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十年结盟，二十年交恶、走向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三个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调整对苏政策;1982年春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出改善苏中关系的讯息。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

　　[关键词」中苏关系;历史进程;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一0961(2005)03一0050一03

一、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40年的历程。这一历史时期内两国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50年代末，大约10年的时间，这是中苏结盟的10年，也是中苏关系比较友好的10年。在这10年中，苏联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援助，这为新中国恢复与发展自己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这阶段中，由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特殊关系，中 苏关系中隐含着许多消极因素，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为此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祸根。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党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当赫鲁晓夫采取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办法，企图使中国就范时，就使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了国家关系的破裂。在此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1958年，苏联先后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1959年6月20日，苏联片面撕毁两国政府于两年前签订的军事技术协定;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又公开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众，从而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二是中国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彻底倒向苏联的政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方面使自己过分依赖苏联，另一方面丧失了许多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有益合作的机会。可以说，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使中国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第二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走向恶化，直至全面对抗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不仅布重兵于中苏 边界，派军队进驻蒙古，支持越南侵柬反华，而且，悍然出兵阿富汗，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之势，因而中苏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成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苏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领域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三阶段，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大约10年的时间，这是中苏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的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对华政策，指出苏联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苏联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建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主张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前提下商定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尽管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声明推动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要求“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也就是说，苏联仍然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直到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以及戈尔巴乔夫的符拉迪沃斯托 克讲话之后，苏联的反华政策才出现了质的变化。苏联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原则上同意按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以及从阿富汗、蒙古撤军等，这就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增添了新的动力。从中国方面看，“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涉及到许多内政外交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开始不同程度地回到自己过去批判过的观点和做法的时候，中苏分歧和争论的某些客观基础就弱化甚至消除了。”[1]

　　中国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做出不懈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中国对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其中对苏政策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第一，虽然必须严厉批判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不再公开批评苏联的国内政策，实际上承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明中国对苏联的社会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第二，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方针与过去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主的政策明显不同。第三，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今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估计，确认本世纪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世界和平经过努力是可以维护的，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单方面裁军100万人的重大决策，其中也包括减少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中国为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意识形态、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调整和实质性安排。

二、“三大障碍”的消除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实　　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要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这“三大障碍”是指:第一，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重兵;第二，苏联出兵干涉阿富汗;第三，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其中，苏联支持越南侵柬，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对“三大障碍”先是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采取了不承认和拒绝讨论的态度，后来于1986年的下半年同意商谈，但仍然对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持回避的态度，其立场并未发生质的转变。

　　邓小平对中苏关系正常化非常重视。针对中苏谈判中出现的问题，1985年4月17日邓小平在接见比利时记者时指出，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如果苏联抱着明智的态度，可以先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为了敦促苏联政 府改变立场，进人实质性的谈判，同年10月9日，邓小平又通过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传话，表示如果中苏双方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意打破不再出国访问的决策，到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1986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并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这个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作为对邓小平改善中苏关系建议的回应，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同时宣布，苏联将从蒙古部分撤军并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这说明苏联的立场已发生转变，对改善中苏关系已持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针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中却没提到，仅仅是间接地谈到了中越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此，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一方面肯定这篇讲话有积极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中苏关系改善的关键。他指，“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2]因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再次重申了他的倡议，“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会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2]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通过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的障碍，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友好睦邻关系的原则立场，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对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

　　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开始有所缓和，并出现了良好的改善关系的迹象。1988年底到1989年初，中苏钱其深和谢瓦尔德纳泽分别互访，成为中苏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主要议题是柬埔寨问题。经过讨论，双方加深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共同点，缩小了分歧，充分表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已经开始。

　　1989年5月15日至5月18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首先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2]在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进而指出，重点是放在未来，但过去的事也不能完全不讲，中方的一些看法要讲，目的是在更扎实的基础上前进，但不要求苏方回答，也不要进行辩论。接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邓小平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在一定的时期，一定问题在内，50年代，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60年代到70年代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邓小平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不平等。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3]经过磋商，双方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签署了中苏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这就形成了既不同于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到70年代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关于“三大障碍”，中苏两国领导人确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分阶段地从蒙古撤军;而关于阿富汗问题，随着最后一批苏军于1989年2月25日从阿富汗撤离，这个问题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在中苏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在理论上为中苏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摒弃两党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同时，在充分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下，合理地解决两国间现有的矛盾;在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时期，双方应互相取长补短，重新认识、建立和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一原则在此后的中苏关系乃至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于指导我国坚持积极灵活的对外政策，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98.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初祥］

　　〔作者简介]杨勇(1959一)，男，黑龙江鸡西人，黑龙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