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印度同样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十月革命从多个方面推动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如促进了印度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印度，促成了新型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等的建立，催生了印度国大党左翼的形成等。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十月革命的影响并没有改变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主导民族运动的基本状况。本文对此做了详尽分析。

　　关键词　十月革命　印度民族运动　影响

　　1917年11月7日，在俄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史称“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这次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产阶级在俄国掌握了国家政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22年苏联建立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它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联的建立也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面貌。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场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1]

　　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同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十月革命发生时正值印度民族运动酝酿新的革命高潮时期。从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的民族运动已逐步走向成熟，并形成了一定的斗争模式，其基本特点是通过合法的参政议政的方式要求英印殖民当局让渡更多的权力。苏联人民选择的革命和发展道路给印度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并推动印度民族运动呈现新气象。具体表现为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新型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诞生，社会主义思想传入印度等。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囿于局部，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运动，印度国大党所代表的阶级与主张仍然主导着印度民族运动。国内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研究，但并未就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做专门和全面阐述。

一、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推动

　　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帕尼卡尔(K.M.Panikkar)就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产生的影响做了如下陈述：“在影响印度政治和精神发展的单个事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俄国革命。无产阶级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远在帕米尔高原边缘地区夺取政权，对印度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推动印度工人运动的发展、催生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等。

　　1.十月革命首先推动了印度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工人组织随之产生。伴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成长壮大。在十月革命前，从1905—1908年反对分割孟加拉运动发生到1918年，在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的推动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有了初步发展。其中代表性的是1908年孟加拉工人为抗议提拉克被判刑举行了大罢工，成千上万工人参与了这次罢工。这是印度工人第一次重要的行动，它表明印度工人已经积极参与到印度的 民族运动中。不过由于激进派成员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无意激发无产者的阶级意识，随着反对分割孟加拉运动的结束，工人运动也偃旗息鼓。

　　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呼吁被压迫民族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家及地主的压迫与剥削。相关信息也渗入到印度民众中，甚至普通印度工人都在谈论苏联已经对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清算。俄国革命成为印度劳动阶级的灯塔，它使后者看到可以用武力推翻殖民统治、实现解放。1918至1921年是印度工人运动非常活跃的时期[3]。印度阿姆达巴达(Ahmedabad)纺织工人组织了1918年3月大罢工。紧随其后，在印度其他工业地区，如孟买、坎普尔、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等地都发生了多次罢工。1919年3月反动的《罗拉特法》(Rowlatt Act)通过后，工人阶级参加了全国性的罢业活动。仅在1921年，就发生了396次有组织的罢工，有60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标志印度工人阶级政治意识提高的典型事例，是通过罢工支持抵制威尔士王子1921年11月17日访问印度的全国性罢工。这是在主要工业城市里首次发生具有全印度性质的政治总罢工。在威尔士王子登陆的孟买，人们筑起路障抵御警察和军队。对抗持续了5天。据官方估计，仅在孟买就有30人在冲突中死亡。

　　上述印度工人罢工的目标有些是提高经济待遇，但也有些罢工确定了政治目标，如抵制威尔士王子到印度访问的罢工。为反对《罗拉特法》而举行的罢业活动的政治目标同样不言而喻。虽然这时以政治目标为主的罢工仍然相对较少，但是工人阶级在参加这些活动时表现出来的政治积极性和强大力量，使印度民族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工人在民族自由运动中的重要性。他们从此致力于建立永久性的工会组织，以便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也有罢工活动，但未曾引起印度民族运动领导者的足够重视，当时认为罢工活动只是业界的争端，与他们追求 的民族自由目标相比，其重要性退居其次。一战以后，受到苏俄建立工农政府的鼓舞，印度左翼知识分子、杰出的国大党领导人和英国工党的一些成员积极促成全印工会大会(All India Trade UnionCongress)的召开。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10月30日在孟买召开。全印有801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分别代表106个所属或持同情态度的工会。全印工会大会的建立虽然是在印度国大党主导下建立的，其思想和策略也深刻影响了日后印度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它仍然不失为印度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的大事，印度工人阶级从此结束了无组织运动的历史。

　　2.十月革命对印度政治生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就是推动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尚未成形，没有形成政党或组织。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发生后不久就得到了改变。共产主义思潮最早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中传播。其中最著名的是M.N.罗易(M.N.Roy)。他曾是孟加拉秘密革命组成员，后参加了墨西哥共产党的组建。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亚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就住在塔什干，负责组建印度的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10月17日，由罗易主导在塔什干建立了侨民共产党。罗易创办了报刊《印度独立先锋》，写了一些小册子和传单，介绍马克思主义，论述印度民族斗争的形势和任务。

　　在印度侨民共产党成立的同时，少数印度知识分子在国内组织了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中穆扎法·艾哈迈德、丹吉和古拉姆·侯赛因分别在加尔各答、孟买和拉舍尔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丹吉在1921年写了《甘地与列宁》一书对比列宁和甘地领导斗争的方法，批评甘地的纲领和策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印度1925年12月26日召开了印度共产主义第一次全国会议，会上成立了印 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工农党上。1928年孟买组织工人大罢工，要求改善工人地位，有15万人参加，震动全国。1928年又成立了印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全印工农党。尽管印度共产党成立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它对印度政坛产生的冲击和印度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3.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度民族运动领导者之一，安妮·贝桑特夫人(Mrs. Annie Besant)提醒英国统治者：“国家的全部年轻人”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因为俄国已试图“用无情和彻底”(的方式)实现了革命，并且“赢得了文明世界的赞誉”[4]。印度部分媒体也强调了俄国革命对印度的影响。孟加拉一份民族主义日报指出：沙皇统治被推翻“也在印度开启了一个推翻外国统治的时代”。甚至《蒙太古—彻姆斯伏特报告》也提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推动了印度人民的政治觉醒。”[5]1921年，印度孟加拉地区的第一份周报《杜姆克图》(Dhumketu)把布尔什维克比做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神的化身迦尔基(Kalki)，代表受压迫者挥舞着利剑。1919年12月，刊物《散萨尔》(Sansar)宣称布尔什维主义是社会不平等的敌人。十月革命使印度人民中弥漫的 宿命主义宣告结束，增加了将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印度的信心。很多印度爱国者秘密访问了苏联。莫尔维·巴拉卡土拉(Maulvi Barakatullah)即是其中之一，他在1919年会晤列宁以后说：“在俄国地平线上出现了人类解放的曙光，照耀幸福日子的太阳就是列宁。”[6]

　　俄国革命动摇了西方知识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对亚洲思想的垄断性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吸引了很多印度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泰戈尔和提拉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7年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上，曾宣称美国注定要向东方证明西方文明的合理性，但到1930年他访问过俄国以后，说他刚完成了一次朝圣。泰戈尔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一场风暴[7]。像许多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也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把列宁描绘成一位正直的哲学家，一位爱护人类的人，认为他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共产主义历史上。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印度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接受或同情社会主义。他们当中有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海外印度人。如曾组织柏林委员会(Berlin Committee)和参加“独立印度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Independent India)的罗易和穆克吉(Abani Mukherjee)等；曾到国外参加“泛伊斯兰基拉法运动”(Pan-Islamic Khilafat Movement)的阿布杜尔·马吉德(Abdul Majid)和穆罕默德·阿里·塞帕西(Mohammad Ali Sepassi)等；由锡克教徒和旁遮普移民在美国组成的戈达尔党(Ghadar)等，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多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有些还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除了海外印度人以外，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当中有国大党的左翼人士、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政党、基拉法运动参加者、参加阿卡利运动且与戈达尔党有联系的人等。特别是在参加甘地领导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挫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关注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吸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到1927年，许多工人、农民、年轻人、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者明显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其中多数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乌托邦思想的痕迹)。尼赫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29年在就任国大党主席的演讲中，尼赫鲁宣称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说”，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信念”。他说，要“根除印度的贫穷和不平等，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纲领”。尼赫鲁日后作为印度的开国总理，把他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理念运用到印度的发展战略上，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现代化道路。

　　1935年5月17日，国大党左翼人士在帕特纳召开全印社会主义会议，决定在国大党内建立全印社会党。同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社会党。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目标是争取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未来的设想，规定全部权力交给劳动群众，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发展实行计划与控制，关键工业国有化，逐步实行生产、分配、交换的社会化，消除一切阶级剥削等。尼赫鲁虽然没有加入国大社会党，但被看作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国大社会党的建立标志着印度民族运动中 左翼力量的加强。

　　由此可见，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产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它催生了印度共产党，向印度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社会的图景，促进了印度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建设，拓宽了印度知识分子的视野，向印度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新发展道路的选择，使印度民族运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活力。

二、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影响的局限性

　　对于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如前文所述，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之日迄今绵延不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念也浸染到印度国家发展战略 中。尽管如此，俄国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也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是通过印度具体的国情和社会各阶层发生的。十月革命发生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不管从阶级力量、组织建设还是思想和斗争手段等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诸多因素使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导致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影响相对有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印度的民族运动主要处在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下。在印度民族 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1885年12月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这是印度民族运动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印度有组织民族运动的开始。不过从国大党成立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时间里，其活动主要局限于争取更多参政议政的权利。如要求增加各级立法会议印度成员名额并扩大立法会议权限；放宽文官考试年龄限制；实行陪审员制度，反对司法上的歧视等，不过并未提出自治目标。1899年，印度国大党第一个党章的制定集中体现了印度民族运动初期斗争目标的有限性。该党章规定党的目标是“用宪政手段促进印度帝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

　　时局的发展促使印度民族运动在1905至1908年间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国大党也在追求更高的目标。印度总督寇松上任后，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压制及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的举动引发了印度空前高涨的反英民族运动。在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的领导下，提出了包括司瓦拉吉(独立或自治)、司瓦德西(自产)、抵制和民族教育四项内容的运动纲领，在激进派的推动下，印度国大党在该党1906年年会上首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自此以后，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运动目标更加明确。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构成了20世纪初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印度的民族独立斗争注入了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农村的印度籍战士目睹了欧洲工人和农民的优越生活，面对自己悲惨的生活状态，他们萌发了新的政治意识。“印度各地都抱着这样的希望，即战争的结束将标志着印度黎明的到来，印度将获得新地位，而不仅仅是政治进步。”[8]出狱后的提拉克在一战中组织开展了新一轮自治运动。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压力下，为了保证印度对英国作战的继续支持及缓和印度人的不满情绪，1917年8月，英国抛出了在印度“进一步实现责任政府”的许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18年11月，印度事务大臣蒙太古来到印度，与印 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一起会见印度各界人士，拟定战后改革方案。1919年底，以这个方案为蓝本的《印度政府法》在英国议会通过，1921年开始实施。《印度政府法》大大扩展了印度人的立法权利和参政权利，虽然与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的实现自治还有很大距离，如总督参事会仍然只对英国议会负责，不对印度中央立法会议负责，总督和省督对立法会议通过的任何决议仍握有否决权等。但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依然向前迈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自188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英国殖民当局虽然不情愿，但是还是让渡了不少权利。国大党领导的民族运动已然成为印度 民族斗争的主流。期间虽然有一些秘密组织开展了一些针对殖民者的暴力活动，但影响有限。十月革命的讯息传入印度，正是在国大党领导印度民族运动渐入佳境的时候。国大党思想和斗争手段都超向成熟，影响已日益广泛。

　　2.与印度共产党早期方针路线脱离印度国情形成对比的是，甘地及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因为切合印度社会与文化而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甘地以其颇具印度社会文化特色的斗争理念及对民众的亲和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精神领袖，广大印度民众把甘地看作 他们心目中的圣雄，愿意追随他。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年)出身在西印度卡提阿瓦半岛一个土邦官吏家庭。曾赴英国留学，并获得律师资格。1893年去南非以后因不满于南非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政策，领导在南非的印度侨民从事坚持真理的运动，并且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为他带来很大的声誉。甘地1915年初回到印度。回国后甘地到印度各地旅行，充分了解印度国情。结合他既有的思想和斗争经验，形成了一套有印度特色、且能够被普通印度民众所接受的思想主张。在印度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1918年出台的《罗拉特法案》后，甘地逐渐成为印度民族运动公认的领袖。

　　甘地思想的核心是非暴力主义。甘地反对那种认为只要目的是公正的，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的说法，主张目的和手段的不可分离性。只有用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结果。甘地认为，印度人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争取自治独立，不是因为统治者是英国人而不是印度人，而是英国人的统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所以赶走英国人不是目的，目的是消除暴力统治。在促使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方式上，甘地选择了“不合作”。他认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目的是为了将商品卖给印度人，是为了赚自己的钱，英国人的统治靠印度人纳的税而得以维持。如果印度人不用英国货，不上西式学校等，英国统治印度将无利可图。

　　甘地的思想从深远博大的印度宗教哲学中来，很容易为广大普通印度民众所接受。此外，甘地也以他近乎完美的行为和人格魅力成为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圣雄”。由于甘地的思想和主张来源于印度传统宗教思想和价值观，所以人们乐于接受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印度文化而言是外来的，如果它不与印度本土思想文化紧密结合，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必然会有限。在甘地看来，现代西方文明充满暴力，是一种“撒旦的文明，”是一种罪恶，只有传统印度教的文明才是真正最高的文明。他对印度精英说要拥抱印度文明，对印度民众说，暴力是万恶之源，放弃暴力吧[9]。

　　3.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且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他们基本上掌控了印度民族运动发展的脉搏。

　　随着近代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壮大，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于1860-1870年代形成并发展。出现了很多印度人开办的工厂(以棉纺织企业为多)。到1894年印度工厂有815家，平均每日使用工人349，810人。

　　资产阶级在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印度民族的权利方面，比先前的商人、自由派地主有更强烈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也逐渐被理论化。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是达达拜·瑙罗吉(1825—1917年)和马哈底瓦·伦纳德(1842—1901年)。前者在深入研究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政策以及对印度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财富外流论”，认为英印关系的实质就是英国通过各种途径掠夺印度财富。印度财富单方面流向英国，结果破坏了印度资本的正常积累，阻碍了民族的进步发展，使印度陷入无底深渊而无出头之日。伦纳德则提出了“农业附庸论”。他认为，印度贫穷和落后的原因，是英国把印度变成它的农业附庸，压制印度工业的发展。印度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实现工业化。瑙罗吉和伦纳德的理论给印度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10]。他们主张通过宪政改革途径，把殖民政策的有害面缩小到最低程度。两位理论家都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政府扶植发展印资工业、降低税收、减少军事和行政开支、公职人员尽量用印度人等。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成为国大党的主要理论依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迎来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战争的爆发和持续给印度工厂企业带来了好处：来自英国产品的竞争削弱了，而军事订货和军需供应扩大了企业的国内外销路。大战期间，在印度(包括土邦)登记的股份公司(包括英资和印资)由2545家增至2789家。其中受利多的如塔塔钢铁公司，因为有军事订货保证销路，便在现有设备能力下开足马力生产。大战期间，塔塔家族拥有的纺织厂、水泥厂等也都谋得很高利润。大战期间得到一定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他们要求得到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并提出了印度自治的要求。他们希望一战结束后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壮大和要求更多经济和政治权利使他们在一战结束后仍能够站在民族运动的前列，发挥领导性作用，并向英印殖民当局提出更进步的要 求。国大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相比之下，印度共产主义的发展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虽然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也没有形成反映切身利益的理论。在此之前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或是自发的、零散的，或是响应国大党激进派的号召参加反对分割孟加拉等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相比，工农的力量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成熟，以及英印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限制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 发展。

　　如前所述，早在1920年10月17日，罗易就在苏联的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25年在印度国内也建立了相关组织。总体而言，印度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并不算晚，但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发展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印度共产党建立后，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党纲，迟至1951年才有第一部党纲。党员人数也有限，在1930年代只有200多名共产党员；二是印度社会固有的宗教、种姓对立也被带到党内，使印共难以成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堡垒；三是印共一直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制定的政策与战略往往脱离印度实际，未能赢得广大印度民众的支持。如在1920年代，印共认同罗易的主张，与印度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脱离了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四是二战爆发后，国大党人始终高举民族主义旗帜，要求英国人先给予印度独立，再考虑在战争中支持英国。1943年，印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与英国人百分之百的合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而国大党领导人则坚持愿意坐牢，也不愿同英国人妥协。1945年，二战结束，当甘地、尼赫鲁等人走出牢门时，他们成了印度的民族英雄。相比之下，印度共产党由于放弃同英国人的斗争，失去了群众基础[11]。

　　殖民当局的镇压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很难发展起来。十月革命发生后，英国殖民当局加紧了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英国人镇压印度共产党人的政策从未改变，在1920—1929年，英国人就先后三次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和审判。第一次是抓捕回国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员，并于1923年在白沙瓦进行审判。1924年，在“粉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叫嚣声中抓捕了几乎所有印度国内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在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刚刚有起色时，为了镇压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1929年3月，英印政府逮捕了31位重要的劳工领袖，并启动了密鲁特阴谋审判(Merrut Conspiracy Case)，殖民当局对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第三次抓捕，使印度共产党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

　　综上所述，俄国十月革命从多个方面触动了印度民族运动，使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如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印度工农运动，促进了全印性工会组织的建立，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入印度，促成了新型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等的建立，社会主义一些原则也传入印度，并将新鲜之风带给国大党。但是，印度共产党没有与本国历史文化及国情紧密相连，其发展很不顺利，由他们倡导的民族运动始终处在历史的边缘。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大党因斗争策略切合印度历史的脉搏，所以由他们主导印度民族运动的主要趋势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印度民族运动的历史表明，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有与各国社会历史文化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在印度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印度共产党及其派生的印度共产党(马)和印度共产党(马列)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在个别邦的执政是具体的、看得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印度宪法第四篇国家指导原则中。虽然国家指导原则并非强制执行，但它对印度历届政府是无言的约束。国家指导原则规定，国家应保障社会秩序以增进人民福利； 国家应致力于缩小收入上的不平等，努力消除…地位、设施和机会上的不平等；一切男女公民平等享有适当谋生手段权利等。独立后，印度尼赫鲁政府提出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主张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上缩小贫富差距。这些目标的确定为独立后印度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本的原则框架。从这一点来看，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本文作者金永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马新民)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3页。

　　[2]克·马·潘尼卡尔：《亚洲和西方优势》( K.M.Panikkar，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伦敦1953年版，第7页。

　　[3]斯·尼·塔尔瓦尔：《菩提树下——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S.N.Talwar，Under the Banyan Tree，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联合印刷私人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5页。

　　[4]斯·尼·塔尔瓦尔：《菩提树下——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6-7页。

　　[5]斯·尼·塔尔瓦尔：《菩提树下——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7页。

　　[6]斯·尼·塔尔瓦尔：《菩提树下——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7页。

　　[7]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来自俄国的信》(Rabindranath Tagore， Letter From Russia)，加尔各答1960年版，第121页。

　　[8]卢·普·辛哈：《印度的左翼，1919—1947》(L.P.Sinha，The Left-Wing in India， 1919—1947)，穆扎法普尔新印刷公司1965年版，第34页。

　　[9]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8页。

　　[10]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11]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下)，第1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