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秘密报告”的若干问题进行考证。赫鲁晓夫并不是“揭开内幕”的唯一倡导者，米高扬等人也曾积极参与；作“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苏共20大召开之前就作出的决定并得到了苏共中央全会的同意；“秘密报告”并非出自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而是事先经过了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修改；作“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而是苏共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的组织行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具体时间是在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秘密报告”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当今俄罗斯公众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秘密报告”仍基本肯定。

　　关键词：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问题；考证

　　中图分类号：D1； 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 (2011) 01-0022-18

　　作者简介：徐元宫，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北京100032)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近五个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所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于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此次秘密会议，而且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苏联官方一直没有正式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因而在此后数十年时间里，“秘密报告”问题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引发了世人的各种猜测和解读。相关档案文件在苏联解体之后逐步解密，为世人了解相关问题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能。本文试以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就俄罗斯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一事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证，以期廓清多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此一事件的一些误读，尽可能搞清楚这一重大事件的面目。

问题一：赫鲁晓夫是“揭开内幕”的唯一倡导者吗?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往往会以《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说法为根据，而陆续解密的档案文件表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关于“秘密报告”产生经过的说法存在着不少不实之处。比如，赫鲁晓夫关于引发、促使“秘密报告”产生的动因的说法就不完全符合事实。他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去世后，一系列冤假错案被揭露出来，“我和任何一个人一样，也渐渐开始怀疑：‘怎么会是这样?那些被捕或被关进监狱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回来的，几乎没有一个宣告无罪的。生活中不应该是这样嘛’……在贝利亚被捕和就他的案件进行侦查之后，揭露出了那些对我们隐瞒的秘密动机，这些动机原先引发了极其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并使许多好人死于非命。……我感到有必要揭开内幕，弄清侦查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都是怎样逮捕的，一共逮捕了多少人，有哪些逮捕所需的原始材料，后来就这些逮捕进行的审讯又说明了什么?我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详加分析。这些问题特别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已经在开始考虑举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一建议做何反应呢?赫鲁晓夫接着写道：“当然，无论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还是卡冈诺维奇，都没有投入揭露秘密动机的战斗。米高扬的立场，我现在已记不准了。看来，米高扬没有采取积极的方针，不过他也未对揭露不公正现象的进程起过阻拦作用。总之，大家逐渐都同意必须进行调查。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为波斯佩洛夫”[1]。

　　赫鲁晓夫上述回忆表明：在揭开内幕这件事上，似乎其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都不积极主动，而唯有他坚持要“揭开内幕”。俄罗斯解密档案则表明，赫鲁晓夫的回忆歪曲了一些事实。原先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后来被转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保存的米高扬的回忆材料[2]指出：斯大林死后，一系列冤假错案被公布出来，他也开始陆续接到受害者家属提出的关于重新审查受害者案件的请求。“我将这些请求转给了鲁坚科(苏联总检察长)。非常多的情况是：在检查之后，他们被彻底地平反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我送去的案件被拒绝平反的情形”[3]；“我在思考：我们负有怎样的责任，为了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应当做什么。我找到赫鲁晓夫并且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向他叙述。情况就是这样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第一个没有斯大林参加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对大搞镇压活动的斯大林时期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除了贝利亚及其内务部一小撮工作人员之外，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的政治镇压活动，但是要知道应当在某一个时候假如不是向全党报告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向斯大林去世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曾经发生过什么。假如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去做这件事，而由别的什么人在某一个别的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那么等不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所有的人将会有法律根据认为我们完全是所犯罪行的罪人。当然，我们负有某种责任。但是，我们可以解释我们是处于怎样一种氛围里，我们是在怎样一种环境下工作的。假如我们主动地做了这件事，诚实地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讲述了真相，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人们的原谅，人们将会原谅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所负有的那种责任。起码，人们将会说：我们做事诚实，主动地讲述了一切并且不是这些黑色案件的发起人，我们将能够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尊严。而假如我们不去做这件事，那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名誉和尊严。赫鲁晓夫认真听了我的话。我说：我建议主席团成立一个权威委员会，由这个权威委员会去调查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切文件及其他材料。认认真真地搞清楚关于镇压活动的所有案件并且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同意。”[4]

　　米高扬的上述回忆表明他也是“揭开内幕”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后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月16日，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的第三天晚上，米高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作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性发言，他认为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苏共没有集体领导[5]。他还率先直接点了斯大林的名字，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战后就会分解的观点以及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生产将会下降的观点，“未必会对我们有帮助并且未必正确”[6]。米高扬对斯大林这本书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提出了公开质疑，他呼吁史学家从新的角度按照新的方式对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阐述过的很多事实和事件重新作出解释[7]。米高扬的发言不仅让与会代表们感到惊讶，而且让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兄弟国家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们感到诧异。当时中共代表团在从莫斯科发回北京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就指出“米高扬公开批评斯大林，并对斯大林领导时期作了一些估价”[8]。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是“揭开内幕”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而非像赫鲁晓夫回忆录云当时米高扬“没有采取积极的方针”。俄罗斯学者В·瑙莫夫指出：“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竭力想把自己描绘成是唯一的一个争取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提交到二十大会议议程上去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遗憾的是，这种说法不是实情[9]。

问题二：做“秘密报告”的决定是何时作出的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在苏共二十大快要结束的一次会间休息时，他向其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提出必须向大会代表们“揭开内幕”，经过数次激烈辩论和他的耐心劝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意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代表大会做专门的有关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10]。然而，解密档案证明赫鲁晓夫此说有违事实。原苏共中央档案馆、如今的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已将苏共二十大会议材料解密，档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记录摘要：“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11]研究过这些档案的俄罗斯历史学家Ю·阿克休京和А·佩日科夫发现，卷宗里有赫鲁晓夫签名的在同一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原件，这份用打字机打印的文件总共4页，前两页列出了与会人员名单。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并作了简短讲话：“我们需要就报告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日程安排已由全会确定了，报告人也已经确定——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与代表大会相关的其他问题，我们将在各代表团会议上解决。我们需要就报告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同意了这份报告。全会的委员们是怎样的意见呢?报告不是以主席团的名义作的，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的。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同意。明天听取报告!”赫鲁晓夫以做结论的口气说：“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米高扬补充道：“全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研究报告”。这时，赫鲁晓夫接着说道：“还有一个需要在这里讲的问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即在讨论报告，讨论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候选人，讨论中央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及其候补委员的时候，亦即在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由我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赫鲁晓夫说道：“我们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12]。

　　上述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记录摘要，以及当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表明：是否向苏共二十大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这一问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就已经解决，而且决定由赫鲁晓夫亲自做这个报告。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赫鲁晓夫为什么在回忆录中声称向代表大会做这一报告的决定是在苏共二十大即将结束时才确定的呢?国内学者杨存堂先生的观点是：苏共没有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列席秘密会议，事先也未将“秘密报告”的相关内容告知他们，因此，赫鲁晓夫这一说辞实际上“是对付兄弟党而作出的一种辩解”[13]。

　　杨先生的观点需要讨论。应当把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放在“秘密报告”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来分析研究。无论是对其他共产党代表团作解释，还是后来撰写回忆录，都已经是“秘密报告”事件之后的事。问题是：确定要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无论赫鲁晓夫本人，还是米高扬及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对能否顺利做成这件事并没有把握；是否做这个报告，单单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就存在着激烈争论，只是在经过多次辩论和彼此妥协之后才基本上达成一致。那么，中央全会是否同意向党的代表大会做这个报告?党的代表大会又是否愿意听取这一报告?赫鲁晓夫等人心里是没底的。这时，政治技巧发挥了作用：由赫鲁晓夫向大会做“秘密报告”这项工作没有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而是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建议的方式将这一工作列入议程，而此时的中央全会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内容，也就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内容并不清楚，自然会接受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如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有了回旋余地：一者，该报告并非事先列入的正式议程中的事项，因而不必像党的工作总结报告那样必须提请大会讨论；二者，万一报告写得不理想或因故不能顺利地向大会作这一报告，可临时建议撤销这项工作。

　　困扰苏共中央的另一个问题是：公众了解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后会怎样反应，中央如何控制局面，如何收场；这也是中央领导层意见分歧的焦点之一。苏共二十大开幕后，这种担心仍然困扰着赫鲁晓夫和整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2月16日，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第三天的晚上，米高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率先点名批评斯大林，随即引来不少代表的谴责；在大会讨论过程中米高扬的发言很少得到支持。此外，大会还收到一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特普利采市党组织负责人的电报：“我不同意右倾的米高扬的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教导我们的是斯大林。”[14]我们不清楚米高扬是否事先跟赫鲁晓夫有默契，还是经赫鲁晓夫授意，抑或是米高扬自己的独立行为，客观上，米高扬的讲话为后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了火力侦察。最终，在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实现了向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的计划。从事件的整个过程看，由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决定是在苏共二十大即将结束时才确定下来的说辞，是考虑到党内和苏联公众以及国际上的反应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问题三：报告是赫氏一人手笔，还是苏共领导集体之作

　　回答此问题，首先须弄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这件事的全过程。

　　1·在二十大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决定

　　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被揭露，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通过迫害、严刑拷打等方式捏造案件的事实和罪行也越来越多地被揭露。195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议题是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以及大会代表们的命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波斯佩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在1935—1940年间发生的对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苏联公民大规模迫害活动的所有材料[15]。

　　2月1日，正被囚禁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负责特别重要案件侦查的Б·罗多斯被带到苏共中央回答主席团成员的问询。在罗多斯对问题逐一作答之后，主席团成员们非常震惊，因为斯大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刑讯和镇压活动。罗多斯供认：“我被告知科肖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作为一名侦查员我应当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认为我是在执行党的任务。”[16]在这次会议上，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谢罗夫也列举了很多证明斯大林曾经直接领导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具体事实，赫鲁晓夫建议将这些事实补充进报告里去。

　　赫鲁晓夫这里所说的报告应该是指将要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关于苏共工作的总结报告，而非那个“秘密报告”，因为此时还没有提出有关个人崇拜问题的单独报告一事，甚至还没有决定向即将召开的二十大通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也因此，别尔乌辛、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对赫鲁晓夫的建议表示赞同。而莫洛托夫则表示：报告中应当指出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斯大林的作用。莫洛托夫的意见首先遭到米高扬的反对。М·萨布罗夫也表示反对：“假如事实是确凿的，难道这也是共产主义?对此不能原谅!”[17]马林科夫赞同米高扬和萨布罗夫，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并且应当向党讲这件事。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但有所保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认为，应当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事实，现在向党的代表大会提交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为时过早。莫洛托夫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受到会议重视。

　　赫鲁晓夫在作会议总结时强调：为了党的利益应当做出决定，“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方式。他毁灭了党。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一个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的个人意志。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问题，但应当确定一个方针——将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他要求“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8]。这次会议是苏共中央领导层首次明确而尖锐地辩论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把斯大林说成是大迫害的组织者。

　　2月初，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结束工作并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19]。报告引用的大量文件证明，在30年代下半期的大清洗中，一个又一个反苏组织、反苏集团案件是侦查员们捏造的，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这些行径是斯大林亲自批准实行的。报告的结论指出，“И·В·斯大林两次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批准了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最无耻践踏”，以及“对无辜者们的最残酷的严刑拷打和肆意诽谤”；“没有比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活动更沉重、更令人痛苦的一页了，无论怎样都证明不了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活动是正确的”；“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20]。

　　1956年2月9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汇报，汇报的内容震惊了与会者。米高扬回忆说：“波斯佩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而此时他仍怀有亲斯大林情结)。事实是如此令人震惊，他汇报的时候，特别是汇报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的时候，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声音颤抖。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且被文件所证实”[21]。汇报结束后，赫鲁晓夫提出“应当表现出说真话的勇气。意见是：对代表大会讲；仔细考虑一下该怎样讲，应当对哪些人讲。而假如不讲的话，那么我们对代表大会就不诚实”[22]。他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一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讲一讲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以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双手、一双不诚实的手里的情况”。赫鲁晓夫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而莫洛托夫则再次试图说服主席团委员，认为报告中应当有“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的表述并且对此提出了论证：党在斯大林领导下生存并工作了30年；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战争胜利并在战争中成为一个强国。莫洛托夫指出：对斯大林的态度可以被评价为是个人崇拜，可是“我们对于列宁、对于马克思也说过同样的话”。卡冈诺维奇认为，“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关于听取报告，分发‘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一封信’的建议是正确的”；同时他又表示赞同莫洛托夫的意见，主张“应当用冷静的头脑对待问题”，“应当从政治角度对报告文字进行润色”。伏罗希洛夫在呼吁与会者要谨慎从事的同时，认为斯大林同党的敌人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残酷斗争；“斯大林是在同敌人们的斗争中变得极为凶狠的”。赫鲁晓夫在对辩论进行总结时指出：“在应当向代表大会讲出真相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是的，发言中存在着细微差别，应当注意到这些差别。我们大家同斯大林一道工作过，但是这不能束缚我们去谈有关他的情况”；“我们不要羞于讲，不要害怕”；“应当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报告，应当吸收所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参加。谁来做报告——应当斟酌”[23]。

　　2月13日，即苏共二十大开幕前一天，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向中央全会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确定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24]。在稍后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赫鲁晓夫通报了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并向全会提出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向大会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报告的建议。全会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并决定吸收其他中央书记参加秘密报告的起草。这时赫鲁晓夫宣布：“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25]。

　　上述解密档案证明：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并非赫鲁晓夫个人的决定，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的集体决定。

　　2·“秘密报告”并非出自赫氏一人之手，而是苏共领导集体之作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在大会进行过程中，“秘密报告”也在加紧准备。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受命起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吸收其他中央书记参与秘密报告的起草。2月15日，即苏共二十大开幕的第2天，赫鲁晓夫召见另一名苏共中央书记谢皮洛夫，让他帮助起草报告并准备新材料。谢皮洛夫留在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花了2天多时间准备报告文稿[26]。2月18日，谢皮洛夫写完了报告[27]。同一天，波斯佩洛夫向赫鲁晓夫提交了由他本人和阿里斯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草案[28]。

　　2月19日，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的报告文稿为基础，参考了谢皮洛夫的报告文稿以及刚获平反回到莫斯科的老布尔什维克А·斯涅戈夫的信，赫鲁晓夫向速记员口授了又一份报告文稿。史学家В·瑙莫夫细读了赫鲁晓夫的口授报告并对几份报告文稿进行了对比后得出结论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了文稿，这个文稿成为他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的基础……毋庸置疑，赫鲁晓夫在仔细推敲报告的结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删掉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些结论。其中有这样的结论：所谓的反对派中心和反对派集团实际上从来都不曾存在过，这一切都是国家安全机关的捏造。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直接而明确地谈到了对普通苏联公民的大规模镇压活动，报告指出：无论怎样都证明不了对众多诚实的苏联人的大规模恐怖是正确的，无论怎样都证明不了对无数的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的大规模恐怖是正确的”[29]。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被归为个人崇拜的牺牲品的只有坚持了斯大林方针的共产党员，无论如何都不是反对派分子并且也不是普通公民。至于说到反对派分子，那么赫鲁晓夫谴责的不是对反对派的镇压，而仅仅只是这些镇压的范围和被广泛运用的严厉惩罚措施。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主要结论，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得到了重复，这个主要结论就是谴责“消灭党和苏维埃干部的敌对政策”。В·瑙莫夫认为，赫鲁晓夫口述报告的不少措辞要比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共同起草的报告更加尖锐和激烈[30]。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文献证明，1956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将最后的报告草本分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书记们，他们在阅读了文本后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并总体上同意了这份报告文本。比如，在苏斯洛夫读过的报告文本中，用红、蓝等颜色的铅笔作了着重号和修改，除了文字编辑上的修改，还有相当有趣的标注：“瞧，竟然是‘亲爱的父亲’!”[31]在讲述战争开始时的有关情况的段落旁，用蓝色的铅笔标注道：“对未来的教训”[32]；在讲述列宁格勒案件那部分内容的上边用蓝色铅笔作了批注：“1943—1944年践踏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和车臣人等民族的民族权利”[33]。结尾部分提出了警告：“我们不可以在代表大会范围之外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在报刊上提这个问题”。在这个结尾部分的边页上用蓝色铅笔补充了一句话：“不要向庸人露出伤口”[34]。在谢皮洛夫读过的文本中包含了这样的建议：应当谈一谈蹲过监狱的罗科索夫斯基和戈尔巴托夫的情况，这里还应当加上梅列茨科夫的名字；应当讲一讲：“英国人(丘吉尔)预先通知了我们苏联和驻德国大使馆(杰卡诺佐夫)报告了即将爆发战争”；应当用“关于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妇女、青年——苏联人民和后方的作用”这些词语来补充一句话：即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保证了战争的胜利[35]。

　　发现并细读了这些档案的史学家Ю·阿克休京和А·佩日科夫还注意到，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们阅读过的报告草案文本中，阅读者都将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一次会面的回忆给删掉了，删掉的内容是：“每位政治局委员都能就斯大林对待政治局委员们的不逊态度讲出很多东西来。比如，我给你们举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次，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将几位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那里。我们来到他的别墅，开始讨论一些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桌子上一大堆文件材料将我同斯大林的视线隔开，以至于他看不到我。斯大林恼怒地嚷道：‘你干吗坐那里，你是怕我毙了你?不要怕，我不会毙你，坐近些!’这就是他对待政治局委员的态度”[36]。

　　另一位细读过这些文献的史学家В·瑙莫夫也谈到过赫鲁晓夫报告的上述阅读者所作的删除。他还提到，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这段文字被从报告中删掉了[37]。В·瑙莫夫教授的结论是：“2月23日，赫鲁晓夫报告文本被分发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同意了报告内容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报告文本于2月25日前最终完成校订编辑”[38]；“这基本上就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宣读的那份报告”[39]。

　　3·“秘密报告”事先经过苏共其他领导人的修改

　　我在今年年初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非其个人之作》。有人对我的“‘秘密报告’事先经过苏共其他领导人修改”的观点提出否定意见。这里对这一观点做进一步说明。

　　首先，前述三位俄罗斯历史学家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和В·瑙莫夫发现的档案文件材料证明： 1956年2月23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最后书面文稿已经准备好并分发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他们对报告文本内容表示同意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盛传的一种说法，即“‘秘密报告’的内容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手里拿着的仅仅是一份提纲，尚未最后形成文字”[40]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如前所述，从事件全过程看，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的集体决定，报告文本理当事先经过苏共中央领导层的审读。事实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报告文本经过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修改，并且他们总体上认同这份报告。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盛传的“‘秘密报告’的内容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41]的说法便不能成立；“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违背了党的代表大会的传统做法——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报告文本事先经过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42]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第三，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对“秘密报告”的内容是知情的。比如，莫洛托夫多年之后曾回忆道：“关于赫鲁晓夫要在二十大上做这样一个报告的事，我们是知道的。

　　报告没有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但其主要内容是知道的。”[43]

　　第四，根据解密档案来看，1956年3月1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最终修订本再次被分发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与赫鲁晓夫在2月25日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相比，这个文本作了些许修辞和编辑上的修改，更准确地注明了某些文献的出处，对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做了校对，还加进了赫鲁晓夫脱离书面文稿的即兴发挥。该文本还显示了与会听众的反应，比如“会场发出笑声”、“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等等。需要注意的是： 2月23日和3月1日两次将报告分发给苏共中央领导成员们，表明赫鲁晓夫在向大会作“秘密报告”之前和之后，都曾征询过苏共中央领导成员们的意见。

问题四：“秘密报告”是赫氏的突袭，还是党的组织行为

　　一种流传已久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是搞突然袭击。比如，陈景彦先生在《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研究》一书中谈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后果和影响时说：“赫鲁晓夫这种突然袭击的做法，在共产党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致使1956年在欧洲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44]。这一说法实际上源自一个比较权威的界说，即苏共二十大结束后1956年3月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价。吴冷西先生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如此描述这一评价：“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45]。事先苏共方面没有就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事向中共打过任何招呼，更没有邀请中共代表团列席秘密会议，中共对此事不知情，因此，产生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的感受和评价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不仅中共领导人有此感受，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乃至参加秘密会议的苏共二十大代表以及广大的普通党员，得知消息后都有这种感受。原因很简单：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出乎他们的意料。1991年莫斯科出版的《我们的祖国——政治历史经验》第2卷刊登了1956年2月25日听取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对当时感受的回忆：“在2月25日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报告的时候，几名代表晕倒了过去……我不想隐瞒：当我听报告的时候，我被惊呆了：要知道讲这些话的不是朋友圈子里某一个获得平反的人，而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1956年2月25日对于我来说，就如同对于我的所有同胞们那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2006年2月20日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的文章，文章也引述了一位与会者对当时感受的回忆：“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座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与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但是，国内还有一种“搞突然袭击”的解读就失之武断了，这种解读认为：“赫鲁晓夫从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野心出发，在苏共二十大已经闭幕的情况下，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56年2月24日深夜突然召开紧急会议，抛出那份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46]。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原因和动机归结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是值得商榷的。斯大林去世后的新任苏联领导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要使苏联得以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和革新，更何况当时苏联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危机异常严重，比如，1953—1955年间苏联许多劳改营爆发了大规模犯人暴动，震撼了包括劳改营管理制度在内的现存苏联体制。因而，对于苏联新领导人来说，不对现存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要保持苏联社会的稳定乃至发展将会很困难。这是促使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对斯大林提出批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怎样，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根本不是什么“搞突然袭击”，而是一个有计划的、经过认真准备的集体行为。上文的分析和论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赘述。此外，作为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的记述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苏共对于作“秘密报告”是有所准备的。1956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开会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邓小平指出，“秘密报告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如报告开头也讲到列宁是怎样讲的”[47]。邓小平之察觉到“秘密报告”似乎是有准备的，除了因为他提到的报告内容，还因为他在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注意到大会进行过程中“报告和发言都强调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米高扬公开批评斯大林”；“所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代表的发言都特别强调列宁主义，引用列宁的话，没有一个人引证斯大林的话”[48]。

问题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具体时间

　　赫鲁晓夫何时作的“秘密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学界有三种解答：一是“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比如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1953—1964)》一书中说“2月24日夜11时至25日晨，苏共二十大召开内部会议”[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第四卷中也认为：“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50]。第二种解答认为是在“会议闭幕前一天深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写道：“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闭幕前一天深夜，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在不邀请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51]。第三种解答认为是在“1956年2月25日上午”，如杨存堂先生在《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一文中说：“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52]；沈志华先生也认为：“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秘密报告的时间是在24日—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而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24日晚间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由布尔加宁主持，而赫鲁晓夫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53]。

　　我认为第一种解答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时间是“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的说法比较准确。理由如下：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收藏有苏共二十大各次会议会议主席的讲话稿，其中有一份讲话稿的内容是这样的：“在上午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宣布。‘今天将在这个大厅里召开各代表团的代表会议。6点钟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晚间秘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的代表’”[54]。这份文件上没有签署日期，但可以肯定，这应该是2月24日的文件，因为这里提到“6点钟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晚间秘密会议”，而众所周知，秘密会议是在2月24日召开的。

　　根据解密的《1956年2月2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第20次秘密会议速记记录》，秘密会议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宣布开会，他请苏斯洛夫讲话，苏斯洛夫“受各代表团会议的委托”提出了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人数的建议，“以便加强各加盟共和国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俄罗斯联邦成立的一系列新的州的代表资格”。这个建议得到赞同。随后，苏斯洛夫宣读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33人对133席)、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22人对122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63人对63席)的等额候选人名单。“这就是被提名的同志的名单——赫鲁晓夫在与会者的掌声下作小结说——对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同志有没有异议?谁有异议?”大厅里响彻一片：“没有!”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异议——赫鲁晓夫确认说——有没有人补充提名候选人的?”大厅里又一次响起一片声浪：“没有!”赫鲁晓夫又问了一遍：“谁都不提出其他候选人吗?”大厅里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有!”在这之后赫鲁晓夫宣布：“那么，所提名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就通过了”[55]。接着，投票选出了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赫鲁晓夫宣布休息两小时(休息到9点30分)以便大厅为投票表决做好准备工作[56]。

　　晚上9点30分，开始对133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122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候选人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对如此数量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自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投票结束，计票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格罗莫夫为计票委员会主席，计票委员会开始统计选票。根据解密文件《1956年2月2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会议第2号会议记录》，一共分发了1341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投进了投票箱并被认定是有效票。其中有11张选票上面候选人的名字被勾掉，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和阿里斯托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福尔采娃和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拉普捷夫，以及科涅夫元帅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各得到了一张反对票。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得到了两张反对票，而马林科夫得到了三张反对票[57]。

　　计票工作和向大会公布计票结果又耗费了一段时间，选举工作结束已经是后半夜了。选举工作结束后，重头戏开始了。解密档案表明：为秘密会议的会议主席预先写好的讲话稿非常简要：“2月25日。早晨。布尔加宁同志主持会议。赫鲁晓夫同志作报告”[58]。接下来，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作完报告自然已经是25日早晨了。根据档案文件《1956年2月25日早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速记记录》来看，这时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宣读了代表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议(1956年2月25日一致通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赞同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责成苏共中央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国家和意识形态工作一切领域的后果，严格实施伟大列宁所制订的党的生活准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59]最后，布尔加宁还作了如下说明：“这里要说明的是：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目前没有公布，但是这些材料将分发到党的各级组织”[60]。

　　上述档案材料证明了以下结论： (1)投票和计票工作是在2月24日深夜12点之前进行的，因此，计票委员会会议记录所写的时间仍为2月24日，这份记录的全称是《1956年2月2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会议第2号会议记录》。(2)为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预先写好的讲话稿清晰地注明“2月25日。早晨。布尔加宁同志主持会议”。该文件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开始作“秘密报告”已经是深夜12点以后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何时做“秘密报告”是事先经过精心安排的。(3)档案文件《1956年2月25日早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速记记录》是对过往事情的记录，文件标题清晰地标明时间为“1956年2月25日早晨”，也证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时间是后半夜至第二天早晨。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时间是“1956年2月25日上午”，这极有可能是对俄语和汉语中的“早晨”和“上午”两个词的理解不完全准确所致。上文引述的为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准备的讲话稿中的“2月25日。早晨”一语中表示时间的俄文单词是“утро”，另一份文件《1956年2月25日早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的速记记录》中的俄文单词是“утром”。这两个词在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俄汉词典》中分别译成中文“早晨”和“(在)早晨”，前者“утро”为名词，后者“утром”为副词，该词典没有明确解释这两个俄文词具体表示的时间段。现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罗斯语言专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先生回答笔者求教时说：这两个词没有具体精准的时间段解释，他个人认为“утро”(早晨)一词指“凌晨4点至早上8点”，“утром”( (在)早晨)一词指“上午10点或11点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现代汉语词典》对汉语“早晨”一词的解释是“从天将亮到八、九点钟的一段时间。有时从午夜十二点以后到中午十二点以前都算是早晨。”[61]在翻译实践中，通常会将“утро”和“утром”翻译成汉语的“上午”和“在上午”，比如，“早晨八九点钟”也可表达为“上午八九点钟”，这在汉语里完全说得通，因此，将这两个词译成“上午”、“在上午”并不错。问题在于，准确的译文应根据上下文和具体语境来确定，而就“秘密报告”事件的整个过程看，这两个词译成“早晨”和“(在)早晨”应当比较准确。综上所述，结论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

问题六：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及其他

　　国内不少著作都断言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62]。但是，“秘密报告”内容表明这种判断不无商榷余地。现以俄文杂志《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上刊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的具体内容来做些分析。

　　首先，“秘密报告”在开头部分的第四自然段就明确指出：“本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一生和活动作出全面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就已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尽人皆知。这一点，大家都了解得很清楚。”[63]如此，“秘密报告”的主要任务就不是赞美斯大林，而是着重阐述他一生中的若干问题之一，即个人崇拜及其危害。

　　其次，“秘密报告”对于斯大林的很多功绩予以了肯定。报告指出：“有些同志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初政治局委员们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现在才这么做?首先应当考虑到，在不同时期政治局委员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最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之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之后的最初岁月，斯大林为捍卫列宁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学说的歪曲者和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遵循列宁主义学说，党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以及文化革命等方面进行了卓越的工作。那时，斯大林受到欢迎、喜爱和拥护。党被迫同企图误导国家使国家偏离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及右翼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展开斗争。这种斗争是必要的。”[64]这段文字从多方面给予斯大林以很高的评价，甚至将他的一些错误也当作优点和功绩来肯定和颂扬了。

　　第三，“秘密报告”在分析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时，也在努力替他辩护。报告临近结尾时指出：“不容争辩的是：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立下了卓越功勋。问题之所以变得复杂，乃是因为上文所叙述的一切，是在斯大林生前所犯下的，是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犯下的，是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犯下的，并且他坚信：为了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防止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这是必要的。他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利益的立场出发审视这一切。不能说：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做。真正的悲剧——就在于此”[65]。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对苏联历史、对20世纪社会主义和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事件已过去半个世纪之久，事件的主角也在1971年去世，上演这出政治大戏的舞台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坍塌，但它依然没有完全从公众的记忆中消失，并且，总的看，这种记忆是积极的。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50周年的2006年2月，俄罗斯《莫斯科新闻周报》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刊登在该报2006年2月10—16日号上。调查问卷的问题是：“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您怎样评价赫鲁晓夫所作的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对此，64%的受访者持肯定评价，19%的人认为该报告“既有可肯定之处，也有可否定之处”，只有17%的受访者持否定评价。民意测验的方法可能未必科学，得出的测验结果也可能以偏概全，但它毕竟是透视社会意识的窗口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部分问题。时隔50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人们应该可以比较理性而非情绪化地思考问题了。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的受访公众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还大多持肯定态度，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王建民)

　　注释：

　　[1]《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2、1143、1144页。

　　[2]据俄国学者В·П·瑙莫夫考证，米高扬的这些回忆材料是关于自20年代始到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止这段历史的一些问题的口述，材料讲述了政治局活动的鲜为人知的事实以及政治局委员们之间的关系。

　　米高扬的这些回忆材料从未公开发表过，并且从他去世那一天起就被收藏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负责人印有“特别重要的特别文件夹”字样的保险柜里。这些材料在进入档案馆之前，只有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契尔年科及其第一助手普里贝特科夫读过。见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3]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3，卷宗120第43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4]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3，卷宗120第114—115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5]《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1卷，莫斯科，1956年，第302页。

　　[6]《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1卷，莫斯科，1956年，第323页。

　　[7]《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1卷，莫斯科，1956年，第325—326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4页。

　　[9][俄]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10]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9—1152页。

　　[11]《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记录摘要》，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第64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12]《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第9号会议记录》。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181第4—5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13]陆南泉等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14]俄罗斯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1，目录2，卷宗81第228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15]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3，目录8，卷宗389第33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16]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3，目录8，卷宗389第52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17]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3，目录8，卷宗389第53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18]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3，目录8，卷宗389第52—54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19]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24，卷宗489第23—101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0]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24，卷宗489第89—91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1]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3，卷宗120第115—116张，转引自[俄]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2]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3，目录8，卷宗389第62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3]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3，目录8，卷宗389第62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4]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2，目录1，卷宗182第2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5]《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第9号会议记录》，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181第4—5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26][俄]Н·巴尔苏科夫：《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怎样创作出来的?》，1996年2月21日《文学报》。

　　[27]《和谢皮洛夫的谈话记录(1989年2月23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转引自В·茹拉夫廖夫主编《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事实》，莫斯科，1991年，第39页。

　　[28]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52，目录1，卷宗169第28张反面，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29]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24，卷宗489第89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30][俄]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31]《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草案》，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13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32]《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草案》，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23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33]《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草案》，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33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34]《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草案》，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61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35]《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草案》，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64、168、169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36]《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草案》，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30、171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37]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47]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48]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4页。

　　[49]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50]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7页。

　　[51]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52]陆南泉等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38]现代文献收藏中心，全宗1，目录2，卷宗16第1、160、161、164张，转引自В·瑙莫夫《赫鲁晓夫争取独裁权力的斗争》，[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

　　[39]В·瑙莫夫：《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的经过》，[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

　　[40]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41]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42]Р·皮霍亚：《苏联：一个政权的历史》，莫斯科，1998年，第146页。笔者查阅Р·皮霍亚在此书中对“秘密报告”的有关论述，发现他没有掌握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以及В·瑙莫夫等人掌握的档案材料，而且他对“秘密报告”问题只是泛泛而论。

　　[43]《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349页。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44]陈景彦等：《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研究》，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4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6]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47]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48]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4页。

　　[49]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50]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7页。

　　[51]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52]陆南泉等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53]沈志华：《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54]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4第16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55]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37第1-2张，《1956年2月2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第20次秘密会议速记记录》，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56]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9，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57]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77第2-7张，《1956年2月2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会议第2号会议记录》，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58]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4第33张，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5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二卷，第402页，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60]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宗17第89张，《1956年2月25日早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速记记录》，转引自Ю·阿克休京、А·佩日科夫《从新文献看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酝酿准备》，[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2期。

　　[6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71页。

　　[62]新近出版的党史专著仍持这种说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7页上写道：“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上说：“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63]《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1989年第3期。

　　[64]《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1989年第3期。

　　[65]《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