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异凡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 年第2 期

　　摘要： 托洛茨基其人备受物议, 但他无疑是个革命家, 在苏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参与领导了俄国1905 年革命和1917 年的十月革命, 建立红军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他是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的人物。在总结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教训中, 托洛茨基当年的一些评论颇值得注意。

　　关键词： 托洛茨基：列宁：斯大林：党内斗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至少有两个人是迄今没有得到盖棺定论的, 他们作为对立的矛盾体, 生时不共戴天, 死后也未得到公认的论定。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托洛茨基其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上世纪20 年代初, 他曾被当作俄国革命的领袖介绍给中国, 那时候, 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并提的, 其情景有如中国朱毛并提一样。托洛茨基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对我国进步的文艺界有过很大的影响, 鲁迅案头就有他的《文学和革命》。后来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失败并被驱逐出境, 在苏联30 年代的大清洗浪潮中举行了三次大公审, 每次都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 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直接等同于反革命了。中国有一批留学莫斯科的学生,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方针, 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 这些人成了中国的托派分子。本来这是革命方针路线方法的分歧, 但那时康生给他们加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罪名, 中国的托派成了日本的特务。这样一来, 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托派就统统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一旦发生分歧和争论, 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方为“托派”。赫鲁晓夫当年就想给中国戴这顶帽子。

　　一个政治人物、政治流派变成了一个政治术语或一顶“政治帽子”的时候, 人们对其真正内涵倒不甚关心, 反正信手拈来, 随手抛出, 就可以“克敌致胜”。托洛茨基到底何许人? 他的真正观点是什么? 如果他有错误的话, 他的真正错误又何在?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苏联和俄国是托洛茨基的故乡, 那里对托洛茨基批得最厉害, 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甚至必须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的学者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 如果要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 只能根据党的文件规定的调子和文件中介绍或引证的托洛茨基的言论开展批判。当然这些经过精心剪裁、挑选的东西是很难展示托洛茨基的本来思想的。从20 年代起, 苏联批判托洛茨基的专著多如牛毛, 然而有多少经得起岁月考验, 站得住脚, 就难说了。正因为如此, 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后期和苏联解体之后, 苏俄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著作和论述托洛茨基的著作, 这也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在解放前出版过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在20 年代他的著作是当作革命读物在我国传播的, 如1921 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的《俄国革命记实》(即《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 , 1922 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的《多数党与世界和平》(即《战争与国际》) 、《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 1928 年北京未名社出的《文学与革命》等等。进入30 年代则主要是由托派人士翻译出版, 仅《托洛茨基自传》就出过译自不同文字的三四种不同的版本, 托洛茨基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有翻译质量不错的王凡西和郑超麟的译本(春燕出版社1941 -1948 年版) 。

　　解放后,“为研究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在1958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言论选集》, 作为“党内参考”, 收集的主要是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这是解放后中国最早出版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言论集。在60 年代的中苏争论中, 苏方有意给中国戴“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逼得中国领导人去了解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当时翻译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 其中有《俄国局势真相》、《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 等等。

　　这些书能看到的人不多, 但能出版这么一批托洛茨基的原著, 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粉碎“四人帮”之后, 还出版了两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论》, 虽然也是内部发行, 但范围大多了。前言和按语基本上是沿袭过去的调子, 许多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但毕竟为广大研究人员提供了能反映托洛茨基基本观点的材料, 至少是受到斯大林批判的那些观点的原始材料。1992 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全译本,200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泓、田娟玉译, 郑异凡校的《我的生平》。应该说, 这是一种好现象。要研究历史, 就得拥有相应的资料, 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1990年我曾参加在德国召开的一个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 会上西方的一学者声言, 苏联和中国的学者连托洛茨基的著作都看不到, 还谈得上什么研究。当时的苏联, 确实除少数像沃尔科戈诺夫那样的学者能进入机密档案库外, 多数人还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档案。好在我倒是可以在会上介绍在中国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以及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的各种文字的托洛茨基著作的情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1980年代我国有一些零星的评论文章见诸报刊, 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功过提出新的看法。1986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托洛茨基的传记著作, 提供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大量资料, 但由于明显的原因, 书中传多评少,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只起了一个头。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过重大作用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是不能仅仅用“反革命托派头子”、“托洛茨基主义创始人”、“列宁主义的死敌”、“ 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这样的帽子来概括的。托洛茨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对他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 都必须根据实际材料, 作出较为客观的较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 我们要认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 更不能不去研究这个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死对头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 以及他当年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托洛茨基, 原姓勃朗施坦, 全名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 1879 年生于南俄草原的一个富农家庭。19 世纪90 年代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按照苏共的习惯,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 参加革命组织的年份即算作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 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出版物上, 托洛茨基入党的年份是1896 年, 即他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时候。只是后来为了表明托洛茨基不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党员, 才把他的入党时间改写为1917 年, 即从他与“区联派”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时算起。

　　在同盟活动了两年, 1898 年被捕入狱, 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四年。1902 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 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 结果弄假成真, 以后反而以此名著称。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 继而开始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撰稿。列宁对这个年轻人评价甚高, 不久即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1903 年3 月2 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 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编辑部“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 说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和作报告, 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 对于时事述评专栏来说, 托洛茨基不但十分有用, 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 “毫无疑问, 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 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 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① 这个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没有通过, 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的会议, 没有表决权。同年7 - 8 月, 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初他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 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列宁的棍子”。不久会议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 托洛茨基属少数派, 即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在会上的发言有两点值得注意。1. 他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 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者获得多数时,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这不是什么独创的新观点, 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2. 他在反对列宁的党章条文时提出一个论据: 仅仅靠规章制度不足以防止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由更为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他的复杂原因所引起的”①。这个提法本身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俄国小组习气十分严重、组织涣散的情况下, 托洛茨基没有看到一个严整的组织的重要性, 没有看到在当时沙皇制度的残酷镇压下, 一个有铁的纪律的严密的组织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意义。

　　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 1904 年9 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1905 年革命爆发之后, 托洛茨基于2 月回到俄国, 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他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 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在革命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 彼得堡的苏维埃在1905 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2 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 诺萨尔被捕, 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 很快也被捕了。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 出版文集《我们的革命》, 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6 年9 月被判处长期流放, 1907 年2 月在流放途中逃脱。4 月, 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 年起定居维也纳, 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 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从1912 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 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 是受到欢迎的。

　　1905 年革命失败之后, 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 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 阶级力量对比, 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 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 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 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 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 则是错误的。

　　1912 年1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 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需要注意的是, 开除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 而不是孟什维克, 这就是说, 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还有托洛茨基, 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由于在这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 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实际上, 这以后无论布尔什维克, 还是孟什维克, 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 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 (布) ”的字样, 那是1917 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1912 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 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 领兵作战, 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14 年, 20 世纪人类第一个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待战争, 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 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他是1915 年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是会议总宣言的起草者。大战期间, 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流亡的革命者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从维也纳移居苏黎世、巴黎,最后被法国驱逐出境, 1916 年11 月经西班牙赴纽约。在纽约, 他在俄国侨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参加了《新世界报》的工作, 使该报转向国际主义立场。托洛茨基认为, 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同列宁回国前所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是吻合的。后到的布哈林曾与他同事于该报, 两人的关系很不错, 有共同语言---都主张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17 年获悉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 托洛茨基立即动身回国。但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 4 月初被英国当局逮捕, 直到4 月底才获释返俄, 到彼得格勒已经是5 月了。

　　由于1905 年的声望, 他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加入了在大战期间就存在的国际派组织“区联派”, 主张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统一。在7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区联派的统一。这是统一合并, 而不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严格讲, 托洛茨基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是通过两派合并成为其成员的。由于在7 月事变后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 所以他没能参加党的六大, 是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的。9 月初获释出狱, 立即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这是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标志。

　　从二月革命以来, 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首先, 列宁主张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这受到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 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立即提上日程。其次, 列宁主张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不支持的立场, 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却在《真理报》上宣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到了9 月份, 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危机已经成熟, 应当立即准备武装起义。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反对, 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也得不到支持, 对列宁建议不予理睬, 逼得列宁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

　　然而, 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列宁却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来就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 因此, 对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 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 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年后, 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说,“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 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 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① 1917 年10 月25 日, 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告俄国公民书》, 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文告宣布: “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 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② 由此不难看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中的份量。

　　至于说当时存在一个“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机构。

　　众所周知, 在武装起义前夕,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是坚决反对起义的, 在10 月10 日和16 日的两次中央会议上都投票反对起义, 后来加米涅夫还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短文, 反对起义。但奇怪的是, 这样两个人竟然是“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委员! 他们究竟是从政治上领导, 还是从政治上反对起义呢? 显然, 任何一个革命组织都不可能作出如此不合逻辑的决定, 何况不把起义问题当儿戏的布尔什维克党。

　　据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在30 年代初揭露, 原来这个“政治局”是1924 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加进去的, 也就是说, 是斯大林在1924 年“组建”的! 在十月革命中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局”。

　　十月革命胜利后, 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权如何实现“和平”的许诺。在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 列宁决定同德国单独谈判, 谋求和平。12 月, 托洛茨基接替越飞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 拖住德国以待其国内革命的发展。对这个方针起初列宁是支持的。列宁在俄共七大上说:

　　“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 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 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 但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 那就不正确了。”③按照列宁的看法,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是在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不应该宣布“不战不和”, 而应当签署屈辱的和约。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 一个革命政权, 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 要让全世界看到, 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 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他估计, 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 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然而, 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一直流行一种说法, 称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 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 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 托洛茨基并没有错。所以列宁说, “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 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 我们就坚持下去, 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① 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 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其次, 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作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其实, 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1918 年2 月23 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 党中央召开会议, 讨论对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

　　时, 提案以7 票赞成, 4 票反对, 4 票弃权得到通过。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当时与会者共19 人, 有表决权的是15 人。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 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 对8 票被否决, 所以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 他之所以弃权, 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实际上, 有一段时间, 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 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他在1918 年1 月19 日的中央会议上说: “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在2 月23 日的会议上又说: “可以不签订(和约) , 但开始和谈。”②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

　　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 这就是世界革命, 都指望世界革命, 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问题是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 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 而是几个月。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 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就不同, 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 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无论是主和的列宁, 主战的布哈林, 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 是志同道合者。所以尽管争论极其激烈, 但党并没有分裂, 争论过去之后, 大家依然同舟共济。

　　和约签订后, 1918 年3 月, 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 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9 月,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托继续任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 这就是他的办公室。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 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 反对游击作风, 保证了红军的胜利。可以说, 在三年战争中, 哪个战场有问题, 他就出现在哪里。高尔基在《列宁》一书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 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 ‘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 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③建立一支正规红军, 使用旧俄军事专家, 是托洛茨基的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 　　我们在《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中可以看到, 在党的八大前后有一个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简明教程》对各种反对派向来是毫不留情的, 但对“军事反对派”却写得颇为含情。书中充分肯定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 然后才轻描淡写地说, “这个派别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 反对建立正规红军, 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然而, 他们反对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托洛茨基所创造所坚持的, 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胜利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简明教程》说,“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地反对了‘军事反对派’”。然而, 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 正是斯大林。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 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

　　在国内战争期间, 为了及时解决迫切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由于托洛茨基经常在前线, 所以在莫斯科处理迫切问题和日常事务的就是三人了。这是政治局的前身。1919 年12 月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正式决定设立政治局, 负责政治工作, 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其一是1919 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 其成果是1920 年2 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托洛茨基指出, 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 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 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 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 1. 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计所得税) 。2. 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 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不难看出, 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是, 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否决了。

　　要再等一年的时间加上喀琅施塔特暴动的逼迫, 中央的多数才能认识到改行粮食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其二是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乌拉尔考察之后, 1920 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 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当时机车损坏, 燃料缺乏, 劳动纪律涣散, 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 采取军事手段, 很快取得了成效。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 他于11 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工会问题的提出, 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 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 保护工人的利益, 与此同时, 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 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 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 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 工会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个新课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 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 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就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得最明确: 党领导政治, 工会领导经济,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文化。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 “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① 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再后来, 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 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 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去干什么了。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 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党的十大的决议中也没有予以否定, 那里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 “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决议指出: “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 分配工作服, 等等) 。在苏维埃国家里, 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②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 工会的提法。托洛茨基认为, 工会出现了危机, 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 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作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 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 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 列宁的提法是: 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在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布哈林出来打圆场, 搞“缓冲”和“折中”, 说“一方面, 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 它们又是---并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俄共的文献看, 确实两种职能、两种提法都是存在的。工会的国家化被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当时的工会还有一种功能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被忽视了, 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梁赞诺夫曾提出, 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 不是用罢工的方法。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提法,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 他说, 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 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③。但是, 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纲领之中, 没有引起任何一派的注意。我们看到, 随着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发展, 随着个人独裁的加剧, 列宁所指出的工会的这一保护任务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点是当时还感觉不到的, 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 国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 私人资本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 这样, 保护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 使工会具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的同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在夺得政权时所没有想到的。可惜的是, 列宁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论点在苏联的实践中, 在工会理论著作中都没有引起重视。关于1921 年工会问题的争论, 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 是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热闹异常的工会问题争论, 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回答苏俄工会的任务问题。

　　工会问题的争论在党内引发了大量的派别, 它们各有各的纲领。最后, 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种派别林立, 就某一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的现象, 严重妨碍了日常工作, 妨碍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 而派别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党的统一。鉴于此,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决议中的第七条规定, 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条当时没有公布,这是考虑到这是一项临时措施, 希望备而不用。然而这一条规定后来却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一根大棒, 大量中央委员以至政治局委员, 稍有不同意见, 就在“派别活动”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其实, 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 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行“工人民主制”, 要求废除任命制, 实行各级干部的选举制, 定期报告工作制, 等等。

　　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对党的决定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 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国内战争末期, 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特别是粮食征收制。党的十大召开期间, 发生了喀琅施塔特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行动表达了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 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 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暴动虽然用武力镇压下去了, 但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又旧事重提了。党的十大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 放弃粮食征收制, 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 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一般的概念, 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曾经被看作是代表党的观点的文件。1922 年11 月14 日, 列宁在《致北美俄国侨民》中写道:

　　“凡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 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① 11 月25日, 列宁给托洛茨基去信说: “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 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 某些提法恰到好处, 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 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 那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② 列宁的这两段评语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从1921 年底起, 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 年3 -4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应当说, 到这时候为止斯大林是得到列宁信任的。然而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 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列宁不能经常视事, 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于列宁的偏向。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 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 斯大林对某些持异议的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 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 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建议, 但心中并不服气, 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 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 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 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 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 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 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 是官僚主义泛滥, 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负责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农检察院工作不力, 有负使命。

　　在以上三个问题上, 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 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 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 月15 日, 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 “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① 同日, 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 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 “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 “我相信, 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 一点也不比我差”②。

　　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 月21 日, 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 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 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关于格鲁吉亚问题, 列宁在1923 年3 月5 日给托洛茨基写信, 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 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 那我就放心了”③。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相反地, 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中央设法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 并最后给斯大林写信, 提出“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④。关于反对官僚主义, 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 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 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

　　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 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 到列宁的最后时日, 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 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托洛茨基并没有利用列宁给予的托付去谋求自身的好处。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 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 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 反对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党的十二大上, 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 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 年3 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 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 这就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

　　1923 年4 月, 托洛茨基在为俄共十二大准备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专门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 由于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 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 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 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定出这样的计划。”他认为,“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 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他同时警告,由于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要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① 得到十二大批准的这个报告提纲为计划经济作了论证。

　　1923 年秋俄共围绕“新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新方针”的争论是以托洛茨基的系列文章《新方针》得名的。这场争论存在明显的个人权力争夺成分, 但撇开这一点不论, 可以说它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苏俄从1921 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利用商品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经济上放得比较开,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来,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 要在全党实行“工人民主制”, 取消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实行的“战斗命令制”。十大还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禁止派别活动是一把双刃剑, 它固然能够防止派别活动, 但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压制党内不同意见, 扼杀党内民主。问题就在于在实践上很难区别不同意见与派别活动的界限。尽管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 取消任命制, 然而在实践上任命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忧虑。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批评, 要求政治局的多数派改变政策, 反对官僚主义, 实行党内民主。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展开的争论。

　　争论是1923 年9 月中央全会引发的。全会主要是讨论解决面临的迫切经济问题,但在会议末期突然提出了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 决定派伏洛希罗夫、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参加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和选派的人员都不很恰当。伏洛希罗夫在国内战争期间是“军事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奥尔忠尼启则是因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列宁要给予处分又没有受到处分的人物, 派这样的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 不仅是对托洛茨基的一种挑战, 也是对列宁批评的一种否定。其次就时机而言, 也显然欠妥。在列宁卧病不能视事的情况下, 暂时维持现状, 保持党内稳定, 是比较符合整体利益的。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措施, 显然打破了平衡。托洛茨基对此反应强烈, 不等会议结束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这是1923 年秋冬党内争论的直接导火线。

　　10 月8 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 指责党内缺乏民主, 党的机关官僚化, 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 抗议国家安全机关插手党内事务： 同时指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恶化, 对经济没有任何领导, 混乱来自上头。他特别指责中央全会决定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 认为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更迭的真正理由同正式宣布的毫不相干。接着, 46 名党的著名活动家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 认为党在经济领域, 特别是党内关系方面领导不当, 要求“改变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签名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不少人对声明的内容和措辞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声明上没有托洛茨基的签字。

　　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反击, 党内形势趋于紧张。经过第一轮交手之后, 也许都感觉到需要达成某种妥协, 11 月7 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受中央委托而写的文章《党的新任务》, 呼吁活跃党内生活,“切实实行党内的工人民主---加强党内在一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自由讨论”。季诺维也夫此文的某些提法同托洛茨基和46 人声明中的说法差别不大。《真理报》在发表季诺维也夫文章时加了编者按, 宣布就文章提出的问题展开全党争论。

　　争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 12 月5 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①。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一样, 决议中也有不少提法非常接近于托洛茨基等人的说法, 有人甚至认为, 决议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至少可以认为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决议谈到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生蜕化的危险, 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 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 同时由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 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 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派别活动的道路”。决议还要求“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 纠正自己的错误, 集体讨论最重要的问题”： 认为只有采用这样的工作方法, 才能保证偶然的意见分歧不致形成派别集团。这些说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也切中时弊。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和《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被看作是实行“新方针”的开始。

　　12 月8 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他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 认为“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接着他抨击了党的机关和官僚主义, 谈了新老两代人的关系和派别活动等问题, 指出“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 才能消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接着又在《真理报》

　　上连续发表以《新方针》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 包括《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党的社会成分》, 这些文章, 再加上以后撰写的几篇东西,于1924 年1 月结成一个小册子, 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

　　“新方针”的争论涉及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党内生活问题, 一个是经济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生活, 主要是党内民主或工人民主问题, 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细心对照一下, 除去个别激烈的、过火的用词不论, 那么双方的论点和主张表面上差别并不大, 有些基本提法颇为相近。

　　托洛茨基一方认为, 党内生活中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民主, 没有自由讨论的风气。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组织的选举制没有得到执行, 上级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 结果“党的机关”取代了党本身。早在1904 年托洛茨基就说过, “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①。托洛茨基在10 月8 日的信中写道: 目前的制度“比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的日子的制度离工人民主制还要远”： “在国内战争的严酷时刻, 在党内, 甚至在报刊上, 曾就吸收专家、游击作风和正规军、纪律等等问题展开争论, 而现在甚至根本不想就党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公开交换意见”。《四十六人声明》也说,“党内建立的这种制度是完全无法忍受的, 它破坏党的独立自主： 用一种特选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党, 这种机构平时还能运转自如, 但是在危机时刻就不可避免地失灵, 而面临现在正迫近的严重事变时, 就有根本失败的危险”, 他们把这叫做“一派专政的制度”。

　　季诺维也夫承认, 党内缺乏民主, 重大问题未经广大党员讨论就事先决定。他要求发挥全体党员和基层支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就政治、经济问题在党内展开自由讨论。

　　斯大林在《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指出党内存在“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要求让党员讨论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 对党的机关提出的一切建议进行自由批评, 还谈到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

　　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重申俄共十大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它重申“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都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自由。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的自由, 以及自下而上地选举领导人和委员会”。决议要求保持生气勃勃的思想生活, 能经常以批评的态度研究自己的过去, 纠正自己的错误和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把批准书记的权力变成对书记的实际上的任命。决议强调,“只有采取这种工作方法, 才有切实保证防止把一时的意见分歧变成具有上述一切后果的派别集团。为防止这种情况, 需要党的领导机构听取广大群众的呼声, 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 也不要因此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

　　可以看出, 对党内生活的缺点, 对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 对克服缺点的基本措施等问题, 争论双方的分歧并不明显。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在理论上, 不如说是在具体执行的行动上。

　　同民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当时官僚主义现象严重, 对此双方并无分歧。分歧在于对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分析上。斯大林认为官僚主义是战时的残余,主要在地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是正确的, 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线。”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施加压力的结果。这就是说党本身是不会有官僚主义的。 　　托洛茨基作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 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 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 恰恰相反, 是从中央经过省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 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 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即一定的管理人和事的制度。党的书记把全部事务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甚至集中到书记一人手里。而为了统管一切, 书记就得为自己建立起官僚部门, 并以这个同苏维埃机构相接近的附属机构, 把自己同生气勃勃的党隔离开来, 这就使党内的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 使党的领导被他的执行机关(党委会、执行局、书记处等等) 所取代, 结果机关取代了党。所以托洛茨基认为, 党内官僚主义不是过去的古董, 而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

　　在谈到官僚化的后果时, 托洛茨基提出了引起争论的老一代人蜕化的问题。他写道: “官僚化的长期发展会造成这样一些危险: 脱离群众, 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调动的问题上, 缩小眼界, 削弱革命嗅觉, 也就是说, 或多或少使老一代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向机会主义蜕化。”

　　争论还涉及派别和小集团问题。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同意禁止派别, 但主张有组织小集团的自由。托洛茨基否认这种指责, 声明他并不主张小集团的自由。但他认为, 派别集团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 它压制批评, 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人或集体带上一顶派别活动的帽子。物极必反, 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 而后者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危险。他的说法是同12 月5 日的决议一致的: “需要党的领导机构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 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 也不要因此把那些诚诚恳恳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正因为如此, 托洛茨基认为, 派别集团光靠禁止是不行的, 关键是要消除产生派别集团的根源---官僚主义和不民主的制度, 使广大党员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可以对党内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

　　斯大林对派别集团产生的原因作了另一种解释, 他否定集团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央官僚主义制度的说法, 而把它归结为阶级的原因: 一、苏联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二、新经济政策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 资本主义思想渗入党内： 三、党内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种成分。“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①。

　　实际上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派别集团的存在, 虽然可能同一定的阶级利益有联系, 但更多的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或具体政策上的认识和方案上的差异造成的, 只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才能比较正确地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他说: “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那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 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

　　这时候, 托洛茨基并没有组织派别集团。到1923 年底, 还没有直接指责托洛茨基组织反对派集团的说法, 直到1924 年初才逐渐给托洛茨基等人上纲上线。1924 年1 月全会把托洛茨基、拉狄克、皮达可夫等正式算作“反对派”, 说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

　　“新方针”争论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经济政策问题。当时新经济政策刚刚开始不久,对于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 党的领导还不知道如何处理, 一些涉及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问题还刚刚开始研究和探讨, 所以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最多只是提出问题罢了。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托洛茨基等把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 严重威胁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远比不上在党内民主和官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那么有说服力, 那么切合苏联的实际。

　　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在苏共党史的著作中都说是一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反对托洛茨基派别集团的斗争。就发展的结果而论, 也确实如此。当时党内的多数派一开始就把党内一部分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所发表的批评意见说成是“派别活动的信号”, 继而发展到组织各种声讨会, 最后给反对派戴上“背离列宁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之类的帽子。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 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客观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

　　在列宁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 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 显然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担心的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的冲突带来的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不希望他们两人之间闹摩擦和冲突, 而希望两人能合作共事, 因此主张用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 防止党的分裂。然而, 列宁的这些嘱咐未能防止这类悲剧的出现, 竟然在列宁的最后时日掀起了冲突的第一个高潮。

　　争论是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 为的是推进党内民主。大家都说需要民主, 然而却以不民主的办法结束, 这就是列宁以后的党内生活的可悲局面。正因为缺乏正常的民主制度, 到1920 年代末斯大林可以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废除新经济政策, 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而到了1930 年代, 斯大林一人竟可以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生死。

　　列宁对这场争论持什么态度? 那时列宁在哥尔克养病, 已完全脱离政治生活, 但从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转。1923 年11 月7 日至12 月, 列宁不断浏览报纸, 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文件。1924 年1 月中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1 月17 -18 日列宁浏览报纸, 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 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 -20 日, 她给列宁读报纸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1 月19 日) 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①列宁对会议的关心, 特别是它的“激动不安”, 是值得注意的。

　　可惜的是对这种敏感的问题, 在当时的处境下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明明白白写清楚。也许可以说, 列宁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最后死亡, 是同党内斗争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的。

　　列宁逝世之后,1924 年1 月29 日,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 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②他们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02 年的秋天, 在伦敦的列宁热情地接待了第一次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 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很大的希望。克鲁普斯卡娅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以后两人间的一致和分歧, 她在列宁尸骨未寒之际, 向托洛茨基转达这个信息, 显然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 这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的简短总结!

　　1924 年9 月, 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 卷《1917 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 其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三驾马车”的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1917 年犯有错误。这是直接向“三驾马车”发出的挑战。

　　从历史学的角度, 从十月革命史的角度看, 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在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尖锐地提出十月革命中的许多关键问题, 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 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十月的教训》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托洛茨基对革命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以一贯严谨的作风, 有根有据地摆事实, 谈理论。

　　对他所作的评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 但他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伪造歪曲。此文以及他后来写就的《俄国革命史》, 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对三驾马车的直接攻击自然无法被容忍,《十月的教训》加上回忆列宁的《论列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当时叫“书面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历史问题, 实际上是现实问题, 是权力问题。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出手了, 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 斯大林扮演了温和的折衷角色, 反对“割除”的流血政策。结果以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了结。托洛茨基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在1925 年这一年, 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 参加这一派的甚至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个内部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派别, 只有两点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一个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个就是反对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托洛茨基暂时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直到1926 年初托洛茨基才下决心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 这就是有名的“托季联盟”。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联盟, 他们从过去相互攻击, 势不两立, 到联合起来, 主要的也还是两点---理论上季诺维也夫不同意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他的《列宁主义》一书坚持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 实践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同斯大林的合作, 已经看清斯大林的面目, 深知不能与此人共事。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 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这样, 托洛茨基同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 结成了为时已晚的联盟---“托季联盟”。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羽翼丰满, 在组织上严密地控制了党, 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由于长期互相攻击, 互揭老底而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揭露和批判, 还有就是他的战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布哈林就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展开的论战。就具体政策而言,“托季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都显得过左和极端。他们要求高速度工业化, 要求打击以至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和城市的耐普曼。他们把布哈林看作是“右派”, 而把斯大林看作是“中派”, 因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 把斯大林看作是可以争取的盟友。这样他们的批判方向就完全错了。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争论归争论, 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内在一致的东西。1929 年在联共4 月全会上布哈林曾列举了对他的六项指责: 11 对工业化估计不足：21 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 31 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 而指靠富农： 41 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 对富农估计不足： 51 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61 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手下的卡冈诺维奇中计回答说,“对你来说这张清单是正确的”。布哈林当即指出, 这几项指责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 十五大的政纲。这就是说,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对布哈林的指责是相同的。从后来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以及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可以看出,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尽管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从根本上说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 以致后来有人说,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同季诺维也夫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们联合得太晚了。如果在列宁逝世后他们立即联合起来, 执行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上提出的建议, 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也许会大大改观。而自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了25 万新党员以来, 党的成分大大改变, 各级机关已安插上大量斯大林的人, 整个组织系统完全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这个党已开始听命于斯大林一人。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机关”取代党本身已经成为事实。 　　1926 年10 月托洛茨基被撤消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27 年1 月被撤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1 月被开除出党, 1928 年1 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那时候还没有对反对派开杀戒, 在1920 年代对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大多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这使托洛茨基得以保全性命, 甚至随身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出境。

　　1929 年1 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 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长期流亡生活。他先后流亡土耳其(1929 -1933 年) , 法国(1933 -1935 年) , 挪威(1935 -1936 年) 等地, 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 -1940 年) 。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 一是从事著述。从1929 年至1940 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 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 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 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 记叙俄国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 解剖苏联社会和联共党的《被背叛的革命》, 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 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因遇害而未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 此外, 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通报》。二是进行组织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留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 然后逐渐扩大到国外的托派, 最后成立第四国际。在这两项工作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的著作, 包括他的历史著作和现实问题的著作。

　　托洛茨基本人是俄国许多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 又拥有大量在苏联严格保密的档案资料, 这就使他的历史著作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而他关于苏联现实问题的著作, 由于他是过来人, 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 对苏联的现实有亲身感受, 因此他的分析苏联问题的著作具有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度。他在1936 年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 对苏联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至今对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仍然有参考价值。他的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尽管笔下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 但仍然不失为一本材料相当丰富, 内容基本可信的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加上在他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 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和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 不能简单地以“反苏”、“反共”来概括, 并且应当说, 托洛茨基从来不反共, 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也没有放弃, 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他有自己的理解。

　　他对共产国际的否定有他的道理。列宁逝世之后共产国际推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把共产国际变成联共(布) 的一个支部, 变成单纯的保卫苏联的工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瞎指挥, 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凡此等等, 越演越烈。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批评是对的, 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共产国际早期的“世界革命”方针, 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方针还在列宁生前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第四国际把各国的极左分子组织在一起, 脱离时代, 脱离群众, 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 鼓吹世界革命, 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施, 他们的组织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始终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织。可以说, 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不成功的。

　　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 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 是对斯大林的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 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 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 1938 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 最后死在集中营。

　　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摆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 年5 月23 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 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 克格勃的特工, 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 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 托受致命伤, 抢救无效, 于8 月21 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30 年代大审判的子弹, 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 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 用不着“悔过”, 用不着把自己鬼化, 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 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评述: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 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 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 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 成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

　　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 年左右结束, 大约与列宁同时, 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 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 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 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 以《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 -1929 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 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最后, 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 年, 他也在身后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 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他这段话有一些判断是对的, 但不尽然。托洛茨基之所以出名, 主要是他的两段经历, 一是参加并领导了俄国的十月武装起义, 创建了红军并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这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他的功绩使他赢得了同列宁齐名的崇高地位。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 即在1917 年死去, 那么人们在历史上知道的恐怕只是一个战地记者或者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 还有就是在1905 年曾担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那时作为党派人物, 他是不足道的, 他游离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始终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多少有影响的党派---从上世纪初到1917 年, 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 不少人显然在他之上。普列汉诺夫、列宁自不用说, 像孟什维克阵营中的马尔托夫, 在理论修养方面也不在他之下。他的名声甚至未必能超过在1905 年革命期间和他一起创造“不断革命论”的帕尔乌斯。可以说, 如果没有1917 年的十月革命, 也就不会有后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历史是他同斯大林的斗争。在列宁逝世前后, 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 自此以后, 他同斯大林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 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使托洛茨基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立足之地, 把他永远革出了教门。多伊彻说得对, 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 在20 年代初去世, 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 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 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红军统帅。

　　但是他那时没有战死, 没有病逝, 这就注定了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羽翼丰满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党机关, 最后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流放到当时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图, 尔后又被驱逐出国, 成为有国难回, 有家难归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著作, 是最早出现的分析和剖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 其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使托洛茨基在理论思想领域出名的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 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后来他在《1905 年》一书中总结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写道: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 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 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 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 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 还在他统治的初期, 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 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 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 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 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 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 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 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 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简而言之, 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 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 就不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 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 从而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 孤立无援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国外, 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 才能保持政权, 坚持下去。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二月革命后列宁立即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并在八个月之后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 以无产阶级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 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确实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革命上。至于对农民作用的估计,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同列宁基本上是一致的。列宁认为, 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广大农民群众, 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则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雇农阶级。

　　他在《两种策略》中写道: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 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 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联合到自己方面来, 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①。

　　不久列宁又说: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 那么, 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 几乎是毫无希望的, 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②。在列宁生前, 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 并没有被看作异端邪说。

　　1924 年以后, 苏联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 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 在1924 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存在分歧, 分歧是从斯大林修改自己先前的观点引起的。在此之前, 斯大林本人也是认为苏联单独一国, 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次, 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的谈到“共同胜利说”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 年才公开发表, 因此不可能像斯大林所说的, 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下, 在第二国际存在一个共同胜利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斯大林对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论断的引证也是牵强附会的。列宁那里所说的仅仅是一国可以首先开始革命, 夺取政权, 而没有涉及“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为论证自己的新说法, 斯大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删除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语句③。

　　1929 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把“不断革命”论发挥成三点: 1. 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的。2. 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间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同和平改革相互交替, 经济、技术、科学、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不断革命。3. 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 但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结束。民族革命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不过这三条中只有第一条是已有的观点, 其余两条已不是原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涵了, 它们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其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倒不如像布哈林所说的, 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长入”的过程。

　　十月革命后, 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 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 客观形势就显示出, 世界革命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 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 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 需要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 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 它就不会灭亡。在20 世纪, 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一切有关预言落空。

　　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列宁也是世界革命论者, 但当他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的时候, 立即把目光转向东方, 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事情很清楚, 如果抽去了世界革命这根台柱,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无法立起来。

　　不过,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仍有可取之处。他看到了时代的发展, 各国和各地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性的经济, 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 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存在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得出结论, 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仅需要欧洲几个最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而且在此之前还必须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利用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 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专横地统治着民族市场的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1914 -1918 年的) 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现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 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 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 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行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 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①。

　　他指出苏联经济存在着一个巨大矛盾, 即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和苏联经济孤立处境之间的矛盾： 苏联工业的集中性为空前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苏联经济的孤立处境则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潜力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他说:

　　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 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他部分之外, 反而使俄国同他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①。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在20年代的争论中, 托洛茨基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鼓吹者, 经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 然而他没有看到, 在苏俄那种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 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计划经济可言的。而从30 年代开始的苏联的计划经济, 又充满了领导人的唯意志论, 一切计划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制定的计划往往朝令夕改, 数字指标任意规定和随意改变。人们在计划经济后面看到的不是严密科学的计划, 而是领袖的个人意志。正因为如此, 这种经济不可能调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 造成了经济中的极大浪费, 建设事业的严重混乱。事实证明, 计划并不是万能的, 它不能解决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 即使经济发展了, 也难以制定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的经济计划。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 是一个理论和认识的误区。在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 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然, 在宏观调节上一定程度上的计划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但像托洛茨基那样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计划经济上, 显然是不现实的。

　　工业化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 就物质条件来说, 工业化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以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的任务是在东方落后国家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的补课任务。在革命之前未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社会主义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 因此必须补课, 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托洛茨基是苏联工业化的提出者, 主张高速度发展工业, 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但是, 苏联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教训是欲速则不达。苏联30 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工业化采取了不顾苏联的国情, 盲目的高速度的工业化, 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 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但付出的代价太大, 并且其成果仅仅是国家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 而不是全面工业化, 农业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严重的抑制, 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 尽管托洛茨基可以说, 这是一面变形的镜子, 也许由他来实施情况会好一些, 但整体上未必会有大的改观。

　　至于农业集体化, 这同列宁当年所说的合作社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这实际上也是大体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看看斯大林集体化的后果就可以大致估计出托洛茨基的集体化是怎么回事了。问题在于, 在落后的苏联, 在20 年代几乎不存在富农阶级, 因为通过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 革命前的富农已经不再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所谓富农, 多半是些善于经营的基本上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中农, 甚至贫农。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程度不等的剥削, 但在量上远远没有达到革命前的富农程度。这些人的生产经营对当时城乡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20 年代末, 没有任何理由去消灭他们。列宁提倡的合作社同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 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 在这里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人。而从苏联的实践看, 集体农庄仅仅是一种为保证政府得到它所需要的农产品的连环保组织, 农民在这里除了双手以外基本上一无所有。农民, 现在叫农庄庄员, 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 没有耕种土地的自主权, 甚至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 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不能随意到城市去打工。政府也不保障他们的温饱, 对许多集体农庄, 政府只管收粮, 庄员只能靠一小块宅旁园地养活一家。至于集体化过程中大批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被当作富农流放, 农民们大量杀猪宰羊, 造成农村牲口的大量减少, 那就不必说了。其直接结果是连续两年的饥荒, 其远期后果是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 直至50 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 年的水平! 可以说, 集体化消灭的不是“富农”, 而是全体农民。如果由托洛茨基来实行集体化, 过程也许会有所不同, 例如少一些强制和暴力, 但总的情况或者方向, 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集体农庄这个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 不是一种能够解决农业问题的组织。

　　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措施。可以说, 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东西, 大体上没有违背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可惜的是托洛茨基这种教条式的坚持, 脱离了俄国的现实。他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一种倒退。因为到20 年代, 布哈林已经摆脱了左的极端主义, 开始正视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他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 反对集体化方针, 反对对农民使用强制和暴力, 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政策, 主张让农民发展自己的经济, 甚至号召他们“发财”。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保持农轻重的一定比例, 反对不顾国情的高速度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托洛茨基完全看错了人, 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斯大林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 其始作俑者乃托洛茨基! 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则给斯大林提供了反对布哈林的现成思想武器!

　　30 年代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写的论文和专著, 对苏联现实的剖析。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露, 是对“苏联学”的重大贡献, 也许可以说他是西方后来盛行的“苏联学”的开创者。他毕竟是从这个国家出去的, 他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 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知道列宁的想法, 清楚这个政权的长处和缺点, 因此, 从他的笔头出来的东西, 不像西方作家所写的那样往往给人隔靴挠痒的感觉。

　　1936 年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 》, 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 他对苏联社会所作的分析, 仍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我们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

　　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前途提出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工人推翻官僚的统治。这种结局后来并没有出现(只有波兰出现了这种结局, 但推翻以后并没有继续社会主义道路!) , 且按下不表。第二种结局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托洛茨基对第二种进程有这样一段描述:

　　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苏维埃统治阶层, 它就会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党的书记以及整个享受特权的上层中找到不少现成的奴仆。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对国家机关进行清洗, 不过资产阶级复辟所需要清除的人, 要比革命政党清除的人少。不过, 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会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要创造条件从力量单薄的集体农庄分出殷实的农场, 把富裕的集体农庄变成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 变成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部门, 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会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各‘公司’之间采取的妥协措施, 这些公司即是从工业部门的苏联官员、其流亡国外的原业主和外国资本家中产生的潜在的所有主。尽管苏维埃官僚为资产阶级复辟作了大量的准备, 但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法上, 新制度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переворот) , 而不是改良(реформа) 。

　　这段话无须解释, 人们在苏联解体时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幅图景。这里仅举一个数字。现今的俄国流行一个名词“在册权贵” (номенкратура) , 指的是苏联时期列入上级任命的各级(尤其是高级) 干部名册的党政官员, 是一般名词“官僚”的具体化。有一项资料表明, 在上世纪90 年代有75 %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 %的商业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来自这个群体的人, 在总统周围占75 % , 政府中占7413 %①。这些数字说明了苏联的某些党政干部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看看这些数字, 看看剧变的过程和剧变后的变化过程, 不能不佩服托洛茨基的预见, 或者用多伊彻的话说“先知”。

　　托洛茨基的一生是一个革命家的一生。到现在为止, 几乎所有斯大林刀下之鬼, 都由官方正式恢复了名誉(只有像叶若夫那样的刽子手除外) , 但托洛茨基并没有获得苏联当局的正式平反, 理由是他没有被正式判刑。即使如此, 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 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 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如果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话, 那么, 这个“托洛茨基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自从法西斯德国失败以来, 德国的档案已被公开, 历史学家并没有从这成堆的档案中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托洛茨基投靠德国的文件。

　　托洛茨基是悲剧人物。他参加无产阶级打天下的斗争, 舍生忘死, 起了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 但胜利后不久就有家归不得, 继续他在革命前的流亡生活。先前他是被沙皇反动政府赶出去的, 后来又被无产阶级政府驱逐出境。他在国外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反对和揭露斯大林的工作, 但他还是承认, 苏维埃政权是工人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尚未完全丧失。当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进攻的危险时, 他号召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他坚持工业化和计划经济, 主张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他的这些主张, 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 被冠之以“超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罪名。然而, 在他被驱逐出国之后, 斯大林马上放手搞起全盘集体化, 彻底剥夺农民, 实行高速工业化, 其所采取的措施, 所定的速度, 是托洛茨基本人当年也不敢设想的。

　　纵观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观点, 有几条是他始终坚持的, 这就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此, 尽管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指责甚多, 但除了世界革命, 斯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 有的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 另一种发展的选择, 但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 至于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 并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在这一点上, 托洛茨基显然落后于同时代的布哈林, 在理论方面他把布哈林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同布哈林的争论才真正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曾经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 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 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点既适用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也适用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状况相适应的, 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1920 -1930 年代苏联的社会现实还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提供充分的根据。问题还仅仅在暴露之中, 要从某些迹象中得出人们在半个多世纪后才得出的结论, 托洛茨基显然还缺乏这种“先知”的本领。不能苛求于古人, 托洛茨基毕竟是历史的人, 而不是先知。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 年第2 期）（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