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6年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一份题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这份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判断，对冷战爆发前的苏联对外政策产生了某种影响作用。中外学术界对这份报告颇为关注，本文认为如果把诺维科夫报告视为苏联在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同凯南的“八千字长电报”相提并论是不确切的。

　　关键词　“诺维科夫报告”　美苏关系　冷战起源

　　1946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的报告——《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下称“诺维科夫报告”)在封沉多年之后于1990年被苏联学者披露出来。1991年该电报内容被刊登在美国《外交史》杂志第15卷第4期上。1993年，肯尼斯·杰森编写的《冷战起源》[1]一书中又将这篇报告置于开篇的重要位置，与乔治·凯南[2]和弗兰克·罗伯兹[3]的电报和报告并列，试图引导研究者中将三者加以比较，并试图揭示其中的联系或关系。

　　“诺维科夫报告”这一资料的提出给冷战史研究提供了一定新的视角，以至在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出版的许多有关冷战史或世界通史性质的著作中，都将该报告作为苏联冷战开始的标志性文件。但是，据笔者所察，无论是肯尼斯·杰森，还是其他学者的这种比较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原因仍然 在于有关背景资料的不足。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冷战的研究也由于诺维科夫报告的披露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各种涉及冷战的著作、文章虽然没有像美国史学著作那样将诺维科夫报告视为苏联冷战开始的标志性文件，但也无一例外都将其作为填补冷战史空白的文件列入客观史实陈述之中。但是把诺维科夫报告作为一个专题进行分析的文章却极为鲜见。张盛发在《斯大林与冷战》中用6页的篇幅对该报告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4]。林军在《俄罗斯外交史稿》中认为“诺维科夫报告”在冷战起源的影响方面“不亚于凯南的‘长电报’”[5]，但仍语焉不详。

　　本文试图从“诺维科夫报告”产生的背影、电文内容以及它在冷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几个方面对其作一论述，并且将其与乔治·凯南著名的“长电报”进行初步的比较。

一、“诺维科夫报告”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1946年是美苏两大国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合作关系转入对抗的关键一年。从1946年1月1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开始，美苏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以联合国第一任主席的人选问题之争为起始，战争时期就已埋藏下的冲突的种子至此开始发芽[6]。伴随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捕捉所谓“权力真空地带”的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杜鲁门多次表 示要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7]。斯大林则在2月9日的公开演说中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8]。这次讲演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随之而来的就是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唇枪舌战。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有名的“长电报”。几个月后，他又发表了署名X先生的文章，正式提出了“遏制”政策[9]；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演说，以“铁幕”为比喻呼吁美英合作共同抵制苏联的扩张；从3月起，美国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俄国重兵向伊朗西部进军”的消息[10]。同时美国也在行动上开始对抗苏联。3月间美国在苏土纷争中公开支持土耳其，派遣舰队开往地中海示威；4月又安排伊朗盖凡姆政府同美国石油公司谈判有关石油租让的问题，利用外交手段破坏苏联和伊朗业已达成的石油协议。7月到10月间，讨论制定五国和约的会议在巴黎召开，而会议对当时重大的国际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946年9月中旬，在研究五国和约中保加利亚政治和领土问题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给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下达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诺维科夫在9月底竣笔。在诺维科夫撰写期间，莫洛托夫对其报告给予了一些具体的指示，并且在报告完成后，在其中的许多地方加上了着重号和批示。因此，就连诺维科夫自己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莫洛托夫为共同作者[11]。

　　诺维科夫报告题为《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报告以“美国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主要特征是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12]为中心分成三大部分：

　　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已被削弱，因此其资本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许多国家。诺维科夫报告中指出：“战后欧洲经济支离破碎……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巨额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广阔前景……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加强其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奠定其引领世界的基础”。

　　2.政治上，诺维科夫报告从美国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指出：美国正在集中其反动力量对苏联进行包围。

　　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反动势力正在抬头，杜鲁门政府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反动性正在增强。诺维科夫分析了美国“两党一致”制定反动外交政策的原因，并视其标志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上台。报告中并没有指出这种“两党一致”“反动合作”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也没有具体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反动性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反苏集团。在分析曾经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英国时，报告指出：英美两国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要达成一致并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对英国的政治支持”足以弥补它们之间的间隙。而在与苏联利害相关的地区：如日本、中国以及“在紧邻苏联的盟国或前敌国”，美国“在各种会议上直接在这些国家内支持阻碍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反动力量”。美国在战后的种种做法“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它的反苏锋芒”。

　　3.美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并且正打算通过军事力量这一决定因素来实现其领导世界的计划。报告指出：美国国会通过了和平时期军队建立法案，并在大西洋海域和太平洋海域建立军事基地。对苏联而言，这“表明新的威胁力量正在崛起，苏联南部地区受到极大威胁”。报告在这里列举大量的数字目的则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武装力量的重视。

　　此外，报告中还提出了“第三次大战”的说法，但这并不是苏联方面第一次提出。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就公开宣布，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报告强调，美国在战后的外交政策是争夺世界霸权，颠覆潜在的社会主义对手。报告虽然按照苏共领导人的意思把美苏关系的结果定位在战争上，但是，从诺维科夫使用的文字来看，他并没有用激烈的词语，从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出发，坚决贬低美国资本，而是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资本对于正处于经济复兴阶段的欧、亚国家的作用。但是，单就论述美苏关系来说，报告除了一再空谈美国的野心之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在这里，诺维科夫看到了在国际竞争中，军事力量和资本的作用，美国正在运用这两种武器达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

二、“诺维科夫报告”与凯南“长电报”的比较

　　诺维科夫报告在史学界公开后，史学家们就对它抱有极大的兴趣。有人认为，它是苏联外交在战后转向以两极观点看世界的第一步[13]。有人认为该报告是对美国政策的歪曲[14]，“诺维科夫报告”是否具有苏联冷战初期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的性质，这一问题为人们所关注。笔者在此试将其同凯南电报进行比较，以说明其本身并不具备纲领性文件的性质。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有名的长电报。尽管在该文中凯南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实力威慑与压力，无需热战那种极端的方式。这份电报在华盛顿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 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与此相反，诺维科夫报告自从上呈斯大林之后就一直被闲置，对外不予公布，直到1990年才被苏联的学者披露出来。与凯南在报告完成之后仍然活跃在外交政治舞台上的生涯不同，1947年秋，仅仅完成报告的一年之后，诺维科夫就卸任驻美大使，原因是他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认识的不足。就其1946年9月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来说，斯大林不满意的究竟是什么?是否是他对报告流露出的“斗争性”不强而不满意?诺维科夫报告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是否又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程序有关?所有的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仔细地分析诺维科夫报告的内容会发现，报告中很少提及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苏联在面临国际环境的压力下应该如何反应。虽然，我们不能普遍地认为只要是驻外大使就一定能系统地说明本国的政策指示。但是，凯南“长电报”——现在经常被人们和诺维科夫报告相比较——就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遏制政策。凯南所说的遏制政策概括起来说，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持西方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就可以抵制苏联的影响和渗透。第二，鼓励和利用苏联同其盟友之间的矛盾，美国可以趁机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且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第三，促使苏联内部 的和平变革。这是凯南遏制战略的最终目标。凯南认为，外界影响苏联行为的能力是有限的，苏联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但是，这并不是说，凯南的遏制仅仅指西方坚守阵地、坐以待变。在他看来，西方可以影响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进程，尽管西方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因此，有人认为乔治·凯南遏制思想就是一种和平变革或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15]。相反的，诺维科夫在他的报告中只字未提苏联外交的策略或者是目标，以致于从他的报告中看不出苏联的外交是打算采取攻势还是守势。

　　其次，诺维科夫在报告中将二战后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动因归结为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

　　而凯南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苏联对西方“威胁”时，主要是把苏联视为一个追求传统目标的民族国家而非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革命国家。凯南的电报认为苏联的“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孕育出来的”。该电文和后来凯南署名为“X”文章一样，都一再强调苏联对外行为动机从根本上说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安全感。至于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主要是说明苏联不安全感的理论依据和对外扩张的工具。

　　诺维科夫在报告中出现的第三点漏洞是：他虽然指出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状况，对美英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分析得也算确切，但是却没有提到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民主化、非殖民化的革命浪潮，而这些情况对于苏联来说在制定战后美苏关系的关键性决定上是非常重要的，报告强调美国军费和海外军事基地的增长，却没有提及战后初期美军的退伍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而且报告中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仔细地推敲，如美英在东欧的合作是否夸大其词、美国是否将会在中国长久驻军等问题。

　　如诺维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载，这篇报告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完成，文中的着重记号是莫洛托夫加上的，那么这些被加重过的文字可以说明莫洛托夫在已经把西方国家的行动视为一种阴谋，而阴谋的对象就是苏联。

　　可见，诺维科夫报告一方面仅仅是有选择地提出了一些与苏联有关的国际问题，在有意或无意间又“忽略”掉了一些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没有反映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再次该报告在转送莫斯科之后也没有受到重视。因此，“诺维科夫报告”本身同凯南的“长电报”无法并列；就其内容而言，将之视为苏联在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纳领性文件更是不确切的。

三、“诺维科夫报告”与战后苏联对外政策

　　战后国际安全问题，尤其是苏联的安全保障问题，是斯大林的苏联政府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维护和巩固战后国际安全的重大战略构想。然而在诺维科夫报告中，诺维科夫用很多篇幅着重强调的是有可能对苏联不利的国际因素。他所强调的这些因素涉及了美国的军队、基地、舰队的扩建，以及在中国、德国、日本、中东有可能出现的美国指使下的反苏活动，这些问题不但涉及范围过于广阔，而且也没有同斯大林在1946年所重视的问题相吻合。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和西方国家在东欧、希腊、德国、土耳其、伊朗等许多地区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地区诺维科夫在报告中都有所提及，不过他的报告中并没有把这些地区加以区分，以突出苏联当时更应当注意的区域。这一点就没有反映出斯大林在二战后的国际战略设想。

　　首先，诺维科夫报告没有反映出斯大林在处理不同国际问题上所表现出不同态度的根本意图。斯大林在处理诺维科夫报告所提到的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并没有采取相同的方法，处理希腊问题就同处理伊朗、土耳其问题不同。

　　希腊问题涉及到二战后期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该体系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 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四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了在这些地区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的战略目标。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因此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代表三国政府重申，“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强调“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16]。同年4月，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斯大林仍表示相信，“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17]5月10日，他又向丘吉尔谈到，“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18]6月13日，他再次致信杜鲁门，表达了与美国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和信心。因此在处理希腊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明显地保持了低调。1945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丘吉尔时表示，“如果英国不能控制地中海的话，它将会有大麻烦。”[19]这就意味着他同意丘吉尔在希腊有发言权。此后，希腊发生的事件，即英国人相当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队伍，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人的求援呼吁装聋作哑，平静地注视着伦敦对他们采取的镇压措施。

　　而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所谓“权力真空地带”这种争夺和冲突 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

　　由于土耳其和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蕴藏的丰富资源，不仅影响着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早在1940年11月，苏联在与德国的会谈中就提出了要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又表示，修改公约时“应该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不能让土耳其人扼住苏联的咽喉[20]。斯大林这一要求的确切含义很快就由莫洛托夫明白地昭示出来了。莫洛托夫于3月19日便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声明，宣布废止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理由是该条约已不能适应现在形势，须做重大修改。同年6月7日，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三项关于缔结苏土新条约的极为无理的要求：将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汗地区划归苏联；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苏土两国在多边协定达成以前先行修改《蒙特勒公约》。莫洛托夫在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曾闪烁其词地暗示，如果土耳其与英国决裂或改变其外交政策，这些要求就是不必要的了。苏联对土耳其要求的实质无非是要把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斯大林把在伊朗的200辆坦克的1/3部署在伊土边界，并在其邻国保加利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以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报刊和电台也同时掀起了针对土耳其的宣传活动[21]。随后，苏联又于1946年7月7日和8月8日两次照会土耳其政府要求修改《蒙特公约》，并由苏土共管黑海海峡。

　　伊朗所在的波斯湾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历史上一直是大国的主要争夺对象。战争期间，为了消除德国在伊朗的破坏活动，确保盟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伊朗顺利地运往苏联，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分别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1942年1月，苏、英、伊三国签订的盟约规定，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苏军和英军从伊朗领土上撤出。1945年5月德国投降，伊朗向苏、美、英三国提出撤军的要求，但苏联却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苏联在伊朗计划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方面由联共(布)中央指导伊朗人民党和阿塞拜疆民主党实施革命；另一方面由苏联外交部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有关石油开采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同伊朗进行强硬的谈判以获得伊朗北部的 (石油)租让权”[22]。随后，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卡夫塔拉泽于9至10月间率团与伊朗进行了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10月11日，伊朗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宣布将所有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随着撤军日期的临近，苏联加强了对伊朗的干涉和控制。在苏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刚成立不久的阿塞拜疆民主党要求在伊朗境内实行民族自治，并且大力支持伊朗库尔德斯坦人的民族自治运动。尽管伊朗政府一再提出抗议，美英政府也多次表示反对，但苏联坚持不能如期从伊朗撤军。直到伊朗把这一问题诉诸联合国，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9日全部撤出伊朗。此后，伊朗的自治运动遭到镇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也没有建立起来，斯大林对伊政策的目标化为泡影。

　　沈志华、张盛发将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分为三个层次：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利益。然而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发展的。和平共处是一种手段，世界革命是苏联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而国家安全利益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目标[23]。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因此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实际过程中，斯大林时而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时而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然而诺维科夫报告却不能为斯大林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有用的资料和对于国际环境变化的确切的分析，因此它不符和斯大林在二战后的国际战略设想。

　　再者，诺维科夫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美国资本在世界范围的强有力的作用：“美国资本已要集中地渗透到近东国家的经济中”、“日本经济从属于美国经济的范围”、“英国需要美国贷款来重振战后经济”，美国会利用其资本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营建一个针对苏联的包围圈。这种观点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相差甚远。虽然美国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以建立一个战后不同的欧洲，但是斯大林仍然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很快就会为殖民地和贸易自相残杀，从而无法对俄国构成威胁。斯大林得出了帝国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总的和根本的危机”正在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本身发生动摇”。“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24]。

　　美国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使得斯大林更深信自己的观点。当时由于经济萧条和战争，美国的失业率从3%窜升到25%，而制造业产出则减少了1/3。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加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刺激消费、提供就业、减少贫困，这正是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所倡导的。在1929年政府支出仅占三个百分点，从1933年到1939年间，罗斯福政府的支出增加了三倍，批评家称罗斯福正带领美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与二战的开销相比，新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到1946年(战后的第一年)，联邦支出依然高达620亿美元，占GDP总额的30%。从1929年到1945年，联邦支出从GDP的3%增加到1/3。战争的支出也有效地解决了经济萧条问题，将失业率从1940年的14%降低到1943年的不足2%，劳动人口增加了1000万[25]。战时经济的成功显然不是自由经济的功劳，而是政府推动了经济发展。

　　战后出现的大规模非军事化将产生的后果在斯大林看来是生产过剩与萧条。如果比照当时的联邦支出情况来看，斯大林的判断并非荒谬。因此，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战后英美联合对抗苏联的机会很小，而不像诺维科夫报告中提到的英美在经济上联合对抗苏联。

　　而在如何治理东德的问题上，斯大林重视的仍然是政治因素，而非诺维科夫报告中强调的经济因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斯大林坚信，欧洲是决定苏联生死存亡的关键地区，而最大的威胁则来自德国。他认定，德国不会甘心于目前的失败，“除非加以预防，德国会在15到20年内完全恢复过来”，“再一次成为世界的威胁”，首先是对苏联的威胁[26]。因此，在制定未来苏联的安全战略时，斯大林一直把对德国的处理和欧洲的政治安排作为首要问题来看待。在战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斯大林的思想前后有一个转变。起初他认为，保留一个完整统一的德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德国人是非常有能力和有才干的民族”，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持统一，就会克服各种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所以，斯大林坚决主张彻底分割德国并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彻底消除德国重新强大和军国主义复活的一切可能。他警告说，将来“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德国人方面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的”，因此，“维护和平的任何国际组织的全部目标是要抵消德国人方面的这种倾向，并且要对他们采取经济措施和其他措施。如果有必要，还要用武力防止他们统一和复活”[27]。随着战局的发展和苏、美、英分歧的扩大，肢解和分割德国的主张逐步让位于对德国分区占领和实行管制的计划。1945年2月，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对德国分区占领和进行管制的协 议。苏联对德政策的重点在政治方面，不愿在德国政治民主化和非法西斯化取得重大进展之前看到它在经济上的复兴。1946年9月17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指出：“简单地说，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在于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我想，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是确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证之一。”[28]10月23日，他再次表示，“为了防止德国重新成为对世界的军事威胁，除了现有的四大国纲领之外”，“应该在实际上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并使它彻底民主化”[29]。

　　由此可见，诺维科夫报告并没有与斯大林在二战后的国际战略设想相吻合。这一点也是该报告在上呈斯大林之后遭到冷遇的原因。

　　1990年在史学界公开的诺维科夫报告曾经一度掀起人们探讨冷战起源问题的热情，更有人将之与凯南电报并论。但是该报告就其自身内容而言，一方面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缺少准确性，另一方面又不符合斯大林战后的国际战略设想，因此它并不像凯南电报一样代表苏联在冷战初期的外交政策方针。

　　[本文作者何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刘　凡)

　　注释：

　　[1]肯尼斯·杰森主编：《冷战起源：1946年诺维科夫、凯南与罗伯兹的“长电报”》(Kenneth M. Jensen，ed.，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 Kennan，andRoberts“LongTelegrams”of1946)，美国和平研究所1993年版。

　　[2]乔治·凯南，当代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在苏联和欧洲国家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33年至1937年、1944年至1952年两度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1946年向美国务院发回了“长电报”，随后又发表了署名为“X”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并提出了“遏制政策”。在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

　　[3]弗兰克·罗伯兹，英国外交家。在东欧国家长年从事外交工作，1945年至1947年、1960年至1962年出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1946年3月14日、17日、18日三次向英国政府发回电报，电报中称“英苏之间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出现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已经成为英苏关系的主要阻碍”，并且建议英国政府不要对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抱有过高的期望。

　　[4]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92页。

　　[5]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6]马丁·吉尔伯特：《20世纪世界史》第2卷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2—803页。

　　[7]《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519页。

　　[8]全文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500页。

　　[9]肯尼斯·杰森主编：《冷战起源：1946年诺维科夫、凯南与罗伯兹的电报》，第17—31页。

　　[10]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03页。

　　[11]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187页。

　　[12]报告引文全文译自肯尼斯·杰森主编：《冷战起源：1946年诺维科夫、凯南与罗伯兹的“长电报”》，第1—16页。下划线部分出于原文标注。

　　[13]西维尔·潘斯：《苏联外交政策，共产党情报局和意大利共产党，1947—1948》，(Silvio Pons，A Challenge Let Drop： Soviet ForeignPolicy， 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47-1948)，西维尔·潘斯主编：《冷战中的苏联和欧洲，1943—1953》，(Francesca Gorl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 )，第260页。

　　[14]肯尼斯·杰森主编：《冷战起源：1946年诺维科夫、凯南与罗伯兹的“长电报”》，第81—82页。

　　[15]张小明：《不应该误解乔治·凯南的“遏制”概念》，《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

　　[16]《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1页。

　　[17]《斯大林文选》，第412页。

　　[18]《斯大林文选》，第425页。

　　[19]瓦列金·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20]《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204页。

　　[21]库宁霍姆：《冷战在近东的起源》，普林斯顿1980年版，第255-258页，转引自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22]叶戈罗娃：《从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转引自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23]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24]《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3—217页。

　　[25]罗斯·戈里高利：《冷战中的美国》，(Ross Gregory，Cold War in America，)，纽约2003年版，第263页。

　　[26]《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40页。

　　[27]《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93页。

　　[28]《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7页。

　　[29]《斯大林文选》，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