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这促进了苏联文化的繁荣。然而由于在斯大林时期，却逐渐形成了文化专制主又的路线、政策和体制。这一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政策和体制统治了苏联近六十年之久，它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其历史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关键词】苏共文化专制主义历史教训

　　【作者简介】刘克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在20世纪20年代，苏共对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比较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然而，到了二、三十年代之交，随着政治领域的大论战，却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大转变”，领导文化思想的“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开始形成，经过几次大批判和大斗争，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政策和体制最后形成，并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路线、政策和体制，虽几经演变，却仍然延续了下来，统治苏联近六十年之久。这成为苏联亡国亡党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一、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有关文化工作的理论和指导方针问题上，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列宁虽然在1924年辞世，但20年代俄共(布)领导文化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实际上是以列宁的这些论述精神为依据进行的。

　　列宁有关文化工作的理论和政策的论述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俄国的落后现实，列宁反对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的，多的和员记这一”。“在开的时，我们能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弃资产阶级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1]

　　第二，主张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1]。“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3]

　　第三，要“珍视”旧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要争取他们，对他们进行重新教育。列宁指出:因为“任何一个专家都应当视为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产，没有这份财产，就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4]。

　　第四，列宁主张对不同文化部门要采取不同政策，他把文艺部门同教育部门加以区别。他主张艺术创作部门应有相对的自主权，不能对他们作“繁琐的管束”[5]。

　　第五，列宁晚年还从社会主义建设极为广泛的意义上提出文化革命问题。他指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也就表明苏俄在社会主义基础 上站稳了。而要实现合作化，就必须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

　　1925年6月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就是在列宁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在1924—1925年历次文学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决议”强调了以下几点:1.阶级斗争虽没有停止，但其形式已改变，因为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前，力求推翻现存社会，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事业“提到第一位”。2.无产阶级政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同农民相处一起，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和资产阶级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怎样使技术的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3.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同时，要在思想战线许多新的领域中也占有相当的阵地。”但是，决议又强调:“必须记住，这个任务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多少，……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4.在文学批评方面，决议强调:批评是党手中主要教育工具之一。批评应当与文学中反革命现象 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又要对于一切能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而且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阶层表示最大的周到、慎重和忍耐”。“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5.在文学形式方面，决议指出，“党一般地决不能把自己束缚于拥护文学形式的方面的某一倾向。”“党应当主张这个领域中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6.决议强调，“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的尝试。”要保证文学事业有一个“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有分寸的领导”。

　　“决议”虽然以文学政策为标题，但其内容大大超出了文学范围，它实际上规定了俄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也规定了苏联20年代文化理论、政策和体制的总方针。正是在这种方针指导下，苏联的文化事业在20年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斯大林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的方针和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文化专制主义的方针和体制，是在30年代初，同斯大林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一起形成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如下:

　　伴随着农业实现全盘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推行，与政治、经济中的“大转变”一起，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所谓“大转变”。这个“大转变”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清洗来实现的。

　　在30年代初期，主要的批判斗争涉及到以下几个领域:

　　1.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把布哈林及其一派的经济理论归纳为“平衡论”，“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加抨击，进一步掀起了对布哈林及其一派的经济理论的批判运动;之后，在答斯维德洛夫大学学生问题时，又对1927—1929年本来是学术性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作出了结论。不仅认为争论双方都“陷人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而且提高到政治高度，说“争论当然是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6]此后，开始了对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的批判，他们被戴上一连串政治帽子;有些人还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被牵连到一些政治案件中，遭到逮捕、判刑。

　　2.1930年在哲学界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

　　斯大林在1930年12月9日接见以米丁学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情况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面，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不仅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批判，揭露德波林派在自然科学间题上犷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号召批判一批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要彻底地翻腾布哈林”，“不要忘记梁赞诺夫，”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这样就把理论领域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直接联系起来。从1930年夏秋以后，所谓哲学辩论已由论战转人大批判，最后哲学批判又变成了政治批判。

　　3.党史科学领域的大批判

　　195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发表了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普通学者斯卢茨基的文章—《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章总的肯定了列宁的功绩，同时提出列宁在战前对待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存在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这种提法虽然未必妥当，但这毕竟只是学术讨论中的偏差或错误，在20年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气氛下，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是，斯大林却于11月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对发表此文提出“坚决抗议”，并给作者和一系列历史学家扣上了“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伪造者”等政治帽子，说该杂志发表此文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此信一发表，就展开了对历史学界的大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一年，编辑部被改组，同时所有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历史著作都遭到审查。

　　4.在文学界和各艺术领域的批判，对“拉普”的批判和改组

　　在当时的反右大批判浪潮下，“拉普”内部也发生争论。“拉普”内部的反对派强调描写重大建设题材，主张文学迅速反映现实。他们还反对“拉普”提倡的“心理描写”，并视“拉普”为“右倾”。这些说法得到了《共青团真理报》和哲学界新领导米丁、尤金等人的支持。这时哲学界正批‘德波林学派”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在斯大林发表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后，思想界又正广泛批判“腐朽的自由主义”。这两顶政治帽子也扣到了“拉普”的头上。哲学界米丁等人和《共青团真理报》对“拉普”的批判，实际上反映了党内最高层的意图。因而不久(1931年11月)，便正式宣布对“拉普”进行改组，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各文艺团体也照此办理。

　　30年代中后期的大批判、大清洗

　　30年代初在斯大林号召推动下，苏联展开了靠强迫命令推动的全盘集体化运动，给农村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农村地区还发生大饥荒，上千万农村人口死亡。这在党内引起分歧和议论。1934年1月联共(布)17大号称“没有反对派”的“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但斯大林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却遭到近300票的反对，总书记地位受到威胁。恰在此时，1934年12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身亡。在追查凶手过程中，罪名都加到了托洛茨基和过去反对派的头上。1936年8月到1938年8月，举行了三次大审判，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大批过去的反对派被判死刑。第二次大批判，正是在这种“大清洗”的浪潮中开始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1.在历史学界的批判

　　1934年5月，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编订历史教科书》的决定。决定要求重新编订历史教科书，克服“抽象化和公式化”，要求不能“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而是要“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即大写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历史，为歌颂斯大林服务。对不合要求的一些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和新编教科书严加指责，斥责其历史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而且直接点名攻击，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展开了大批判。审订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变成了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及其史学家的一场大批判、大清洗。在批判中，给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史学家扣上“史学界的暗害集团”、“托洛茨基的思想掩护”等政治帽子，对其中许多人以“人民敌人”罪名逮捕、监禁、流放甚至判处 死刑。

　　2.对法学理论的批判

　　1937年1月，尤金在《真理报》上著文对法学家帕舒卡尼斯基发起批判。帕舒卡尼斯基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主张无罪推定，取消死刑。对他进行批判的目的实际上是为“大清洗”中可随意对反对派和“人民敌人”判刑，清除法学理论上的障碍。1937年4月，维辛斯基则在批判中把帕舒卡尼斯基同布哈林联系起来，指斥他“搞破坏”，是什么“暴露出来的两面派”。

　　结果，他的职务被解除，并以“人民敌人”的罪名判处死刑。

　　3.文学艺术界又一次展开批判

　　文学艺术界这场批判的特点是，把20年代末30年代初批判过的问题、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再一次挖出来，进行扩大化批判。这次批判几乎涉及30年代的所有文艺刊物，20年代所有文艺流派和团体，同时也逮捕、镇压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在这次批判中作了更片面更僵化的解释，实际上为文艺粉饰现实、鼓吹“无冲突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4.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

　　李森科首先把生物遗传学中学术之争上升为“阶级斗争”，米丁学派的哲学家更利用哲学的特殊地位，宣布摩尔根遗传学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1937年开始在农业科学院逮捕一批科学家，随后在农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航空技术、水利、建筑等部门进行了一连串的批判和逮捕。

　　战后到50年代初期的大批判和大清洗

　　战后时期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是由于人民群众在战后时期渴望改革，而最高领导层并不愿改革的矛盾引起的。这在斯大林看来，人民群众和知识界的某些不满情绪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战后几个大的批判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

　　1.1946年8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在作家会议上作了关于两杂志的报告，进行了严厉批评;8—9月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界开展了批判。

　　2，1948年2月，围绕歌剧《伟大的友谊》对所谓形式主义音乐进行了批判。

　　3.1947年6月，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对这本书作了严厉的批判，随后开展了一场哲学批判运动。

　　4.1948年8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运动。

　　5.1948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瓦尔加的批判。

　　6.1950年，在语言学领域，1951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中，也都展开了批判。

　　战后批判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崇拜资产阶级文化，口号是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其实质是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种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的做法，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战后西方新兴学科，如系统控制论、量子力学等，都受到批判和排斥，而俄罗斯土生土长的东西，都被尊为国粹，许多科技术发明权都移到俄国，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宣扬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

　　经过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三次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大批判运动，苏联的文化思想的指导方针越来越趋于僵化和高度集中，把对思想理论和文学艺术的行政干涉和粗暴制裁，当作了领导文化工作的唯一方针。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了“解冻”时期，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意识形态领导方法上，不再搞大批判运动;在若干理论问题上纠正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理论;对西方某些学科的理论，如控制论、相对论，也先后恢复了名誉，承认其科学性;但另一方面，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仍然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提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超越阶段问题上，比斯大林时期走得更远。再如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已处于完全衰朽时代的理论等等，赫鲁晓夫都奉行无误。因此，尽管斯大林遭到批判，但斯大林的理论，“左”的教条主义，实际上仍占统治地位。勃列日涅夫则更为保守，实际上走上了恢复斯 大林意识形态模式的老路。如在70年代再版的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新《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删去了有关批判个人崇拜的重要段落;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出现了倒退的倾向。有的敢于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真实情况的作者，如罗伊·麦德维杰夫写了《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甚至被开除党籍。日丹诺夫，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些批评，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在《真理报》上发表专文，为日丹诺夫平反，称日为“党的著名理论家”，他的“关于科学、文学和艺术和讲话，在从思想上教育苏联人民发展精神文化事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7]。

　　因此，在斯大林之后，经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个时期，还可加上两位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任期，虽然有些变化，但这种以“左”的教条主义为指导，以批判肃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影响为目标，加强对苏联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控制和压制的思想文化路线、政策及其领导体制仍旧延续了下来。

三、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

　　苏共的文化专制主义路线、政策及其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一。它的历史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左”的教条主义在苏联文化思想领域的长期垄断统治，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萎缩，这是 右倾思想得以滋生和发展的根子。

　　苏联从30年代起，在文化思想和理论领域，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树立，也树立起对斯大林理论的个人崇拜。这就是以斯大林理论公式作为评价理论是非的标准，它虽名为马列主义，实际上却是斯大林主义。这种“左”的教条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垄断统治，专门以批判、压制、清洗为能事，造成苏联文化思想的衰落。

　　更致命的是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的垄断统治，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衰落、停滞和萎缩。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只有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 断创新和发展，不断吸收各种流派的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有生命力。然而斯大林主义的许多理论脱离实际，对有价值的不同见解，不仅拒不接受，还依靠手中权力来加以压制。这种号称马列主义的理论必然走向僵化，丧失战斗力，而且必然逐渐脱离广大群众，使群众对党、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任。

　　例如由斯大林提出、苏共一再论证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论，就是上述的脱离实际、以愿望代替现实的“左”的论调之一。以斯大林的论据为依据，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纲领报告中宣布:“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人了这一危机的一个新阶段，即第三阶段”。面对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这些只能成为空话。再如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理论，它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在奉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文化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这种只在生产关系方面超前，生产力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超前的社会主义，导致在文化思想工作方面“左”的急性病，企图在纯而又纯的环境中快速地解决广大群众的思想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不论是对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或是对超越历史阶段的所谓共产主义建设的教育宣传，由于这些论调远远脱离实际，在现实中得不到任何印证，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相反的景象:战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未频繁陷人危机，而且远比苏联发达和繁荣;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宣传，由于同现实生活相距甚远，因而只能流于形式，少有实效。这样在广大的群众中逐渐产生对党的宣传的“信任危机”。在同西方有机会交往的人士中，首先是知识分子中，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远离实际，右倾的思想就容易滋生和发展;而当局势有某些新变化，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所谓公开性、民主化，右倾思潮就更加活跃起来。没有生命力，缺乏战斗力的“左”的教条主义理论，在同右倾思潮的战斗中，不堪一击，只能遭到破产的命运。苏共最后只好同这“左”的教条一起，遭到苏联广大群众的唾弃。右倾思潮最后瓦解了苏共，而根子却是斯大林开始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垄断统治。

　　(二)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苏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批判、大斗争中，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压制和不被重视的状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终于为苏联知识分子所抛弃。

　　在1930年发生“沙赫特”案件后，又发生“工业党”案件。对此，斯大林认为，“阶级斗争”是“暗害活动的基础”。到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报告中仍然认为，对于“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过去提出的“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是“完全适用的”。

　　斯大林之后，虽然经过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个时期，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知识分子对当时政策有意见，但被压制，这就出现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多方压制，有的被监视、盯哨，有的投人监狱。

　　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服告中，只是大讲工人劳动同工程技术人员劳动日益接近，但没有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作什么新的阐述。勃列日涅夫从苏共“23大”到“26大”，一直讲“工人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对于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在了次要地位。

　　这样，理论上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问题，苏共领导先是对知识分子抱有怀疑、不信任情绪，后来则长期采取不重视态度;政治上对知识分子歧视，大批判一来，就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成为大清洗的对象。这就使苏联知识分子愈来愈对苏联的领导失望和不满，而在苏联局 势发生动荡时，很快站到苏共的对立面，就毫不奇怪了。

　　(三)苏共提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已衰颓和腐朽，因而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已处于腐朽和瓦解的时代的论断，实际是全盘否定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排外主义。这不仅使苏联社会主义在某些重要领域偏离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且使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长期陷于不可解决的矛盾和困难之中。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和腐朽，从而使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已处于腐朽和瓦解的时代的理论，是日丹诺夫在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他指出:“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和腐朽，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和腐朽产生的”。1948年l月，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发言再次强调:当前“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

　　这实际上是一种全盘否定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论调。它完全违背了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要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文化的深刻思想。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在整个20世纪，一方面固然有保守的、衰朽的，以至反动的东西，一度还出现过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文化，但另一方面，在50、60年代，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以来，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有不少对社会主义国家值得参照、学习、借鉴的东西。最重要的起码可列举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搞自我封闭，实行对外开放;第二，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市场经济;第三，政治体制上实行权力制衡原则。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历长期发展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

　　苏共在这几个重要方面，由于坚持文化孤立主义和排外主义，既不改革，又不开放，拒绝实行市场经济，最后只能落得个经济凋敝、人心思变，苏共终于遭到抛弃的下场。

　　(四)苏共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应该吸收、发扬哪些，拒绝哪些，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难以有清醒认识，没有能自觉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战时和战后时期，苏共出于宣扬爱国主义的需要，一方面，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盲目排斥外来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逐渐宣扬起狭隘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苏联文化思想中，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重。

　　斯大林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战争时期，在他给红军的命令中，要苏联军队在沙俄时代的元帅旗帜的鼓舞下前进;连战功勋章也以沙俄时代著名的元帅、将领命名;他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的祝酒词中，称赞“俄罗斯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领域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在苏联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各民族“文化融合”论，已经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一次讲话中，鼓吹“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已在我国形成”，它正是在为“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奠定基础[8]。在这种统一各民族文化口号的号召下，在民族共和国强制推广俄语，还把对苏联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进行批评的乌克兰作家投人监狱。

　　这种所谓“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只不过是地地道道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但是极不现实的，而且极大损伤了各民族共和国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感情。这当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也反映不 出什么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而且，这种日益突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成为后来非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增长并导致苏联解体在文化思想方面的重要原因。

　　(五)在文化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体制上，斯大林时期，与思想意识形态“大转变”一起，开始形成了文化思想工作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领导方式与方法。

　　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决定，取消各色各样的文化、文艺团体，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其他艺术团体也照此办理。这就取消了文化、文艺界的自由竞争，全面转为中央统一领导的行政命令的轨道。从30年代起，领导文化、文艺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受批判者根本谈不上答辩，实际处于被批判和俯首接受行政处分或刑罚的地位。这种领导方式，在斯大林时期，战前和战后是一贯的。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不再搞大批判、大斗争，但对于文化领域的各种有关意识形态问题，仍然不断用各种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文化思想的领导体制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自我封闭的，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方面的问题，只有秉承苏共中央或主管部门的意旨才能得到解决。

　　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方面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缺乏民主，在大批判、大斗争中，造成无数冤假错案。文化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体制上的中央高度集权，不过是苏共领导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压抑了文化的发展，而且压抑了政治民主的发展，引起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是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3卷第1版(版次下同)，第3页。

　　[2]《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50页。

　　[3]《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页。

　　[4]《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5—396页。

　　[5]《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页。

　　[6]《斯大林选集》第12卷，第166页。

　　[7]《真理报》1976年3月10日。

　　[8]《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8集，第104页。

　　(责任编辑 都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