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01月第1版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体制“根本改革”的空转和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之争提供了条件。在这场斗争中，戈尔巴乔夫缺乏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是支持政府提出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而是支持反对派提出的蛊惑人心的“500天计划”，使经济改革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戈尔巴乔夫丧失原则性的后果是经济改革的方向发生右转，开始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导致社会主义凝聚力的丧失。

　　一、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之争

　　（一）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政府纲领

　　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使1987年六月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根本改革”被中断，而且造成社会动荡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89年是戈执政以来经济最糟糕的一年，生产停滞，消费品空前短缺，财政巨额赤字，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不平衡，外债规模庞大。为了扭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1989年底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制订的经济健康化计划。计划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2年），实行一整套扭转经济形势的重大措施，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第二阶段（1993－1995年），主要解决改革的任务，建立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新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实现财政健康化和消费市场正常化，并把1990年作为转变经济形势的关键性一年。然而，1990年第一季度执行结果，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社会生产总指标和主要经济部门的生产均滑为负增长，消费市场供需缺口继续扩大，预算支出比预算收入仍在超前增长，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外贸下降而逆差增大，整个经济陷入空前衰退的危机之中。苏联领导人认为，社会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旧的经济体制已失去生命力，为了走出困谷必须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1990年5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提出了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整个过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底以前），形成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第二阶段（1991－1992年），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大步骤和措施，包括改革价格形成，实行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统一税收制度，进行信贷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调整生产结构，改善消费市场状况。第三阶段（1993－1995年）,加速市场机制运转。进一步减少行政限制，加强竞争，实行积极的反垄断政策，加强经济刺激因素，建立新的合理的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和摆脱危机创造现实基础。

　　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标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1987年六月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根本改革”，没有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但从改革的内容看，所要建立的实际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经济健康化计划提出的“计划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但仍没有明确两者的主次关系。“可调节市场经济”则明确指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节。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说，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是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最大的转折”。

　　可调节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形成包括各种市场的市场体系。（1）消费市场。苏联的消费市场早已存在，现实的问题是采取措施使市场充满商品。（2）生产资料市场。主要是减少国家订货，发展生产资料批发贸易。（3）金融市场。建立两级银行体制，发展资金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4）投资市场。改变投资来源，通过市场筹集建设资金；减少国家订货，通过市场进行发包和承包；实现建筑产品商品化。（5）劳动市场。承认劳动雇佣；实行居住自由和发展住房市场，保证有效就业。（6）科技成果市场。承认科技产品的商品性，科技立项从计划规定改由使用单位订货，科技经费从预算拨款改由使用单位提供。（7）外汇市场。实行企业外汇留成，建立外汇拍卖市场，长远目标实现卢布可兑换。

　　可调节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实行国家所有制非集中化和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同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企业仍保持国家所有和直接管理。非国有化的规模将达到国有资产的60%，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将减少到约占30%。（2）集体所有制将成为新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将发生根本变化，远远超出通常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而主要是由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和企业横向经济联合而产生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形式（包括股份公司所有制）。（3）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中确认劳动者个人股份，即个人对集体财产的贡献。它是企业剩余利润的资本化和个有化。（4）实行所有制形式多样化。

　　价格改革是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环节。苏联现行价格既不反映真正的生产费用，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更不反映世界价格水平，总之不反映任何一个经济范畴。为了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拟从两方面进行价格改革。第一步是对整个价格体系进行一次全面修订。包括：调整工业品批发价格，平均提高46％；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上年提高粮食采购价格1倍的基础上，1991年再普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55%；提高消费品零售价格和服务费率，其中食品零售价格平均提高1倍，某些非食品消费品价格提高20～50%，服务费率提高50～70%。通过上述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价格扭曲和比例失调。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在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要把固定价格、调节价格和自由价格灵活地结合起来，实行三重价格体制。随着市场关系的建立和市场的充实，国家控制价格的比重将逐步减少，自由价格形成逐步扩大，最终过渡到由市场定价。

　　社会保障与市场关系和国家调节相并列，构成可调节市场经济的三大组成部分。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多方面内容，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保障内容之外，与可调节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因零售价格一次性调整而进行的补偿，拟将提价收入的70%用于对居民补偿；（2）因采用自由价格和调节价格引起的经常性通货膨胀而进行的补贴，拟实行居民收入指数化；（3）出于社会公正的劳动就业保障。

　　在可调节市场经济下，国家调节的形式、内容和手段将发生重要变化。国家调节的形式将分为信息性调节、间接调节和直接调节。对社会生产总量、速度和比例，以及企业的基本生产，国家计划将从指令性的变为信息性的，计划的实现将从靠行政手段直接调节改为以经济手段间接调节，直接调节只保留对重要产品的国家订货和某些资源的国家集中分配。国家计划的重点从规定社会再生产任务转为解决战略性任务，包括实现重大科技纲要、实现结构政策、发展基础设施、恢复资源、制订财政信贷政策、稳定货币流通、实施自然保护措施和人的社会保障，等等。与此同时，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政府提出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时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这一方案不是“完善计划制度”，有的又批评这一方案“不够大胆”。特别是改革方案中关于一次性大幅度提高消费品价格的措施引发了莫斯科等城市的大规模抢购风潮，市场形势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责成政府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经济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在9月1日前提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修改方案。

　　（二）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

　　在政府方案修改的过程中，叶利钦炮制了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提出要在俄联邦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1990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领导的专家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

　　“500天计划”主张对国有资产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除军工企业、核工业和天然垄断部门的企业仍属联盟所有外，其他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都应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联盟负责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改组为跨共和国股份公司；地方负责商业、服务业、农业、公共事业和汽车运输业企业，以及小型工业企业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租赁、赎买、出售和改组为合作社。

　　“500天计划”主张把苏联国家银行系统改造为由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央银行组成的联邦储备系统。央行地位独立，不再隶属于政府，而向议会负责；职能不再是计划分配信贷资源，而是调节货币总量。国家专业银行将改造为商业股份银行。利率将放开。发展外汇市场，外汇牌价和买卖自由。在财政方面，将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增收节支，平衡预算。实行税收单轨制，共和国领土上的企业只向共和国和地方预算纳税，共和国依据授予联盟的职能和需要向联盟预算进行再缴纳。 “500天计划”反对以行政手段提价，而主张分阶段放开价格。首先将属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100～150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冻结；然后从属于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非必需品开始，逐步放开零售商品价格；最后除对最必需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保持国家控制外，其余绝大部分商品均实行自由价格。同时，开放国内市场。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分配方式和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工资将真正取决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财产收入将在居民收入总额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谁也不领导谁，谁也不指挥谁”。“500天计划”主张尊重各共和国的主权宣言，经济改革不再按中央命令进行，而由共和国（地方政府）决定和规划，自己决定私有化的方式，调节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寻找土地改革和住房改革的途径，确定社会保障制度。共和国独立形成自己的预算，规定主要税收的税率和向联盟再缴纳的数额。与联盟中央划分国有资产。联盟中央的经济权力，应是各主权共和国所授权力的总和。 “500天计划”把向市场经济过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头100天（1990年10月1日～1991年初），为非常措施计划阶段。主要任务是，宣布实施改革的基本立法文件，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登记和出售国有资产，进行土地改革；压缩国家预算赤字；将苏联国家银行系统改造为由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央银行组成的联邦储备系统，将国家专业银行改造为商业股份银行；统一卢布汇率，禁止一切外汇买卖。

　　第二阶段（即第101天～第250天），为价格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限制阶段。500天计划反对集中提价，而主张分阶段放开价格，并通过严格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实行居民收入指数化。在这一阶段，将继续实行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和小企业的赎买与出售，完成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

　　第三阶段（即第251天～第400天），为稳定市场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价格改革，实现消费市场的正常化；发展外汇市场，实现卢布的国内可兑换；继续进行所有制改造，使工业固定资产的40%，建筑业和汽车运输业资产的50%、商业服务业资产的60%实现私有化。

　　第四阶段（即第401天～第500天），为经济振兴阶段。在这一阶段开始时，应已形成理顺的价格、平衡的预算、现代的银行系统和外汇市场，应出现明显的经营积极性，首先是轻工、食品、农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到500天结束时，70%的工业企业、90%的建筑业和商业企业，不再属于国家所有。

　　（三）折中的总统方案

　　1990年9月10～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会上出现了“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方案之争。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作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报告，阐述了政府在5月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修改方案──《苏联政府关于形成可调节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制的纲领》的原则立场。报告指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向可调节的和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政府既坚持制订一个彻底而温和的过渡方案，同时又修改和发展了5月方案的内容。政府方案把承认建立在联盟和共和国权能最佳分工基础上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形成全苏统一市场和保证各种所有制切实平等，作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三项基本原则。政府坚持自己纲领中与“500天计划”的一系列原则区别。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两次讲话，表示他本人“更欣赏沙塔林的计划”。9月16日莫斯科数万人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500天”市场经济计划，反对政府制订的市场经济计划，要求雷日科夫下台。9月17日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宣布，俄罗斯联邦从10月1日起开始执行“500天计划”。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关于《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决议，决定组成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小组，在两方案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统一方案。

　　1990年10月19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作为统一方案的“总统方案”。

　　二、两方案的原则区别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所作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报告中，阐述了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一系列原则区别。第一，政府纲领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只能是渐进的，而沙塔林计划认为在一年至一年半期间内就可建立起带有全部特征的市场经济。政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实现这一过渡在其他国家都是经历了几十年时间。第二，政府纲领提出，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必需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此决定把1991年的预算赤字压缩到250～300亿卢布；而“500计划”认为到1991年3月就可实现无赤字预算，政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三，政府纲领主张以“先调后放”的途径实现价格改革；而“500天计划”主张从1991年1月1日起逐步放开价格，政府认为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第四，“500天计划”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实行土地改革；政府认为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对实行私有化，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反对用农户经济取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张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户经济、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合理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经济模式。第五，在引进外资上，政府主张主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赞成过多吸引外资用于目前消费。第六，政府把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居民社会保障作为自己纲领的重要部分，对居民在价格改革中的损失予以充分地补偿，并注意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而“500天计划”在这方面没有切实的保证。第七，政府认为必须有全联盟统一预算，税收来自双重渠道，中央占22%，共和国占23%；而沙塔林的“500天计划”主张取消联盟预算和税收。

　　综上所述，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原则区别，既是目标模式性的，也是过渡战略性的；既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制度，又关系到国家的组织结构。政府纲领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500天计划”主张采取“休克性”立即进入的方式、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纲领坚持要把承认共和国经济主权与形成全苏统一市场和加深一体化结合起来，联盟应有独立的税收来源；“500天计划”主张联盟的职能取决于共和国的授权，经济来源取决于共和国的再缴纳。

　　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实质是政治斗争，是叶利钦等人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500天计划”是叶利钦反对“政府纲领”的旗帜，然而只要冷静思考就不难发现“在500天的时间里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不过是天方夜谭的神话。叶利钦利用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和渴望迅速改变经济现状的愿望，提出这种蛊惑人心的纲领和口号，其目的就是故意与联盟中央唱对台戏，争取群众，争夺对改革的领导权，从而争夺对国家的整个领导权。戈尔巴乔夫不是不知道短短的500天决不可能孕育出一个市场经济，但还是偏爱500天计划比政府纲领在目标上更明确，殊不知500天计划的目标只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别有用心的口号；戈尔巴乔夫对这场斗争的实质不会不清楚，然而他作为苏联总统，不支持联盟中央政府，却一味奉承叶利钦的蛊惑人心的纲领，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天真和无能，而且是政治上的愚蠢和软弱，其严重后果是不仅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且意味着以戈氏为首的联盟中央已无力领导整个国家。

　　叶利钦同联盟中央的斗争是在政治、经济和国家结构三条战线上展开的，在经济上叶利钦等人的重要目标就是阻挠政府方案的实施，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以便在乱中取胜。而联盟中央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必需扭转经济的危机形势，这就要求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实现经济改革。为此，雷日科夫1990年在向第四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作《稳定经济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报告时指出，把苏联从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出路，是向可调节的和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而确保改革成功的条件是：第一，把改革与经济稳定和发展结合起来；第二，维护和恢复经济秩序，保持现有生产不能中断；第三，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这三个条件得不到保证，全国就会出现混乱，经济改革就会失败。戈尔巴乔夫无视这些条件对改革和联盟地位的生命攸关性，不仅没有采取坚决措施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而且在反对派以改革方案之争的形式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丧失立场，专司折中和妥协。

　　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折中和妥协并没有换来反对派的让步。在总统方案提出以后，叶利钦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指责戈“没有遵守”只支持沙塔林计划的诺言，认为总统方案“机械地把政府纲领和沙塔林计划合成一体”，企图“保持行政官僚主义体制”，实施这一计划“会导致一场灾难”，用不了半年时间人们就会相信这个纲领是错误的。因此，决定从1990年11月1日起俄罗斯独自实行“500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方案事实上已成为一纸空文。叶利钦的破坏和戈尔巴乔夫的妥协，共同造成改革无法进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出现战后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下降2%、4%和1.2%。与此同时，财政赤字连年上升，内外债务不断增大，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整个经济陷入深刻危机之中，联盟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大大削弱。

　　政府方案与500天计划的原则区别，不仅意味着两种经济体制的选择，而且代表着两种经济制度的较量。在所有制改革上，政府方案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500天计划”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在当时的条件和人们的认识下，毫无疑义是代表着两种改革目标模式和走向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戈尔巴乔夫否定政府方案，支持500天计划，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作为苏联总统，持这种改革态度，其政治效应等于公开宣布在苏联社会主义已不适用，应该走向资本主义。然而正是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使各加盟共和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国家。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否定联盟形成的初始理由和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基础，就是在削弱和否定联盟。

　　三、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之争——戈氏错误的重演

　　l990年苏联出现战后第一次衰退性经济危机，l99l年第一季度经济危机向全面化和深刻化发展，危机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生产负增长幅度急剧加深。同时，族际冲突、工人罢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紊乱。在经济、财政、社会政治全面危机，而现行机制已无法有效运转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于1991年4月提出了《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使国家经济摆脱危机的联合行动纲领》，简称《反危机纲领》。

　　苏联政府认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必须坚持根本的经济改革，走“建立崭新的生产关系体系、建立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建立法制民主国家、建立主权共和国革新联盟的道路”。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政治局势和恢复经济秩序。

　　反危机纲领的政策措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稳定政治局势的措施，包括4项：（l）维护国体，维护和革新联盟；（2）恢复行政权力，严格行政纵向隶属关系；（3）制止和解决民族冲突；（4）暂时禁止罢工、集会和其他不利于国家局势稳定的政治行动。

　　另一类是稳定经济形势和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措施，包括8项：（l）恢复被破坏的经济联系。要求各共和国无条件屐行与联盟签订的1991年经济协定，取消妨碍商品流通的行政决定，保证无条件完成国家定货，保证基础工业部门、动力系统、邮电和运输部门不间断地工作。（2）克服食品危机，稳定消费市扬。纲领规定必须及时充分履行供应食品和农产原料的经济协定，对农用重要物资实行特殊供应制度，解决新条件下的工农产品等价交换问题。（3）实现财政和货币流通健康化。要求各共和国按规定向联盟预算和预算外稳定基金交纳款项，停止掠夺联盟财政的反国家行为。确定联盟预算体制，划分联盟预算和共和国预算的收支界线。完善税收制度，用增值税取代销售税、用消费税取代营业税，使税负转向高消费者。压缩预算支出，规定预算透支限额，削减军费、生产投资和亏损补贴。建立联盟储备系统和两级银行体制，实现银行系统独立化，制订反危机信贷政策，发展金融市场。（4）改革价格形成。实行协调一致的价格政策，把自由价格、调节价格和规定价格三种形式结合起来，并逐步与世界市场价格接轨；分阶段缩小对价格的行政调节范围，并与居民社会保护措施结合起来；调节和限制垄断价格。（5）实行所有制非国家化、经济民主化和发展企业家活动。制订实施联盟和共和国的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计划，先重点搞“小私有化”，使商业、饮食和服务企业及工交建小企业脱离国家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将实行股份化和租赁。（6）放开对外经济活动。从1991年7月1日起，主权共和国可自主进行对外经济活动，出口限额和许可证将分配和转交共和国管理。在联盟和主权共和国之间分摊外债，向卢布可兑换过渡,引进外资重点转向直接投资。（7）居民社会保护措施。（8）科技进步。

　　在帕夫洛夫政府提出反危纲领的同时，前俄罗斯副总理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共同制订了拯救苏联经济的“哈佛计划”。反危机纲领和哈佛计划之间的不同点是：（1）虽然两个计划都提出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但反危机纲领主张保留30%的国家所有制，其余70%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而哈佛计划主张以私有制为主。（2）虽然两个计划都主张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过渡的时间和方法根本不同。反危机纲领主张保持国家经济干预，先主要制止经济滑坡，然后放宽政策和权力，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哈佛计划主张立即放弃国家经济干预，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经济。（3）反危机纲领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来摆脱危机和实现改革；哈佛计划主要是靠西方援助来解救当前的危机和改革可能引起的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需要援助总额2000亿美元,每年200～350亿美元。（4）反危机纲领把政治措施放在首位，目的是使苏联摆脱危机，保持国家现行社会制度；哈佛计划把民主改革放在中心位置，目的是使苏联变成西方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哈佛计划起草人之一费希尔说：“西方不会拿出大笔款项来换取诺言。西方将开始一个进程。我们将在进程结束后(如果是成功的)才提供大量援助，我们要拥有一个民主和资本主义国家。”

　　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的原则区别，同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原则区别极其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明确支持政府的反危机纲领，从稳定政治局势和恢复经济秩序入手，加强国家经济干预，把反危机放在首位，同时进行经济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才能使经济逐渐得到稳定。但是，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早已转到右倾立场，不可能吸取过去的教训，依然故技重演，硬说“两个纲领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应把它们对立起来”。结果表面上是继续搞折中，实质上是否定政府的反危机纲领，使其变成一纸空文。 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之争是经济改革方案之争的继续。哈佛计划一出现，总理帕夫洛夫就敏感地指出，这是反危机纲领的“影子计划”。苏议会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库切连科说：“哈佛计划在破坏人们对内阁反危机纲领的信任”。由于两个计划存在原则分歧而无法统一，因此人们联想“500天计划”曾闹得雷日科夫政府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被搁置，认为哈佛计划很可能又会闹得帕夫洛夫政府的反危机纲领遭受同样命运。戈尔巴乔夫只尚空谈，不务实际，其洞察力竟低得不如普通群众，说什么“不应把目前的局面同去年秋天各种方案交战的局面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否定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之间的原则区别，可谓用心良苦。目的是把两个计划结合成一个“总统计划”，以便提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争取巨额援助。但是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政治上的险心，没有经济上的诚意。即使从经济上看，戈尔巴乔夫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苏联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根本不具备（短期内又很难创造出）吸引西方大量贷款和投资的国内环境。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热望被泼了一瓢冷水，伦敦“7＋1”会议没有给苏联下一场美元雨。

　　帕夫洛夫政府反危机纲领受阻，使联盟中央最后一次拯救国家摆脱经济危难的努力失败。经济形势在政治动荡和经济混乱中继续恶化。1991年苏联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社会总产值下降17%，国民收入下降15%，工业产值下降7.8%。联盟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进一步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