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海权的角度分析俄苏的兴衰是一个尚未有人进行充分探讨的问题。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具体说来，从俄苏海权扩张西进、南下和东进3条线路中，西进战略较为成功，并促进了俄苏的崛起；南下和东进战略虽有所收获，但都遭遇挫折，尤其是南下的世界扩张战略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衰落。从本质上来说，地缘政治条件的制约、俄苏海权过渡扩张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构成了俄苏海权战略失败并导致国力衰微的根源之一。

　　关键词：海权扩张；俄罗斯；苏联；霸权兴衰

　　中图分类号： D75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04)06-0082-05

　　收稿日期： 2004-03-15

　　作者简介：刘中民(1968- )，男，河北唐山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1](2-3)。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海权的控制的确构成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濒海的“陆权”国家来说，对海权的过渡追求会受到“陆权”的制约，并对一个国家的实力提出挑战。法国在与英国的长期争夺中的失败即为最鲜明的例证[2]。而对于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前苏联)来说，“俄苏的兴衰充分反映了‘陆权’与‘海权’的对抗和力量对比”[3](176)。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但谋求霸权的目标又使其走上了贪婪追求“海权”的扩张道路。因为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历代统治者都深信：“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4](99-92)。

　　从16世纪开始，俄罗斯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这也恰如1913年俄海军司令部的报告所言：“保卫俄国海路的任务，一般说来，过去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三项：保障俄国从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由日本海通向太平洋和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路畅通”[4](92)。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因此，从海权争霸的视角来分析俄苏的兴衰无疑是分析俄苏兴衰的新的视角。

一、西进大西洋的海权扩张与俄罗斯的崛起

　　俄必须要通过波罗的海进入北海，然后经过英吉利海峡才能进入大西洋，而要保证这条通道的畅通则必须面对瑞典、德国和英国这些强国的海军。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沙俄通过一系列侵略扩张而成为雄踞欧亚大陆的帝国，但它仍然是一个与海洋隔绝的内陆国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5](80)。因此，沙俄首先选择了夺取波罗的海作为入海口，迈出了俄海权争霸的第一步。

　　为征服波罗的海，俄国从伊凡四世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1558—1583年延续25年之久的战争反映了伊凡四世在位时期夺取通向波罗的海门户的坚定信念”[3](177)。彼得一世在夺取黑海的努力未能成功后，转而向北再次争夺波罗的海。为战胜波罗的海的主要强国瑞典，彼得拼凑了反瑞典的“北方同盟”，发动了1700—1721年的“北方大战”，最终占领了波罗的海沿海的大片土地，并耗费巨资修建了新都城——圣彼得堡，将之作为俄国新的政治中心。彼得为完全控制波罗的海，建立了俄罗斯海军，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变成了濒海国。

　　在二战期间，前苏联为建立其“东方战线”，将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前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缓冲地带”得以建立。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保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来的状况。必须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6](115)。

　　西进波罗的海的海权扩张是俄海洋战略最成功的部分，它直接促进了俄罗斯的崛起，波罗的海和圣彼得堡成了“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尤其是圣彼得堡的建立“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5](81)，并表明俄国不会在原有的内陆地位中生存，也不会听任自己的河流入海口控制在别人的手中。俄也可以介入欧洲政治而具有了欧洲属性。同时，更具意义的是“彼得大帝向俄罗斯种族传统的抗海本能提出了挑战”，尤其是“迁都以后，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的优势地位明显表现出来，而且也使俄国可以与欧洲所有国家保持经常接触，特别是与海上强国建立了相当程度的物质依赖关系”[3](179)。

　　俄向西在波罗的海以通向大西洋为目标的海权扩张，使其通过圣彼得堡的建立具有了海权国家的特性，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欧洲属性，从而也使其避免了在西欧海权崛起后从属于西方的命运，而对波罗的海沿岸3国的窃取更建立了其抵御西方的“缓冲地带”。在该线的扩张中，俄苏尽管受到了英国海上势力的阻遏，但是战胜瑞典的北方大战以及后来对波罗的海3国的侵吞都使俄苏在波罗的海保有了重要影响。对此，斯大林曾对彼得大帝的这一战略作出较高的评价，称之为“为摆脱落后状态的最初尝试”[7](53)。用彼得大帝自己的话说，俄罗斯从此可以“畅快的呼吸自由海洋的气息”[8](108)。此举不仅使俄罗斯把“双头鹰”的一支头伸向欧洲和西方，而且使俄国加入到西方争夺欧洲和世界权势的列强行列之中，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看来这甚至是当时俄国避免跌入第三世界的原因之一，“俄国在近代的初期并没有像东欧那样变成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其原因在于俄国的“领土一直在大规模地、不间断地扩张”，“扩展为从波罗的海伸向太平洋的欧亚大帝国”[7](49)。前苏联解体后，俄地缘战略空间大幅压缩的原因之一也恰恰在于波罗的海3国的独立使俄在波罗的海只剩下了圣彼得堡、维堡(部分为芬兰使用)和加里宁格勒3个港口。“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黑海的出海口问题几乎又退回到了400年前的状况，这种情况引起了俄罗斯国内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8](109)。

二、南下印度洋迷梦的破灭与俄苏的衰落

　　控制波罗的海远远无法满足俄的要求，“沙皇的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9](240-241)。彼得确立了俄南下地中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的3条扩张路线，并影响了俄罗斯和苏联的对外战略。

　　俄南下的第一条路线是通过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及黑海海峡，从而进入地中海。只有控制了黑海海峡和黑海沿岸地区，才能进入地中海，并进而对欧洲形成钳夹之势。控制黑海特别是伯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道路。”尤其是在控制土耳其后，“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9](16-18)。

　　俄苏南下战略的第二条路线是占领波斯的北部，夺取里海西岸高加索地区和南岸地带，从而打开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通道。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十分重视向波斯扩张。1809年，俄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夺取了格鲁吉亚、巴库与南高加索的其他地区。自19世纪20年代后，俄国开始对波斯进行渗透，力图将海权势力从波斯挤压出去。因此，“传统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到20世纪初已十分激烈，英国对俄国得寸进尺的推进感到恐慌和不满，强烈要求通过谈判划分势力范围。而俄国显然不只是要蚕食土地，而是要夺取整个波斯，从而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其目标在于海洋霸权”[4](186)。

　　俄苏南下的第三条线是通过征服中亚，经阿富汗和印度抵达印度洋，建立“沟通西部港口和东部港口的天然通道”[4](126)。因此，从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就进行了南下印度洋的试探性进攻，但无功而返，他留下遗嘱说：要“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10]。到19世纪中叶，沙俄开始大规模向中亚草原推进，“在50年之内，俄国在中亚把它的边界向南推进了约1 300公里，一直推进到阿富汗的东北部”[11](37)。在俄的南下战略中，阿富汗成为俄英的必争之地。1907年，俄、英划定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势力范围，俄国放弃了在阿富汗的利益换取了对伊朗北部的控制，从此，阿富汗成了英国的保护国。

　　为实现南下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霸权扩张达到顶峰的苏联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包括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控制也门、埃塞俄比亚，在越南建立海军基地等一系列战略举措[12](18)。在南下印度洋的诱惑和抗衡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下，苏联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不归路。由于阿富汗开始在东西方对抗中推行均衡政策，对此深感不安的苏联加紧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控制，并最终导致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爆发。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自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军事失败，也成为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称霸印度洋的“彼得遗嘱”不仅没有实现，相反苏联却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从俄罗斯的南下战略来看，俄苏在黑海、波斯湾以及印度洋一线的海权扩张由于受到英美等海权国家的遏制而深受挫折，除早年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争夺中在黑海有所收获外，后来在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阿富汗三线都遭遇沉重打击。有学者指出：“从拿破仑到彼得大帝、勃列日涅夫、小布什都在争夺这一个地方，最终决战和妥协的地点都在北印度洋的中亚，决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印度洋”[13](92)。而经过冷战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印度洋已经基本上掌控在美国的手中，俄苏南下印度洋战略已经遭到了彻底失败。“俄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虽处心积虑实施南下政策，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在处理同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的关系上，政策僵硬，过分强调自身利益的实现，而忽视别国的主权完整，最终导致在其边界出现了一条坚固的反内陆地带，使其南下印度洋受阻；同时，其本身的不安全感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地缘政治的扩张过程及其结果造成了俄苏政治性格的恶性循环，即使心脏地带陷入了一种长期的不安和躁动之中”[3](189)。

三、东进太平洋霸权战略的得失

　　列宁曾经指出：“俄国在亚洲的大肆扩张政策应当说明它把未来寄托在海上；如果没有强大的和行动自由的舰队，不可能有什么俄国的亚洲”[4](761)。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开始向太平洋海域扩张。1679年，沙俄入侵堪察加半岛并陆续全部占领；1713年派人窥测千岛群岛；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沙俄的海上势力一度扩张到北美沿岸，并企图夺取夏威夷群岛，但遭到英美等国家的反对而被迫退出。吞并中国黑龙江地区、占领海参崴港，控制鞑靼海峡是俄罗斯远东扩张的夙愿，彼得一世曾指出“必须在濒临大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扬言要把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4](105)。马克思曾指出：“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领域”[15](34-35)。

　　鸦片战争后，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和蚕食活动。1847年俄从海上进入黑龙江口进行非法考察，并拟定占领计划；1853年尼古拉下令占领库页岛；1854年俄舰队强行航行黑龙江；1858年俄强迫中国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北岸地区据为已有，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俄国又强迫订立了《北京条约》，俄获得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太平洋之间的一大片土地；1873年俄在海参崴设置军港，取得了向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基地；1891年，俄开始修建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十分明显，如有可能使这条铁路线笔直穿过满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无须沿着俄国弯弯曲曲的边境线，俄国将要获得莫大的便利。朝鲜则以其不冻港吸引着俄国人的注意”[16]。

　　俄国在东扩中也同样面临着来自海权的挑战，为抗衡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修好美国，并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但是，真正对俄构成威胁的不是英国或法国，而是正在崛起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日本吞并了澎湖列岛、台湾岛和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俄以日本破坏远东均势为由，联合欧洲诸强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的管辖权归还中国。在外交上取胜后，俄国即开始对清政府进行操纵，中国允许俄修筑“中东铁路”，俄国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路程缩短了约450英里，为俄国吞并全满洲奠定了基础，同时形成了对日本的威慑。

　　1897年沙俄强占中国旅顺、大连及附近海域；1898年俄强迫中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取得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兵权和港口使用权；1899年俄建立了以旅顺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俄国在满洲所攫取的利益立即引起了海权国家的不满，尤其是日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导致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借助优势的兵力、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英美的支持战胜俄国，俄远东扩张在与日、英等海权国家的对抗中遭遇挫折。针对此重大挫折，1907年沙俄外交大臣伊兹沃斯基指出：“俄国失去了满洲，连同旅顺口在内，因而也就失去了在对方通往海洋的道路。从此俄国扩张海陆军的主要地点只能是黑海了。俄国必须从这里通到地中海”[4](111)。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一再宣称废除沙皇时期中俄两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仍要求使用中东铁路，并拒绝放弃支持蒙古独立的立场。20世纪30年代，苏联与日本在远东的矛盾因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有所缓和。二战爆发后，美苏形成默契，苏联承认远东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苏联保持其在大连港、旅顺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传统利益。在1945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对库页岛和海参崴的占领得以合法化。

　　经过数百年的扩张，俄苏尽管获得了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并建立了以海参崴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但由于受到日本、美国等海权国家的制约以及二战后中国政局的变动，苏联在远东的海洋势力基本上局限于太平洋的东北角。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和苏联的结盟，“无疑是世界历史中海权与陆权力量对比变化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世界上两个对国际事务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一个位于心脏地带，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结成了意识形态联盟，取代英国海权地位的美国被迫将防御线撤至太平洋地区的‘外月形地带’(即由岛屿构成的环形地带)”[3](196)。

　　在冷战时期，苏联为扩张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权，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的无理要求，并成为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再次失策，边缘地带中国在70年代重新与美国改善关系。海权与陆权的远东对抗最终以陆权的回归而趋于均衡状态”[3](196)。

　　从俄苏太平洋一线的海权扩张战略来看，俄苏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而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入海口海参崴，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太平洋舰队，成为俄苏在远东地区施加影响的主要砝码，对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控制，对库页岛和日本北方四岛占领，在中国一度获得的对旅顺、大连的港口使用权，为俄苏对对日本进行遏制，保持对朝鲜共半岛问题的发言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俄苏在远东的海权扩张先是受到日本的挑战而在日俄战争中惨遭败绩，而后在与美国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同时其过分贪婪的欲望尤其是谋求通过建立联合舰队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直接恶化了中苏关系，并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四、关于海权扩张与俄苏兴衰的若干思考

　　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解体的数百年历史表明，海权扩张构成了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已经“不满足于历史上形成的内陆国家的格局，迫切要求夺取出海口，控制海上通道，开拓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夺取出海口成为俄对外政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3](196)。从此，俄罗斯走上海权扩张道路，并确立了控制“六海”(波罗的海、亚速海、黑海、里海、地中海、日本海)“三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庞大的海权扩张计划。

　　从总体上看，俄苏海权势力的扩张对俄苏的兴衰产生双重影响，即一方面海权扩张推动了俄苏的崛起和强大，但另一方面由于面向“三洋”的贪婪扩张也使以陆权作为主要地缘政治特征的俄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俄苏海权扩张取得的成果来看，通过三个方向的海权扩张，除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目标没有实现外，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俄苏都通过其海权扩张打开了通向海洋的通道，从而使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缺陷得以改变，这也许是俄罗斯在近代以来的权势争夺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但是，过分的海权扩张对俄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和消极影响，甚至说埋下了后来其走向衰落的历史隐患：第一，受内陆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以及过于贪婪的海权野心的制约，俄苏背上了需要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的沉重负担，并常常使其力不从心、难堪重负。因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做双料强国，因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难以同时成功地支持两个方向的战略努力，战略集中是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2]。俄苏“在夺取‘六海三洋’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基本趋向是在黑海两海峡、波斯湾和东北亚轮番出击。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频繁转移，反映了它的霸权主义倾向与力不从心的深刻矛盾和虚弱本质”[17]。

　　第二，由于多方位的海权扩张使得俄苏在战略上树敌太多而疲于应付，并使其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难以支撑。在俄苏的海权扩张中，俄苏几乎在各个方向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英、法、德、日、美几乎都曾经成为俄苏海权扩张的敌手，甚至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历史时期，俄罗斯要面对数个海陆强国的夹击。与此同时，土耳其、波斯(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中国等地区性国家更会因成为俄苏陆海权力扩张的对象而与其发生矛盾或冲突，俄苏在其海权扩张的过程中几乎与上述所有国家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这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的。

　　第三，地处欧亚内陆的俄苏在海权扩张中，在许多地区需要征服并跨越数个陆权国家和地区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海洋，俄苏在欧亚大陆的陆地蚕食是其走向并控制海洋的先决条件。因此，俄苏的海权扩张需要强大的陆权配合，而陆权扩张又导致其不断将异族纳入帝国版图，造成了地缘政治结构的异常复杂。这一态势从两个方面对俄苏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先，俄苏走向海洋的道路更加艰难，这一点在俄苏企图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战略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伊朗和阿富汗这样的地区性国家都可以对其构成深刻挑战，众所周知，阿富汗战争是俄苏长期以来南下印度洋战略的延续，但它也恰恰成为苏联的泥潭并成为苏联衰落的一个主要根源或曰转折点。其次，俄在陆海权力的双重扩张中，曾将许多民族和国家纳入自己的版图，使得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俄苏在中欧、中亚、西伯利亚的扩张，使整个帝国的种族构成随着扩张进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形成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另一个持久因素，即俄罗斯成为一个由不同的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这些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方面都与俄罗斯民族有着根本区别的种族地域集团大多处于帝国边疆，帝国边疆则处于与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种族和地理分界线的地缘政治状况，由此又产生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持久因素，即帝国边疆沿着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缘处于一种可渗透状态[18]。

　　参考文献：

　　[1]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2-3·

　　[2]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0)·

　　[3]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76，177，179，186，189，196·

　　[4]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写组·海洋争霸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91-92，92，126，105，111·

　　[5]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0，81·

　　[6] (俄罗斯)史料[M].1995，(4)·115·

　　[7]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3，49·

　　[8]姚晓瑞·地缘环境对俄国海军发展的影响[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3)：108，10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240-241，16-18·

　　[10]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11]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7·

　　[12]张文木·世界霸权与印度洋——关于大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历史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1，(4)：18·

　　[13]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J].战略与管理，2003，(1)·92·[14]列宁全集(第39卷)[M].761·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34-35·

　　[16]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08·

　　[17]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0·

　　[18]龚洪烈·俄罗斯外交：历史与现实[J].东欧中亚研究，2001，(2).

　　〔责任编辑　赵东波〕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of Sea Pow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 and Soviet，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LIU Zhongmin

(Law School， Marine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Abstract：Analyz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 and Soviet from angel of Sea Power is an issue which had not been discussed adequately. This paper pointed outthat expanding of Sea Powerwas one factor of the rise of Russia and Soviet， but contending forSea Power excessivelywas one of roots of the fall of Russia and Soviet. Concretely， in three lines of expanding of Sea Power to the west， south and east，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to the westwas successful relatively and speeded the rise of Russia and Soviet； the strategies of expanding to the south and east all encountered with frustrations， especially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to the south resulted in the fall of Soviet directly. Essentially， the restriction of geopolitics conditions and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induced to contending forSea Power excessivelywas one of roots of the failure of the strategy of Sea power， and leaded to decline of national power of Russia and Soviet.

　　Key Words：Contending for Sea Power， Russia， Soviet， the rise and fall of hege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