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回顾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卢森堡等人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分歧，指出列宁的精英组织原则并不排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在面对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时，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完成马克思主义革命唯一可能的方式。

　　[关键词]　列宁　罗莎·卢森堡　不革命的无产阶级　组织问题

一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就“组织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问题展开的争论相当有趣，因为在20世纪初，这涉及到一个不断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问题：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曾经这样问道：“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这一涉及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从未在理论上给出充分的答案。这一缺憾部分地是由于马克思缺乏一个革命的工作场景。正如罗莎·卢森堡强调指出的：“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得不在革命时期制定策略的唯一一次机遇赋予了1848年的卡尔·马克思。”有趣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赞成俄国民粹派组织“青年俄罗斯”这样的精英政党模式——这大概是在他抛弃了1847—1850年这一时期年轻气盛的革命急躁情绪之后。1885年，恩格斯就俄国的情况进一步指出(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约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

　　但是，除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针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有趣论述外，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从理论上系统阐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或许不能接受“历史”定制的道路。第一国际章程声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但如果无产阶级没能“解放自己”又会怎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抱怨英国工人阶级的不革命态度；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相对较为成熟， 英国工人阶级本应比大陆的无产阶级更加意识到所受的剥削。例如，恩格斯在1889年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道：“这里(英国)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就是资产阶级的‘尊严’，它已深入到了工人的骨髓。”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确实背离了“历史的”道路，那么掌握着“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领袖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呢?马克思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将它交给了他的继承者。

二

　　世纪之交，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在《火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和《怎么办?》(1902)、《进一步，退两步》(1904)这两本小册子中都大谈特谈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怎么办?》这一当今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圣经”中，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要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些革命者不是将他们“空闲的夜晚”奉献给革命，而是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他们将“从外部”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阶级意识”。列宁声称，这一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应严格保密、职责分明。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民主是没有市场的。列宁认为民主不合时宜，甚至有害，因而蔑视它，与此相反，他主张一种革命的“同志关系”。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列宁坚持其党组织的理论，这最终导致了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的历史性分裂。被称作“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在之后的选举中成了少数派)的那些代表支持马尔托夫提出的、灵活的(“温和的”)党员资格的表述，这与列宁严格的(“强硬的”)表述不同。马尔托夫认为，党员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协助党”。列宁关于党员资格的建议是，党员应该“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采纳了马尔 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但列宁——由于五名犹太人联盟代表和另外两名“经济学家”代表的过早离去——控制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理论喉舌《火星报》。(之后，在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情况下，1905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将马尔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变成了列宁的表述。)

　　不久，由于普列汉诺夫投向了孟什维克，列宁失去了对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随着第52期的出版，它成了孟什维克控制下的“新”《火星报》)编委会的控制。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在党和工人阶级正确关系的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派的缔造者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自己的主张。在《进一步，退两步》(写于1904年初，同年5月出版)中，列宁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争论。列宁这一著作的许多内容与当下的研究无关，但其中两部分特别有价值，因为列宁对“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作了评论，并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相对可靠的革命性以及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直截了当地回击了孟什维克的批评者，尤其是马尔托夫。孟什维克谴责他是“雅各宾”，他对此表示欢迎。他这样说道，一个完全参加到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激进民主派成员，是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站在教授和中学生身后叹息、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渴求民主需要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党人，是机会主义者。

　　列宁说，孟什维克害怕“布朗基主义”，这仅仅表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懦弱”和伯恩施坦式的机会主义。列宁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不应与整个阶级混为一谈。”

　　列宁谴责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知识分子的“官僚无政府主义”，并将其“模棱两可、散漫和捉摸不定”与无产阶级在其“工厂训练”中获得的组织纪律性作了对比。(托洛茨基在攻击列宁时曾说道：“兵营制不能成为我们党的制度，就像工厂不能成为其模式一样。”)列宁反驳说，马尔托夫党员资格的说法“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益服务的，它排斥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

　　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赞成“集中制”，不断反击马尔托夫对“自治”的支持。列宁辩论说，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力图从下向上发展，因此只要可能，他们都会尽力支持自治和‘民主’”，直到(由那些过分热心的人)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相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力图从上向下发展，主张中央的权利和权力向部分扩散”。

三

　　罗莎·卢森堡——通过瓦尔斯基和约吉赫斯这两位最亲密的政治和私人伙伴(她们都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曾谨慎地倾听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正确关系的争论。在写于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卢森堡因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极端集中制”和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创造作用”而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她坚定地支持马尔托夫的党的结构理论，责备列宁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在她看来，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犯罪情结和落魄地位，这个特点是为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在民粹派成员当中)所特有的。她所谓的“主观主义”是指列宁过分依赖“主观”(意志)因素，就像革命精英体现出来的那样。

　　罗莎·卢森堡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10年已然表明，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总是不受束缚的运动本身所产生的自发后果”，而不是“任何专门的领袖或‘领导组织’先决的、机械的发明”。在她的演讲和著述中(例如在其1906年对“群众罢工”和俄国革命的分析中)，革命进程的“自发”性是一个关键议题。她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强烈支持与列宁对它的极度怀疑形成了鲜明对 比。

　　卢森堡相信，列宁误用了“纪律”一词，他过于依赖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功能”。相反，卢森堡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依靠群众的“自律”和“自我激励”。列宁想让意识和组织权威“自上向下”流动；而她则想要它“自下而上”发展。卢森堡是以这样肯定的语气结束文章的：“以历史的观点看，与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相比，一场真正的革命劳工运动所犯的错误要富有收益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1904年的这篇文章表明，卢森堡对组织和官僚制抱有成见，不够信任，她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保守性。在她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她对这一 问题屡有涉及。在1904年的文章中，她认为，就像布朗基一样，列宁的组织精英会脱离群众，它只会遵循僵硬的和先决的策略，而不能考虑到革命群众的自发创造性。实际上，罗莎·卢森堡大错特错了，因为列宁在策略上是相当灵活的(例如，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夏对苏维埃的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争取“喘息机会”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或者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却”)。实际上，他在战略和策略上要比卢森堡灵活得多。就像在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手稿中看到的，卢森堡在农民和民族问题上始终是坚定 和毫不让步的。

　　列宁无意使他的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巴枯宁派、涅恰也夫派以及特卡乔夫派的群众。他的《进一步，退两步》首先是对“集团思想”的声讨。像布朗基一样，他想造就一支革命的精英队伍，但他同时也希望在它周围形成一种群众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前的一次演说中，他强调指出，党的组织不应只包括职业革命家。相反，他坚持说：“我们需要最为多样化的、各种类型的、各个阶层的和形形色色的组织，既有极为严谨、秘密的组织，也有非常公开、自由的组织。”这一精英主义和群众影响的巧妙结合，正是列宁组织智慧的产物。这种结合使得布尔什 维克的领袖能够在1917年利用历史的瞬间，在权力“出现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时夺取权力。

　　在论述“组织问题”的文章中，罗莎·卢森堡责备列宁为了激进民主派和布朗基派而抛弃了马克思。这中间，她犯了几个严重错误。她不经意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在早期曾从雅各宾党人(恐怖和“不断革命”)和布朗基派(“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此外，她不能将布朗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组织模式区分开来，这使她难以认识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精英组织全然不同于俄国传统的、独立的密谋“集团”(例如，“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陀斯妥耶夫斯基参加的彼得拉谢夫斯基集团，扎伊奇涅夫斯基的“青年俄罗斯”以及涅恰也夫夸口说由他操纵的假想牢房)。

　　在1904年论述“组织问题”的文章中，罗莎·卢森堡承认，在西方，议会制度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疏远了无产者群众，但她认为，俄国政治上的落后(例如缺乏议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政党，等等)会在沙俄杜绝此类机会主义——这样就不需要以列宁式的集中制克服机会主义了。她承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她在《社会改 良还是革命?》中已经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这部著作中，她(正确地)指出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和普克波维奇“经济主义”观点的相似性。但卢森堡相信，列宁僵化的集中制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徒劳的。只有通过对民主的最广泛运用，才能战胜机会主义——罗莎·卢森堡在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列宁试图通过压制反对派的观点战胜“修正主义”，他认为反对派无疑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赞成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他要求在党内形成一种对机会主义的“围攻态势”。1907年2月，列宁——面对诋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成员的责难——宣布，他的意图“不是纠正反对派的错误，而是消灭他们，把他们从地球上清除掉”。罗莎·卢森堡——尽管她极力主张将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极为不同。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想像为一支军队，它纪律严明，随时服从“来自上层”的命令。列宁公开承认，他“非常喜欢军队的比喻”。而卢森堡则认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就要发端，而且总是自然地表现为许许多多的组织和倾向。”

　　罗莎·卢森堡总是不断地试图将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内的不同派别调和起来。她在1911年夏写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如果迫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所有互相争斗着的组织参加一个联合会议，就可以实现团结。但是，此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就对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素来不和的流亡派别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了。她在写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说道：

　　自然，在这个(建议召开的)大会上，只有一些生活在国外的好斗者会为争得德国受托人(卡尔·考茨基、克拉克·蔡特金和梅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笔基金的受托人)的注意和支持争论不休，如果期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那纯粹是幻想。他们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争论，并且如此愤怒，一般的谈论只能给他们发泄老的、最老的和最新鲜的侮辱之辞提供机会，这只是火上浇油罢了。维持团结的唯一办法是召开一次包括来自俄国的代表在内的大会，因为俄国人都渴望和平和团结，他们是唯一能使那些生活在国外的好斗者恢复理智的力量。

　　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并无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重新团结起来的强烈愿望。他的全部政策是以维持这种分裂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他所拥有的优势比孟什维克大得多；像卢森堡一样，孟什维克“将与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作为其政策的要旨”。在《怎么办?》的前言中，列宁称道了拉塞尔的断言，即“一个党是通过自我整肃强大起来的”，这绝非偶然。

四

　　1904年秋，针对卢森堡对《新时代》的进攻，列宁提交了一份答辩。但是，这一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喉舌的编辑卡尔·考茨基却拒绝刊发列宁的答复。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说，这是因为这本杂志没有足够的篇幅印发这种“纯俄国的问题”。考茨基这时(之后，他与卢森堡的政治决裂在1910年出现了)是罗莎·卢森堡亲密的私人朋友，毫无疑问，他对布尔什维克领袖所作的解释不够坦白。1930年列宁对卢森堡的反驳于在苏联的《列宁文集》上首次发表，这时，参加争论的两位当事人早已过世。

　　在这次“保卫战”中，列宁高兴地表示，德国的同志正在对俄国党的文献产生兴趣。但他声言：“罗莎·卢森堡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不是在向读者介绍我的书(《进一步，退两步》)，而是其他东西。”列宁否认他关心特殊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他声称，他的兴趣只在于对任何政党组织都必要的基本组织。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为“从上而下”专门组织起来的党组织进行了辩护。列宁进一步否定了罗莎·卢森堡的说法，即按照他的计划，“中央委员会看来是党内唯一活跃的核心”。

　　列宁认为，“卢森堡同志”说他试图“美化工厂的教育作用”，这是错误的。列宁还声明，不是他，而是阿克雪里罗德首次提到了“雅各宾主义”这个词。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争论说，在罗莎·卢森堡谴责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时，她忽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背景，这样，她“就只是重复着空洞的话语”。他认为，卢森堡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ABC”：“这个ABC教导我们，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继续说道：“少数派(孟什维克)的支持者，包括卢森堡同志，胆怯地避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这一分析。”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在明斯克，1898年)到1904年的历史作了一番长长的、繁复的解释之后，列宁作结论说，读者现在很容易明白，“卢森堡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集中制的反对是对第二次党代会的“嘲弄”；它们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滥用，等等”。

　　在“保卫战”中，列宁并没有直接针对卢森堡对其党组织模式的责难，他并不想纠缠于其对手的言论。列宁和卢森堡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不愿意像挑战马尔托夫那样挑战卢森堡。因而，他模糊了“列宁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精英政党)和“卢森堡主义”(坚信社会民主党必须与无产阶级融合)间的核心差别。罗莎·卢森堡的传记作者保罗·弗勒利希令人信服地评述道：“很显然，在1917年之前，列宁的观点总的说来反映了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和夸大了的唯意志论……。”但是，也许会有人不同意弗勒利希这样的看法，即斯大林独裁是“列宁组织原则不幸的讽刺画”。因为正是列宁极力坚持毫不动摇地“从上至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为斯大林的“极端中央集权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就像托洛茨基1904年著名的“替代论”的断言那样，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党组织模式的敌视同样具有预见性。但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4年；他在1917年改变了主意)都没有认识到，在面对不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产生工联意识)时，列宁的党的模式是完成马克思主义革命唯一可能的方式。因为到19世纪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显得过时和落后了。令人难堪的是，无产阶级不会“解放自己”或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行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针对这一挑战，列宁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和明确的答案。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教育，它难以正确(革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真理应当“从外部”强加给工人。

　　罗莎·卢森堡尝试解决无产阶级意识这一重大问题的方法，得自对马克思“不完全遗产”的有趣推论，这位推论者与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坚信，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者”。她坚信，无产阶级自己可以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这不会因为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诉求而变得无足轻重或“有所恶化”。卢森堡探讨无产阶级意识这一关键问题的方式塑造了她的基本政治路线。她拒绝了列宁主义关于利用革命少数派将恰当的政治神话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建议(与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建议相似)。但她不能为不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困境提供一个有效的答案——就像列宁那样。马克思从未预见到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但这个问题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体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编译自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No.4，文中注释从略。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一苏联研究所教授，译者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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