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2 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朱昭华(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江苏苏州215011)

　　[摘　要] 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沙皇俄国与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一场争夺战,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清政府虽然在战争中宣布中立,但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不仅给中国东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破坏,而且也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 日俄战争;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 K31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5)02-0055-03

　　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矛盾由来已久,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俄国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随后又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给日俄冲突埋下了隐患。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占领了东三省全境。中俄经过多次交涉,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东三省归还中国,俄军在18个月内分三期全部撤回。1903年4月,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限到时,不仅不撤,反而又违约增兵,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拒俄运动,也激化了日俄在中国东北的矛盾,加上日俄两国在朝鲜的竞争日益加剧,最终在1904年爆发了战争。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复杂的,它不仅对参战的日俄两国、对一战前欧洲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 影响,而且也对战争的爆发地———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日俄战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外交、社会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影响,本文仅就此再做一点探讨。

　　(一)加深了中国路权危机,中国掀起自办铁路的高潮。

　　甲午战争后,铁路成为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都纷纷落入列强手中,比如沙俄修建的东省铁路、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法国修建的滇越铁路,此外还有列强胁迫清政府借款修筑的芦汉铁路、汴洛铁路、正太铁路等。到20世纪初,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中国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日涨,而日俄战争的结局更进一步激发了建筑铁路问题上的“护权”运动。

　　据俄国原陆军部长、曾在日俄战争中任陆军指挥职务的库罗帕特金回忆,俄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运载量太小。1904年11月12日,库罗帕特金在呈交给沙皇的一封信中指出:“铁路无力应付战争需要是战争拖长和胜负不决的主要原因。……为了军队能胜利作战,我们必须立即在西伯利亚干线全线和中东铁路线上铺设复线。”库罗帕特金不断报告沙皇,迫切要求改善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增加运输量,缩短军队集中的时间。然而由于俄国在开战前缺 乏准备,铁路运输效率低下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不仅兵源、物资发送受到影响,甚至“找不到为遭到伤、亡、疾病等重大损失的前锋部队运送分遣队的车厢。……而在敌人方面,补充伤亡则是迅速而又不停顿”。

　　在日俄战争中目睹了铁路的重要性后,清政府对于铁路的修建和路权的保有采取了更为积极与谨慎的态度,对于华商承办铁路采取一些“优奖”和鼓励措施。如“华人请办铁路,如系独立资本至五十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本部(即商部)专折请旨给予优奖,以资鼓励。”当时,英国正以权利均沾为由,急切修筑一条从缅甸铁路达中国云南边疆,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清政府对此做出了坚决的抵制,直到清王朝覆灭,英政府始终没能取得滇缅铁路的修筑权。在国内舆论及现实经验的推动下,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收回路权,保卫主权的措施。1905年,中美签订了《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售让合同》,中国以675万美元赎回粤汉铁路的自办权。其他各省也同时掀起铁路风潮,要求收回苏杭南铁路、津镇铁路、沪宁铁路等。

　　清末官绅在铁路上的强硬立场,正是日俄战争后,对过去路权、主权一起丧失的一种挽救,抵制外人在华特权扩张的一种反映,如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所说的,“日俄战争之际,中国官场中人开始领悟地理形势与近代交通工具在战略防御上的重要性。……完全懂得铁路网的军事价值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外国人以控制铁路为手段来干涉内政的危险。因此中国人决定重新取得现有铁路的所有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掌握一切新线路的修筑权。”

尽管因资金、技术及国内政局的限制,清政府靠自身力量修筑铁路的成果十分有限,但收回路权的运动,进一步刺激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加深了边疆危机,促使清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日俄战争本身就是对中国东北边疆的侵犯与掠夺。战争后,中国边疆各地仍进一步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犯。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12月,日本外相小村受太郎、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与清朝外务部大臣奕励、瞿鸿等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迫使清政府同意《朴次茅斯和约》中有关东三省的规定,即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到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遗迹与上述租借地、铁路相关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等等,日本势力开始深入中国东北地区,随后提出包括所谓间岛问题在内的东三省六案,涉及界务、铁路、矿务等多方面要求,清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进一步受损。1907年,俄日两国为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签订密约,重新划分了两国在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势力范围。同年8月,英俄两国又签订了《西藏协定》,承认中国在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英俄在西藏的争夺虽暂时得到缓和,但西藏并不因此而安全。

　　面对这些日益危急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除了将历来视为禁地的黑龙江、吉林、奉天改为行省,移民垦殖,设总督及三省巡抚外,同时也开始在西藏、川滇边区、内蒙实行一系列新政改革,目的在于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主权管辖。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清廷即命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件,旋赏副都统衔。入藏后,张荫棠首先查办了鱼肉藏民的腐化官员,并先后提出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改革措施,请旨革除吏治积弊,惩办贪污官员,并谕全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向西藏各地方印发《训俗浅言》、《藏俗改良》的小册子,用汉人的风俗习惯去影响藏民。

　　在加强治理西藏的同时,清廷于1906年设立了川滇边务大臣一职,选派赵尔丰担任。对于赵尔丰在川滇藏边区实行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巩固边疆管辖的举措,清朝中央政府都予以了相当多的支持。在后盾力量的支持下,赵尔丰以强硬手腕,在川滇边区掀起了清末改土归流的高潮,招募农民开荒,创办学校,建工厂,许多土司地被收归中央直接设县管治,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地不断扩大,促进了边疆藏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赵尔丰的活动不仅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也巩固了川滇边区的国防。

　　从云南地方来看,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各项新政改革外,边疆防务方面也采取了相当的补救措施。1907年秋,云南地方政府派员前往中英两国存有争议的之非河流域,1910年秋派员前往派赖各寨、坎底视察,并将丽江知府权限伸到怒江,以强化该地区的统治。

　　在蒙古地区,由于一些沙俄分子常常私越边界,挑起边界纠纷,1908年,清政府外务部照会沙俄公使,要求会同重勘塔尔巴干达呼山至额尔古纳河西岸之阿巴哈伊图山的陆路边界,并清查额尔古纳河水路界线,以清界务。对于蒙古的行政管辖,虽然清政府没有采纳政务处大臣左绍佐、岑春煊等人的建议,将蒙古照内地改设行省,但也采取了新政措施,废除以前蒙汉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励内地汉人到蒙古开荒。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中国边防状况的束缚,中国边疆危机频频发生,这也反过来促使了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控制及领土主权的确认。但无论怎样,这些举措都属于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干系,但由于他危及了其在华利益,他们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与惊慌。英国驻华使馆在其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认为,中国在1910年呈现出的三个最显著的政治特征之一即为“帝国边界上的前进政策”。

　　清政府在边境新政中的具体措施是否得当,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也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是从以上清末边疆新政的事实,从帝国主义对边疆新政的反应来看,不能不说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为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的管辖确实做了相当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不是实行着完全卖国媚外的投降政策。清政府实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默认的,但是当这些改革真正危及到了他们的在华利益时,反对改革的呼声便随之而起了。对于西方国家的利益来说,一个适度进步、繁荣而又虚弱的中国,一个依赖于西方的意见、贸易与帮助的中国,比起一个完全独立且自信的中国要好得多,不能允许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走得太远而获得抵制西方的力量。这就是列强发出所谓中国前进政策,所谓威胁论的原因所在。

(三)日本在清末中国政局中,发挥了日益突出的作用,以日为师倾向日盛。

　　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之战中被“蕞尔岛国”的日本打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既促使中国进行反思,正视日本,也难免不会产生对日的警惕与仇恨。为了阻止俄国及其他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占,1897年底,日本政府开始主动向清政府示意,表达中日修好的愿望。1898年1月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电奏总理衙门称:“倭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到鄂,洞出省未回……大略言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

　　此时的清政府面对列强瓜分的严峻形势,也需要谋求日本的帮助,进行现代化改革。在1898年中国的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大多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改革的榜样,加以宣传、学习。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了留学生,当时应中国驻日公使裕庚的要求,清政府从国内选拔了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正式令各省督抚选派留学生赴日留学,至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达到200多人。中日逐渐由敌对转向频繁、深入的交流往来。

　　日俄战争后,东渡日本的中国热血青年迅速增加。据日本学者实滕惠秀、二见刚史,中国学者李喜所、王晓秋等人的考证,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这一方面固然是中日文化交流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也与日俄战争的结局不无关系。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上奏拟请停止科举、推广学校的奏折中,便认为普鲁士战胜法国,日本战胜俄国,“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7]。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等因素,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 000多人。这些留日学生中,虽然大多学业平平,但也涌现出许多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如重要军事人物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蒋介石等,他们在日本的学习与经历无疑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日俄战争直接引发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加速了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留日学生,他们为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随后的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中,有留日背景的人也相当多,他们在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随着中日交流加强,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906年著文称:“很明显,日本对中国18省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的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日俄战争促使清政府所做的这些改革举措,加大了清末新政改革的步伐与力度,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的。但是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现实,形势的紧迫性要求改革以月乃至以日计,而中央政府的活动仍以年计,并且由于许多措施不当,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满汉民族矛盾,反而加速了社会各阶层对中央统治者的离心力。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新军中革命思想的传播、立宪党人加入革命阵营,都使得革命风暴迅速、猛烈地到来,满清封建政权最终淹没在了改革掀起的反封建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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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昭华(1976-),女,苏州科技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