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月革命是沙俄时期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大爆炸的结果，是当时俄国民心向背的历史选择，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的“密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布尔什维克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当时俄国各政治力量中最具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党派，加上它灵活的斗争策略与务实的纲领政策，最终在俄国各党派的角力中脱颖而出。但是，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建设中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这一困境是批评者屡屡质疑十月革命合理性的最深层的根源之一。对于围绕十月革命的争论，我们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直面现实。

　　[关键词]　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　执政党建设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7)04-0019-04

　　[作者简介] 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十月革命是俄国社会矛盾积聚的产物

　　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何以可能?简言之，它是俄国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产物，是社会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

　　在一战期间，列宁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形势，认为革命的客观形势在许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统治阶级遇到危机，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第二，被统治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异常加剧，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第三，群众投身于独立历史性行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已经表现为革命行为。[1]不过，从革命的客观条件来看，虽然与英、法、德等国相比，俄国属于落后国家，但战争却把俄国变成了一堆任何一粒火星都可以燃起熊熊烈焰的干柴。首先，沙皇政府的大俄罗斯主义使俄国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而战争则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反抗沙俄统治的民族斗争此伏彼起。其次，沙皇俄国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野蛮、落后、专制使得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的骚动与工人的罢工愈 演愈烈。第三，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期间达到极点。战争不仅激化了矛盾，也消耗了沙皇政府的统治力量，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在战争爆发后更是暴露无遗。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在一天天地流失，而不堪战争重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忍耐力也一天天接近临界点。到1917年初，连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已把沙俄帝国拖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革命一触即发。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即便是当时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右派分子也是不否认的。他们都嗅到了大革命即将到来的气息。[2]

　　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1917年俄历2月19日，彼得格勒因缺乏面包开始发生骚乱。23日，出现了自发性罢工。此后两天，罢工规模越来越大。27日，罢工转化为武装起义。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在继位后即宣布自己退位，并将政权交给临时政府。至此，统治俄国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然而，二月革命后，俄国并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是俄国民主革命独有的历史现象，也是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说明俄国的政局尚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过渡阶段，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当临时政府与苏维埃都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二者的权力指向又相左时，政权危机便是难免的了。要从根本上打破这个局面，就必须把政权全部转归一方。这也正是临时政府刻意追求的，而临时政府胜利之日，也就是苏维埃死亡之时。同样，“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玩物”。[3]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最终以被剥削劳动者阶级取得政权而宣告彻底结束。

　　就1917年俄国革命的总体进程来看，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但它并没能够结束俄国的混乱局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党派在把握社会演变进程和争夺社会权力核心地位上的分歧很快显露出来。没有任何权威可言的临时政府既不能给市民以“面包”，不能给农民以“土地”，也不能给俄国带来“和平”，缺乏必要权威的“自由”也失去其本意而变成了混乱和失序。连 续遭受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和七月危机困扰的临时政府信誉受到沉重打击。七月危机后，布尔什维克确定了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行动方针。由于在八月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许多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与实力急剧增加，“权力转移在政治上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4]。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当晚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随后继续向全国发展，开始了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期。到1918年二三月间，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之后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了工农苏维埃政权，激烈的阶级冲突最终以劳动阶级的胜利而得到解决。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就颁布法令，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国的统治，原沙俄帝国版图内各被压迫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践行了临时政府迟迟不肯兑现的诺言。布尔什维克以其严密的组织性迅速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强力政府，填补了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俄国事实上的权力真空。总之，十月革命是沙俄时期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大爆炸的结果，是当时俄国民心向背的历史选择，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的“密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曾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5]对于反对派的指责，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人民群众的起义并不 需要辩护。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起义，而不是阴谋。我们锻炼了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地锤炼群众发动起义的意志，而不是策划阴谋。”[6]列宁后来也说过：十月革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无产阶级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无产阶级没有理由不挺起胸膛进行斗争，以求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7]。

二、布尔什维克党何以能够取得政权

　　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主要有十月党、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主要政党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革命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重大原则上的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过，由于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打压，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二月革命前夕，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只有2.4万人[8]，主要集中在150多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和小组里。其中最大的组织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组织，分别拥有约2000名和600名党员。许多城市中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9]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苏维埃等组织中均不占优势。然而，最终却是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原因何在呢?

　　首先，布尔什维克是俄国各种政治势力中最具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党派。布尔什维克组织严密，有统一的纪律，当它的领导人和党员迅速从流放地和国外返回后，很快便成了同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尖锐对立的反对派。列宁曾经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整个俄国翻转过来。”[10]他认为，由于许多工人团体 往往是在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联系的情况下分散地进行斗争，他们就像一群种地的庄稼汉一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其结果只能是失败。他把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称为“手工业方式”。列宁从建党初期就反复申明，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具有其他党派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优势在政治失序、社会混乱、权威缺失的特殊时期尤显可贵。

　　其次，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纲领浓缩了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迫切需求。就临时政府而言，无论是立宪民主党政府，还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参加的联合政府，其表现都乏善可陈，这是导致其威信不断丧失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它既没有能力制止全国性的农民骚动，又不能在制定土地法方面有所作为；既不能阻止地方苏维埃夺取本地区的控制权，阻止工人接管工厂，也不能阻止少数民族宣布自治或独立；更糟的是，它提不出强有力的媾和政策来为俄国赢得和平。布尔什维克则明确打出了自由、土地、面包、和平的旗帜，把当时俄国各个阶层普遍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都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之上。它把俄国最迫切、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在1917年俄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大博弈中向俄国社会提供了最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从。

　　再次，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采取了积极务实的斗争策略，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例如，在对待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布尔什难克的策略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同时，布尔什维克还成功地利用临时政府的决策和政策上的失误来打击它的政治威信。再如，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积极与社会革命党尤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合作，在农民政策上采取灵活的变通政策，呼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争取农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还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合作之时，积极在工人和士兵中间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扩展自己的力量，并在工厂建立党的支部和小组，在工会中建立党团，组织工人赤卫队，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正是布尔什维克卓有成效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积累起来的实力和影响，使得它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彻底打破了二 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平衡，力量对比迅速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面变化。

　　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严密、纲领务实，加上政治策略灵活，士兵与工人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实力迅速壮大起来。1917年4月底，布尔什维克已拥有10万名党员，[11]到七八月间布尔什维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有24万党员。[12]尽管在苏维埃中仍不占多数，但它已经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最具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党派。

　　到8月底9月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领导权相继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它影响和加速了全国一大批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为布尔什维克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到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员已激增至35万人。[13]

三、娜拉走后怎样——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困境

　　十月革命之前，包括列宁在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或先驱者们的理论阐述。由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此之后，人们“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了。[14]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的道路。这一途径为后来的许多国家所效法。它主要是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依靠政权的力量，按照预设的原则对社会进行剧烈的革命性改造。这种途径一般说来适合于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国情。但是，这一类型的革命所产生的政权，无一例外地会面临“娜拉走后怎样?”[15]这一政治学难题，即在革命胜利之后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困境。

　　自从十月革命发生后，关于十月革命是必然还是偶然、是革命还是政变、是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壮举还是悲剧性的原罪的争执就从没有停止过。在争论中，最为 批评者诟病的是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其实，任何一场社会大革命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或改良是社会变革的两种方式，各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改良、改革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必要的而且是主要的环节。但革命同样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16]。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存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这个制度本身又无力或不愿意进行改革，或者其改革的步伐落后于社会的期求时，最容易发生暴烈的社会大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摧毁一切阻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冲出一条新路来。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人们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不能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搅在一起，更不能按照某种主观意愿去剪裁历史。我们不能因为通过暴力革命道路取得了政权，就赋予它本身所根本不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因为说到底，暴力毕竟只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7]，不应该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今天处于建设的时代而把革命视为“原罪”，从根本上否定人民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力’——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惟一权利”。[18]

　　其实，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十月革命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十月革命本身，而在于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建设进程中屡遭挫折，乃至一朝倾覆。归根结底，问题的实质还是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涤荡了污泥浊水，大革命判决了列宁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们之间俄国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的争论。那么，革命之后呢?新秩序一旦确立，人们只是陶醉于革命胜利之后的喜悦，却并没有把当年那场争论所隐含的更为深刻的意蕴太放在心上。对于这场争论，列宁与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者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19]。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曾经告诫：“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20]而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将不得不遭遇的尴尬是：“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21]当是否可以发动革命的问题因为革命成功而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争论本该凸显这一层面的含义，但反对者所提问题的背后所隐含着的意蕴被轻易地与问题本身一起扔掉了。于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其实，新政权在革命之后应该做什么?列宁在其极短暂的建设实践中已经有所感悟，并在其晚年那篇为十月革命辩护的文章《论我国革命》中进行了阐述。列宁说，“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不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革命的目的是首先争得达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的前提，而革命之后的中心任务则是去赶上别国人民，即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那么，新政权应该怎么做呢?列宁在现实中碰壁之后迅速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并在这一政策逐步展开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这一政策的长期性及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意义。

　　只可惜，列宁晚年的这两大相互关联的探索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而是长期被埋没和湮灭了，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之后，邓小平又旧话重提：“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2]。“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3]也就是说，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之后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彻底解决，它将始终会像梦魔一样困扰着人们。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苏大论战史论”(项目编号:05BKS02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63—264页。

　　[2][6][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 七年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31页，第331页。

　　[3][4]《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7—298页，第3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3页。

　　[7]《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7页。

　　[8]一说不足2·3万人。参见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9页。

　　[9][11][13]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第204页，第251页。

　　[10]《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337页。

　　[12]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37页。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

　　[15]娜拉是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为了摆脱“玩偶”的命运，寻找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她最终离家出走。鲁迅在一篇演讲中曾发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议论。鲁迅的这一思想命题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如果以娜拉出走之前比拟一场革命前的社会形势，而以娜拉的出走来比喻革命的爆发，那么，娜拉的“要出走——出走——出走之后”，就可以转换为政治学上的“要求革命——革命——革命之后”，于是，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拷问便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顾准后来曾屡屡用“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来喻指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应该如何执政的问题。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52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26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522页。

　　[19]《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

　　[22][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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