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诞辰140周年。纵观列宁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不仅仅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不朽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革命品格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弘扬。

　　一、学习列宁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坚定为了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仰

　　马克思在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曾经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 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恩格斯晚年在回顾他和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情况时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把美好的理想和信念建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基石之上，避免了乌托邦的空想，从而使共产主义成为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坚定信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忠实地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号召。

　　列宁天资聪慧，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作为全优生，他中学毕业荣获金质奖章。“乌里扬诺夫非常有天赋，一贯勤奋，品格端正。在各个年级都是出类拔萃的学 生，发展水平和操行方面最合格的学生。”如果想过平稳的日子，列宁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律师或者哲学家。但是，面对沙皇专制统治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列宁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一生中，列宁将近有20年是在监狱、流放地和国外政治流亡中渡过的，过着长期艰苦的生活。十月革命胜利后，还遭到了三次谋杀，可谓历经磨难，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在凶险、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退却了，一些人变节了，一些人落伍了，一些人停滞不前了。在千锤百炼中，列宁脱颖而出，成长为引领革命潮流的英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千辛万苦和千难万险，他始终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步步向胜利的目标迈进。苏联剧变的历史证明，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就会在急剧的历史转折点或者关键时刻顶不住历史风浪的颠簸和冲刷。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往往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牺牲，若能从监狱逃出，不是转入地下隐姓埋名，就是流亡国外，而后来革命胜利后摆在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人面前的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如果把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导致理想权力化、职责特权化、公仆官僚化、权力商品化，导致信仰、信念、信心动摇。

　　二、学习列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列宁始终十分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必须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列宁指出，为寻找马克思主义，俄国进步思想界用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2]。所以，列宁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列宁也反对教条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这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对前人积累的积极成果的发展；二是他们毕生都在发展和完善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理论；三是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理论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列宁强调，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 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 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

　　在与列宁同时代的革命家中，不乏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非常高的人，但这些人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理论或者个别论述，使理论与具体的实践相脱离。尽管这些人的理论论述很深刻，逻辑很严密，内容很精致，但是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对于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做法，他们往往指责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则恰恰说明了他们自己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譬如，针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对于十月革命的指责，列宁指出：第二国际和俄国的“学理主义者”在理论上过于“学究气”，把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看成简单划一的历史模式，对于“常态”和“一般”的了解，极其死板，极其陕隘，虽然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极点，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

　　列宁在落后的俄国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具体化，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在探索俄国革命道路上，运用辩证法阐明了革命前途和物质前提、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革命与战争、一般道路与特殊途径、战略与策略、斗争与妥协、前进与后退等问题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揭示了俄国革命的特殊道路。

　　以列宁的革命理论为例。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坚持把俄国革命的命运同世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带有明显的俄国性和实践性。列宁在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的《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初步提出了“一国胜利论”，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这一时期，列宁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否是在俄国首先发生革命仍不明确，仍坚持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首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引发西方革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虽然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同时 认为没有欧洲革命，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才提出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俄国一国的无产阶级政权能够生存下去，并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国胜利论”是在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俄国率先夺取政权后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等必需条件的道路，是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显然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列宁常引用这样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探索和 开拓中创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因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即在俄国这样一个十分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大厦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曾提出了一系列光辉论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构想。但是这些设想和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实状况为主要蓝本得出的结论，尽管马克思预测到新社会诞生时将有长久的阵痛，但新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毕竟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5]。同时，这些设想和论断不是也不可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和具体方案。特别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更是“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在现成的书本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需要“集体的经验”和“千百万人的经验”。[6]对此，列宁曾形象而确切地把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喻成“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7]因此，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探索以及晚年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深邃的思考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学习列宁勤恳学习和工作、为崇高事业而鞠躬尽瘁的精神

　　无论是身陷监狱，还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以及侨居国外，列宁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理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开始全面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当时列宁流亡国外，但他克服了困难，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阅读了大量材料，并作了大量摘录。据统计，他为此而参阅的俄、德、英、法等国的书籍达148种，载于各种期刊的论文达232篇，涉及世界各国关于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技术、政治、外交、工人运动、殖民地问题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著作，所作的摘录、纲要、札记和表格共20个笔记本，65万字。1914年7—11月，列宁为撰写《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节，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并作了不少笔记。1914年11月完成《卡尔·马克思》一文后，他继续进行哲学研究。列宁读了近万页的数十种哲学著作，来构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在阅读这些著作时，列宁作了许多带有注释和评论的摘录，并独立写了部分片断，共有8个笔记本，其中有著名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要素》等，后来这些笔记经过整理成为列宁《哲学笔记》一书的主要部分。哲学笔记所涉猎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自然哲学等方面的问题，中心内容是唯物辩证法。1917年“七月事变”发生后，列宁被迫转入地下，住在拉兹利夫湖对岸的一个“割草”的窝棚里，还写下了《国家与革命》。

　　革命胜利后，列宁的写字台的左右两边是两个可以旋转的书架，在一个书架上放着一些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材料，如“工农政府法令汇编”、参考书、字典。在另一个书架上放着一些放公文和日常工作所必需的文件的卷宗夹，还把一些打算在最近几天阅读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在写字台后面的两个书架上放着俄国和外国报纸的成套合订本，在窗旁的一个书架上放着本月的俄文报纸。在办公室里，挨着全部空闲的墙壁都放着书柜，柜里藏有约2000本书。列宁的一部分藏书放在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他的全部书籍、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共有10000册以上，其中有1000多本是英、法、德和其他文字的。

　　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列宁工作极为繁忙和紧张，如出席或主持各种会议，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领导对敌斗争，平衡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搭建各种机构新班子等，往往不分白天黑夜，作息没有规律。克鲁普斯卡娅曾回忆说：列宁超负荷地操劳，常常深夜才回到家里，在床上也睡不安宁，有时又起来给某个人打电话，下达一些命令，“最后即使睡着了，做梦也在谈工作”[8]。

　　在列宁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极端复杂而险恶的斗争环境，奔波、流亡的艰苦生活，长年累月的紧张和劳累，以及1918年遇刺留下的创伤，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列宁的工作更加繁忙， 日理万机。仅1921年一年所写的文献就达2000多件。其中，在1921年2月写了大约60件信和其他文献，3月是70多件，4月和5月分别超过100件，6月是174件，7月是155件，而休假期间的8月则是187件，9月是183件(包括打电报和其他指示)。当时工人群众挨饥受饿的困苦境况也使列宁的心情很抑郁，这愈加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8月9日，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承认：“累得精疲力尽”。

　　四、学习列宁在威信与权力面前，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关心群众疾苦的品格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作为苏俄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不搞特殊化，和群众同甘共苦，关心百姓疾苦，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格。

　　1917年底，列宁和各部的人民委员一样每月领500卢布的工资，低于高级专家和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当时二等秘书的工资是550卢布。办公厅主任擅自把列宁的工资提高到每月800卢布。列宁知道后，坚辞不受。

　　1918年3月11日，列宁全家迁往莫斯科，住在四间简陋的房子里。房子里仅放了床、书桌、书架、椅子、餐桌等几样生活必需品。因当时木柴供应十分紧张，房内取火得不到保证，显得很冷，但列宁宁肯挨冻，也不愿意搞特殊化。食品供应也是如此，经常缺糖、茶、米，肉和黄油更不用提了。人民委员会食堂通常在早上给列宁送来一杯茶、一块糖和一块黑面包，有时加一块干酪或一点奶油。中午一般是稀汤、黍米粥。出于对列宁的敬仰、关心和拥护，从各地捎来、送来或寄来的包裹很多，列宁在表示谢意的同时，不给自己留任何东西，总是把物品转送给学校或保育院的孩子们。列宁穿衣也很俭朴和随便，两套旧西服轮换着穿，战友们和工作人员劝他做套新西服，他一直不肯。列宁平常最大的休息方式就是在克里姆林宫散步，以及在休假日和家人到莫斯科郊外去，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在可能的情况下，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附近的街上遛达，放松一下身心，但不允许警卫跟从。

　　每天要求列宁接见的人很多、很杂，请示和要求也五花八门。1919年初，列宁把星期五定为“上访农民接待日”。当时正值斑疹伤寒到处流行，列宁亲自接待的首批农民来自全国各地，共52人。在接待室，列宁一一问清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单位、上访的原因和要求，并一一作了耐心、详细的解释和回答，谈话持续5个多小时，最后农民们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从1920年底，列宁就开始酝酿经济政策的调整，他把来信和建议看作反映农民情绪的“晴雨表”，认为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永远读不到的“文件”。因为这样可以了解到农民的呼声、愿望和“许多合理的想法”。列宁号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他认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9]“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0]

　　列宁虽然很忙，但他时刻不忘干部、群众疾苦，十分注意同志们的身体、生活状况。鉴于国家计委负责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克拉辛异常疲累，1918年列宁在给俄共中央组织局的信中，希望组织局作出一个强制性决定，要他们进行一个月的治疗和休息。因为他们“几乎累垮了”，对他们的身体“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修理”。[11]

　　列宁十分重视改善科学家和专业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条件。1918年列宁批准建立了一个“科学院口粮”委员会，从国家粮食储备中挤出一部分粮食供给一万多名科学家和艺术家，提高他们的工资和补助，建立若干休养所和疗养院，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列宁曾十几次检查给予著名生物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院士的补助发放情况。

　　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个人或他的功绩作出任何颂扬或夸张的决定。1920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庆祝列宁50岁生日。列宁当即表示反对。

　　列宁在党和国家政权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他十分注意发扬民主。当然，党内民主是有前提、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指示。因为“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而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暴动也此起彼伏。但在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条件下，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所以，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政治险象环生，党与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依然按时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俄共(布)共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全国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在77个月中，党的最高机关召开了这么多次会议，集体决策党政、军队、国家大事，实现了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及各级 党组织的监察。例如，1918年5月14—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他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种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最后以42∶9通过了以列宁的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在党中央重大决策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列宁不是以势压人，个人专断，向人民隐瞒真相，而是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党员、人民，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九大上提出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俄共十大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物《争论专页》就开始出版，同时还出专门文集。它在历次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争论时期，都一再出版。列宁十分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等人都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列宁，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党政要人。恩格斯当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指出，马克思“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12]!对列宁来讲，也是如此。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2][10]《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82页，第626页。

　　[3]《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4—275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4页。

　　[5][6]《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1页，第355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47—448页。

　　[8]《回忆列宁》第1卷第619页。

　　[9]《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10]《列宁文稿》第9卷第33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6页。

　　［作者简介］季正矩，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