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及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前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诸多重大失误最终导致其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我们应认真吸取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教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关键词]　苏联　意识形态　教训　启示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5-0162-06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这场剧变的结果是苏联国家解体，其政治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苏联剧变的原因极其复杂，但长期以来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失误是苏联剧变发生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认真吸取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失误和教训

　　(一)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存在严重错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意识形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理论、经济学说、历史学、文学艺术、大众媒体等的演变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演变的先导和推动力量。苏共在“改革”进程中，逐步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提倡“非意识形态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哲学思潮的泛滥是苏联演变的思想理论基础；“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是苏联政治制度演变的直接原因；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苏联演变的突破口；文学艺术在意识形态演变中起了打头阵的作用；西方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则是导致苏联演变的重要因素。斯大林逝世后，正当苏联面临解决存在的问题，更加需要苏共正确领导的历史时期，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却逐步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起了抽象人道主义旗帜，相继推行了一条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使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滋生蔓延，导致苏共性质蜕变，最后断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苏共从1956年二十大开始，逐渐走上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到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激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逐渐成为主流。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先是打着填补“历史真空”的幌子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苏共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后期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了一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由此引起了苏联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美国学者沃特·A·凯姆波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其本质内容是逐步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1]另一位学者斯拉维亚·伍德也认为，意识形态改弦易辙后民族认同的根基与合理性不复存在。[2]事实上，鼓吹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是敌对势力制造反社会主义舆论的一种过渡性手段。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敌对势力一开始并不把这种意图和盘托出，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 识形态化作为过渡手段。从标榜非意识形态化到赤裸裸地反共反社会主义，从鼓吹不问姓“社”姓“资”到公开主张搞资本主义，这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策略和手法。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毫无顾忌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让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化，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苏联意识形态路线的放松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否定马 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整个苏联共产党，搞乱了整个苏联。广大党员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失去了统一的奋斗目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在“8·19”事变前，就有429万多党员退党。社会上沉渣泛起，各种思潮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人们失去了观察问题和辨别问题的是非标准。胡锦涛同志在分析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3]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俨然以改革家自居，然而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同党外敌对势力一起，从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出发，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垄断：共产党的领导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造成了“精神垄断”。戈尔巴乔夫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对象，其内容是政治上搞多党制，经济上搞 私有化，思想上搞自由化。简单地说，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搬过来，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当戈尔巴乔夫等宣布解散共产党、解散苏联时，在苏联全境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可以说，苏联共产党是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行蜕变，最后走到彻底垮台的。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反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认为：“苏联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4]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就警告过：“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5]西方政治家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他们知道，要从根本上征服社会主义苏联，就必须从攻心开始。就是通过攻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冷战刚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就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出台了“水滴石穿”计划，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援助、支持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 一些大学开设苏联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1982年里根提出，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识和思想的较量”，要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培植民主的基础结构，即出版自由、成立工会、组织政党、开办大学的制度”，开展同苏联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和平竞争”，最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6]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正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社会“文化核心”的“分子入侵”，先是制造怀疑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最后导致解体。[7]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这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空想，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8]

　　(二)苏共在思想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能抵御西方价值观对青少年思想的侵蚀

　　苏共在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加上苏共自身的渐次蜕化，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将青年一代引向健康、向上的正常道路，反而使之滑向迷茫、颓废的深渊。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在教学中加强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苏联的国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流于形式。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领导已注意到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1966年，勃列日涅夫曾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讨论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至今没有一本关于我们党的历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9]苏共的思想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模式绝对化，严重脱离实际进行空洞说教，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视而不见；简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却缄默不言。理论工作者对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不予关注，导致学生们对尼采、胡塞尔、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杜威一无所知，因此一接触他们便发生极大的兴趣。年轻一代中的大部分人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有的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对立情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不无忧虑地向苏共中央报告：“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10]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11]有的则表现出明显的“非政治倾向”，以混乱的性关系和酗酒等方式来宣泄情绪，成为没有理想和信念的单纯追求物质的一 代。据白俄罗斯列宁大学的社会学家在罗诺市和格德诺州的一些中学生中所作的调查，有不少青年把追求个人能有舒适的住宅、可观的收入等，作为个人生活的目的，他们根本不谈革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国家的需要。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活动，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政治开放 政策的社会基础。苏联后期甚至取消了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放弃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强了对苏联青年的思想文化渗透，并使之成为一项“更好的投资”[12]。西方赋予广播宣传以特殊的意义，从外国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其中的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专门针对青年听众。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对此，英国《泰晤士报》披露，“美国的破坏活动中心正在向一项秘密计划大量投资，以便用流行音乐腐蚀苏联青年的思想”，“这种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腐蚀”。西德《明镜》周刊指出，了解柴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苏联青年正在被美国的摇滚乐和电视系列片争取过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条件、产品和文化成了一个新的俄国梦的闪闪发光的背景。[13]另外，西方还利用科学交流和大学生交流对苏联青年界进行破坏性渗透，在青年中散布思想上有害的文学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理论，与青年中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尽可能广泛地利用他们出国的机会，对他们进行诱导，唆使其进行敌对活动。1959年，艾森豪威尔就主张在美苏之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主张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他之所以如此大方，就是要让苏联青年在美国接受西方思想和生活的熏陶，作为“自由的种子”带回苏联国内去开花、结果，“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14]。西方认为，加强同苏联的接触，利用人员往来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在铁幕上打洞”，“播撒自由的种子”，可以大大加快苏联演变的进程。他们千方百计对苏联青年一代进行策反工作，培养扶植苏联亲西方的下一代，以“腐蚀苏联制度的基础”[15]。

　　(三)苏联大众文化宣传的缺失与错位，为西方文化渗透大开方便之门

　　文化的高度政治化是苏共文化政策的特点，它把文化变成了政治理论、政治概念的图解，作为实现政治理念、达到政治目的的宣传手段与工具。苏共一直片面突出和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忽视和否定文化的继承性、兼容性和功能的多样性。苏共长期奉行文化封锁政策，对西方文化不接触、不交流、反渗透，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乃至经济成就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而对国内情 况则报喜不报忧，不顾事实，刻意粉饰太平。苏共也用政治的手段管理文化，搞强迫命令，甚至人身迫害，从而形成了苏联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万马齐喑”的单调沉闷格局。文化政策的失当造成了双重负面效应：歌舞升平、太平盛世本是苏共高层营造给别人看的假象，但不断地渲染和重复，最后苏共高层自己也真假莫辨、陶醉其中，而且上行下效，很难听到下层的真实情况。单一、封闭的苏联文化使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辨别力、鉴赏力和政治免疫力下降，待戈尔巴乔夫毫无限制地打开国门，人们眼花缭乱，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于是 又出现了对西方的一切顶礼膜拜，全盘引进西方文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却无孔不入。西方支持和鼓励苏联文学界的“志同道合者”，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推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西方帮助苏联文学界的“志同道合者”，出版被禁的作品，给他们物质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当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行动时，西方就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声援”，利用不同方式对苏联当局施加压力，并通过秘密渠道给他们以物质上的支持。当他们无法在国内立足时，就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安排他们到西方定居，出钱让他们办杂志和出版 社，继续利用他们进行反共宣传。例如侨民作家马克西莫夫一到国外，西方就给他巨额资金，帮助他创办了一份以坚决反共著称的文学杂志《大陆》。美国还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收购俄罗斯侨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和侨民报刊，并设法运到苏联国内免费散发。有些出国定居的作家被安排到原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建立的专门对苏广播的“自由电台”担任“评论员”，让他们直接面对苏联听众发表反社会主义言论。另外，美国和西方国家竭力贬低甚至完全否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作家以及反映苏联革命和建设成就的作品，鼓励和支持表现出自由化倾向的作家，赞扬暴露苏联社 会阴暗面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同时，西方国家加强了对苏联西方化的宣传，侵蚀传统的苏联文化。苏联后期，美、英、法等国的电影、戏剧、音乐等作品已占据了苏联的市场。西方进行上述活动导致的结果是批判主义文学日益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各种否定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观点和价值观念的作品广泛传播，毒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进一步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四)苏联后期放弃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造成人们思想混乱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戈尔巴乔夫的 “民主化”、“公开性”、“多元性”的指导下，苏共主动放弃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拱手让出舆论阵地，结果导致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主宰了苏联的整个意识形态阵地。许多西化自由化的人物逐渐把持了主要报刊舆论工具。报刊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历史的文章，从而使广大读者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过多地揭露社会阴暗面，使苏联人民丧失自豪感。尤其是1990年《新闻出版法》通过后，实行“新闻自由”，各种舆论工具脱离了苏共的控制，原先的党报也改变了性质。某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的人数明显增 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此后，在办了登记手续的1800种全国性报刊中，苏共掌握的仅有27种，占1·5%。[17]事实上苏联的宣传工具已基本掌握在反对派手中。报刊电视遂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与此同时，西方却加大了新闻媒介的宣传力度。尼克松曾说过：“我们必须成倍地增加对苏联的电台广播，同时在广播中使用新技术。”[18]美国原总统艾森豪威尔特别强调：“应当慷慨支持美国新闻署和自由欧洲电台”，因为，“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19]为此，西方建立了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如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德意志广播电台等，这些电台电视网都由政府提供巨额经费，设备先进，用数十种语言文字昼夜不停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美国之音”副台长尼古拉德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动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发展。”[20]多年来，这些电台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肆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渲染和夸大苏联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兜售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民主思想，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苏联产生了极坏性的影响。西方反共电台还直接参与和干预苏联国内的动乱。1989年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动乱，美国等西方国家动用上述电台联合发起进攻，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在节目中大量散布民族仇恨，甚至煽动搞武装斗争，扮演着“教唆犯”的角色。除此以外，西方还在苏联培植亲西方的新闻工作者，设立各种基金和组织，协助反对派建立新闻媒介并从资金和设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苏联许多非政治组织举办的刊物都得到西方的资助，发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文章在西方大量翻译和发行。比如，有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刊物《西伯利亚独立通讯新闻报道》，不仅在国内用俄文出版，还在巴黎用法文和英文出版，在慕尼黑用德文出版，它的文章经常被英国电台和“美国之音”加以广播。苏联后期对西方媒体宣传彻底放开。苏联曾对几家进行反动宣传的电台，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等长期进行干扰。可是1988年起，苏联全面停止了这些干扰。这实际上就是苏联自己放弃了意识形态宣传，同时却为苏联的敌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打开方便之门。

二、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存有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力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我们应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警惕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化战略。

　　(一)在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苏联剧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才得到并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国际的影响和国内的条件，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胡锦涛同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21]苏联剧变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正确性。只有坚持在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同时，努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为此，要进一步推进理论武装工 作，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确保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人手里。不仅要正面宣传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要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不能把容忍、放纵错误思潮当作是“民主”、“开明”。应该在错误思潮冒头的时候就给予抵制和批判，决不能听任它自由泛滥。等到资产阶级思想观点蔓延开来，影响到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时再来纠正，不仅增添工作的困难，而且很容易导致动乱，酿成难以收拾的后果。

　　(二)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及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如果执政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歪理邪说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创新，使我们党彻底实现从一个成功的革命党向一个成熟的现代执政党的转变。换言之，我们党要在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和相互激荡中保持强大的影 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主导作用，就必须增强运用政治符号和思想文化资源在人民中制造共识的能力，有力地主导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

　　(三)必须揭露西方国家对外战略中强意识形态化及“西化”中国的图谋和实质，加强党员干部和国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 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2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有一些人肆意附和和渲染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当前，面对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淡化意识形态”，任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否则，人民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党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四)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有效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我国的教育 体系必须承担起向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艰巨使命。我们必须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将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深深植根于尚未形成成熟价值体系的青少年的心中，使他们不断接触、理解、牢记，进而尊重、欣赏它们。另一方面，要引导青少年重新认识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提高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只要广大青少年建立起这种理性分析能力，西方文化渗透无论采取何种手段，也很难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五)掌控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

　　从苏联剧变的角度探讨舆论导向的作用，可以看出，执政党不高度重视党报党刊，一旦放松舆论引导，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政权倾覆。

　　任何国家的大众传媒都必然要受到国家和政党的控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掌握舆论，把媒体当作喉舌。我们应大力加强对大众传媒业的管理，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大众传媒阵地，以保证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政府应主导新闻媒体大众话语的议题设置，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应走出一条民族化、特色化之路。搞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唱响主旋律，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媒体应权威准确地诠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关注大政，着眼民生，为党和政府立言，为百姓说话，采编更多的具有针对性、前沿性并对社会负责任的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流新闻。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积极维护国家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08JYJ04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Walter A. Kemp，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the Soviet Union：ABasic Contradi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inc.，1999，p.187.

　　[2]Sylvia Woodby，Alfred B. Evans，Restructuring Soviet Ideology：Gorbachev s NewThinking， 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92，pp.13-39.

　　[3]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4][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5][18][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第181页。

　　[6]李振城《无硝烟的战争——“和平演变”与对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7][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8][俄]B. A.利西奇金、Л.А.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9]中联部六局《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看苏联解体的原因》，载于《党建研究》2000年第9期。

　　[10][11]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第201页。

　　[12][14]Gina Spade，“The next generation”，The Quill，Oct.1994，p.21，p.21.

　　[13]李占和《全球化、中华文化和统一战线》，载于《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15]张之峰《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参见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3-6/5/0915466081.htm.

　　[17][20]许志民等《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287页。

　　[19]姚宝权、唐芬艳《二战中的广播舆论战》，参见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2328/77497/5316669.html.

　　[21]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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