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犹太民族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命运是悲剧性的。在长期的流亡和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世界各地。沙皇俄国是一个地域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大殖民帝国，在这个被列宁称为“各民族人民的监狱”的大帝国中，犹太人的处境是极其悲惨的。苏联同样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由于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苏联犹太人的际遇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因而导致20世纪70年代后在苏联犹太人中间产生了较大的离心倾向。

　　[关键词]　苏联；犹太人问题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3)02-0116-05

一

　　民族问题以及犹太人问题是沙皇俄国留给苏联政府和各民族的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出现最早大约是在公元14世纪初。当时由于西欧各国政府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赶，犹太人大批东迁，最初定居于中欧和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地区，随后又向俄国版图内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区迁移。17世纪，波兰政府采取了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尤其鼓励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并拥有各种技艺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在该时期的移民数量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而犹太人的居住区往往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18世纪60年代后，在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期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政府联合瓜分了波兰，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和西乌克兰纳入俄国的版图，原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也随之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到20世纪初，世界上的犹太人约半数居住在俄罗斯帝国境内，1897年的俄国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俄国境内的犹太居民人数为522万人。[1]

　　沙皇政府以及各级统治者对犹太人始终是采取限制、压制和迫害的政策。沙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曾发布诏书驱赶犹太人出俄国，禁止犹太人在俄国居住。在17世纪中期，莫斯科公国的军队就多次攻入波兰和立陶宛，大量屠杀当地的犹太人，或者劫持数万的犹太人到莫斯科公国境内，强迫犹太人改宗东正教，使犹太人沦为奴隶。沙皇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大量的犹太人被驱赶出俄国国境，彼得一世曾公开表示他宁愿接受穆斯林等异教徒来俄国居住，也不愿接受他称之为“流氓和骗子”的犹太人来俄国居住。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因推行开明君主专制，对犹太人的迫害有所放松，给犹太人以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行政自治权。但为便于管理，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72年下令在俄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建立帕累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被人为地与其他民族隔离开 来，后来这个犹太人居住区的范围扩大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黑海地区新占领的“新俄罗斯”等地区。在沙皇保罗一世统治时期，沙皇政府将犹太人的居住地限制在与波兰接近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禁止犹太人在上述地区的各省首府和城市居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曾宣布所有的学校向犹太人开放，并鼓励犹太人移居到帕累以外的地方安家和经商。但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被称为“对犹太人的无情的30年”，尼古拉一世认为犹太人是“吸血鬼和寄生虫”，是“无法被同化的分子”。[2]沙皇政府宣布收回犹太人的行政自治权，有15万犹太人被驱赶出境。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多次掀起了屠杀和驱赶犹太人的狂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其继位之初就宣布：“你要知道，我必须承认，当犹太人受到虐打时，我是感到快乐的。”[3]他规定犹太人不许在政府中任职，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被加以限制，甚至于1891年下令禁止犹太人在莫斯科居住。1895年，尼古拉二世颁布一系列的反犹法令，缩小犹太人居住区的面积，将居住区限制在沿西部边界划出的50俄里宽的平原上。从19世纪末起俄国再次掀起反犹狂潮。在沙皇政府的鼓励和纵容下，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卑劣地制造了“贝利斯事件”[4]等，受官方支持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制造了数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列宁在革命前谈到俄国的民族特点时指出：“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人占据着广袤的连片地区，人口约有7000万。”[5]在沙皇俄国时代，俄罗斯民族在俄国社会中居于极其特殊的地位。按照沙皇政府1832年制定的《社会构成法》的有关条文规定：俄罗斯民族是作为统治民族，而第二大民族——乌克兰民族被称为“小俄罗斯人”，其余的民族则一 律称为“异族人”。沙皇政府支持大俄罗斯主义，使俄罗斯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享有特殊权利。列宁曾经说过：“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做‘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6]在十月革命前，以沙皇罗曼诺夫家族为代表的俄罗斯贵族和地主阶级把持着国家政权，而其他民族在各个方面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就整个民族而言，俄罗斯民族是作为统治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这即是列宁所说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二

　　民族问题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苏联作为一个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的反应则显得更为重要，其中犹太人问题在某些时期显得更为突出。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非常注意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谨慎地并适时地调整民族政策。列宁认为，在新政权创立之初，全党同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因为沙皇政府和俄罗斯民族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灾难，应该真诚地和平等地对待一切民族的要求和 意见。并且提出，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即“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7]在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上，布哈林在解释列宁坚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时说：“为什么列宁同志那样不顾一切地奋力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敲起警钟?为什么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中只字未谈倾向分子的错误，相反却用所有的 字，斗大的字反对对倾向分子所实行的政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懂得没有存在地方沙文主义吗?因为列宁同志是天才的战略家，他知道要打击主要敌人。例如，在这次大会上对地方沙文主义就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我们斗争的第二阶段。如果我们为‘客观公正’，在谈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同时也议论还存在格鲁吉亚沙文主义、乌克兰沙文主义、阿哈尔齐赫沙文主义、哥麦尔沙文主义和随便什么沙文主义，我们就淹没了主要问题。”[8]列宁在临终前看到俄共(布)党内和最高领导层内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已成为党内团结的重要危害，并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对此他深感忧虑，他不顾自己日益加重的疾病，宣布要与党内出现的民族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列宁和苏维埃政权民族政策得到布尔什维克全体党员和各族人民的广泛拥护，最终在平等和互助的基础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政权和新制度下，在新国家中，苏联各民族激发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犹太人(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情贡献给苏联。大批的犹太族青年加入俄共(布)，参加红军，投身保卫新政权的斗争之中。犹太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各级政府机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仅在新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犹太族出身的就占了四名，他们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俄共(布)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犹太部，负责管理和协调犹太人事务。在各级文化、教育、卫生、艺术机构，犹太族出身的干部也占了较大的比例。

　　此外，犹太人获准同国外建立联系，接受美国的犹太人慈善组织“联合分配委员会”的粮食援助，少数犹太人被批准移居国外。1928年3月，苏联政府在比罗比詹建立了犹太自治州，并且制定了庞大的移民计划。犹太人文化教育事业也获 得了较快的发展，1931年犹太人的四年制的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有1100余所，在校的学生有13万人，莫斯科的“西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专门设有犹太系。犹太人的戏剧、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电影等事业也随之繁荣起来，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一家犹太人剧院，随后在明斯克、基辅、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犹太戏剧学院，到1934年苏联共有18个常设的犹太剧院。乌克兰科学院下设犹太族无产阶级文化研究所，白俄罗斯科学院设有犹太问题研究部，主要从事犹太人革命运动史和犹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 究。[9]

　　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共同为建立富强的社会主义而浑洒汗水。在乌克兰的列宁水力发电站建筑工地上，几乎包括各个民族的工人和专家。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的建设者在1935年写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在空地上建起了城市。煤田建设的广大地区被矿井、企业和村庄所覆盖……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哈萨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鞑靼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是一个大家庭。”[10]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国内政治气氛日渐紧张，犹太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反犹主义成为斯大林手中的武器。1930年，俄共(布)中央的犹太部被撤销，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运动中，一大批的犹太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一方面鼓励犹太人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争取西方政府道义上的支持和争取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对苏联经济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对犹太人在苏联国内的旅行和迁居加以限制，当波罗的海三国被合并后，当地反对加入苏联的犹太人大量地被驱赶出苏联国境或者被大量地关进各地的集中营。[11]事实上，在卫国战争中，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为保卫苏联而 英勇战斗。在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11000余人中，犹太族出身的占据总人数的第五位，即俄罗斯族8160人，乌克兰族2069人，白俄罗斯族309人，鞑靼人161人，犹太人108人。[12]

　　被列宁称为“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13]的斯大林的权力和声望在卫国战争后达到了项峰。40年代中期后，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大俄罗斯主义急剧膨胀，反犹主义盛行全国全党。1953年1月，在斯大林去世前两个月，因克里姆林宫女医生季亚舒克的告密，内务部长贝利亚制造了一起莫须有的“医生谋杀案”，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生与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以“有害的治疗方法缩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在被捕的9名著名医生中有7名是犹太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发展的转折时期。以权力过分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体制尽管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冲击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数次微调，但是仍然沿着原有的惯性轨道运行，苏联的综合国力在70年代中期后由盛转衰，进入停滞时期。在民族问题上，苏联国内的大俄罗斯主义沉渣泛起，在苏联社会以及苏联领导阶层中发挥其影响。俄罗斯人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以“老大哥”和“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而视其他民族为“被拯救者”和“小兄弟”，不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甚至处处排挤其他民族。

　　20世纪50—80年代大规模的推广俄语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宣布：“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14]赫鲁晓夫甚至在白俄罗斯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我们掌握俄语速度愈快，建成共产主义就会愈快。”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在理论上补充了赫鲁晓夫的“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提出“双语制”理论，即苏联的各个民族在掌握其母语的同时，还必须掌握族际交流语——俄语，并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第二语言”。一些苏联学者公开宣称：“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内的人们，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忘记自己民族的语言，不去使用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的语言。”[15]苏联政府推广“双语制”运动本身具有明显的文化沙文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以行政命令和强制暗示的做法迫使非俄罗斯族居民“自愿”选择俄语为第一母语或第二母语。苏联学者科兹洛夫所著的《苏联民族》中提供的具体数字表明：从1926年到1970年，苏联境内的各民族将本民族语言作为母语的比例，除俄罗斯族上升了0.1个百分点外，其余民族(非俄罗斯民族)平均都下降了2—54个百分点。其中各加盟共和国的非主体民族下降速度尤为惊人，犹太族的比例从1929年的71.9%下降到1970年的17.7%。[16]另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在犹太人中将犹太语作为母语的老年人的比例要高于中年和青年人。另外，以犹太文字出版的书籍的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后锐减，1951年苏联出版的犹太族依地语的书籍24种，到1970年只出版了4种。[17]

　　苏联政府鼓励异族通婚，异族通婚所生子女 的民族属性由子女自由选择，犹太人与俄罗斯通婚所生的子女大多数选择俄罗斯族为自己的民族属性，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犹太人与俄罗斯人的异族通婚关系中，仅有12%—18%的后代选择犹太族属性。[18]

　　无论是沙皇俄国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犹太人始终是各民族中受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尽管犹太居民的人数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1971年统计数字约270万)，但在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医疗等部门工作的人数却占了30%，犹太族大学生占全苏大学生总数的14%，犹太族科学家占全苏科学家总人数的13%。[19]在俄罗斯联邦，每千名10岁以上的犹太人中就有344人受到高等教育，而俄罗斯人仅为43人。[20]但是从70年代起，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鲍曼工学院等著名大学或者是与航天航空、军事技术、信息科学等有关的系科对犹太人的限制较多。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从1967年到1973年，犹太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1万人下降到88500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从46000人下降到37100人。[21]究其原因，除了与70年代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部分犹太族青年因父母为异族通婚而选择俄罗斯族民族属性而导致苏联的犹太居民总数下降有关外，与苏联政府限制犹太族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也不无关联。

三

　　如果从人口总数来看，犹太族(人)是苏联的第16个民族，占苏联人口总数的0.6%(1983年统计数字)。[22]在前16个民族中，除了鞑靼族、日耳曼族外，都成立了以上述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即使是位列犹太族之后的拉脱维亚族和爱沙尼亚族也建立了本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行政区划。1928年3月，苏联政府宣布在远东的比罗比詹建立犹太自治州，目的是将犹太民族集体固定在远离欧洲中心的东西伯利亚，并且利用犹太人的聪明才智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但 是一方面，似乎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移居比罗比詹并不采取特别的鼓励政策，另一方面，比罗比詹远离欧洲文化和经济中心，生存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较恶劣，自然对习惯于居住在大都市的犹太人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犹太人也担心，如果一旦移居到遥远并且荒凉的远东，苏联政府可能再也不允许他们回到苏联的中西部或者移居以色列、美国和欧洲国家了。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数也仅在2万余人。没有本民族的共和国，也就没有自治的宪法及其他的法律，散居于其他共和国内的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无法得到合理和合法的保障。再加上俄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反犹主义传统，苏联领导人和政府长期以来对犹太民族的不信任态度，因而造成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有移居以色列和欧美国家的较强倾向。

　　1948年5月，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国，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逐步的开展。1964年，第一批苏联犹太人约4667人(主要是老年人)被批准移居以色列。[23]1967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以色列关系中断，有关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申请被停止，此前移居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为8442人。1968年秋，苏联政府又开始接受犹太居民移居以色列的申请。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时，曾公开表示，苏联政府每年将允许36000至40000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1974年，勃列日涅夫又向西方媒体宣布，每年批准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将增加到5万人。西方学者统计，从1964年至1974年，从苏联移居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为100829人。[24]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浪潮，到1982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人之多。[25]

　　苏联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近70年，他们同苏联其他民族一起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一制度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大批苏联犹太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苏联，移居他国呢?

　　前面笔者已经较多地论及了历史上沙皇政府和统治阶级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歧视政策所导致的历史积怨，论及了苏联时期国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盛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点原因：

　　第一，从犹太民族自身的民族特质来看，这个民族在长达千年的巅沛流离过程中，尽管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受到了其居住国家和民族的影响，但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始终未被彻底同化和融合。希伯来语、依地语和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的载体，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各种压力而日渐强化。此外，尽管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犹太人长于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彼此间的各种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并且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民族内聚力。正是这种内聚力的存在使得外部的民族政策无论施以何种影响，都难以使其放弃对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心理的归属。正如《犹太人》的作者查姆·伯曼特所言：“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开他的国度、他的信仰、他的民族有多远，只要有人在清晨敲一下他 的房门，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他也会即刻复原成一个犹太人。”[26]

　　第二，从国际大背景看，70年代后国际风云变幻对苏联国内的犹太人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加剧了苏联犹太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近千年来，犹太复国主义是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的共同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国家诞生于美国和苏联冷战的背景之下。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苏联领导人和政府将国内的犹太人视为潜在的、甚至是不忠诚的对象。在中东地区，苏联可以利用反犹主义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势力，并且还可以赢得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因此，支持 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已经变成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犹太人自然选择离开苏联而投奔以色列和美国了。

　　[本文为教育部十五社科规划项目“民族主义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以苏联东欧为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2][9][17][18][19][20][21][23][24]泽夫·卡茨《苏联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第502页，第528页，第497页，第515页，第497页，第497页，第499页，第540页，第540页。

　　[3]阮西湖《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页。

　　[4]1911年3月，黑色百人团分子和国家杜马中的右翼分子借一个俄罗斯族孩子被害而诬陷犹太人贝利斯， 借以掀起反犹逆流。由于高尔基等进步人士的呼吁和营救，贝利斯被法庭宣布无罪。

　　[5]《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36页。

　　[6][7][13]《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页，第352页，第351页。

　　[8]《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8年版第563—564页。

　　[10]巴扎诺娃《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阿拉木图1987年版第58页。

　　[11]美国学者泽夫·卡茨估计有25万人之多。见泽夫·卡茨《苏联民族手册》第506页。

　　[12]卡拉什尼克《十月革命成果的保卫者的半个世纪》莫斯科1968年版第74页；查麦梁《苏联的民族关系》莫斯科1987年版第5页。

　　[14]1961年10月19日《真理报》。

　　[15]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苏联各民族的接近与民族语言》莫斯科1972年版第195页。

　　[16]科兹洛夫《苏联民族》莫斯科1954年版第211—212页。

　　[22]即俄罗斯族、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白俄罗斯族、鞑靼族、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格鲁吉亚族、摩尔达维亚族、塔吉克族、立陶宛族、土库曼族、日耳曼族、吉尔吉斯族、犹太族。详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历史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25]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77页。

　　[26]查姆·伯曼特《犹太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326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