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材料，毛泽东曾在1947年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将会让所有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中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中共在保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同时，应同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据此，前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认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才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对于这两份电报的真实性和米高扬的看法，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一种带有试探性质的策略之举。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共不可能轻易改变这一政策。

　　[关键词]　毛泽东；斯大林；民主党派；中国革命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3)05-0112-03

　　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先生发表的题为“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1949年1—2月)”的文章，披露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的关于1949年初秘密赴华使命的书面报告，其中谈到毛泽东曾在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共在保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同时，应该同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米高扬据此得出结论，“众所周知，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1]由于这份材料反映的内容和中共一贯坚持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政策有悖，加之作者当时也没有在文章中展示这两份电报的原始文本，因此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质疑。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份电报的真实性值得怀疑[2]，也有人 认为不能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3]。针对中国学者的争论，列多夫斯基先生经过仔细查找，终于在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发现了这两份电报的原始文本，并公布了电报的原文[4]，其内容与米高扬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的报告中所谈的并无差异。那么，是不是这就可以说明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看法是正确的呢?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究竟是出于政策的考虑，还是策略的考虑?对此笔者将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同行。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亲密合作，是中共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不但是这一方针的积极 制定者，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虽然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它始终是无产阶级争取和联合的革命力量，是决定中国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充分体现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策。关于民主党派在未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6]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采 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7]内战爆发以后，1947年10月10日发表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把它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8]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9]3月20日，毛泽东在谈到对美国和蒋介石仍然抱有幻想的民主人士时还说，“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等到“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以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10]中共的政治主张得到了许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拥护，他们都公开声明愿意与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完成中国的民主和平事业。这些材料和事实，尤其是电报往来期间的材料和事实表明，毛泽东并没有改变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联合团结的政策，也没有打算在革命胜利后要他们离开政治舞台。关于这一点，中国多数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档案中保存的这两份与中共政策相矛盾的电报呢?诚然，在目前中方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两份电报文本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然有理由对其可靠性提出质疑。退一步讲，如果电报的可靠性毋庸质疑，是否可以得出中共曾经计划在革命胜利之后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只是由于苏共的反对，才改变了对民主党派政策的结论呢?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下面几种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1947年由于美苏冷战导致的东欧各国政治体制的变动，对当时中共制定内外政策的影响值得重视。冷战开始后，东欧各国联合政府内部资产阶级政党与共产党的斗争随之尖锐起来，而美英等国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企图拉拢东欧各国加入西方阵营的做法，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苏联利用驻军东欧的有利条件，对东欧各国的政局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支持各国建立起了苏维埃化的政治体制。从1946年底到1948年2月，匈牙利的小农党、保加利亚的农民党、罗马尼亚的全国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波兰的农民党和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以及斯洛伐克民主党，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都先后离开了政治舞台，东欧国家短暂的人民民主阵线时期结束。

　　“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1]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12]为此，尽管中苏两党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中共始终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和前途出发对待与苏联的关系，对抗战胜利后苏联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对华政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和理解，以便为将来的中苏关系奠定基础。然而，中共一贯坚持的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却与苏联、东欧各国苏维埃化的政治体制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是否会增加斯大林对中共的猜疑，是否会影响未来的中苏关系，是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不了解苏联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毛泽东有可能发出那份关于革命胜利后取消民主党派政治地位的电报，作为投石问路的一种策略之举。

　　其次，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和猜疑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尽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中共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错误意见的抵制，却导致了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和猜疑。斯大林把中共领导的军队看作是一支农民的军队，认为中共“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团结发扬得不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13]基于这些偏见，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勾结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把所有对华援助都送给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苏联为了维护战时在华既得利益的合法地位，与美国共同推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内战爆发后，由于苏联对中共实力估计不足，加之又缺乏信任，所以没有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斗争，而是力图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随着美苏冷战局面的出现和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苏联虽然加强了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抨击，加强了在东北地区与中共的合作，但斯大林对中共仍是半信半疑，也没有公开放弃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的对华政策。在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前提下，为了促使苏联对华政策尽快转移到支持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争取斯大林的信任以加强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东欧各国资产阶级政党退出政治舞台的情况下，中共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做法，有可能被斯大林认为是未来推行亲英美路线的征兆。因此，为了消除斯大林的偏见和猜疑，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出那样的电报，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目的在于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争取苏联的信任，为下一步中苏结盟的外交战略奠定基础。

　　最后，中共在中苏两党关系中的独立性不能忽视。假如斯大林在回电中认同了毛泽东在电报中的看法，中共就会让民主党派在革命胜利后离开政治舞台吗?根据中共在中苏两党关系中鲜明的独立性来看，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与苏联党的关系与东欧各国党与苏联党的关系明显不同。欧洲是美苏冷战的主战场，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安全息息相关，苏联对东欧各国党的控制远比中共严密，加之东欧各国党几乎都是在苏联党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二战中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南斯拉夫除外)在苏联军队的直接帮助下获得解放的，因此它们缺乏与苏联大党主义斗争的勇气。中国则不同，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派在党内失去领导地位以后，苏联在中国革命问题 上的错误意见遭到了中共一连串的抵制，这在东欧各国党(南斯拉夫除外)中是非常少见的。对于中共所特有的独立性，斯大林是深有感触的。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卡德尔举行的会谈中，虽然承认了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也表达了对中共独立性的一种无奈。他说，“我曾劝说过毛泽东，最好是和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 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14]由此可见，中共尊重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但从不片面地、无原则地顺从苏联的领导，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一直如此。有时，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采取一种以退求进的策略之举，也是非常必要的。就像米高扬在其报告中谈到的那样，访问西柏坡期间，虽然毛泽东一再表示中共正在期待苏联的“指示和指导”，并说“自己仅仅是斯大林的学生”，“不能同马恩列斯列在一起”，但“这是东方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因此，米高扬表示，苏联“党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如果中共领导“是很弱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年，并取得这样的胜利的”。[15]由此可见，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共这种东方式的谦虚策略也是有所了解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政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如果斯大林真的赞同中国的民主党派在革命胜利后离开政治舞台，中共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值得庆幸的是，考虑到中国革命胜利对苏联巨大的战略价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许是他也感悟到了中共提出这一建议的初衷，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使他做出了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选择，无论对于中国革命还是中苏关系都是十分有利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带有试探性质的策略之举。忽视客观现实，不加考证地随便引用这两份电报，断言毛泽东早有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之意，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革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结果既不可能建立欧美那样的多党政治，也不可能建立像苏联那样的一党专政。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共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不可能轻易改变。

　　注释：

　　[1][15][俄]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1949年1—2月》，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2]田松年《与民主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载于《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3]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4][俄]A.列多夫斯基《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邵康主编《毛泽东和他的党外朋友们》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6][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第650、667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1062页。

　　[8][9][10][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1256页，第1272页，第1298—1299页，第1250页。

　　[13]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14][南]《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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