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007）

　　摘要：瓦尔加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他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他认为，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时有发生，但不是常态。战后资本主义经过若干年的经济高涨之后，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垄断资本加强了积聚和集中，市场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关键词：瓦尔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军事化；无产阶级贫困化

　　中图分类号：F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09)03-0045-05

　　作者简介：向祖文(1943—)，男，湖北兴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编辑部编审。

　　叶甫根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1879—1964），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1879年11月6日，瓦尔加出生在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参加过奥匈和德国革命。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属该党左翼。1909年瓦尔加获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11月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他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他对匈牙利政治和经济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关失业、国有化、土地改革、税收和民族问题的文章。1919年参加匈牙利苏维埃革命，曾任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瓦尔加于1919年8月流亡奥地利，当时他已是共产党员。1920年移居苏俄，加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任职。1927年起转为从事学术理论工作。1927—1947年任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并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杂志主编。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作出过卓越贡献。1958年，出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主编，也曾担任过《太平洋》和《中国问题》等杂志的主编。1963年曾荣获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列宁奖金。

　　瓦尔加生前被认为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位大学者。苏联学术界对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苏联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同瓦尔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理论科学研究领域，瓦尔加的特点是善于敏锐地观察和捕捉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善于把经济问题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条件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善于提出和探讨最复杂的、有争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他熟知哲学和历史问题，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成果丰硕。据统计，瓦尔加一生写有论文、专著达749种。主要专著有：《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新现象》（193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1946）、《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53）、《20世纪的资本主义》（1961）、《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概论》（1964）等。在这些著作中，瓦尔加力求用现实的材料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危机，他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性、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世界资本主义的商情运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从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本文拟对瓦尔加经济理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和评析。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和垄断组织两种力量的结合

　　当时苏联理论界根据斯大林的观点，一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为垄断组织所掌握，并根据垄断组织的利益进行活动，因此国家是垄断组织的国家，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它只是为垄断组织服务。由于工厂、企业、铁路、银行都归私人资本家所有，真正的经济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因此国家在经济中不可能有什么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国家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和征收捐税的机构。同时，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谈不上有任何计划化。

　　瓦尔加对此持不同的意见。当时，他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不是从战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出发，而是相反，从国家在资本主义战时经济中的作用出发来分析问题。瓦尔加指出，认为国家是全体资产阶级的机关和认为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不对的地方，这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按照瓦尔加的看法，在“正常情况下”，即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没有遭受现实威胁时，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受到直接威胁时，在非常情况下，国家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正确的。对于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反对某些垄断集团的行动以及能否在一定条件下，如在战争条件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瓦尔加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在某个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受到的威胁越大，动员全部经济来保证必需的军事供应越迫切，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全体垄断资本的利益，为了避免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不得不反对为私利而妨碍战争进行的某些垄断资本。他又说，为了进行战争，国家采购了几乎所生产的产品的一半，分配原料和劳动力，确定价格等等。他反对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提法，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和垄断组织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其目的，一是在反对国内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国家来对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分配。垄断组织和国家力量的结合，首先是以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的，垄断组织派遣自己的代表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位，反之，将军、部长也经常从国家机关转任垄断组织方面薪金优厚的职位。其次也以共同解决重要经济问题的形式来进行。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基本上是通过国家调节经济、国营企业、国家征用和再分配大部分国民收入等形式来表现。国家和垄断组织二者是独立的力量而不是单方面的从属，不是国家机构从属于某些垄断组织。所以他认为，说每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并向国家机器发号施令的中心，这种理论是不对的。他认为，国家的阶级性和它在经济上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无产阶级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在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超阶级的国家，但在战时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别的垄断组织，而是它们的国家。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可能性问题，瓦尔加指责说，1947年的讨论不是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而是表现出教条主义，说什么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全部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手段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国家只是通过法律和命令规定资本家生产什么物品，进行调节等等。虽然资本主义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计划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计划”，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要求交战国家动员几乎所有经济联系的战争，对大部分生产进行计划是不可避免的。为不可知的市场而进行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已经造成了一种与这样的生产有着本质差别的状况。就是在和平时期，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五年计划”，虽然这类计划同苏联的五年计划有原则的区别，但它们也有一定的意义。国家通过在国营经济中的直接投资和利用税收政策影响私人经济里的投资，使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局部的计划性，这是在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下所没有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变化周期

　　（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瓦尔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引起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必然造成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处境，因而资本主义市场便不能按照资本对增值其价值的要求来扩大容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讲的，“市场的扩大不能和生产的 扩大齐步并进”，生产过剩危机便随之产生。危机只是强制地、暂时地把计量的扩大再生产的矛盾作一解决。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就不会消失，而且会由于每次危机的结果而更加深刻，从而导致新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但是每次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同质现象的机械重复。每次危机都在经济方面、亦在社会方面使资本的集中化过程加速向前发展，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每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更加接近一个崩溃的新阶段。商品生产的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导致危机 的发生。然而，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无产阶级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乃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因此，它们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进程。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要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过程所起的作用的实质中去寻找。

　　（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变化趋势问题。瓦尔加认为周期长度的缩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总的趋势，如1825—1851年间平均为11年，1857—1900年间平均为8.5年，1900—1929年间平均为7年，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一般规律所引起的结果，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 学论断相一致的。马克思指出“：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10年或11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1](p695)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不到解决，而经济危机周期逐渐缩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一基本矛盾的变化情况。战后，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更新，加强竞争能力，扩大国内外市场，攫起高额垄断利润，极力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结果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同时，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缓冲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不致使这个矛盾充分“爆裂”，从而不断地积累起来。因此，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致使再生产周期缩短，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致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瓦尔加认为，经济周期长度的缩短的趋势还将保持下去，因为在战后时期，除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继续加剧以外，还出现了使周期长度缩短的新因素，如工厂建设的期限比战前短，无形损耗比战前快，新投资主要用于设备现代化等等，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周期的长度将进一步缩短。

　　（三）关于再生产周期的同期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影响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空前增强。尽管各国都无例外地推行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但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政策体系上却各不相同。由于各国的基础不一，经济的起点又各异，所以，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是不同的。这就扩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加剧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对各国的影响。瓦尔加从对这一形势的分析出发，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周期。大体说来，美国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比较类似，而德、法、意又略有不同。在前一类国家里“交替发生不显著的好转和不深刻的危机”，而在后一类国家“到现在（指1964年）还没有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过他认为，不可能设想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部分的再生产周期的进程会永远不相同，迟早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统一的经济周期。这种统一的周期将与战后在美国和英国所看到的那种周期相类似，即“不深刻的危机之间的间隔将更短，在这个期间真正的高涨阶段将愈来愈短”。

三、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

　　国民经济军事化是把国民经济纳入军备轨道的现象。主要表现是：国家大量增加军事开支；国防工业畸形发展，成为工业的中心和主体；科学研究主要为军事需要服务；对社会主要经济活动实行军事性质的管制等。国民经济军事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对外扩张而出现的。它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追逐超额利润的一个灵活的、重要的工具。军事生产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详细加以论述，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示，就是：把资财耗费在作战上，等于把一部分国民财富抛到海里去。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经济上看,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生产力的破坏，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从军事政治上看，国民经济军事化还将刺激各军事大国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加剧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战乱和整个世界局势的紧张不安，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军事生产虽然属于重工业范围，但军用品却和生产 资料不同，在使用过程中并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别的商品里去。同时，它们又不是普通的消费品，因为它们既不满足人类某种需要，又不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当中执行必要的职能，即更新劳动过程中消耗了的劳动力并进行整个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因此，瓦尔加认为，作战的资料显然不能列为生产资料，也不能列为普通的消费资料，不能参加正常的再生产活动。相反,军事生产消耗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巨额的非生产性支出。军事生产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大量军事生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变态。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推行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往往以筹措军费为名,通过增税、通货膨胀、大举发行公债等办法,肆意搜刮民财,再以军事采购和军事订货的方式送到垄断资本家的腰包中去,对国民收入进行有利于资本家的再分配。瓦尔加从两方面揭示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实质：从个别企业家来说，军事生产是垄断资本发财致富的手段；从总的社会再生产来说，由于很大一部分生产以军火的实物形态脱离再生产，军事生产只能导致社会积累速度的减慢和国民财富的减少。这种国民财富的减少只能促使劳动者状况更加恶化。

　　瓦尔加的这一论断是他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在1946年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他认为军事生产曾经使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普遍贫困化”了。当时，有人批评他说，“瓦尔加未从阶级分析上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能够指出，贫苦大众是战争的主要负担者，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某些阶层却因战争致富［2］。瓦尔加接受了批评，并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问题》1953年版中纠正了这一错误，认为“为战争而生产成为垄断资本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但是， 却没有提到军事生产导致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问题。而在上书1957年版中，他才对军事生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四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不是经常发生的

　　瓦尔加认为，与战后固定资本的更新与扩大相随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大为提高，是生产的广泛自动化，是消耗在单位商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是该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就是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加剧。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瓦尔加说，“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少数的叛徒（勃劳捷尔）根本否定绝对贫困化，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永远有这样的国家，那里劳动人民经受着绝对贫困化。这样的国家今天还有。这首先是这些国家，那里资本主义的渗透，破坏了或者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但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尚未形成。”根据瓦尔加的观点，100年前的德国是这样的国家，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一年比一年少，也在发生绝对贫困化。战后和其他参战国的无产者，在战时和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期间，均处于绝对贫困化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绝对下降。瓦尔加认为工人阶级贫困化与实际工资的 变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劳动条件恶化，劳动的枯燥性和强度等等增加，那么虽然实际工资不变，也可能发生绝对贫困化现象。即使实际工资增加了，但是如果这种增加补偿不了工人筋肉与神经精力耗费量的增加，或是如果大量的失业现象使就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成为有名无实，那么，也可能发生绝对贫困化的现象。

　　瓦尔加认为，问题不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没有绝对贫困化，而在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对贫困化是不是一个经常的、不可逆转的过程。有人断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 对贫困化的过程在所有国家从一开头就不断地进行着，瓦尔加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有时”绝对恶化，就是“在少数情况下”，而决不是经常。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3］(p434)，绝对的恶化不是经常发生的。瓦尔加还引用统计数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是实际工资显著增长，而不是绝对贫困化”。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劳动强度比实际工资增长得更快，那么就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的情况下绝对贫困化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这种情况”。

　　实际工资下降是论证绝对贫困化最重要的根据。瓦尔加说“，个别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想继续证明绝对贫困化是经常的过程，认为在英美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实际工资比60年前要低。”［4］(p121)例如，库兹明诺夫认为，英国现在（1958年）的实际工资低于1938年的水平，从而低于1900—1901年的水平。对于美国他也这样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1958年低于1939年，1939年低于1899—1900年。因而按库兹明诺夫 的说法，美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整个20世纪都在降低，发生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瓦尔加认为，这样的论断是不对的，“在资本主义具体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的条件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的规律不可能总是以同一样式发生作用的。”［4］(p121-122)

五 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57年秋天为止，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瓦尔加认为，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大家知道，正是这个现 象曾经被资产阶级利用在工人阶级中间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瓦尔加指出，这完全是暂时现象。他说，这种经济高涨，绝非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巩固，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再生产特点的反映。这些特点是，以实物形态表现的国民财富，由于战时的巨大消耗而大大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和居民的收入却由于战时无法以实物形态回到再生产而以货币迅速增加起来。战争一结束，这些以货币形态积累起来的国民收入，便成为市场的巨大的刺激力量，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对固定资本更新和扩大的大量投资，其次表现为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购置。“这二者合在一起，加上1950年后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一个最重要因素的军事需求，就使得战后11年间没有产生世界性经济危机”［5］(p4)。他接着指出，现在，这些特殊因素的效力已经发挥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固定的长期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在10年后完全表现出来。这些因素首先在市场上得到表现：战时经济使手工业者破产，中小企业被吞并并成为附属品，而垄断资本则加强了积聚和集中，这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其次，战后随着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大为提高，新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得到广泛推广，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制造单位商品的劳动耗费减少。这时，即使劳动力按其价值偿付，工人阶级也会在新价值中只取得更少的份额，而资本家则取得更多的份额，这意味着市场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第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工人的就业。要使同样数量的工人就业，就要生产从而销售更多的商品，但社会购买力减少的倾向，使之成为不可能。借助国家措施来减少周期大批失业威胁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可以确信，等待失业的的人数会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数要增加。第四，由于商品销售困难，各国资产阶级开始扩大国外市场，争取得到世界市场的更多份额，这就使世界市场的竞争强化，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为了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企业主力图降低工资支出，这又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市场的萎缩，并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应该指出，瓦尔加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生前，他的许多学术理论观点曾受到批判，他都能正确对待，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情况，转变观点，修正错误。从瓦尔加去世（1964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目前，他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已经受到时代的挑战，也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已显得陈旧，不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当年苏联学术界围绕战后资本主义问题展开的论战，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苏］依·拉甫捷夫.关于一个经济问题的论战［N］.真理报，1943—01—26.

　　[3]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苏］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苏］瓦尔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概论[M].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4.

　　（责任编辑：徐隆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