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01月第1版

　　以上各章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各主要方面分别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本章的任务是把苏联解体的各种因素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以期明确：第一，苏联解体原因的几个基本方面的相互关系；第二，体制原因在苏联解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体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第一节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相互关系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深入，下面从解体原因的几个基本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对苏联解体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述。

　　一、内因与外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诸种原因的相互关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分裂活动的结果。

　　诚然，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目标。战前它们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遭到失败。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转为实行“遏制”战略，即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对抗力量”遏制苏联，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遏制”战略同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内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苏联的瓦解寄托在下几代身上，寄托在通过施加压力使苏联政策软化和变化上；后来是通过“思想接触”，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以期“有朝一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从此美国对苏政策主体转为和平演变战略。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使苏联对外开放、对内实行民主化，逐步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在对待苏维埃联盟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民主方向下的民族主义，以各种方式支持民族分离和共和国独立，以期达到肢解苏联的目的。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得逞，归根结底取决于苏联本身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上，苏联社会本身的问题是主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辅因。第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新思维之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第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政策的转变，其社会背景是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双失败，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三，广义说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在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整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此还是有警惕的。赫鲁晓夫虽然提出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但没有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勃列日涅夫对西方开展的心理战、思想战，以及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也公开进行抵制和揭露。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没有得逞。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国家利益，否定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施压下不断溃败，才导致苏联解体和剧变。第四，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是苏联模式与西方经济制度哪个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竞赛。在苏联模式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决不会得逞的，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苏联模式不适合新科技发展的要求，经济进入停滞时期，而西方市场经济适合科技革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导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二、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相互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在苏联解体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

　　（一）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任内，不等于戈有责任，更不等于是戈的责任事故，如同一个绝症病人死在一个大夫值班时间内。然而，苏联患的既不是绝症，戈也不是没有直接责任。

　　苏联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解体。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联不是不可以避免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然而，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为苏联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说，对苏联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各共和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达到共同繁荣和美好的未来而结合在一起；联盟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纽带是党的统一领导。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认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削弱党和否定党，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自行瓦解党。这一切在政治上是属于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路线错误，在关系联盟命运上搞的是挖掘联盟存在的基础和拆除联盟维系的骨架，因此对联盟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应有的斗争。虽然1922年联盟条约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但是后来退盟法又规定能否退盟必须经全民公决决定。苏联于1991年3月就联盟前途举行了全民公决，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参加全民公决，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联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利用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抛开全民公决结果，妄图通过与叶利钦等少数领导人谈判决定苏联的命运，结果不是适度分权，而是向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妥协和让步，无限度地承认共和国主权，导致联盟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在苏联解体过程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俄罗斯的态度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是权限划分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其独立决不是地方分立问题，而是联盟解体问题。发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联盟解体。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会不认识，但是思想的右倾、政治的软弱和个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统一，而是让叶利钦牵着鼻子走，一味妥协和让步，乞求保留一个总统职位。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毁了苏共和联盟岂有总书记和总统的安身之地。

　　（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因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右是“左”的反动，是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考虑，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提出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那么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名无实；苏共和联盟中央垄断权力，使共和国失去实权；各种决定权集中于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主权限于狭小范围；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中地位下降和变形，使共和国的参政议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在联盟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与分权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加之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积累了动因，提供了法律依据。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决定，造成共和国失去经济决策权；资源归属、企业隶属、产品物资和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共和国既无权也无力综合发展地区经济；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按照全国的地区专业化分工进行，造成许多共和国经济“殖民地化”，结构单一、生产落后、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建设只有一个积极性，束缚了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这一切形成了共和国经济主权要求和民族分离的历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因不是产生于体制内，而是来自体制外。生产的目的是完成国家计划，体制内没有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运行机制；产权虚位造成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来自外部动员；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竞争，阉割了体制的效率机制，形成数量型经济和耗费型经济。由此产生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碍科技进步，尤其不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导致经济发展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比例失衡，产业级次严重落后。这一切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经过长期的效率下降，最后爆发衰退性经济危机。苏联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而是危机的社会主义，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三、体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那么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特别是当这种体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与联邦制国家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时，仍不放弃它，仍不进行模式性的改革呢？这就需要对体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三个层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下面我们分别探讨这些深层次原因。

第二节 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时，一般都归结为“斯大林体制”或称苏联模式，这一模式的僵化、衰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和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解体。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向我们展示，斯大林体制或苏联模式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问题的更深层次。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却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具体说，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地、灵活地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来；第二，如何消除传统文化对新制度的影响，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与沙俄专制制度划清界限，抛弃专制主义的遗产，成为真正民主的人民政权。正是在这两方面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后来的发展和演变，成为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

　　一、理想主义：革命的激情和理论指导上的偏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同时，布尔什维克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然成为事业顺逆、成败的关键因素。

　　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理想主义。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列宁时期曾经出现过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列偏差，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体制，即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时期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随后又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不过内容是与前任不同的右的性质罢了。

　　无产阶级需要有崇高的理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蓬勃的革命激情和广大革命者的献身精神，需要有坚强的革命政党和英明的领袖，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也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都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与否。 苏联的实践表明，各个时期出现的激进情绪，特别是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和政策，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极大，影响也极为深远。这种“左”最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想主义，有的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方面的因素，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学预测给后人留下的各种想象空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的一系列要由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充实、发展、甚至修改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来源于苏联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所要具备的条件的过于简单的认识。

　　苏共及其领导人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即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从而往往低估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中间便普遍存在着一种理想、乐观情绪，希望迅速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1920年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号召、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革命的激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但过分的理想主义往往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战略选择和决策的失误，导致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盛行，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过激的政策和策略又反过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和政治冷漠心态。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特别是苏共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于盲目，认为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并能够顺利地解决资本主义未能解决的各种问题。

　　这种理想主义认识的不断发展、演变，到斯大林时期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便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上的、特别是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否定和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排斥，谈不上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社会主义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第二，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政治制度优越与现实实际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

　　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在理论指导上出现偏差，为长期坚持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为用强制手段实现最终目标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民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哪怕是强制和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制度，以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苏联后来发生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骤然间打破了多年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普遍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右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不少苏共理论家寄希望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调和与合作，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陷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在当今世界，即便不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仅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得出这种幼稚的结论。 　

　　二、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和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

　　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和对立者，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同时在俄国这样一个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 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困难更是多方面的。问题不仅有来自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颠覆，更重要的是旧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范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其中最关键的是始终贯穿于苏联领导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专制主义残余。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既来源于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也来源于对人类光辉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专制主义在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下的重现，既有客观的原因，更主要的也有主观的因素。革命前，沙皇专制政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野蛮的奴役和压迫，以暴力手段、血腥镇压来回答人民的正当要求，迫使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反动政权。革命胜利后，反动派和外国干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力反抗和武装进攻，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用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暴力又成为新生政权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显然，这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临时性的，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实施专政的主体和客体是有严格限制的，即无产阶级（而不是某个个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然而，在斯大林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这种原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针对性的专政，从适用的期限、范围到对象都不断地延长、延伸、扩大。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不得已的“暴政”，变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始终实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因为“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激烈”。专政的范围和对像，从原来的以暴力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国内一小撮反动势力以及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和渗透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扩大到对各种具体政策不满的阶层和个人以及对最高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外人士。随着权力的逐渐集中，实施专政的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逐渐转化为党内高层一小部分人、甚至是一个人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来实行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造就出不受任何制约的个人、“君主”。

　　专制主义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渗透着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位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本质上都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在这种体制下，对领袖搞个人迷信，变成了无所不能、主宰一切、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救世主”，他的威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信任，但却逐渐远离人民；党的干部和各级官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主人，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官僚主义盛行，滋生出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则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任由英明领袖和官僚阶层驱使的奴仆和实现崇高目标的工具、螺丝钉。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虽不直接涉及政权的性质，却使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蒙受损害。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热衷于搞专制的结果，当然领导人个人的品质和素质十分重要，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认识，在各种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向终极目标冲刺。列宁早就说过：“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然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了使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用不民主的、强制的、专制的方式推行各项政策，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个别社会阶层、个别个人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牺牲公民的眼前利益等等，在苏共领导人看来都是必要的、完全合理的。这样，便为专制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当把终极目标神圣化之后，为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设立的各种阶段性目标便也随之神圣化了，任何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和非常手段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专政、滥施暴力的现象。难怪苏维埃政权初期被迫实行的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国家控制政策受到布尔什维克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当时，托洛茨基大力鼓吹劳动军事化，布哈林也认为强制是必要的，提出过渡时期超经济强制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到强迫劳动，正在形成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

　　斯大林时期，强制成为尽快实现强国梦的最主要手段。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不少强迫和强制方式的偏差，而肃反扩大化、党内斗争导致的大清洗进一步使强制手段合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少数人叛国与纳粹德国合作，而对某些少数民族实行惩罚、整个民族被迁徙，更是典型的强制。尽管是在非常的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也是极为错误的，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强制、专制不仅仅只是对人们的肉体造成伤害，造成大批无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死亡，而且对人们的精神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精神文化领域的强制、专制表现为把正常的学术讨论政治化，人为地把某种学术观点、流派，甚至整个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的，进行讨伐。这种专制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研究，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和探索，从而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

　　基本政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能防止体制上可能出现的“复辟”，而任由体制上的弊病发展，必然会造成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强制、专制可以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却是以不重视、甚至剥夺个人的利益和生命为代价的。专制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以新的面貌出现，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苏联在创造了辉煌奇迹——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曾经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取得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实力，等等——的同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苏联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显然，不能因为在这种渗透专制主义残余的体制下、模式下曾经创造过无数人间奇迹、巨大成就，就肯定这种体制、模式，也不能因为苏联的种种弊病以及它最终的衰亡，就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然这是带有种种问题、矛盾和弊端的理论与实践。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问题成为后来历任苏联领导人最难处理，又不能不处理的问题。赫鲁晓夫因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曾一度引起苏联社会的震动，同时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因而受到苏共党内上层的不满，最终被赶下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斯大林问题，而使改革进程变得难以控制，最后转向右倾。可以说这本身也是专制主义的代价。

第三节 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因此苏联经济模式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制约性很强，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失败，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其经济理论的理解。苏联经济模式长期未能根本改革的深层原因在于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盛行，一方面是认识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原因，即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专制主义妨碍正常的理论和学术探讨。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苏联确定经济体制、制定对内政策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几届领导人都存在着对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认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论是苏联经济体制僵化、改革不能深入的深层原因。

　　1936年苏联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刚刚完成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隔3年（1939年）又宣布苏联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看成短暂的过渡时期，忘记了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社会主义面临充分发展生产力的长期任务，不仅在生产总量而且在生产效率上、不仅在综合国力而且在人民生活水平上都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才可能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则还要创造更高的条件。这种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混淆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的区别。这种超越发展阶段思想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和“自动适应生产力”，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和否定市场调节，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逻辑起点。

　　赫鲁晓夫虽然具有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勇气，但对其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仅没有批判，反而比之走得更远。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又提出，要“在20年内（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的这种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使其经济改革政策前后矛盾：在农业体制上，取消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却又限制个人副业，合并集体农庄；在分配体制上，既加强物质刺激，又缩小工资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基金；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一方面支持“利别尔曼建议”，强调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说“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将过时和消亡。”

　　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将社会主义划分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认为60年代末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勃的“两个阶段”说比前任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更现实一些，并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推迟了，但是仍然认为自己执政的时期苏联已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样，勃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左倾教条的束缚。发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与进行某种“后退”意味的改革不相容的，至少是不能退得太远，这便使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相反，后来还批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陷入困境。

　　从经济方面看，社会发展阶段本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因此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既看生产关系的状况，又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由于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因此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更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违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根据生产关系的状况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甚至为了达到某一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惜超越生产力水平搞生产关系的强行升级和过渡。这种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革命论，是经济体制左倾教条的思想根源，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教条主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有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前者是高级形式，后者是低级形式；公民个人所拥有的仅是家庭副业和个人财产。于是形成了传统所有制理论的基本框架，认为只有公有制形式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非公有制形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其发展趋势是将被消灭。 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却没有多少松动，不仅继续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而且在50年代末宣布苏联进入“全民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反而搞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使个体经济残余逐渐被消灭。

　　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使两种公有制形式相接近（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苏联学者阿·科瓦廖夫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说：“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完全地普遍地消除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残余”。“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经济特点中，应该指出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接近不断加快，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不断加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这样，斯大林之后到80年代初苏联的所有制理论，不仅没有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矛盾而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单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教条。

　　可见，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使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长期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纯度和国有化高度，这种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必然要求国家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所有制理论发展的反改革趋向，必然从根基上制约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深度，使其难以发生模式性变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里马克思所指的经济痕迹也应包括所有制方面的痕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不应追求纯公有和高国有，而应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现代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都有两重性，其一些属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些属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根据它们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利弊决定它们的取舍和比例，而不应不加分析地对某种所有制形式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苏联长期追求纯公有和高国有，所有制形式基本没有改革，其深刻原因是违背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只是“扬弃”的辩证观点，不管所有制形式对生产力的实际作用如何，死守前人信条的教条主义登峰造极。

　　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教条主义

　　苏联经济体制中的教条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苏联经济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思想和认识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商品生产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经济不再是商品经济，而是以直接产品交换为特征的有计划的社会产品经济。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马恩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马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而是必须利用这种关系。但是他仍然把商品货币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认为它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只有个体农民和私人工商业者的产品是商品，而国营企业的产品不是商品。列宁曾明确指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 因此，列宁既没有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也没有肯定它是社会主义一切产品的属性。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曾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践失败使他改变了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尝试，第一次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将长期存在”的理论观点，指出：“货币还要保留很久，直到完成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止。” 应该肯定，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是前进了。但是，他仍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产品的普遍商品性质。这种局限性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十分明显。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特种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之间，不适用于国营企业之间；商品的概念只适用于消费品，不适用于生产资料；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调节生产的是有计划发展规律。这表明，斯大林直到晚年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他的“特种商品生产论”、“商品外壳论”和“扩大产品交换范围论”，仍然体现着产品经济的思想。

　　斯大林之后，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时期，苏联理论界对商品货币关系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探讨又有新的进展。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摒弃把商品生产看作“资本主义残余”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不是商品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仅是一种形式或计算工具的观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生产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 这些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提高到了崭新的阶段。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它实质上是直接的社会主义计划生产，是计划经济，而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后来受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影响，讨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这样，教条主义导致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不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四、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条主义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苏联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促进了重工业的神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消费品生产的严重落后。两者的脱离最终导致整个生产速度下降和衰退。这是苏联领导人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实施的结果。

　　传统理论认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更快地增长。这一理论只强调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数量相对增加的影响，而没有指出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因此它只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总的趋势，而没有指出这种优先增长的“程度”的变化趋势。换言之，技术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越小，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越大，则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程度就应越小。

　　根据这一分析，应该说在工业化时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客观依据的，因为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而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特点正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特别是战后依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是教条主义的。首先，工业化之后技术进步的特点，已从主要是以机械劳动取代手工劳动，转为主要是大机器生产和机器体系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由主要是机器数量的增加转为主要是机器效率的提高。其次，加工工艺的改进，特别是广泛采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工艺，以及用人工合成材料替代，使产品的材料消耗率不断降低。第三，固定基金再生产从外延型转为内涵型，企业新建比重下降，技术改造比重上升，土建费用比重下降，设备费用比重上升，使形成单位生产能力的投资耗量减少。第四，产业结构发生有利变化，工业化时期主要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采掘、冶金、机械、铁路等），形成“原始”工业群，工业化后发展的重心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又朝着技术含量高和附加价值大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固定基金占用率和材料消耗率下降的可能，从而出现了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速度相接近的趋势。

　　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没有及时认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马林科夫当政时，面对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曾提出采取加速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政策。结果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判，1955年1月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认为轻工业可以优先发展，“这是极其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是右倾的再现，是李可夫、布哈林之流当年所鼓吹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再现。”

　　直到70年代提出全面集约化方针之后，苏联理论界才提出关于集约化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国民经济计划也规定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甲类工业。但是，由于政策措施不得力，体制阻碍科技进步，经济军事化格局制约，以及产业政策重心没有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结果甲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高比重一直没有改变。消费品生产依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品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人民心目中折射为制度的反差，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

第四节 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戈尔巴乔夫推行崇尚西方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促发苏联社会剧变，引起过去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大爆发，导致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这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过去潜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迅速泛起，而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恶性膨胀，对多民族国家统一构成严重威胁。

　　关于如何认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国家统一产生什么样影响的问题，列宁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上就分成为两类民族：一类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成为奴役其他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压迫民族；另一类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就成为被压迫和奴役的被压迫民族。在沙俄帝国时代，大俄罗斯民族是压迫和奴役其他众多弱小民族的压迫民族，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支配着沙皇政府的民族政策，因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为沙皇专制制度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服务的工具，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民族沙文主义。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则是由于过去遭受沉重压迫，没有摆脱过去的民族耻辱感，而对大俄罗斯民族不信任和猜疑，要求民族分离和民族独立自主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建立过程中，列宁曾多次指出沙皇政府对其他弱小民族的殖民统治在俄罗斯民族中间造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看不起其他民族，认为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统统是落后的“异族”人，理应从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因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各民族团结、联合和实现各民族平等联合的主要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列宁坚持过去遭受压迫和岐视的非俄罗斯民族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和其他形式的民族自治实体，其目的之一就在于消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尽快实现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国家。

　　可是列宁过世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违背列宁这一教导，不仅不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而继承沙俄帝国意识，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认为在苏联民族关系中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从30年代起斗争矛头对准地方民族主义。诸如在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讲话提出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上有人提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还是地方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的问题，这是毫无意义的空泛议论，因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表现，“现在放弃同乌克兰民族主义作斗争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就成为主要危险”。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要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它妨碍各民族的日益接近。1963年6月，苏共中央《关于党的思想工作当前任务的决议》更加明确地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是要反对非俄罗斯共和国中出现的“民族特殊性和局限性的倾向”。1972年8月，苏共中央《关于塔什干市党组织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经济教育的决议》尖锐地批评乌兹别克共和国出现的地方民族主义，指责该共和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片面地评价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些事件和历史人物”，“美化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同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纪念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提出“民族主义是与地方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本民族的特点，要求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利益，因此要同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1982年12月，安德罗波夫在纪念苏联成立6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闭关自守”。在地方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从30年代起，斯大林借口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迫害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流放十几个弱小民族的几百万居民，反对和迫害许多犹太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幌子下，接连不断地清洗与迫害少数民族共和国干部，批判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求扩大民族自主权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镇压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反对俄罗斯化的群众活动。长期以来，苏联当局把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作为斗争和打击的对象，不仅严重伤害了广大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离心倾向，而且助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膨胀，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火种。

　　正是从30年代起，由于历届苏联领导人背离列宁关于沙俄帝国是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苏联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险的教导，竭力维护大俄罗斯人的主体大民族的特殊地位，致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诸如其一，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公开为沙皇侵吞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辩护。斯大林批评恩格斯谴责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是夸大其词；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历史学家竭力颂扬沙俄帝国时代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政策，说什么18世纪末沙皇军队解放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19世纪沙皇军队把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从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中亚地区各民族带去了“文明和进步”。其二，确定俄罗斯为领导和主导民族的地位。斯大林宣称俄罗斯是苏联公认的领导民族，它领导其他民族战胜了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提出少数民族应高呼俄罗斯民族为“母亲”，因为俄罗斯民族领导其他民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其三，俄罗斯人占据联盟中央的领导地位，主宰着其他民族的命运。在数十年中，俄罗斯人一直在联盟中央党政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并由苏共中央和联盟政府委派许多俄罗斯人到其他共和国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对少数民族实行监督和控制。其四，苏联仍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从法律形式上看，其他十四个少数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同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它们的地位仅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边疆区和州的地位，俄罗斯处于中央领导地位，而其他共和国则处于附属地位，苏联仍然继承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沙俄帝国传统。其五，把苏联的建立和发展的成就归功于俄罗斯，贬低其他民族的贡献。斯大林宣布俄罗斯民族领导其他民族打败了法西斯并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认为俄罗斯人对苏联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其他民族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抹杀其他民族对国家和俄罗斯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六，强制推广俄语，旨在实现俄罗斯化。苏联党和政府颁布决议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学习俄语，在共和国普通中小学、中等专业和高等专业学校规定开设俄语必修课；多次召开全苏俄语教学和实践学术会议，为推广俄语制造理论根据，大造社会舆论。戈尔巴乔夫虽然积极倡导改革，但他也没有摆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在苏共中央关于民族政策纲领中仍然维护俄罗斯人的特殊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在过去近70年中，苏联当局仍然没有摆脱沙俄帝国意识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俄罗斯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其他众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处在附属的次等民族的地位，社会还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岐视现象。其结果，作为“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普遍存在，诸如在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时而出现诗人、作家、学者撰文歌颂本民族过去的独立历史，时而发生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活动，甚至有人提出要摆脱联盟中央控制而成为独立国家。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除列宁在苏联建立过程中公开批评和谴责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外，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不仅不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而竭力纵容理论界和历史学家颂扬沙俄帝国征服其他民族的历史。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从列宁过世后从没有任何一位苏联党政领导人因为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被批评，更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因为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错误受到批判或惩罚；而相反，有成千上万非俄罗斯民族的领导人因为犯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过”受到批判和迫害，还有更多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公民因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或要求维护民族独立自主权、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遭到镇压。这种极不公正的现象导致民族关系变形，加深了少数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隔阂，激起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

　　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导致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展开一场争夺国家主权的大战。在这场主权大战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恶性发作，带头向联盟中央索取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宣布俄罗斯联邦为独立主权国家。如果说其他共和国属于非主体民族和非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可以通过扩大加盟共和国主权的方式得以解决的话，那么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仅仅是扩权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叶利钦既是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又是新形势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他们的宗旨是由俄罗斯取代苏联的地位，由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的职位，恢复昔日的俄罗斯帝国。

　　综上所述，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在戈前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的根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摧毁力量。

第五节 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

　　从对苏联各个时期对外关系指导思想和实践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 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大国主义、沙文主义乃至霸权主义逐渐成为贯穿苏联对外政策的一根主线（至于苏共对兄弟党的不平等政策则要早得多）。正是这种霸权主义性质及其种种具体表现，在国家外部环境、国内建设和思想、制度变迁等等方面，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称为奉行和平外交、坚持平等和独立自主原则的国家如何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如何会把追求霸权作为自己对外活动的总目标的呢？换句话说，驱动这种追求的利益需求是什么？

　　苏联作为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又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国家，与其他霸权主义国家不同，它在海外的活动并不以控制资源和市场为最高目标。无论是它参加军备竞赛、实行集团对抗也好，推广其社会主义模式、试图控制和领导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罢，都是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以遏制、削弱帝国主义阵地，扩大苏联式社会主义影响、最终达到以这种模式完全战胜帝国主义为宗旨的。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形态追求一直是苏联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也构成了苏联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核心。这里绝不是指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指苏联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步演化为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 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念看世界可能是每个人、每个国家无法避免的规律，国家统治集团对事物的认识、信仰和价值观必然要反映于其执行的政策中，正因为此，意识形态在一国、首先是大国的外交战略中有形或无形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主观性，即统治集团通过自己思想的显微镜看待世界，根据与自己意识形态的亲疏决定对敌我友的判断亦要在对外政策中反映出来。不同思想观念的矛盾、斗争也必然成为国际舞台活动的一部分。

　　然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则不仅指把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外交活动的首要内容，更主要的是说国家领导集团力图通过对外政策向其他国家推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发挥其示范作用。意欲发挥意识形态的传导性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该意识形态的载体──国家自认为是人类文明最优秀的代表、自认为赋有拯救和改造世界的“天赋神职”。这种“使命感”既出自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信念，更源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特别是当这些思想与本国（民族）文化观结合和相通时。

　　众所周知，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确信自己是唯一能体现神的意旨的，并为自己规定了感化天下众生的使命。在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中，西方文明的扩张就是一个重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明确地表现出了以美国生活方式统一世界的企图。作为基督教一支的东正教同样具有这种“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布道”精神和使命感。这里已不是指宗教教义本身，而是说在俄罗斯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精神，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这也许是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最相通、最有血缘关系的部分。

　　俄国的救世主思想集中体现为15世纪俄东正教提出的“第三罗马帝国”的理论。它认为，在东正教的拜占庭（第二罗马）灭亡后，俄罗斯人成为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上帝意志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俄罗斯现在应该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和世界性的国家（第三罗马）；俄罗斯人的责任是取代那些曾经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民族，展示得到神启示的灵魂，拯救已经腐朽、没落的欧洲和世界，而俄国沙皇也将因为一切基督教国家统一于俄国，而成为全部基督教国家的皇帝。现在人们熟悉的俄国国徽中的双头鹰也正是根据这种思想从拜占廷移植过来的。

　　始于俄罗斯统一进程中的使命意识到彼得改革后得到进一步加强。由此时开始的俄国西方化变革引发了外来文明与“土著”文明的矛盾，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到国家安全，俄国人直接感受到了西方的威胁。特殊的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以及俄国一些思想家对西方社会弊病的洞悉，既产生了保护本土文明的“爱国主义”情调，又不断强化了俄国的救世主责任感：“我们负有使命去在无数的问题上指教欧洲，没有我们的这些指教，他们不会弄明白这些问题。会有一天，我们将像我们已是欧洲的政治中心一样，成为欧洲的思想中心”。19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更是集中在对外政策上展现了以东正教和俄国精神“解放”欧洲、首先是近东斯拉夫人的思想。其代表人物达尼列夫斯基 认为，如果不把全部斯拉夫世界包含在俄罗斯文化中，俄罗斯就会失去其生存的根基。他在分析了世界十种文化形态后断定，西欧的罗马－日尔曼文明已到灭亡的最后阶段，而斯拉夫文化则处在灿烂的未来的开端。因此，作为斯拉夫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俄罗斯负有使欧洲摆脱西方文明罪辜的重任。这是俄国的政治天命、道德权力和义务。而且，由于俄国独特的内部气质，它在历史上应该获得的位置不是在欧洲仅成为一般的大国，而必须把自己放在各国之首。

　　可见，建立反西方的“第三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既是抗击西方文化侵略的盾，也构成了大俄罗斯主义扩张的剑。它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位俄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想。与世界强国的躯壳相应的有思想上的俄罗斯救世说。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思想，无论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群众的‘大国’心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不是在俄国产生的，但任何思想的学习和传播者都必然要受到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都无可避免地要到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这在俄国也不例外。可以说，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俄国“根”、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继承而来的对西方的排斥，以及从西方学习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俄国后来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并最终导致了试图利用俄罗斯文明中的某些“优势”，跳过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问题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是否有辩证、批判的态度。我们在“历史篇”中已经指出，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恰恰忘记了列宁多次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警告，而逐渐地把这部分“遗产”继承、发挥下来。首先，在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在与敌视的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吸取了俄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传统（包括沙文主义的）；其次，苏联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诸如世界革命一盘棋、统一行动、支援世界革命等理论又赋予了其原来救世主意识以新的理论概念；再次，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多民族联合形式构成了支撑霸权主义的制度保证（其实，早在菲洛费伊 的思想中，俄罗斯的宗教使命就是与俄罗斯国家的统治效率─集权和力量强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上述主观条件在斯大林后期就已成熟，并在一些实践中表现出来。经过赫鲁晓夫的丰富、完善，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具备了加强和实现霸权欲望的物质基础──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和在一定时期内表现非凡的建设成就，世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得以最终形成。就这样，苏联对外政策从社会主义演变为霸权主义的性质。控制世界的欲望不仅是民族利益的需要，而且披上了“天赋权力”的袈裟。与“第三罗马”思想不同的只是东正教的意识形态替换为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拯救斯拉夫人的旗号变成了解放全人类的“使命”； 达尼列夫斯基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联盟的计划改为组成“苏联人民”式的人类共同体。恩格斯曾特别有预见地强调：“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就必定要拜倒在沙皇的脚下。”这即是说，俄国只要继承其文明中的“救世主思想”，就肯定走向霸权主义。

　　苏联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这不仅包括苏联理解的社会主义，还有俄国的“特殊”作用）化使得：

　　第一，由于相同、而又相对立的文化遗产、价值观念和使命意识，苏联最终与帝国主义的美国走到了一起，开始针锋相对的争夺和对抗。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霸既恶化了国际环境，又削弱了苏联的国内基础，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二，意识形态的信仰、建立新世界的使命与救世主的精神相结合，固化为一种思维、行为的定式。意识形态融合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显微镜也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化身。在苏联的辞典中，革命利益就等于国家利益，干涉他国事务、输出革命、军备竞赛、地区扩张等等都自然地被认为是国家利益、革命利益的需要。所以，在戈尔巴乔夫以前，苏联对外政策理论、思想与原则从未进行根本、彻底的反思，苏联从不承认其对外政策的霸权主义性质，领导集团、知识精英、政府部门等等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实施的阶层始终意识不到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错误，当然也谈不上进行修改。

　　第三，正因为意识形态与一般国家利益（安全、苏联的国际地位、传统影响等）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一旦戈尔巴乔夫试图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标准，原来的外交理论体系即刻陷入混乱，并导致在与西方关系中全面退却，甚至放弃正常的国家利益。当年许多外交实践（组成与西方对抗的集团、出兵阿富汗等）就是在保证苏联安全、维护社会主义“正统性”、防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旗号下实施的。只要修改意识形态，这些行动的理由立刻就不存在，苏联必然要从这些阵地退却下来。 综上所述，在不正确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错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以及由其指导的霸权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对外关系方面的深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