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6周年。

    苏联解体对从法理上承继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来说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这是我们对其作出评价的逻辑起点：它决定后人应当吸取其正面经验还是负面教训。

    有人认为俄罗斯等国将从剧变中受益，步入西方文明世界的殿堂。事实却未必如此。从经济上看，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10年期间俄罗斯工农业产值和整个国民经济下降一半，超过卫国战争时期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当时有人为此辩护，说这只是短期的“阵痛”，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但直到２００７年俄罗斯才勉强恢复到１９８９年水平。而在此期间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一进一退更拉大了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今天70%以上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悲剧。俄罗斯总理普京曾表示：“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据俄多次民意调查，大多数民众也持此看法。

    部分学者尽管也承认斯大林模式取得的成绩，但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制度问题”，认为苏联体制弊端主要在于：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等，最后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斯大林模式”。

    这一观点强调苏联解体是“制度”和“体制”原因，但却忽略戈尔巴乔夫时期“制度”和“体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奉行另一种制度。“制度论”者们不能回答是“哪一个制度”导致苏联解体，也不能解释这个悖论：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按照他们的观点批判和改造“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吗？为什么反而导致这样的后果？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其实如同任何社会体制一样，自身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苏联当时仍然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非一定“无可救药”。这一点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认可。２００６年，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当初不搞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

    我们或许应更尊重俄罗斯人的看法。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４４％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只占１７．２％，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只占１１．２％。

    当然，强调戈尔巴乔夫等人负有主要责任，并不意味可以忽略或弱化旧苏联计划体制对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影响，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认识前提。“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削弱，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吴恩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