，如果爆发核战争，“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8]

　　出于上述新情况，中国开始改变了对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观点的认同，日益朝“左”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左”转和对核战争的轻视，与苏联尽可能避免任何战争、谋求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愿望相左。双方在此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

三、中苏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

　　和平过渡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构成了完整的“三和”路线，它与后者存在着逻辑上的延续性。第一、赫鲁晓夫认为，在核时代，要想避免战争的毁灭性，就必须尽量避免引起战争的任何可能性。革命的手段显然容易引起战争，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赫鲁晓夫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会冒核战争的危险，从而也就使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成为可能。他确信在实现和平共处中，社会主义制度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内出现了新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战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这些国家开始走上了经济恢复的轨道。同时，在5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生新科技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从而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缓和了阶级关系。资本家巨额利润的增加，使得他们认为“早年那种小气的额外勒索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事业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开始采取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的手段来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缓和阶级矛盾，保持国内的社会稳定。二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发展，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提供了物质前提，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开始大量进人工人家庭。三是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应用，使资本家利润的增加主要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取得，所以工人的劳动时间开始缩短。四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篮领工人的人数开始下降，白领工人的人数开始上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述变化，不能不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变革和变革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基本的肯定。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和平过渡论上，赫鲁晓夫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就是在强调和平过渡的同时没有对暴力革命方式给以应有的重视，这是中苏在和平过渡上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中苏在和平过渡上产生分歧的更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当时对世界的变化了解不够和囿于原有经验。

　　首先，新中国从成立的时候起，几乎一直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遏制，使得中国对时代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缺乏了解，看不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仍然囿于原有的暴力革命的经验。其次，中共历史上没有西方那样的议会民主传统，对此体验不深。中共的成长壮大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过程中进行的，正是暴力革命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所以这容易使中共把暴力革命的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其三，中共从一开始就对和平过渡有不同的看法，只是出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稳定的需要，所以对此采取了不与苏联公开争论而是通过内部讨论解决的方法。在苏共20大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发言及中国发表的对苏共20大的评价，都避而不谈和平过渡。正如毛泽东后来与尤金谈话时所说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讲，我们很警惕，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9]这种方法无疑是正确的。

　　1957年夏以后，随着中共指导方针的“左”倾，对和平过渡问题更趋于否定。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就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时，这些西方国家的领袖异口同声地讲，他们力争和平过渡，但现在不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这进一步使毛泽东坚信了中共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所持观点的正确 性。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中苏两党首次公开了在和平过渡论上的分歧，并就此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苏共在为会议起草的《莫斯科宣言》中单纯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而对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则只字不提，这显然是偏颇的。为此，中共提出《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具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不要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地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为这会松懈无产阶级的意志，而不会麻痹资产阶级；向社会 主义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的摧毁和新国家机器的建立。虽然中共在《提纲》中的提法较全面，但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认为现在没有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前提下，中共只把和平过渡作为一种策略，而不认为能真正实现这种过渡。所以中共事实上并未接受和平过渡观点。

　　莫斯科会议最后通过的《莫斯科宣言》综合了中苏双方的观点，将中苏彼此对立的看法并列在宣言之中，表面上看来似乎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实际上双方仍然各执一 端。《莫斯科宣言》只是双方暂时相互妥协的产物。

　　从中苏双方对“三和”路线的分歧来看，应该承认苏共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虽然在提法上存在某些片面性，而中共的观点则带有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色彩。随着中共的进一步“左”转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的这一色彩更浓厚。到中苏大论战爆发以后，中共竟错误地把苏共正确的观点或基本正确的观点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1957年以后，中苏双方的分歧不断加深，由党际冲突发展成为国家冲突，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作者简介】郭美兰(1942年一)，山东临沂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新华月报》，1956年第6期，第10—11页，(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的总结报告》。

　　[2]《新华月报》，1956年第6期，(苏共20大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朱德的讲话》。

　　[3]《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6—257页。

　　[4]《新华月报》，1957年第4期，《中苏联合声明)。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7]《赫鲁晓夫论当前国际形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8—3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中央文故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

　　[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贵任编辑：王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