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二是夺取政权后是否应该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是否应该立即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十月革命虽然已过去了 90 多年，但重温当年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这场历史性的大辩论，从中认真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列宁 普列汉诺夫 十月革命

　　【中图分类号】D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6-0054-(13)

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1999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独立报》全文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据称这个遗嘱是由普列汉诺夫在 1918 年 4 月 7 日至 21 日病危期间口授，他的好友捷依奇[1]笔录整理的。《马恩列斯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2002 年第 2 期发表了这篇“遗嘱”的译文，同时发表了“遗嘱”保存、收藏、转移、发表经过的有关材料。

　　这篇“政治遗嘱”内容广泛，涉及马克思的历史功绩、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资本主义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等问题。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对 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评论和对苏维埃政权前景的分析。他在“遗嘱”中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称之为“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的“十月政变”。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他虽然承认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精通马克思主义”，但又认为列宁“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他断言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将先后遇到饥荒、经济破坏、工农联盟破裂、意识形态引起的内部 解体四大危机，最后必然导致崩溃。（以上引言皆出自“政治遗嘱”）

　　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宣布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在“政治遗嘱”中他叮嘱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就不要发表他的遗嘱。他解释说，他放弃斗争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因而“当政权已经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手中”时，他不愿同“过去和现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蒙骗，犯了致命的错误”。同时他还认为，“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会因此受到伤害， 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因此丧失殆尽”。 （引言都出自“政治遗嘱”）

　　对这篇“政治遗嘱”的真实性，俄国内是有争议的。特别是“遗嘱”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包括在俄国确立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和主要阶段等问题的论述似乎太超前了。普列汉诺夫虽然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在那个时候能否作出这样的预测是值得研究的。同时这些论述也无法在他生前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然而他对十月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评论和对苏维埃政权前景的分析，则与他在 1917 年同列宁论争中所发表的文章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2]因此，这个“遗嘱”是否能正式称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虽有待考证，但它大体上反映了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自十月革命以来，关于这个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历来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激烈争论的问题。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曾对反对十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德国的考茨基、伯恩斯坦、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作过尖锐的批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似乎已经成为铁板钉钉的定论。但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问题又被重新 提出，首先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提出。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这个文件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兴趣。“遗嘱”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发表，把这场历史性的大论战带进了新世纪。

　　二、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列宁是俄共公认的有崇高威信的领袖，是十月革命的旗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俄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坚定的反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家。他们两人是同时 代人，但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大 14 岁。[3]早期普列汉诺夫是列宁的师长和战友。1903 年后，普列汉诺夫在俄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大派的斗争中逐渐站到了孟什维克一边，与列宁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原则分歧，但在另一些问题上仍有不同程度的合作。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普列汉诺夫恰恰站到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支持沙皇俄国。至此两人成为政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1917 年俄国二月（俄历，以下日期均为俄历）革命后，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控制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视广大人民强烈的和平要求，坚持要与英法等盟 国一起把战争进行到底。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围绕要不要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立即提出了把革命从第一阶段推向第二阶段，由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国家的主张。列宁的主张，主要包含在他在二月革命发生后在瑞士写的《远方来信》以及回到彼得堡后发表的《四月提纲》和一系列文章、报告和书信中，他的主要论据是：二月革命之初，“彼得堡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手里”[4]但由于当时工人阶级的觉悟不高，“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和它的临时政府”。[5]而临时政府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和平、面包、土地要求，反而勾结沙皇残余势力对群众抗议示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残酷镇压。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求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6]“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人类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出来，就不能使千千万万人免于死亡。”[7]

　　列宁还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阶段。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前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战争必将引起革命。“目前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实际问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8]“俄国革命不过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9]俄国虽然落后，但可得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帮助。

　　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的主张，主要包含在他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由流亡的孟什维克在巴黎出版的《在祖国的一年》一书里。其主要论点是：俄国“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管理国家。”[10]因此不能推翻临时政府，而是必须同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合作。俄国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夺权后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夺权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支持，但夺权后农民不会支持新政权。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p.65）

　　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指出：俄国生产力水平太低，经济落后。“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p.22）“俄国就其生产力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觉悟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11]“列宁政策的胜利会造成毁灭性的、极可怕的经济崩溃”，“会使整个俄国遭到不可估量的灾难”。（p.248）

　　综合分析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二是夺取政权后是否应该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是否应该立即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两个问题当然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例如列宁早在 1905 年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努力掌握领导权，把农民联合到自己方面来，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指出，这个专政“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他在提到工农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把革命火焰烧到欧洲去”时，紧接着说，这样的胜利“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2]可见当时列宁并没有把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夺取政权与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回事。

　　三、关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

　　这里，首先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的是革命发生的原因。对此，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是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就会发生社会革命。[13]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因此“研究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4]列宁对此也有很多论述。他指出：“革命既不能制造，也不能给它规定顺序。预订革命是办不到的，因为革命是发展起来的。”[15]“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运动”，这时社会革命就会降临。[16]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对这些论述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是否具备了爆发新的革命的社会原因和形势吧。

　　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被战争激化了的俄罗斯人民与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大爆发。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农民、士兵（士兵是穿军装的农民）。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和平、面包、土地，主要口号是“要面包”、“不要战争”、“反对饥饿”、“打倒沙皇”，等等。革命来势凶猛，短短的 5 天之内，俄首都彼得格勒的群众斗争就从罢工、游行示威发展到武装起义。反战的士兵成批转到起义人民一边。几天之后沙皇就被迫退位，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洛夫王朝 宣告覆亡。

　　这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但在 2 月 27 日彼得格勒的起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孟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各地城市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就建立了 555 个苏维埃。在成立全国苏维埃前，彼得格勒苏维埃起着领导中心的作用。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成立就以革命权力机关的身份发布命令，采取行动，包括组织工人民警维护社会治安，成立粮食委员会负责首都军民的粮食供应，成立财政委员会管理国家银行和财政机关，把首都卫戍部队置于苏维埃领导之下，等等。因此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 士兵手里。但是控制着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依靠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导下，主动把政权让给了沙皇时期成立的杜马（议会）中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组织的临时政府，而让苏维埃处于“革命监督”的地位。这样就出现了列宁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当时俄罗斯面临的最大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战争。战争使俄士兵大量伤亡，田园荒芜；战争使俄经济面临全面崩溃，千百万人受饥饿威胁。要解决二月革命中人民提出的和平、面包、土 地三大诉求，首先要解决战争问题。只有使俄罗斯摆脱战争，才能使经济逐步得到恢复，解决面包问题。但是临时政府却坚持要“把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同时又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采取敷衍、拖延的态度，这样就引起了广大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连续发生了 4 月、6 月、7 月三次政治危机。广大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资产阶级部长的口号，要求结束战争政策。布尔什维克在群众起来斗争后积极进行领导，并向群众指出，单单撤换几个部长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结束战争。到 7 月那次危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示威 工人和士兵已达到 50 多万人，群众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临时政府竟以“恢复秩序”为借口，从前线调动军队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当场打死 56 人，打伤 650 人。这样，这个政府就把自己完全放到了工农兵群众的对立面。接着，临时政府又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强行占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所在地，捣毁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通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这三次政治危机表明群众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极端不满和愤慨。在群众示威的冲击下，临时政府被迫一再进行改组。7 月危机后，立宪民主党在压力下交出政府总理职务，改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临时政府的主要权力落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手中。但由这两个政党组成的克伦斯基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满足广大工农兵的和平、面包、土地三大诉求，反而为了继续推行战争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措施，包括恢复前线的死刑以迫使士兵打仗，派军队镇压农民运动，以关闭工厂和实行同盟歇业对付工人罢工，等等。接着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科尔尼洛夫是前沙俄将领，临时政府任命他为军队总司令以加强对局势的控制。但他却在 8 月 25 日派前线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并要求临时政府辞职，把全部政权交给他。科尔尼洛夫叛乱实际上是要恢复沙皇政权，是搞 反革命复辟。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合作下，全俄工兵苏维埃（1917 年 6 月成立）与全俄农民苏维埃（1917 年 5 月成立）联手奋起反击，在短短的几天内就粉碎了这一叛乱。其中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 6 万名赤卫队员、革命士兵投入保卫彼得格勒的斗争，并派出大批宣传员到前线向受骗的军队士兵做工作，揭露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阴谋，在粉碎叛乱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俄国革命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事件。

　　到了 1917 年 9 月，俄国经济已出现全面崩溃之势。工业衰退、铁路瘫痪、物价飞涨、粮食短 缺。不仅后方的工人、农民挨饿，前线的士兵也吃不饱。群众不满情绪高涨，出现了新一轮的革命高潮。这个新高潮由三股大潮组成：一是工人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1917 年 7 月至 9 月，物价上涨 3 倍。全国 200 多万工人先后举行罢工。不少厂主以关门停工来对付。于是很多地区工人把企业管理权夺到自己手中，对生产、分配、用工实行“工人监督”。二是农民起来造反。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强烈不满临时政府拖延解决土地问题，纷纷起来斗争赶走地主，夺取土地，自行进行分配。到 10 月，农民运动已遍及全国 90%以上的县。一些地方饥饿、愤怒的农民暴动，焚烧、捣毁地主庄园，没收地主财产。有些贵族、恶霸地主被处死。临时政府派军队镇压，更使矛盾激化。三是士兵反战运动。在德军进攻下，俄军在前线节节失利，但政府仍坚持战争。广大士兵对临时政府失去信心。到 1917 年秋天，军队开始瓦解，大批士兵哗变，至 10 月初已有 200 万士兵离开军队，回乡参加分配土地的斗争。600 万士兵表态支持苏维埃。一些部队的士兵推翻了被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军官，推出自己信任的人接替。成百上千的“反革命”军官被捕、杀。此外，俄国境内少数民族争 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也发展起来了。[17]1917 年 8、9、10 三个月内，这几股大潮如急风暴雨席卷了俄罗斯大地。事实上，十月革命前夕的俄罗斯已经“天下大乱”，临时政府已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群众转而寄希望于工农兵苏维埃。虽然当时布尔什维克积极领导了这些革命斗争，但像这样的革命高潮形势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能够制造出来的。例如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力量很弱，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不是布尔什维克发动而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

　　这样的革命形势对一切号称革命的政党当然是严峻的考验：是站在群众之中积极主动领导革命斗争前进，还是站在群众之外对群众运动指手划脚或者无所作为，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革命运动进行阻扰、打压?一日千里的形势逼迫各个政党迅速作出抉择。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坚定地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领导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因此嬴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力量迅速发展。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布尔什维克在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基辅等中心城市的 118 个市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在工人和士兵中建立了很高威信。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形势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孟什维克内部出现了一个“国际派”，社会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个“左派”，他们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愿意与布尔什维克联合行动。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主流派仍坚持错误立场，它们面对高涨的革命浪潮和迅速壮大的布尔什维克惊慌失措，极力想把群众革命运动压下去。它们无视广大工农兵十万火急的和平、面包、土地的迫切要求，行动迟缓，直到 10 月 24 日，即十月起义的前一天，才在由其召集的“预备国会”上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土地问题的议案和一项支持和谈的决议。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大量事实表明，十月革命是引发二月革命的各种矛盾在临时政府统治下未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的必然结果。列宁是十月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人，但列宁没有也不可能制造十月革命。事实是，工人、农民、士兵先起来革命了。列宁只是较早看清了这种形势，审时度势，顺应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是实现工农兵和平、面包、土地三大诉求的需要，是广大群众求生存的迫切需要，是挽救已经陷于无政府状态、灾难临头的国家的需要。1917 年 10 月德军已逼近彼得格勒。临时政府策划要放弃彼得格勒，假手外力来镇压首都的工农兵革命力量。如其阴谋得逞，将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这就使起义更为迫切。 普列汉诺夫强调当时俄国经济落后、不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有道理的。（此点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论述）但他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不能解决导致二月革命的和平、面包、土地三大问题，这个政府大半年的施政已经弄得这个国家面临崩溃、广大劳苦群众忍饥挨饿不得不为求生存而起来斗争时，仍然反对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起来夺取政权，反对以工农兵苏维埃来取代临时政府，这是毫无道理的。难道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只能束手待毙，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资产阶级来安排，不能奋起自救，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 运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过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能跟着资产阶级走，在资产阶级消极怠工时，无产阶级就只能等待，绝对不能发挥主动作用，绝对不能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呢？普列汉诺夫虽然熟读马恩著作，但从他在 1917 年 4 月回到俄罗斯后发表的文章、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和汹涌澎湃的革命行动很不了解，当然更谈不上理解。他甚至颠倒黑白地指责群众革命行动是“无政府主义”、是“外力挑动”的,充分反映他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这正是他在关键时刻站到革命对立面的重要原因。 认为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会给俄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因而反对十月革命，这也是没有道理的。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推翻临时政府，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正是为了把自己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为了把国家从临头的大难中拯救出来。当然革命必然要付出代价，革命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犯了大错误（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也可能给人民带来灾难，但这不能成为反对革命的理由。一个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紧密地与群众站在一起，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使革命尽可能少犯错误，特别要避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则要尽快改正；而绝不应该给熊熊的革命烈火泼冷水。 断言十月革命一定会失败而加以反对，这更是站不住脚的。十月革命后，尽管苏维埃俄国面临极其艰难、复杂的环境，一段时间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农群众打退了 14 国的干涉军，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并且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调整了与农民的关系，稳住了苏维埃政权，充分证明了必然失败论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后来苏联的解体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不能作为普列汉诺夫“必然失败论”的宿命论的依据。

　　普列汉诺夫把十月革命贬低为“政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不少人把十月革命改称为“十 月政变”。这里首先要区别革命与政变。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当然是革命。政变一般是指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从另一部分人手中夺取权力。十月革命把政权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夺到工农兵苏维埃手中，这是普列汉诺夫也明确承认的。[18]他不是宣称十月革命后他之所以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就是因为他看到“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19]吗？因此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普列汉诺夫攻击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是冒险主义，是搞布朗基主义。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布朗基主义主张依靠少数职业革命家用阴谋、暗杀等手段夺取政权，而列宁的路线是布尔什维克首先要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的支持，取得领导权，然后依靠苏维埃夺取政权，这与布朗基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依靠少数人夺了多数人的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第一，如前所述，布尔什维克已在两个首都和许多城市的苏维埃中取得了领导权，这意味着它得到了多数工人的支持；第二，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大批士兵的支持。十月革命后 有些原高级军官（如当时任最高总司令的杜鹤宁）拒绝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列宁以政府的名义解除他的职务，并任命了新的司令，在士兵的支持下，很快就接管了部队的指挥权。第三，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农村中的力量很弱。农民工作是布尔什维克的软肋。但布尔什维克通过与社会革命党左派联盟，同时又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事实上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成的临时政府当时已经摇摇欲坠、严重脱离群众，否则怎么会一冲就垮呢。

　　四、应该不应该实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二月革命后，列宁起初并没有明确提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他在《远方来 信》、《四月提纲》以及其他二月革命后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只强调要使革命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20]并没有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相反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21]他在与布尔什维克党内另一个领导人加米涅夫就二月革命后的方针、路线进行辩论时说，“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过这种意见…” [22]他在与普列汉诺夫进行辩论时为《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实行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把糖业辛迪加收归国有、对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等主张辩护，说这些都是“同资本主义相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23]说列宁的《四月提纲》提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苏共中央后来的概括。

　　但是无可否认，十月革命后不久，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就在俄国内进行了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

　　（一）解散立宪会议，公开亮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召开立宪会议解决国是问题，是当时得到俄罗斯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共识。列宁认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高形式”，而“苏维埃是更高的民主制”。[24]但为了争取群众，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仍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口号之一，并一再批评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及早举行。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决定在 1917 年 11 月 12 日进行立宪会议选举，11 月 28 日举行立宪会议。可是选举还没有举行临时政府就被推翻了，而 10 月中旬（十月革命前夕）各派政治力量已提出了各自的候选人名单。

　　在彼得格勒十月起义获得胜利后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仍宣称，“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在成立政府的决定中也说，“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中还说，“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最后决定。”这说明，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仍然举着立宪会议的旗帜。这样，要不要按原定的时间表举行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就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列宁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如按原定的 11 月 12 日进行选举，可能出现不利于布尔什维克的结果，主张推迟选举并延期召开立宪会议。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多数人认为这样会失信于民，否决了列宁的建议。于是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于 11 月 12 日举行。选举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 705 个席位中仅获得 175 席，占 24.7%，而社会革命党由于在农村中有巨大影响，获得 412 席（其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该党左派获得 40 席），占 58.6%，其他孟什维克获得 15 席，立宪民主党获得 17 席，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就必须面对要不要把政权交给立宪会议选出的政府的尖锐问题。

　　列宁在此时写了《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提出十月革命后产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拥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他认为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是十月革命前提出的，不 反映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按这个名单选出的立宪会议不符合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绝不能把政权交给立宪会议，而应该要求立宪会议无条件承认苏维埃政权，如不承认，就用革命手段对付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中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接受了列宁的主张。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称“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25]同时又通过决议宣布，根据 《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 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活动。”[26]1918 年 1 月 5 日，立宪会议开幕，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大会，要求大会讨论通过，遭到以社会革命党为主的大会多数的抵制。于是 1 月 6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干脆下令解散立宪会议，驱赶会议代表。强行解散立宪会议遭到除布尔什维克自己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以外的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引起很大的震动。十月革命后一度相对顺利的局面，也即列宁说的“凯歌行进”的局面就此结束。俄国内矛盾由此急剧激化，不久就 爆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

　　在解散立宪会议后 5 天召开的全俄工兵农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告“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27]稍前发布的《解散立宪会议法令》宣称：“十月革命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28]由此可见，解散立宪会议是布尔什维克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

　　（二）对资本进行“赤卫队式的进攻”。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工人监督条例”。开始时并不想没收私有企业，而只是想对私有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督。但工人监督遭到了资本家、旧职员、原公务员的激烈反抗。于是苏维埃政府就转而采取激进的国有化措施。发布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的法令”、“关于海洋和内河商船国有化的法令”，等等，先后共颁布了 220 个有关国有化的文件。这些法令中包含许多极其激进的内容。如由列宁起草并于 1917年 12 月由政府批准颁发的“关于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不仅规定把一切银行收归国有，而且“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有财产”，要求所有股份公司董事“向国家交出一切股票”，“普遍实行劳动义务制”，“为正确统计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一个消费合作社”，“坚决制止私贩粮食”...等等。[29]根据这些法令，苏维埃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一大批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包括所有银行、股份制企业、大型工商企业、批发商、部分中小企业。列宁把这些激进的行动称为“赤卫队式的进攻”。

　　（三）全面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所谓军事共产主义就是用政权的力量，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按共产主义的原则全面改组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 商品货币关系。根据这一设想，列宁在 1918 年 3 月为俄共“七大”起草的党纲中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在废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进而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消除商品和货币”。[30]但初时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罗斯要实现这些原则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然而 1918 年夏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危机把他原来的计划打乱了。当时许多城市出现了极端严重的粮荒，敌人从四面逼近，新生政权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为保卫政权、战胜敌人和灾荒，苏维埃政府迅速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体制，并首先从向农民征集余粮保障粮食供给着手，逐步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制。

　　军事共产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五项内容：（1）实行余粮征集制，要求农民交出全部余粮有时甚至包括一部分口粮交给国家。为此组织了大批工人下乡征粮。这种征粮有时是部分用工业品交换，但由于工业品不足，常常是无偿的。（2）实现全部工业国有化。大中小企业由国家统一管理，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分配。（3）取消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交换由政府垄断。（4）推行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和实物化工资制。（5）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无偿或半无偿的余粮征集近似于对农民的剥夺，当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但由于十月革命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在根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进行的土改中分到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面对白卫军的进攻，他们为了保卫土改的果实，忍受了这种强制性的征集。余粮征集制和军事共产主义其他一些措施的实施保障了城市和军队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保证了前线的胜利。但这毕竟只是适应危急的战争环境的措施。然 而，在 1919 年底红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强化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包括把余粮征集制的范围从粮食、糖、肉类扩大到所有农产品；关闭市场，更严厉打击私商；着手消灭货币；从上到下建立普遍劳动义务制委员会，用更严厉的手段强制推行义务劳动制，等等。1920 年 10 月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军事共产主义被认定为苏俄的正常的国家体制而进一步得到加强。政府下令把几乎全部小工业收归国有，同时发布了“关于向居民无偿发放食品的法令”，进一步推动从商品交换向没有货币的产品交换的过渡。[31]这就说明，军事共产主义决不仅是一种战时的紧急措施，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实验。战争只是促进了布尔什维克加速实施军事共产主义。当余粮征集制等措施在保障战争供给获得巨大成绩时，列宁和他的战友就认为这种实验取得了成功，企图就此直接过渡到消灭商品和货币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十月革命后立即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解散立宪会议不仅使布尔什维克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在道义上也输了理，被社会各界广泛谴责为背信弃义。不仅资产阶级政党反对，而且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像高尔基那样的进步作家[32]都激烈反对。高尔察克、邓尼金等沙皇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发动了内战和武装干涉。在内战中，在农民中有雄厚基础并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得到最多选票的的社会革命党，以及原来与布尔什维克同属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都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社会革命党左派在立宪会议被取缔后的一段时间里仍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在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实行余粮征集制后，也与布尔什维克闹翻并激烈反对军事共产主义，成为苏维埃政权打击的对象。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强化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更是遭到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工人罢工、农民骚动、暴动，此伏彼起。最突出的是发生在 1921 年 2 月下旬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武装叛乱。参加叛乱的 15000 多名水兵大多来自农村，他们曾是十月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提出要“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自由苏维埃”、“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等反对俄共的口号。 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农民对余粮征集制和对农民压制的严重不满的反映，也集中反映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不仅遭到了俄各派政治力量也遭到了自己基本群众 的反对。

　　在内战中阶级斗争变得异常残酷，不仅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疯狂反对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些人采取了恐怖主义手段。布尔什维克的一些领导人被暗杀，列宁也在 1918 年 8 月 30 日被枪击受重伤。为了保卫新生的政权，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反对派政治力量的镇压。1917 年 12 月成立了权力很大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全权负责打击反革命的工作。列宁一再强调要无情镇压一切敌人，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1918 年 2 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列宁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规定“所 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33]1918 年 9 月，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据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材料，这个法令实施后，仅 1918 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有 5 万多人被处决。[34]由于左倾的路线造成打击面的扩大，同时由于当时根本没有法制可言，又把恐怖手段合法化了，斗争中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刑讯逼供、违法乱纪、混淆两类矛盾、滥杀无辜等等严重现象。如 1918 年 7 月 16 日枪决被监禁 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老人和小孩。[35]

　　1919 年、1920 年都发生过在处决投敌的军官时把其家属包括子女全部杀掉的事 。1920 年某市因肃反人员枪杀 12 到 16 岁的少年儿童，被称为“死亡之城”。[36]因此这一时期的肃反工作虽然镇压了阶级敌人，尽管这是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但也打击甚至杀害了许多只是对布尔什维克持不同政见的人、抵制过布尔什维克错误政策的人、有一般历史问题(在沙皇政府当过官员、当过白卫军)的人，还有完全无辜的人。列宁发现和纠正过肃反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并对肃反委员会的职权作了调整与限制，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肃反扩大 化、滥打滥杀激起了更多的反抗，而反抗又引起更多的镇压，形成恶性循环。由于长期战争，也由于路线、政策的错误，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到 1921 年初，俄罗斯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农业总产量不到 1913 年的 30%，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棉、麻、烟草、甜菜等经济作物成倍减少，1921 年牲畜头数只有 1916 年的 68%。工厂大量停工，1920 年的工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人大批失业，生活不断恶化，处于饥饿状态。有人估计，与战前相比俄国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37]

　　严峻的现实，特别是喀琅施塔得叛乱——原来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也起来造自己的反这样严酷的事实，使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从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迷思中清醒过来。经过反复讨论、争辩，布尔什维克决定停止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并首先从调整农业政策着手，以征收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允许农民在纳税后出售多余的农产品。接着又决定开放自由贸易；用租赁制把一部分中小企业承包给私人经营：用租让制把一部分厂矿、油田、森林按一定条件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大力发展合作社，促进商品流通；将已没收的雇工在 20 人以下的小企业发还给原来的业主， 并允许苏俄公民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工 20 人以下的小企业。这些措施被称为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俄几近破裂的工农联盟得以修补和巩固，经济较快得到恢复，苏维埃政权得到了稳定。

　　历史证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和警告是正确的。五、列宁在理论上的误区和他晚年的反思那么列宁在理论上、认识上究竟在哪些问题上陷入了误区，以至在一段时间里犯了急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呢？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 90 多年的今天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列宁在对革命前俄罗斯国情的认定上违反了他早年的正确分析，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沙皇俄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较晚。1861 年解放农奴后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列宁在 1897年所著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的分析，到 19 世纪末，俄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列宁还指出，直到一战前，俄罗斯“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的国家，是一个贫穷和半开化的国家”。[38]1913 年时农民依然占俄国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工人仅占人口的 11%。从国民收入看，农业收入占 53.6%，工、商、交通等加起来仅占 46.4%。[39]因此战前的俄罗斯资本主义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只能说是一个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既然俄罗斯是这样一个国家，俄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原来列宁与其他革命者是一致的。然而列宁在 20 世纪初又根据俄国大工业在沙皇政府扶植下比较集中且出现了若干辛迪加的事实，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也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并把沙皇俄国定性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40]众所周知，按照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样，列宁这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定性就与他原来对俄罗斯国情的分析发生了矛盾。既然说俄国是“空前落后”的“贫穷和半开化”的国家，怎么能说它已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呢？正是对国情认识上的这种混乱和模糊，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便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可以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列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以满足工农群众紧迫要求的斗争与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混同起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1]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俄国生产力水平太低，经济极端落后。“俄国不仅吃着存在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不可能谈社会主义革命”。[42]可惜列宁在坚持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的正确主张、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同时，没有接受普列汉诺夫的正确的批评意见和不要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劝告。列宁在晚年还认为可以先进行驱逐地主、资本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创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43]但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当资本主义还是能够容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时，消灭资本主义就必然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文明也无法建设起来。事实上，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当时被称为“耐普曼”）又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三）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自我调节能力估计不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他认为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战争必然会引爆革命，而俄罗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突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引爆剂。列宁认为经济落后会给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胜利的社会主义欧洲国家将帮助俄克服困难建成社会主义。这种对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的过分乐观的估计是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们敢于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回顾当时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实出现过一轮革命高潮，但其发展是很不平衡的。除俄国外，革命形势在德国、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最为明显，然而其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西欧、北欧那些原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国家并未如列宁预期的那样出现明显的革命形势。时至今日，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迄今还看不到尽头。列宁对形势的估计在 1921 年后才变得比较清醒。

　　（四）列宁认为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强制的力量改造小农，把小农推上社会主义道路。普列汉诺夫指出，农民在得到土地后“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44]列宁在确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后不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是把农民看作异己的力量。他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45]他还说过，“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经济措施的敌人。”“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46]这里说的小生产主要指农民。列宁曾设想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协助国家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和资产阶级抵制，列宁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内战开始后苏维埃政府就转而组织工人征粮队，用强制力量来对付农民。余粮征集制的成功更使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可以用这种办法使农民服从国家的“监督和计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晚年对十月革命后走过的这一段急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弯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许多场合做过自我批评，坦率地承认自己犯了企图在一个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错误。[47]他说过，“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48]“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 1921 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要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49]1923 年他还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0]可惜由于他英年早逝，晚年又长期卧病在床，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时间不长，他的反思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也未能根据他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系统的论述。[51]列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在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三年时间里就发现并逐步纠正了错误，晚年在病床上仍苦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提出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意见。这与他以后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犯了错误至死执迷不悟，成为鲜明的对照。有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如果天能假以时日，让列宁能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多工作 10 年，苏联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种前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第一，事实证明，列宁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正如孙中山所说，他是一个“圣之时者”。第二，在列宁执政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很活跃的民主生活，那时党内还没有沾染上极其有害的个人崇拜的坏风气，这是党能够发现、纠正错误的制度保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十月革命虽然已过去了 90 多年，但重温当年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这场历史性的大辩论，从中认真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仍然具 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责任编辑 李敏焘）

陈启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1] 列·格·捷依奇，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嘱等出版工作。

[2]这些文章都包含在《在祖国的一年》一书中，该书中译本由三联书店于 1980 年出版。

[3]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列宁（1870-1924）。

[4] 《列宁全集》第 23 卷，26 页。本文中所引的《列宁全集》凡未注明是第二版的均为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第一版。

[5]《列宁全集》第 23 卷，39 页

[6] 《列宁全集》第 23 卷，45 页。

[7] 《列宁全集》第 23 卷，17 页。

[8] 《列宁全集》第 24 卷，120，121 页。

[9] 《列宁全集》第 23 卷，278 页。

[11] 引自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12] 《列宁全集》第 9 卷， 40、41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82-83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01 页。

[15] 《列宁全集》第 24 卷，237 页。

[16] 《列宁选集》3 版，第 2 卷，460-461 页。

[17] 以上材料主要摘引自《苏联史纲 1917-1937》（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1917 年，革命中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等书。-

[18] 《在祖国的一年》，462 页。[19] 《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615 页。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19] 《在祖国的一年》，207 页。以下引语中凡引自此书的，仅于引语后注明页数。。

[20]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 页。

[21]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4 页。

[22]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33 页。

[23]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67、168 页。

[24] 《列宁全集》第 26 卷，355 页。

[25] 《列宁全集》第 26 卷，396 页。

[26] 《列宁全集》第 26 卷，402 页。

[27] 《列宁全集》第 26 卷，399 页。

[28] 《列宁全集》第 26 卷，408 页。

[29] 《列宁全集》第 26 卷，367—369 页。

[30] 《列宁全集》第 27 卷，143、144。

[31] 有关军事共产主义的材料，主要引自《苏联史纲 1917-1937》、《苏联兴亡史论》、《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等书。

[32] 高尔基曾在解散立宪会议后写《1 月 5 日和 1 月 9 日》一文谴责布尔什维克。见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33] 《列宁全集》第 27 卷，15-16 页。

[34] 见原俄共政治局委员雅可夫列夫的《暮霭》一书，转引自《随笔》2007 年第 3 期。

[35] 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但根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亚的回忆录，俄共高层当时完全知道此事。

[36] 见原俄共政治局委员雅可夫列夫的《暮霭》一书，转引自《随笔》2007 年第 3 期。

[37] 材料引自《苏联兴亡史》、《苏联史纲》。

[38] 《列宁全集》，第 23 卷，379 页。

[39] 转引自《苏联兴亡史论》，151 页。

[40] 《列宁全集》2 版，第 26 卷，329 页。

[41]《马恩选集》第 2 卷，83 页。

[42] 《在祖国的一年》22、24、207 页。

[43] 《列宁全集》，第 33 卷，431--435 页。

[44] 《在祖国的一年》，465 页。

[45] 《列宁全集》2 版，第 39 卷，第 4 页。

[46] 《列宁全集》2 版，第 34 卷，276、277 页。

[47] 《列宁全集》2 版，第 42 卷，182 页。

[48] 《列宁全集》，第 33 卷，39 页。

[49] 《列宁全集》2 版，第 42 卷，184 页。

[50] 《列宁全集》，第 33 卷，429 页。[51] 列宁由于受枪伤和长期积劳，自 1922 年 5 月即患了中风，同年 12 月二次发病。其后就长期卧病，其间他仍用口授的办法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意见。1924 年 1 月 21 日逝世，年仅 54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