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001)

　　[摘　要]   经历了赫鲁晓夫的“解冻”,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从1964年到1982年,分三个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开始的维护苏共20大、22大决议到最后实质上为他恢复个人名誉,但在形式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关键词]   斯大林;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

　　[中图分类号]  D73.5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1-0070-10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极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使人们认识了另一个斯大林,自此开始,苏联党内基本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到苏共22大召开,也就是1961年10月,苏共继续坚持否定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根据代表的建议,甚至将斯大林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深埋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墙脚下。总体说来,在赫鲁晓夫时代,特别是1956年之后,苏联官方对斯大林完全持批判、否定立场。但1964年十月全会以后,也就是解除赫鲁晓夫党内职务、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23大以后成为总书记)以后,苏共党内对斯大林的评判有了微妙的变化。从刚开始的简单试 探,到后来实际上为斯大林“正名”,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不是随着赫鲁晓夫的倒台而立即进行的,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很长时间。大体说来,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观点的微妙变化

　　从1964年的十月全会到1966年苏共23大,苏共及苏联官方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总的看来是表面上继续保持苏共20大、22大的既定方针,但苏联党内、国内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左的声音与倾向。呼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为其辩护的人不仅有斯大林的忠实拥护者,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还有来自苏共的党务工作人员,其中不乏很多高级干 部。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想法和呼吁在苏联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强烈反对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要求继续苏共20大、22大的路线。这两种路线本身就带有不可调和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言,“1965—1966年间苏联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已展开了非常明显的搏斗。”[1]应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和反应,作为政治家的勃列日涅夫小心谨慎,一方面,继续保持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官方不会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在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上不会出现有关斯大林的正面报道;另一方面,又在默许党内对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有限尝试,这种试探不仅来自党员和基层,也出自党的高层和中央的文件。1964年的十月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苏联党和政府的一切领导职务,并对其执政的十年(1953—1964)进行了全面清算,在政治、军事、外交、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关系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不仅认为他在处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操之过急,还批评他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树立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强调,报纸、电台、电视到处都充斥着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 拜。”[2]

　　十月全会以后,刚刚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暂时延续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很多做法。但解除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迎来新的第一书记,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否定,整个社会极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十月全会到23大召开,苏共中央的几次全会重点放到了农业、工业、经济发展、党的机构改革等等问题上,勃列日涅夫迅速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诸多做法。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否定和纠正,使斯大林问题重新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使斯大林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呼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声音此起彼伏,斯大林主义已在苏联呈现死灰复燃之势。苏联民众积极关注这个问题,各种有关斯大林的流言不胫而走。“斯大林在坟墓中保存得完好无损,因为灵柩是密封的,现在他的遗体要重新放到列宁墓里去,这种说法在民间迅速流传。”[3]

　　在此时期,苏共中央及勃列日涅夫个人收到许多信件,内容就是要求重新审视斯大林问题,恢复其个人名誉,报刊上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的文章。比如1965年4月3日,苏共党员普罗科皮耶夫上书苏共中央主席团,共有包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在内的16名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阅读过这封信。此人在信中说:“学习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决议,碰到了萦绕在我脑际而自己又无法搞清楚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关于斯大林个人活动非常矛盾的一些信息……我听了很多党员的意见,并完全同意,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必须重新审视。要坚决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方面,但同时也要对其功绩做肯定的评价……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是有罪的,但有罪的还有那些当时维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人。”[4](P57-58)虽然非常重视这封来信,但苏共中央及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直接给予正面的答复。就斯大林问题而言,随后的行为与表态则比较暧昧,在一定程度上又顺应了这种要求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民间情绪,似乎是在给斯大林主义者传递某种信息。就在苏共中央传阅普罗科皮耶夫来信一个月以后,在1965年5月8日的纪念卫国战争20周年庆典上,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破天荒地提及了斯大林的名字,这在十月全会后还是第一次。报告强调了斯大林和朱可夫的领导作用,而朱可夫也坐在了大厅里,被邀请参加如此隆重的集会,这在1957年以后还是头一回。关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对其镇压和个人崇拜等等只字未提,批评的只有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并且还第一次提及他的名字,“为迎击敌人,领导所有的力量,在机构方面成立了以俄共(布)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家国防委员会”[5](P10)。据历史学家谢马诺夫回忆,当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都在通过电视或广播收看、收听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当勃列日涅夫念完这句话后,听到斯大林这个久违的名字,“众多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似乎都震动了克里姆林宫墙。有人开始站起来,并高呼着拥戴领袖的口号”[6]。

　　而这个报告的出笼也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据当时起草这份报告的主要当事人布尔拉茨基回忆,在谢列平(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主持下,早在1965年2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勃列日涅夫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布尔拉茨基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这份报告草案的主导精神:“恢复斯大林‘好的名声’;重新审视苏共20大和22大决议;否定确定的党纲和在其中已确定下来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保障、特别是取消干部的轮换制度;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原有的行政系统……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战略上向毛泽东让步,恢复同中国的友好关系……”[7](P284-285)勃列日涅夫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将报告草案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据布尔拉茨基回忆,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大部分领导都认为要强调斯大林的正面作用。 有些人甚至在草案中还添加了一些段落和字句,以阐述斯大林痛击了反对派的进攻,捍卫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现了列宁提出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完成了文化革命,这一切,都构成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意见,他认为应完全绕开斯大林问题,报告里根本就不要提他的名字。”[7](P291)可以看出,苏共高层的意见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采取多数派的意见,没有大书特书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也没有完全采纳安德罗波夫的想法,对斯大林问题不闻不问,最终采取的是一种折衷的方案———只是简单地提及斯大林的名字。

　　与为斯大林辩护针锋相对的是,苏联党内、国内同时又有很多人反对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些人主要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组成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苏共两个国际部的党务工作者,还有苏共中央宣传部的某些人员,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部长雅科夫列夫,以及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等等[8](P195)。在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称之为斯大林式宪法日)到来之际,《真理报》在当年年底和1966年初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要反对赞颂斯大林、恢复斯大林式做法,尤其是在处理党同知识分子关系方面。据当时这些文章的参与者阿尔巴托夫的回忆,“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谴责了镇压,强调了发展民主的重要性”[8](P178)。但是《真理报》的这些文章却引起了苏共高层的不满,在1966年的春天《真理报》的鲁缅采夫就被解除了总编的职务。换掉鲁缅采夫总编辑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刊发谴责斯大林的文章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抑或就是导火索。

　　1966年初,苏共23大召开之前,在斯大林问题上,完全相反的两种力量与观点都在试图影响中央的决策,都希望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能顺应自己的想法。在1966年3月2—5日举行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包括部分作家在内的一些党代会代表提出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在苏联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针对苏联国内为斯大林翻案的潮流,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作家、剧作家、音乐家、导演、画家、演员等等纷纷上书苏共中央,上书勃列日涅夫,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与愤慨。克格勃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提到,“爱伦堡的(真名为拉斯多夫斯基)‘公开信’在苏联文艺界和青年中广为流传,信的作者反对哪怕是部分地肯定斯大林的个人作用”[9]1966年3月15日,时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向苏共中央报告,很多著名的科学、 文学和艺术活动家写信(首创者就是前面所说的爱伦堡)强烈反对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这封信最近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广为流传[4](P72)。在信中,25位苏联著名知识分子联名表示,“任何赞美斯大林的企图,都会在苏联社会内部产生分裂的危险……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还会在知识分子中掀起轩然大波并会激化青年人的情绪……恢复斯大林个人名誉的问题不仅仅是苏联国内的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国际问题”[10]。3月22日,拉斯多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为学生举办了题为《新法西斯主义》的讲座,向学生灌输反对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思想,并收集了很多关于大学生情绪和观点的材料,“已经打印出来,介绍给自己熟悉的人阅读”[11](P211)。

　　1966年3月23日,作家西蒙诺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对斯大林尤其是其卫国战争期间的错误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对斯大林主义的相对复活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与担心。勃列日涅夫收到了这封信,当天就和西蒙诺夫进行了谈话,并说到,“只要我活着,情况就会好起来;只要我还在这个办公室,就不会再有血腥”[12]。同年3月25日,又有13位苏联科学和文艺界著名人物致信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援前面提到的25位知识分子给中央的信,“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无论如何也会给我们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伤害”[4](P86)

　　显然,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苏共23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内、国内异常关注斯大林问题。一方面强烈要求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一些苏共中央的高层人士甚至也持这种想法;另一方面国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股反对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潮流,中坚力量主要是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很难抉择,但他和苏共中央又必须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且他本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中央的意见。鲍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各种场合下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分子的合谋视而不见,对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赞扬、支持斯大林分子的行为视而不见”[13]。同时,他又以各种形式对反斯大林情绪表示自己的支持的态度。但在实践中,在苏共官方的文件和报告里,仍然是一方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而是再次实行了中间立场。

　　1966年3月29日至4月8日,苏共23大召开。与知识分子们的期望不同,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也好,赫鲁晓夫也好,在勃列日涅夫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总报告中都只字未提。但在报告讨论中,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戈雷切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他更加明确地表示,“个人崇拜,破坏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标准,破坏社会主义法律———所有这些阻挠我们前 进的,都会被我们党坚决地剔除出去,而且永远也不会走回头路。”当时的会议速记记录显示,当叶戈雷切夫讲完上述这段话,会场传出了掌声。[14](P127)除了叶戈雷切夫之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发言也引人注目,他让人们明白了苏共中央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所做的总报告,坚定地表明,中央首先是坚持了苏共20~22大的决议,贯彻实现了苏共党纲的各项根本任务。”[14](P233)众所周知,苏共20大和22大,专门就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做出过一系列决议。波德戈尔内的意思就是中央对斯大林问题并没有新的表 态,而是要继续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知识分子普遍拥护苏共23大对斯大林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叶戈雷切夫的发言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克格勃在向苏共中央报告知识分子对苏共23大态度与情绪的报告中,就记下了莫斯科讽刺剧院总经理克雷默尔的下面这番话,“叶戈雷切夫清楚地表达了党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立场,创作知识分子界支持这个立场”[15]。

　　虽然几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各种做法全盘否定,虽然有自下而上的呼吁,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立刻改变原有的政策及做法。就像布尔拉茨基评论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报告时所采取的策略,“未来的一号人物小心谨慎,在脚跟未稳时,绝不会做任何轻率的举动,这个后来被称之为‘见风使舵’的领导,勃列日涅夫最初就在走中间路线。他不会走任何极端———不会是完全继续苏共20大的纲领,也不会是新斯大林主义。”[7](P290)应该说,勃列日涅夫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了他在一份文件上的态度,也是他在苏共23大召开之前对斯大林问题的根本立场之所在,而这个立场对其整个统治时期影响至深。

　　二、对斯大林名誉的有限恢复

　　前面已经提到,苏共23大在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是含糊的,在表示继续20大、22大路线的同时,苏联党内、国内,尤其是苏共高层已事实上开始为斯大林恢复个人名誉。从苏共23大,到1969年《真理报》刊登斯大林逝世100周年纪念文章、1970年为斯大林陵墓塑半身像,应该说,苏共党内高层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恢复斯大林的名誉。

　　1966年9月,负责苏联书报检查的印刷保卫国家机密总局拟禁止《新世界》9月号刊出作家西蒙诺夫的日记体小说《战争初期一百天》。苏联军队和海军政治总局宣传部专门给苏共中央打了报告,认为“作者有意突出了自己对我们国家历史重要阶段、党的领导活动、苏联武装力量的军事路线的偏见”[16]。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当局认为西蒙诺夫曲解了战争初期的斯大林。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专门到格鲁吉亚为该共和国授勋章。他的讲话稿的出笼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且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基调,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对斯大林的再评价问题。初稿“无耻地”企图抬高斯大林的地位,将他重新称之为伟大的领袖。勃列日涅夫没有立刻采纳这篇稿件,而是与安德罗波夫、阿尔巴托夫等人商议,最后的定稿是通篇只出现过一次斯大林的名字,是在讲格鲁吉亚革命先烈时按照字母表的先后顺序将他的名字一并列出。[8](P201-204)

　　1967年六月全会讨论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提纲》,在提纲中再一次提及了斯大林的名字,位置是在卫国战争部分,“为组织击碎敌人的进攻,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成立的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国家国防委员会统一了前线和后方的反抗力量。”[17]但后来在勃列日涅夫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50周年》报告中,一共只提到四个人的名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1967年10月13日和27日,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报告草案。在第一次讨论中,政治局的成员们决定不在报告中提及具体的名字;在第二次讨论中,又重新提到要不要在报告中提及斯大林的名字,就这个问题,波德戈尔内、沃梁斯基、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政治局委员都反对这种提法。[18](P821)

　　当还在讨论要不要在各种重要会议和报告中出现斯大林名字的时候,苏共高层实际上早已停止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活动,即便是学术研究,如果还是要继续深入揭批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话,就不会被允许出版或向公众宣讲,只能遭到无情的封杀。1967年,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在5年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让历史来审判》书稿的写作。书中有很多谴责斯大林的内容。在1967年11月14日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苏共中央宣传部认为,“作者得出的评价和结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明显和历史真相相矛盾”。[19](P93)苏斯洛夫同意了宣传部的结论,让“莫斯科市委采取措施,防止书稿的扩散,并以此审查作者的党性原则问题”。[19](P95)

　　发生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进程,也对苏联的政治生活,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斯大林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是舆论对斯大林的赞颂明显增多。比如说1968年《旗帜》杂志准备在该年度第10~12期上刊登恰科夫斯基描写二战题材的小说《围困》。苏联报刊局向中央报告,申请同意刊发,报告提到的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和中央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是必须肯定的”[11](P124)。另一方面又禁止揭批斯大林的文艺作品问世。《新世界》杂志拟在6月号刊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作者认为在苏联出现了新的个人崇拜的危险,有人在为恢复斯大林名誉而积极行动等等,苏联报刊局认为“我们的意见是,不适合发表”[20](P256)。虽然被禁止发表,但这部诗作在国内迅速得以传播。克格勃在1969年11月24日向中央报告说,“在创作知识分子中正在传播特瓦尔多夫斯基诗作的全文”[20](P384)。

　　部分领导反对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但更多的领导却是持相反的态度,而且,他们还希望勃列日涅夫能接受自己的观点,重新评价斯大林。比如说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一直就宣称要肯定斯大林的功绩[21]。

　　1969年12月17日,在斯大林诞辰90周年到来之际,在第七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举行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有必要在《真理报》上刊登有关斯大林的纪念性文章。当时的政治局共有11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所有的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有两名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姆扎瓦纳泽和卡图谢夫、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索洛缅采夫等五名 书记处书记没有出席。有两位同志波利扬斯基和卡图谢夫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18](P820)。在勃列日涅夫表态之前,共有20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发言,其中有16名同志先后表示很有必要发表这篇文章,有的甚至要求对斯大林进行重新评价,只有4名同志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佩尔谢、波诺马廖夫坚决反对发表这样的文章。赞成发表文章的理由很多,比如苏斯洛夫就认为“现在不能再沉默了。……在我看来,分发给大家的文章,从总体上讲是完全合适的。既讲了斯大林肯定的一面,又批评了他的错误”。谢列斯特认为,“斯大林犯过错误,要指出来;斯大林也有很大的功劳,这一点谁都不会有争议。要说出历史的真相。”柯西金同样赞同刊发文章,在他看来,“不仅仅应该就(刊登文章)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还要确定总体上斯大林在历史中的位置。”反对发表的理由也很充分,比如波德戈尔内就认为,“在座所有的同志,某种程度上说大部分人,都是苏共20大和22大的当事人。大部分在座的当时还发过言,都批评过斯大林的错误”。基里连科发言道,“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赞颂斯大林和就这个问题取消原有的决议,特别是1956年我们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决议,不需要现在来修正这个决议。”

　　勃列日涅夫在总结发言中说:“坦诚地讲,开始我也是持否定的立场———不刊发这篇文章。值得对这个问题进行再认识么?但是,和很多州党委书记聊过以后,静下心来想一想,刚才又听了你们的发言,我认为,要是现在刊发这篇文章,总体说来是利大于弊。要知道谁也不能否认他(斯大林)的革命功绩。同时,谁都不会怀疑他犯有严重的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列一个被害同志的名单出来。以平静的基调发出这篇文章,代表着苏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党代会及中央的决议。要是我们发了这篇文章,则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不怕直接、坦诚地讲出关于斯大林的真实情况,要强调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不要让人们误会,通过某些元帅、将军的回忆录里透露的信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似乎是变了”。[22]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纪念文章,与1969年12月13日分发的第一稿相比,从12页打印纸缩短到了5页。”[18](P820)1970年,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陵墓出现了他的半身像。“就这样停止了‘后斯大林化’的过程。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从来没有对斯大林名誉的完全恢复做出过相关决议,但是在陵墓前重新为苏联的第二任领导人树半身塑像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23]

　　三、态度的完全转变

　　70年代以后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伴随着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崇拜的逐步盛行与公开化,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只剩下对斯大林的称赞与正面的肯定,苏联官方的检查机构已不允许批判斯大林的作品问世。

　　虽然1969年斯大林诞辰90周年时在《真理报》上专门刊发了纪念文章,1970年还为其陵墓修建了墓碑,但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问题还是小心翼翼,在公众场合、出席重要会议及庆典时尽量避免触及这个棘手的问题。1970年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隆重集会上,除了伟大导师列宁,他只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孙中山等人,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勃列日涅夫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苏联30年代的赞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斯大林的名字。他在报告中说,“30年代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各个领域都得到强有力的巩固,我们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了力量。”[24]

　　如果说在官方正式的讲话中还有所保留、比较含蓄的话;在私下的、小范围的活动与会面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很明确地向下属或自己的亲信表明了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1970年12月,勃列日列夫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组织两位书记处书记、科技部长和文化部长就苏共24大报告意识形态部分的内容进行讨论。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内 容时,勃列日涅夫不无痛心地说,“苏共20大扭转了整个意识形态战线,致使我们到今天都不能站稳脚跟。那时候不仅仅说到斯大林问题,还涉及到党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的体制……到现在已过去15年,我们怎么也无法纠正。”[25]

　　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参加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尽管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且格鲁吉亚很多同志都希望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但勃列日涅夫最终只是在其发言稿中提到一次斯大林的名字[26]。

　　官方不明朗的态度使社会思想界的辩论更加激烈。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围绕斯大林问题还在进行搏斗。就在1969年政治局开会讨论是否在斯大林诞辰时刊发纪念性文章的同时,两位作家以斯大林问题或斯大林主义作为题材,一个是反斯大林主义的诗作,被国外杂志发表;一个是赞颂斯大林的小说,在苏联国内的杂志刊登,观点完全相左。

　　1969年12月26日,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向苏共中央报告,12月28日俄侨杂志《艾斯普列索》的副刊刊登了《在斯大林的灵柩上空》,并且特意强调,这部长诗在苏联“被禁止发表”[27](P2)。半个多月后,苏联报刊局也向苏共中央汇报,它查获了一批外国文学刊物,“用意大利语翻译刊登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该杂志用的题目是《在斯大林的灵柩上空》”[27](P4)。1970年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表示自己的长诗的确被报刊局禁发,“这部总量不大的诗作,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和努力,就在1969年《新世界》6~7月号准备刊发的时候,的确是被报刊局扣住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没有修改,也没有删节,什么理由都没有。”[27](P36)苏共中央文化部分别于1970年4月13日和8月7日,向苏联报刊局和驻意大利使馆做了情况通报,“同意了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的建议,特瓦尔多夫斯基在1970年2月11日的《文学报》上刊登声明,强烈抗议自己的长诗被国外出版物发表”[27](P4,6)。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十月》杂志在1969年第9、10和11期上刊登了作家柯切托夫实际上为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辩护的小说《你究竟要干吗?》。这篇小说使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社会情绪对抗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根据档案材料,有很多读者致信《十月》编辑部,对柯切托夫及其小说表示了感谢和赞赏。杂志社将这些信件作为附件向中央做了报告。报告列举了150名读者的来信,附件长达159页。按照杂志社主编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ёв)的说法,“有很多读者就柯切托夫的小说《你究竟要干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十月》杂志社认为有必要就此情况向中央报告,既然信件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到对小说的评价问题,也表达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立场和舆论。”[28](P32)与此同时,这篇小说在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轩然大波。1970年1月8日,18位院士、作家、新闻工作者、老党员联名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对这篇宣扬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小说,表达了严正的抗议和不满。“我们不知道,在其他情况下一向倔强冷酷的报刊局,怎么就能够容忍这篇小说……而对于柯切托夫而言,这篇文章显然是对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复。”[28](P18)档案首页显示,勃列日涅夫在1970年1月13日读过这封信。1970年1月27日,克格勃向中央报告,“针对《十月》杂志发表的《你究竟要干吗?》,目前在莫斯科正在流传着斯米尔诺夫模拟讽刺性作品。”[28](P22)同年4月,安德罗波夫又向中央报告;“帕佩尔内模仿《你究竟要干吗?》的讽刺性作品的打印稿,目前正在莫斯科广泛流传。”[28](P207)苏联官方并不认同这些知识分子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但是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6月9日,莫斯科市克拉斯纳克棱斯基区委以“不符合共产党人行为规则”[28](P213)为由开除了帕佩尔内的党籍。

　　苏共官方对两件事情的不同处理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恢复斯大林名誉的看法与立场。那就是实际上鼓励为斯大林唱赞歌的文学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对那种批判斯大林的、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则要坚决制止,至少是不能在苏联国内发表,苏联民众不能完全听取他们的心声。

　　与在斯大林问题上小心谨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和加强,对他的个人崇拜在70年代开始公开盛行。在70年代,苏共党内已经有人开始为勃列日涅夫制造个人崇拜[29]。《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共产主义者》等党报党刊出现了大量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的文章,电视和广播也长篇累牍地赞颂勃列日涅夫。“读1970年4—5月苏联的报纸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和60年代初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时候是开始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现在变成了勃列日涅夫。”[30]1973年四月全会以后,勃列日涅夫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不仅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与此同时,“对他轮换式的‘个人崇拜’,现在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31](P321)7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就更加明显,对勃列日涅夫的吹捧更加肉麻和明目张胆。在和平时期授予勃列日涅夫元帅军衔,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比如说1976年的十月全会,很多发言都充斥着明目张胆地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32]。根据苏共中央1986年的文件,在1969—1983年间,“勃列日涅夫出版的书籍就达到166本,印刷量达到277.9万册之多。”[33]围绕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越是加强,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就越是清晰。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特别是斯大林诞辰100周年的1979年,苏共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恢复斯大林名誉问题的立场。1979年9月21日,三位书记处书记给政治局打报告,为迎接斯大林诞辰100周年,认为要客观、全面地评价斯大林,不仅是正面意义上,还要从负面意义上加以评价。但他们所言的负面意义主要指的是列宁晚年对斯大林的批评;其正面意义则是强调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的突出作用,作为伟大的组织者的光辉作用,在反对托洛茨基和右倾反对派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等历史功绩。[18](P821-822)与十年前就发表纪念斯大林诞辰的文章引起热烈的讨论不同,1979年9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三位书记处书记的建议进行讨论,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就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一是《真理报》在1979年12月21日刊登几篇斯大林诞辰100周年的文章。文章的草案要在12月1日之前准备好。二是《共产党人》杂志要编写和刊登一篇关于人民群众和领袖在历史中作用的文章。三是塔斯社、国家广播电视台、新闻通讯社要向世界传播《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这些文章。”[34]1979年12月21日,《真理报》刊发了题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的社论。文章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苏共20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历史后果》这份报告,强调要从正反两方面认识斯大林,特别是提出斯大林“积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坚持党的事业。他坚决同托派分子做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认同。”同年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上也刊发了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问题》的文章,内容与《真理报》的纪念文章类似。除了政治局规定的报纸和杂志外,苏联党和国家宣传系统的各个部门的印刷品、电影、历史教科书,都不仅在强调领袖的名字和形象,而且还开始了正面地重新认识斯大林的过程。特别是,将苏联军事工业能力和卫国战争的胜利与斯大林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1981年12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莫斯科保卫战40周年活动。会议的各种发言在政治局成员们身后的大屏幕都辅之以珍贵的电影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当出现斯大林的镜头时,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与会者都起立,勃列日涅夫也稍微向前倾身,轻轻地鼓掌。”[31](P426)

　　纵观勃列日涅夫整个时期,尤其是70年代以来的实践表明,勃列日涅夫以另外一种形式为斯大林恢复了个人名誉。尽管从来没有对恢复斯大林名誉问题做出过任何决议,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层领导人也从来没有在各种正式场合中表示过推翻苏共20大、22大决议,重新评价斯大林。但事实上,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崇拜的加剧,苏联官方在实践中基本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闭口不提,更多的是强调他的功绩与在苏联及苏共的历史作用;从上到下的苏共官员对斯大林崇敬有加;不仅是积极鼓励拥护斯大林的作品,还对反斯大林的创作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这在很大程度上远远偏离了苏共20大、22大决议。

　　四、态度转变的原因分析

　　对斯大林的评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起主要推动作用,但包括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重要领导人)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道理很简单,没有他们的同意与支持,赫鲁晓夫不可能完成对斯大林这个“伟大领袖”的颠覆性批判。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推倒赫鲁晓夫的短短十多年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事实上发生了大转折;而这种转折却一直以一种温和的、折中的形式出现。笔者认为,促使苏联官方的态度不坚决,但实际上又是认同斯大林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四个:

　　一是苏联的官僚体制使然。苏联的官僚体制,就是斯大林模式或者斯大林体制,它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及其社会全方位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对苏联整个时期影响非同寻常。其他内容暂且不谈,单就个人崇拜而言,对整个苏联时期消极影响巨大。人所共知,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他自己和列宁的个人崇拜。他不顾列宁的遗孀反对还是在这位苏联创建者的遗体上涂油。斯大林成为大规模敬爱甚至是崇拜的中心。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建立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一方面不能明目张胆地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一直强调苏共是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和斯大林时期的镇压与独裁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得小心谨慎,以免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总书记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苏联那种集权的模式又决定了个人崇拜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避免性。“个人崇拜的权力———是对最大的官僚的补充的、最大的特权。”[35]二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深厚的感情。

　　翻开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的简历,不难发现,这些人的政治生涯都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勃列日涅夫1931年入党,在1938年已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第一书记。二战期间做过团长。战后又做过乌克兰的州委书记,1950年担任摩尔达维亚的第一书记。1952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在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斯洛夫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9—1944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二战期间为高加索军团高官。1944年末为立陶宛党委政治局主席。1947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并在1949—1950年兼任《真理报》总编。1952年10月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涯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所以斯大林、斯大林体制给他影响至深,难以磨灭。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崇敬斯大林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回忆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的印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统帅,正是他领导苏联取得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的胜利。”[36]尽管召开苏共20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但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一名高官,勃列日涅夫的心理十分复杂:从政治上他不得不同意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判断,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对斯大林保持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在苏共20大上,在聆听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这个新方针做了评判“报告不够平衡———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评判和错误的态度,报告阐述了个人崇拜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报告引述的材料将个人崇拜及其有害的一面,还有斯大林正面的东西全都交织在一起。”[37]

　　与勃列日涅夫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们。阿尔巴托夫在其专著里对1964年十月全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成员思想的微妙变化做了描述:这些人“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那些最保守的成员一起,能够迅速击碎某种社会政治纲领。在内部事务中要逐步消除苏共20大和22大的决议,完全恢复斯大林的名誉;拒绝斯大林死后的革新,要在历史、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中恢复老的、斯大林式的观点”。他们为什么要推翻苏共20大和22大决议,推翻自己当时举手赞成的决议呢?与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一样,就是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大部分高官都是在斯大林时期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的。承认斯大林是罪犯,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责任,因为当时的那些错误很多都是他们亲自参与的。”[38]

　　三是部分党员干部的积极推动。之所以让高层有决心重新评判斯大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地方领导人的大力推动。格鲁吉亚一直致力于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在1966年10月11—25日召开的全苏意识形态干部讨论会上,有许多领导干部都在发言中含蓄地表示出了对斯大林的崇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的书记们就对赫鲁晓夫时期批判斯大林提出了否定的意见。格鲁吉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斯特鲁亚更加露骨,表示格鲁吉亚采取严厉的措施,坚决不允许报刊上出现所谓的集中营文学,为此有人说他是斯大林分子。他的言语里透露着对斯大林时期的向往,“首先我们并不觉得这个称号有什么可耻之处;其次,我们是在为同妖言惑众者进行斗争而积累经验,我们不怕他们的进攻,要坚决予以反击。”[39]包括前面提到的苏联报刊局等,这些苏共官僚机构的成员们不遗余力地维护斯大林的正统地位,正是他们,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主导力量。

　　四是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因素。如果说前三 种因素促使着勃列日涅夫重新评价斯大林,可以为其恢复名誉的话。第四种因素则反之。前面已经提到,苏联党内、国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党务工作者都反对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任何为斯大林辩护的行为都能激起他们激烈的反对,在勃列日涅夫整个时期这种声音一直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反对的声音,提醒着勃列日涅夫不能回到从前,提醒着他在斯大林问题上要分外小心,任何处理不当都会引起大的动荡。

基于以上四点因素,作为政治家的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问题处理得非常冷静。经历了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的洗礼,他深知不能将自己的个人好恶随便带到工作中去。作为亲身经历苏共20大的当事人,他非常清楚斯大林问题的影响力。经常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各种报告、文稿的鲍文认为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在恢复斯大林名誉问题上摇摆不定,始终没有从官方的角度对此问题做出决定或给出正式的说法,是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少将的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是崇敬有加的;但作为政治家,作为苏共党的总书记,他非常了解,给斯大林恢复名誉会在苏联国内和世界上带来多么强烈的负面影响。”[40]但是,勃列日涅夫们很清楚,历史不会机械地重复,内心深处对斯大林的敬意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斯大林时代。所 以,他们可以恢复一些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肯定斯大林的功绩,杜绝反斯大林的作品与言行,但是绝对不会在形式上推翻苏共20大、22大的决议,也绝对不会完全“回归”到斯大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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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iet Reappraisal of Stalin in the Time of Brezhnev

LI Qu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lege,Beijing llniversity,Beijing 100001)[Abstract]After Khrushchev’s“unfreeze”,reappraising Stalin in the time of Brezhnev became striking.Brezhnev’s time from 1964 to1982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n which the attitude towards Stalin changed sharply,from upholding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20th and 22th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to rehabilitation of Stalin’s personal reputation.But there was no greatchange in form.[Key words]Stalin;appraisal;Brezhnev

[作者简介]李全(1976-),男,四川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