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主要是苏联社会的要求，也得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赫鲁晓夫反对的主要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继承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体制模式。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和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起初基本是支持的，后来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对赫鲁晓夫的否定，毛泽东成了斯大林的坚定辩护者，实际上对斯大林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中苏之间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个核心问题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分裂，也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关键词］赫鲁晓夫；毛泽东；斯大林问题；个人崇拜

　　斯大林问题是中苏大论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也是如何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问题，对斯大林及其体制的不同看法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神话，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曾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认为这有助于解放思想，并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主张与看法。后来随着毛泽东的思想日益“左”倾，中苏两党分歧加深，毛泽东在极力维护斯大林的同时，照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沿袭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把斯大林在苏联所犯的错误以放大的形式在中国又重犯了一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们本应该认真总结对待斯大林问题的经验教训，但至今仍有人坚持认为“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仍把《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奉为经典。[1]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弄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后果。

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势所必然

　　斯大林撒手人寰时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国家。战后民众迫切希望改革，走出国门的苏军将士所看到的西方并非像苏联所宣传那样糟糕，那里民众的生活比苏联人富裕，人们认为苏联与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也有利于苏联进行改革。但是，斯大林并不想改革，他认为战争的胜利证明苏联的制度是最佳模式，无需改革，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又开始重复 30年代的做法，强化对工农业的集中管理，搞新一轮大清洗和思想整肃运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的国家还面临着粮食危机，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宣布粮食问题解决了，实际并非如此，1952年入库谷物9220 万吨，比战前( 9560万吨) 还少。[2]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仍未达到 1913年的水平。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仍然保持着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冷战愈演愈烈。在这一背景下，无论谁上台，都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斯大林，不打破对斯大林的神话，苏联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和摆脱危机。

　　苏联当时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大清洗受害者的问题。苏联检查机关收到犯人及其家属的无数封请求信，要求为无辜者平反，但这一工作进展缓慢，1955年被释放者还不到 1 万人。审讯贝利亚及其亲信，为“医生谋杀案”、“列宁格勒案件”及一些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传到集中营，大量的政治犯要求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被迫害者及其家属要求恢复名誉的呼声、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谴责、全体党员要求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要求，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促使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冲击，这是赫鲁晓夫挺身而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路线走下去； 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则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赫鲁晓夫这一派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赫鲁晓夫也必须拿斯大林开刀。

　　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 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问题，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建议彻底调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老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对此不热情，米高扬也不支持他，马林科夫更是反对，只有“年轻的”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支持他。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置身事外，他也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在大清洗的年代里，他先是做“京官”，后又担任乌克兰的第一把手，他的双手也沾染了鲜血，揭露斯大林，弄不好也会危及自身。但赫鲁晓夫义无反顾地要做这件事，他认为必须对代表们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 现在对他们将如何处理? 在此，一个政治家的良心和道德感无疑起了作用。作为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赫鲁晓夫朴素善良的愿望、对广大受害者的同情，使他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在 1955年12月3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 主席) 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 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

　　1956年2月1日在苏联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审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察处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 这些内容) 。”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莫洛托夫说：“但是，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的地位应该承认。”“在报告中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卡冈诺维奇说：“可以重新认识许多事，但 30年前斯大林就成了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说：“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说：“我与伏罗希洛夫一致，应该恢复事实真相，事实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胜利了，当然有丑事，这也是事实。”布尔加宁说：“应该向党说出全部真相，斯大林代表他自己，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犯糊涂了，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被他消灭了。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伟大的继承者。”年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不仅对斯大林的大镇压表示震惊，还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表示怀疑，如萨布罗夫说：“如果相信这些事实，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 这是无法原谅的。”苏斯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知道了可怕的东西。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斯大林对德文斯基说：一个区剩 10—15 人就够了。”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也动用了一切残酷的手段。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3]从以上主席团成员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揭露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强调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则对把斯大林当成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怀疑。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从 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 1920635 人，其中 688503 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他建议由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强调，不应该光说这些，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了 30年，进行了工业化，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成了一个伟大的党。布尔加宁建议以 1934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斯大林，强调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萨布罗夫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立场，他们试图在领袖的活动中找出肯定的方面，这并不像卡冈诺维奇说的那样是缺点，而是犯罪。针对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强国的说法，萨布罗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 战争初期的失利) 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 与芬兰的冲突、谋求黑海海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 。最后，赫鲁晓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佩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对，如此重要的报告应该由第一书记作。

　　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在会上提出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闭会时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建议。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正式闭会后，赫鲁晓夫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4]的秘密报告，突出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在报告开篇就指出：“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5]因此，这个报告主要讲了人们所不知道的斯大林如何搞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的问题。报告首先打破了斯大林是列宁继承人的神话，用文献证明列宁对斯大林不满意，曾建议党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接下来赫鲁晓夫指出，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导致了列宁所担心的事件发生了，斯大林从精神到肉体消灭了与之意见不同者，并举了大量例证。从报告中可以看到，赫鲁晓夫还是认同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模式的，他肯定了斯大林进行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右倾和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斗争，赫鲁晓夫所否定的是在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后斯大林制造的“人民敌人”的概念，宣扬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镇压意见不同者，破坏了法制，残害无辜。斯大林应该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负责，他迫害许多民族也是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中恣意妄为，应该对苏南关系的破裂负责。今天看来，赫鲁晓夫所揭露的实际上只是冰山的一角，并无多少夸大的成分。从后来赫鲁晓夫的改革实践看，他认同斯大林模式，其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打转，平反也进行得不彻底，并没有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高级领导人平反，从而也限制了人们对这些人思想的研究，不利于改革。

　　1956年3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向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只说不准公开发表，并没有说是秘密，实际上全体国民都知晓了。这一报告自然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冲击，有人甚至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但赫鲁晓夫很快只把这一问题局限在了斯大林个人品质的层面，并没有扩大到如何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上。不能说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不对，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确实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其影响是全局性的。当然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没有避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中共与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示了支持，195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也很快得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举是既“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并判定“此人有点实用主义”。[6]但毛泽东也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7]他自己也借机大谈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发泄长期积郁在心中的不满。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就苏共二十大有过一个长达 3 个小时的谈话，根据尤金的记录，毛泽东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的错误、对中国利益的侵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等。最后他总结说：“斯大林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好的和诚实的革命者。但是他在长时期内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严重的错误，其中主要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经谈到。毛泽东说，这些基本错误可以归结为如下 7 点：1. 非法的镇压； 2. 战争过程中犯的错误，其中主要是战争初期而不是战争后期的错误； 3. 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蒙受严重损失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方面的错误，尤其是关于对待农民的不正确政策，在赫鲁晓夫同志与朱德同志在莫斯科会谈时已经谈到； 4. 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涉及非法迁移某些民族等。但是，毛泽东说，总的说来民族政策执行得正确； 5. 不实行集体领导原则，骄傲自大，被一批阿谀奉承的人包围着； 6. 领导工作中的专制方法和作风； 7. 对外政策中的( 对南斯拉夫等) 严重错误。“总的说来，毛泽东着重指出，代表大会的文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代表大会后造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气氛也会帮助我们更自由地说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苏共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这很好。毛泽东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不便采取主动。”[8]在 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9]。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毛泽东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 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10]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11]1956年10月3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驻华大使时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12]。毛泽东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在 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13]“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14]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

　　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最初的官方表态是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该文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了一些道理，文章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文章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在这里，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苏方从肯定苏联的体制模式出发，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中方虽然强调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但也认为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是其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冲击，出现了波匈事件。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于是，《人民日报》于 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中心。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 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 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1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前文有所不同，一是更强调错误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更肯定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 三是反对否定苏联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时，必须同时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该文仍高度评价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成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注意吸取苏联的教训，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召开前所写的《论十大关系》主调是实事求是，以苏为鉴。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教训的吸取。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明确表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16]1957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17]可以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对中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总的看，在肯定斯大林模式方面，中共与苏共没有区别。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基本上是支持的，但认为赫鲁晓夫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强调不应过多地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其个人品质，而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不可避免的。苏共对“一论”和“再论”也基本是认同的，并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主张，专门做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力图全面评价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对斯大林的一些错误( 农轻重比例失调、对农民挖得太苦等) 认识是比较清醒的，试图在中国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可惜的是这一立场并未坚持下去，随着中国国内的“左”倾和中苏大论战的爆发，毛泽东抛弃了原来的一些正确思想。

三、中共捍卫斯大林与中苏大论战

　　从 1957年反右、1958年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开始，毛泽东越来越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相信中国找到了一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对于中国的蛮干，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苏共领导层都有些不同意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不允许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致使庐山会议纠“左”的努力没有成功，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批给王稼祥的文件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 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8]毛泽东把党内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与赫鲁晓夫等挂起钩来，开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12月，毛泽东所拟定的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明了他们的极大恐慌。”[19]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罗列的问题主要有：“( 一) 父子关系； ( 二) 不愿学生超过先生； ( 三) 留一手； ( 四) 搞颠覆活动。”“( 1) 骄傲自大； ( 2) 领导犯错误； ( 3) 歪曲马列； ( 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 ( 5) 对和平悲观。”[20]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道路，中共要取代苏共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1960年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之机，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实际上“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21]，批评苏共关于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等观点，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2]。但是，事态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在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

　　到 1960年5月，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虽然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23]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不愿前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了国内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会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迁葬到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重要领导人墓地。苏共二十二大还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站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边，反对苏共的做法。中苏两党在会谈中各持己见，周恩来遂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此后，两党开始公开批评对方，开始了更激烈的、影响更为深远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些文章)[24]，判定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分歧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中苏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还是斯大林问题。正如《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所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25]

　　中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观点开始走向极端化，主要表现在：

　　1. 强调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共坚持自己对斯大林问题的发言权，而且认为自己的看法更正确。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26]

　　2. 否定反对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中共认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27]，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28]这一看法实际上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3. 开始淡化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全面肯定斯大林。中共给赫鲁晓夫戴上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帽子。为了宣传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加上了许多不实之词，说他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并进一步解释发挥。还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这也不符合事实，斯大林的尸体只是从列宁墓中被移出埋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

　　毛泽东强调斯大林功大于过，“在正确地认识到、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9]。毛主席实际是从更“左”的方面去总结斯大林的教训，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在于过早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有搞好阶级斗争，所以才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4. 不允许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九评”中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教训》，把南斯拉夫有别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做法和赫鲁晓夫在原有体制内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

　　5. 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别有用心，是其个人品质有问题。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大量摘引赫鲁晓夫曾歌颂斯大林的词句，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在中国这个重视伦理的社会里，赫鲁晓夫的行为被认为是不讲道德、忘恩负义的。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变化的轨迹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赞颂斯大林，还是反对斯大林，其中虽然不乏政治因素，但赫鲁晓夫总的说来都是真诚的。赫鲁晓夫曾真诚地相信斯大林是绝对正确的，他对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变化的。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首先打破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盲从，在访问南斯拉夫、审查贝利亚案件和知晓大清洗的内幕后，赫鲁晓夫了解了另一个他不知道的斯大林，彻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中共当时把赫鲁晓夫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全面维护斯大林，是不恰当的。

四、对斯大林问题认识失误的影响

　　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中苏大论战也没有搞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争夺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由于苏共“变修”，苏联“变质”，那么领导共运的责任当然历史地落在了中共身上，世界革命的中心也转移到了中国。中苏大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裂，对中苏两国产生了更为不利的影响。

　　毛泽东发起的全面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理论上制约了苏联的改革与探索。赫鲁晓夫曾尝试改革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扩大农民宅旁园地( 相当于中国农民的自留地) 、自有牲畜，开放农贸市场。中国的反修使赫鲁晓夫不敢再走下去，又开始限制个人副业。而这对于中国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正如毛泽东的传记作者所说：“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30]长期研究毛泽东的李捷也认为：“中苏论战，继 1962年党内围绕如何克服困难产生严重分歧并导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之后，为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社会舆论准备。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1]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浪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的动因。[32]第九评《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 15 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也认为：“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我国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他的纲领是一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纲领，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政策中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把暴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政治工具而加以神圣化。这个政治纲领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语录就足够了。他还坚决为战争不可避免论辩护。最后是毛泽东的达到荒谬绝伦的个人迷信。”[33]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完全肯定，实际上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照搬了斯大林模式，有些方面的失误甚至超过了斯大林，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20 世纪 60年代初，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即重新给农民发放自留地，允许个体手工业者和夫妻老婆店实行自负盈亏，开放城乡的自由市场，广大农村还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但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格格不入。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对斯大林的捍卫，使毛泽东把这些合理的措施当成修正主义予以取消和批判。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的破产。”[34]11月1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把赫鲁晓夫的下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实际上认为这场论战以中共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不切实际的论断更加强了中共政策的“左”倾。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停滞和僵化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为了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还停留在“九评”的水平上，还把斯大林与社会主义划等号，中国的改革将难以深入下去。毛泽东关于斯大林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的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斯大林并没有继承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是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回到了被列宁所否定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致使社会主义国家都跟着犯了同样的错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全局性而不是局部的，他用人们难以接受的代价把苏联建成了强国，对此，俄罗斯现今的领导人是否定的。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没有生命力，社会主义要焕发生机与活力，必须摆脱斯大林模式，苏联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2] Под ред．А． Ф． Киселева，Э． М． Щагина．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Ⅹ Ⅹ век：Учеб．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узов：В 2 т． Т． 2． М． 1998． С． 254．

　　[3]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Без Сталина． ． может быть，и войны бы не было”． www． izvestia． ru/hystory/arti-cle3072491 /

　　[4] 赫鲁晓夫的报告首次公开发表在《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 期上，中译文见［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 选译本) 附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5]［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 选译本) ，第368页。

　　[6][7][11][21][22][23]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6、15、260、352、265、272页。

　　[8]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编《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十( 1997年5月) 。

　　[9][10][13][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 版 社 1994年版 第252—253、259、323—325、331—332页。

　　[12]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

　　[15]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第27页。

　　[16][17]《邓小平文选》第1 卷第234—235、272页。

　　[18][19][2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391、601—602、604页。

　　[24] 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版第187—248页。

　　[25][29]《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

　　[26]《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8页。

　　[27] 在俄语中“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一个词。

　　[28]《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有关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40页。

　　[3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1304页。

　　[31] 李捷：《国史静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359页。

　　[3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818页。

　　[33]［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4页。

　　[34] 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JJGJW260)

　　( 作者：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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