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这一报告传到美国共产党内以后，引起了美共党内的大辩论。在要不要反思斯大林的错误、反思美共的政策等方面，美共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导致了美共的大分裂。

　　[关键词]　苏共二十大　美共　党内分裂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7)01-0141-05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美共的影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香农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共产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造成了一次空前的危机并导致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几乎葬送了美共。”[1]本文通过追述苏共二十大后美共党内逐渐分裂的过程，旨在揭示苏共二十大是促使美共党内分裂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重在探究苏共在这次美共党内分裂中所起的作用。

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与美共党内的初期反应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国外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应邀列席了大会。美共当时碍于本国法律的限制，未能派代表参加，只是向大会发了贺电。2月21日，大会主席福尔采娃宣读了美共致苏共二十大的贺词。历史证明，这次大 会的正常议程并没有引起共产主义世界的不安，而对各国共产党真正有影响的却是赫鲁晓夫在2月24日深夜所作的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由于美共当时并无代表参加此会，所以从会议召开到3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简单摘要之前，美共党内并不知晓“秘密报告”的事情，更不知道该报告的内容。因此，美共对这次大会的最初反应是高度评价与积极颂扬。据当时的外电报道，1956年3月1日美共主席福斯特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危险》一文中指出：“刚刚结束的苏共二十大指出了世界紧张局势缓和的重要 性。”三日后，美共的老党员、历史学家詹姆斯·艾伦在《工人》杂志中高度赞扬苏联人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所有问题采取有力的、大胆的、思想开明的方法”。[2]

二、“秘密报告”摘要的公布与美共党内分歧的初显

　　苏共“秘密报告”的第一个稿本传到美国是在1956年3月16日。[3]当天，美国《纽约时报》等各大主要媒体都报道了“秘密报告”的简单摘要。该报道在美共高级干部中引起了混乱。美共以往在政策上一直追随苏共，将斯大林看成是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被美国当局看作是“外国(苏联)代理人”而饱受迫害。如今，斯大林竟然是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是实施暴政的偏执狂，一时间美共党员难以接受。他们纷纷给美共党报《工人日报》写信，表达自己心中的困惑和痛苦，他们大胆地提出美共以往所存在的问题，甚至“好莱坞十人”[4]之一的拉德纳认为在美共主席福斯特周围也存在着个人崇拜的现象。[5]针对党员的来信与质疑，《工人日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态度——将党员的来信全文刊载。不久以后，美共高层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工人日报》总编盖茨为首，他们批判斯大林，主张对美共过去的政策进行彻底的反思；另一种是以美共主席福斯特为首，他们认为斯大林确实有“错误”，但反对在全党内讨论斯大林问题，认为“评价斯大林是苏联人的问题，不是美共的问题”。[6]此时美共党内高层的分歧初显。

　　一个月以后，美共党内高层的这种分歧走向公开化。1956年4月28日至5月1日，美共在纽约举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与会者120人，除了全国委员会的65名委员外，还包括区级代表，所有与会者均为美共的骨干力量。会上传达了从英国传回“秘密报告”的详细摘要。根据这次大会主持人史蒂夫·纳尔逊的回忆，“秘密报告”的传达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报告的“字字句句如同子 弹一样，打在这些老共产党人的心上。泪水从他们的脸上滑下来”。“20多年来，我们(指美共党员——笔者注)一直将斯大林的暴行当作谎言和曲解。我们有意从脑中驱除每一个怀疑，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共产党永远不可能犯这样的罪行。”[7]如今，事实颠覆了这些老党员的原有信念，所有问题都需要新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原有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党内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见表1)：

表1：美共党内高层在1956年4月全会上的意见分歧

派别	代表人	主要观点
保守派	美共主席福斯特	反对否定党以往的政策，认为过去十年党 在领导方面已竭尽所能。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认为个人崇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相信苏联领导人一定会解决该问题。
稳健派	美共总书记丹尼斯	认为美共以往政策的错误是“左”倾宗派主义，这种政策偏见而又固执、教条而又不切实际，主张以一个“团结的群众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取代现在的党。
激进派	《工人日报》总编盖茨	主张要对党以往的政策进行改革，扭转与苏联的不正常关系，改变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上表来看，此时以美共主席福斯特为首的保守派并不赞同对美共以往的政策进行反思，也不赞同美共对未来的政策进行改革。而以丹尼斯为首的稳健派和以盖茨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对美共以往的政策进行改革，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主张美共应该独立自主。客观而言，此时稳健派与激进派的想法对美共未来的发展是有益的，所以这两派的观点在这次全会上得到了与会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如果此时，保守派能够保留自己的意见，后来的党内分裂就不会出现。遗憾的是，保守派咄咄逼人，而激进派在反思以往政策的过程中又越来越激进，稳健派对于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无力调和，各方的分歧愈演愈烈，最终的分裂不可避免。

三、“秘密报告”的全文转载与美共党内分歧的加深

　　1956年6月5日，《纽约时报》全文转载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内容。“秘密报告”的公诸于世使美共基层党员也了解了事情真相，这无疑从根基上颠覆了美共基层党员的信仰，再一次引发了党内思想的危机。如果此时美共中央能迅速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党内的分裂也许可以避免，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共高层的三方仍各持己见。从“秘密报告”全文公布后到8月份之前，三方在《工人日报》上将各自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其中保守派与稳健派的观点是以个人的报告、评论、论文形式出现的，而此时激进派的观点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赞同，因此激进派的观点集中以全党声明的方式表现出来。三方除了在肯定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意义以及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非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这两方面达成一致以外，其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上(见表2)。

表2：美共高层三派在“秘密报告”全文公布后的意见分歧

主要分歧	各方观点
	保守派(福斯特)	稳健派(丹尼斯)	激进派(盖茨)
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	认为斯大林的暴行是一种革命的过分行动，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下滋长起来的。这种暴行的出台源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认为斯大林领导后期所犯的暴行是不可宽恕的。但美共 要正视、分析该问题，并从中吸取教训。	认为斯大林所犯的罪行并非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而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
在对美共以往政策的反思问题上	认为美共以往的政策是有错误的，但是反对只讲错误不讲成就。	认为美共以往的政策有严重错误的方面，应该对以往的政策进行反思。	认为美共以往在政策上追随苏联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走向独立自主。
在对《工人日报》的做法问题上	肯定《工人日报》在讨论中的积极作用，反对《工人日报》过多刊载批评性文章。	赞同《工人日报》全文刊载的做法，反对其中部分文章的观 点。	肯定《工人日报》全文刊载的做法，肯定该报在对斯大林问题进行讨论过程中的作用。

　　从下表来看，美共高层三方的主张各有合理之处，所不同的是对待以上三方面问题的态度上有强弱之分。在斯大林问题上，保守派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寻找借口，稳健派与激进派在这一问题上则不能容忍个人崇拜，态度较为强硬。在对美共未来的改革上，保守派反对改革，稳健派与激进派则是坚决支持改革。在《工人日报》对党员来信全文刊载的做法上，保守派反对，激进派赞成。原本一个党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有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在表述各自观点的时候，情绪激动、态度强硬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分歧各方以党内团结为重，从党未来的发展着眼，是可以在争论之后，统一思想、一致行动的。但可惜的是，美共高层的这三方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在坚持己见的同时激烈地批评对方，甚至到了在党刊上撰文相互攻击的地步。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2月，三方纷纷在《政事月刊》上发表针锋相对的批判文章，党内的相互论战、相互攻击开始了，渐渐地党内分歧也变为党内斗争(见表3)。

表3：美共高层三派在党刊上的论战

派别	代表人	文章名称	文章发表的时间与刊物	主要观点	备注
保守派	美共主席 福斯特	《论党内形势》	1956年10月 《政事月刊》	对盖茨的观点和四月全会提出批评针	针对盖茨以往的观
		《马列主义与 “美国繁荣”》	1957年2月 《政事月刊》	批评了盖茨以建立政治行动协会来代替共产党的思想以及盖茨的有关取消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并把盖茨的主张看作是同美共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洛夫斯顿和白劳德相类似的路线。	针对盖茨《改变的时候到了》一文
稳健派	美共总书记丹尼斯	《什么样的改变?》	1957年1月 《政事月刊》	对盖茨的观点提出批评，尤其反对盖茨把党变成政治行动协会的思想。	针对盖茨的《改变的时候到了》一文
激进派	《工人日报》 总编盖茨	《改变的时候到了》	1956年11月 《政事月刊》	认为目前党内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只不过是最近“秘密报告”的出台引发了党内的分歧而已。文章论述了四个问题、三个改变。四个问题是：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关于一个改变后的党。三个改变是：改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态度；改变对苏联的态度；改变美国共产党的名称。	针对福斯特的《论党内形势》一文

　　从上表中我们能够看出，保守派在批评激进派的时候，是将其等同于美共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加以批判，这预示着这两派的分歧在未来不但不可能调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方退党。同时，这也预示着未来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以外，稳健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转变，由原来主要赞同激进派到现在主要反对激进派。

四、美共十六大与党内的正式分裂

　　1957年2月9—12日，美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美国34个州代表25000名党员的299位代表。这次大会的核心是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大会之前，党内三派都是各有期待的。稳健派希望通过此次大会能化解三方分歧，统一党内的思想。激进派希望此次大会“能有一套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法和决议，能在人事方面有所变动，能有一个新的理论倾向，从而使党有复活的可能”。[8]保守派则在会前就做好了同激进派决裂的准备。大会的第一天，丹尼斯和福斯特都做了发言。在丹尼斯的发言中，对其他两派都进行了客观的批评，既指出了保守派在以往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也对激进派的“三个改变”思想作了逐一的批判。最后，他在会上严厉指出：“在我们的队伍中是可以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在我们党内不可以有派系或者派系之争。”[9]丹尼斯的讲话虽然对其他两派都有批评，但由于他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加之发 言内容客观而不带排他性，因此并没有引起两派的不满。分裂的关键在于福斯特的决裂性发言。他发言之始就表明：“党内的政治分界线还不是在主要决议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划分，而是在想要保存共产党的人们和想要放弃共产党而代之以政治行动协会的人们之间划分。”[10]这无疑是要同以主张“放弃共产党而代之以政治行动协会”的盖茨派划清界限。接着福斯特所论述的八个问题无一不贯穿着对盖茨派的反对和抨击。可以说，福斯特的发言是两派分裂的宣言。盖茨派的代表在十六大没有作公开发言，福斯特的分裂性发言使之会前的期望化为泡影。会后党报将这次大会描述成是“对盖茨的胜利”，加之人事上又无重大变革，而福斯特派不仅拒绝接受大会决议的结果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加以服从，所以盖茨派对党不再存有信心，大批的盖茨派党员开始退党，党内的组织分裂正式开始了。1957年9月8日，《工人日报》国际新闻主编约瑟夫·克拉克宣布退党并辞职。在克拉克退党后不久，美共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把党报《工人日报》停刊，而在停刊的前三天，即1958年1月10日该报总编盖茨宣布退党。令人痛心的是，盖茨的退党也没能结束美共党内的退党浪潮。1958年2月下旬以后，又有四位前政治局委员宣布退党。随后26个州委或地区党委的100多名中高级干部、原《工人日报》编辑部十几位工作人员退党。1958年3月9日，集中美共党员半数的纽约州委也进行了大改组，倾向盖茨派的州委主要领导人退党。退党浪潮直到1959年美共十七大时才有所停止。屡次的退党浪潮使美共丧失大批的党员，据最新材料统计，美共党员人数由1955年的22663人减为1957年夏天的10000人，到1957年底，党员人数只剩下3734人。[11]两年中，美共丧失了大批久经考验、对党有重大贡献的党员。

五、苏共在美共党内分裂中的重要作用

　　美共党内的这次分裂，虽然其内因在于美共 中央三派固执己见，不能在外力的冲击下化解固有的矛盾，不能统一思想、一致行动，最终酿成分裂大祸。但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无疑是这场分裂的导火线，它激化了美共党内原有的矛盾，直接引爆了各方分歧，使最终的分裂不可避免。除此以外，在美共党内分裂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过去一直被我们忽视的因素，即苏共在分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苏联解体以后，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一些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人们发现在美国共产主义活动的背后还秘密存在着一个苏联世界。苏联自从美共建党后不久 就对其进行秘密的经济援助。1920年12月美共第一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路易斯·C.弗莱纳在莫斯科接受了五万美元用于美共、加共等党的活动。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美共一直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又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资助各国共产党的新组织——国际援助左翼工人组织工会基金会。这个机构1958年拨给美共21万美元，1959年给美共25万美元，1964年以后给美共的款额达百万美元以上，这种经济援助直到1989年才停止。[12]经济上受苏共恩惠的美共在政治上必然要受到苏共的控制。在苏联存在期间，没有哪一个不听从苏共指挥的美共领导人能够在党内长期执政，其中，白劳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3]在这次美共党内分裂中，苏共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扶植福斯特，二是促使丹尼斯的立场发生改变。从上面描述的美共党内分裂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在美共十六大召开之前，福斯特派的势力在党内一直处于劣势，在人数方面也是少数派。相反，盖茨派的势力却一直在党内占优势，人数方面也属于多数派。十六大以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福斯特派转败为胜。另一方面，1956年8月之前，丹尼斯派在立场上一直倾向于盖茨派。8月份之后，丹尼斯派的立场发生改变，开始反对盖茨派转而去支持福斯特派。这些变化都与苏共有密切关系。苏共担心在美共高层的这场斗争中，一旦盖茨派获胜就会脱离苏共的控制，美共就会走向独立自主，所以他们不希望盖茨派获胜。于是1956年8月，苏共就采纳了作为苏共和美共联系桥梁的美共前领导人约翰·威廉森的建议，即“增强福斯特和丹尼斯在党内的地位，让美共全党能够看到这两个人反对美共党内改革、反对美共走向独立自主的立场是受苏联支持的”。[14]同时，他还建议苏共在党报和党刊上发表福斯特和丹尼斯的文章，必要时可以采取1945年打败白劳德的办法，再让法共总书记杜克洛给美共写一封讨论美共党内政策的公开信。在他的建议下，1956年9月，苏联《真理报》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福斯特著作的书评。该文的作者指出，福斯特是“著名的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5]这无疑是对福斯特的主张进行明确而公开的支持。1957年2月，在美共的十六大上，杜克洛也给美共写了一封类似当年批评白劳德的公开信。尽管这封信在美共十六大上受到大部分党员的谴责与反对，但是它清楚无误地告诉了美共的党员们福斯特的立场是受苏联支持的，致使美共一些中立的党员 转向支持福斯特。与此同时，丹尼斯的立场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自从威廉森1955年出狱以后，丹尼斯一直与他保持书信往来。威廉森对苏的建议影响了丹尼斯的立场。开始，丹尼斯对反对盖茨派有些犹豫，1957年3月苏联《国际事务》杂志上的一篇署名为“泰莫费耶夫”(T.Timofeyev)的文章彻底改变了他的立场。文章的作者将美共的十六大描述为“对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场失败”，“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一场胜利”。[16]而这名作者恰恰就是丹尼斯的亲生儿子。

　　1935年，丹尼斯夫妇作为美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完成任务回美时，就将他们的儿子留在了莫 斯科。后来，这个孩子成了苏联公民，并在长大以后担任了“世界劳工运动莫斯科协会”的会长。这个孩子能够清楚地告诉他的父亲苏联的立场以及他父亲在党内应该反对谁，支持谁。在这种情况下，丹尼斯与福斯特站到了一起。在苏共的干预下，美共党内斗争很快就分出了胜负。美共十六大以后，福斯特、丹尼斯以及他们路线的支持者们留在了党内，盖茨派的大部分党员只好退党。1958年，盖茨本人在伤心失望下也退党了，至此美共党内的这场斗争基本划上了句号。

　　从上述美共党内分裂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尽管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美共是一次强烈的外部冲击以致引发了后来党内的分歧与争论，但同时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美共也是一次难逢的党内改革机遇。苏共二十大后，美共党内掀起了反思以往政策的高潮，所爆发出来的要求摆脱苏共控制、走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都是非常难能可贵和相当强大的。如果没有苏共的干涉，美共也许不会发生党内分裂。这样，福斯特派和盖茨派各走极端的错误也许会在丹尼斯派的主导下有所克服，那么美共也许更早就会走上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之路。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力图对其他共产党进行永久的控制也没能推延得太久。今天，我们既要吸取苏共的教训：不干涉别党内政，不搞大党主义；也要吸取美共的教训：独立自主，探索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路。

　　注释：

　　[1][2][3][5][6]David A.Shannon，The Decline ofAmerican Communism——AHistory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the United States Since194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59， p.272，p.273，p.273，p.274，p.275.

　　[4]在麦卡锡主义泛滥时，美国当局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为调查所谓“好莱坞被共产党渗透的程度”而传讯了大批好莱坞电影界人士。其中有十人由于拒绝作证，不 愿透露任何人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倾向而被判蔑视国会罪，这十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好莱坞十人”。这十个人是：H.J.比伯曼、E.德米特里克、A.斯科特、A.贝西、L.科尔、R.小拉德纳、J.H.劳森、A.马尔茨、S.奥尼茨、D.特朗勃。

　　[7]Steve Nelson，“American Radical”， in Albert Fried ed.，Communism in America：A History in Document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p.394.

　　[8]John Gates，The Story ofAnAmerican Communist， New York： American Book-Stratford Press， Inc. 1958， p.182.

　　[9][10]《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第1页。

　　[11]Guenter Lewy，The Cause That Failed：Communism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8.

　　[12]参见贾庆军《美共与莫斯科的秘密经济关系探究》，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3]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1891—1973)，美共著名领导人，1930年任美共行政书记，1934—1945年期间任美共总书记。1944年5月在其主张下美共解散，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由于其主张得不到苏共的支持，因此1945年7月，他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

　　[14][15][1]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The Soviet World of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p.351，p.352，p.352.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责任编辑：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