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01月第1版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上任时国内外面临的是一个困难、复杂、积重难返和富于挑战的形势。国内，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性使问题累积越来越多，传统经济体制已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粗放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经济进入停滞时期，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形成巨大反差；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要求，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僵化的思想体系使经济和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国外，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使苏联面临严峻的挑战，军备竞赛越来越支撑不住，经济竞赛已明显失利，科技竞赛更是越来越落后。戈尔巴乔夫深深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如果戈尔巴乔夫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制订合适的改革方案，实行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苏联的改革不是不能搞好，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是不能改观，苏联的解体不是不可避免。然而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向了另一极端，初期就犯了政策性错误，后期又发展到路线性、方向性和原则性错误，结果不仅改革归于失败，而且导致苏联解体的惨痛结局。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

　　一、“新思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涵域的界定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撰写并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他说，“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这种思维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新思维在对苏联历史和现状进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阐明了对时代的看法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关于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我们在前述第二篇已作了系统的分析。正是这些弊端和矛盾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思维的提出曾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报刊称这“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但是新思维有个发展变化过程，这又决定了它的历史作用的复杂性，特别是后来在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新思维发生了原则性变化，它对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便走向了反面。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新思维没有什么错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具体操作上。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在评价“新思维”之前必须对其涵域作个界定。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因此，在分析“新思维”与“改革”的关系、“新思维”与苏联解体和剧变的关系时，必须把体现新思维的所有文件，把新思维的提出和后来的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分析。

　　其次，对“新思维”的内容和作用应一分为二，应该把对外新思维与对内的改革新思维区分开，而对改革新思维又应把前期和后期区分开。改革的新思维在前期也存在着失误，但性质与后期完全不同，后期的改革新思维已属明显的原则性错误。

　　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思维是否正确和起了什么历史作用，不仅取决于新思维的理论和政策内容，而且取决于这些理论和政策付诸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当实践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矛盾时对政策作何修改，以及最后的结局如何。

　　二、“新思维”与“改革”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基本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然后进行“改革”，最后到苏联解体终止。新思维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体现在改革的所有方面。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概括新思维的内容时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思维所包含的范围有多广呢？它实际上包含了当代所有的主要问题。”它“对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的局势作了批判性分析，制定了以改革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革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思想为基础的方针。” 新思维一书出版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指出，“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 戈氏的新思维是其改革的思想基础，戈氏的改革是其新思维的实践和体现。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有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月至1988年上半年，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并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内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一是提出“加速”经济发展战略，一是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同时还提出了外交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提出要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针对苏联经济发展出现的“停滞”趋势，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认为不良趋势加重和产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对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变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制订和实行重大的措施”，因此“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

　　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加速”战略，强调“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强调理论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必须改变过时的观念和僵化的理论原理。批判了生产关系能“自动适应”生产力，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和对商品货币关系“抱有成见”的观点。

　　“加速”战略实施后，苏联经济发展非但未能加速，反而停滞更趋严重，戈认为主要是经济体制的“障碍机制”在作怪，于是形成“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新思维。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完整构想。同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实行“三自一全”，即“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和“完全经济核算制”，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相适应，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实行大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买卖，改革价格体制、财政信贷体制和工资制度，等等。总体看，这次改革方案比过去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它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范围，实行的实质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营机制；突破了扩权让利的局限，实行的实质是企业集体承包制。在这一阶段，改革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 与此同时，为了发动改革，戈还大力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为了配合国内改革的需要，还提出了外交“新思维”。

　　第二阶段，1988年7月至1990年初，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中心内容是实行党政分开，使“全部权力归苏维埃”。

　　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方针提出以后，改革进展缓慢，阻力颇大。戈认为，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政治体制，于是提出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维”。1988年6月底7月初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使戈的思维变成党的决议，决定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会的报告和决议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并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素。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有助于激发群众的政治热情，有利于冲破传统势力的阻碍，把改革引向深入。但是，这种“大民主”式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特别是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组织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社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分化，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将矛头直接指向苏共，指向苏联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 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决定改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成为议会，把国家权力的重心从苏共转移到最高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政治体制的核心”。1989年进行了全联盟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苏共由于历史被丑化，领导的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制度遭受攻击，在选举中失利，而反对派打着改革的旗号与苏共展开夺权斗争，结果一些激进民主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当选为人民代表和议员，甚至掌握了一些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留下严重祸患。苏共交出了权力，苏维埃却没有掌握全权，国家出现“权力真空”；议会成为各种政治派别角斗的场所，社会经济政策议而不决，人民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第三阶段，1990年初至1991年“8.19”事件，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全面加速右倾。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完善社会主义”转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党的地位和作用上，放弃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制和总统制；在经济体制上，赞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家结构上，走向主权国家的革新联盟；在社会发展总目标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在总结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改革时提出，“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改革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 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和具有政党性质，导致多党制问题的提出。一些非正式组织在各种场合攻击苏共的政治领导，要求苏共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主张所有社会政治组织在宪法范围内权利平等。“跨地区代表团”成员在苏联第二次人代会上提出要修改宪法第6条，阿法纳西耶夫公开叫嚣“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实行“多党民主制”。而在民族分立主义分子掌权的立陶宛事实上已承认多党制，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6条。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苏共一党制原则。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宪法第6条。

　　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从“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转为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政体。在实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过程中，苏共的作用被削弱，反对派得以进入权力机构，新的苏维埃成为争斗的场所，不能正常发挥管理国家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把目光转向西方政体模式，提出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并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戈企图通过效仿西方三权分立政体，扩大总统权力，来推动改革、稳定形势。然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并未如愿以偿，虽然他要求授予“一切必要的权力”（包括部分立法权）的建议获得议会通过，但是遭到叶利钦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事实上拒绝执行联盟中央的决定。在苏共地位和作用不断削弱、反对派势力日益壮大、而强力措施又为“民主”所不容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实际已无力左右局势，只能玩弄权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搞平衡，以妥协求稳定和保全自己，结果在原则问题上继续向反对派步步退让。 政治上的软弱反映到经济上则是不能坚持自己的改革方针，使经济改革陷入方案之争。1987年六月全会提出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改革方案被政治改革中断之后，1990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了“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因其包含的价格改革内容引起了抢购风潮而被暂时搁置。7月，俄罗斯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形成了“政府方案”与“500天计划”的方案之争。两方案的原则区别是：前者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后者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由于戈尔巴乔夫表示“更欣赏”500天计划而使政府方案无法通过，会议决定在两方案的基础上制订一个统一的方案。10月，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作为统一方案的总统方案。总统方案虽然具有浓厚的折中性质，但仍无法执行。因为叶利钦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并决定俄罗斯独自执行“500天计划”。这场改革方案之争实质是政治斗争，是叶利钦等人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戈尔巴乔夫的莫衷一是和妥协，不仅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且意味着以戈氏为首的联盟中央已无力领导整个国家。

　　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上，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权力之争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对联盟国家的命运构成直接威胁。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把革新联盟变成了否定联盟。首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戈政治改革宣扬的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波罗的海三国产生了要求恢复独立的强烈反响。1987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发生群众集会，要求废除1939年苏德条约。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要求共和国经济完全独立。1989年7月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主权宣言”。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独立。戈在政治解决和经济封锁无效的情况下，于1990年5月24日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其次，提出“主权国家联盟”构想。1990年5月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获胜，6月12日俄人代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向联盟中央发起挑战；接着，其他共和国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也频起效尤。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认识这对联盟国家命运的严重威胁，反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肯定了戈的构想，正式提出“走向主权共和国的革新联盟”，“党执行加强各共和国主权的路线”。最后，承认共和国主权要求的全部内容。在各共和国提出主权要求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与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别是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之间，就主权的划分展开了较长时期的论战。戈尔巴乔夫抛开苏联人民，放弃就联盟前途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结果，搞“9＋1”联合声明，企图与叶利钦等少数人来决定联盟的命运。最终戈以全面妥协换来条约的草就，在准备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中，联盟中央的权力大大缩小，特别是在经济上联盟已丧失赖以独立存在的物质基础。 上述新思维关于党的地位、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和国家结构的总和，便构成了戈氏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四阶段，1991年“8.19”事件至1991年底，事变失败，苏共被强行解散，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终见结局：苏共亡党，苏联亡国。

　　在1991年8月20日正式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前夕，苏联爆发了“8.19”事变。这是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传统派力量在危急关头为挽救联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次冒险的尝试。这次事变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苏共和联盟中央，壮大了聚集在叶利钦周围的激进派和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苏共被强行解散，戈尔巴乔夫成为名义总统，事事仰息于叶利钦。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联盟条约进一步修改，联盟名存实亡。9月2－5日，苏联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肯定了“10＋1”声明，宣告苏联处于“形成国家关系新体制的过渡时期”，决定：第一，共和国自愿加入主权国家联盟，自主选择加入联盟的形式；第二，取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由共和国院和联盟院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作为过渡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第三，成立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委员会，作为过渡时期最高管理机构；第四，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独立。10月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12个共和国决定成立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正式签署条约的有10个共和国。21日，新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首次会议，出席的只有俄、白和中亚5国，乌克兰未出席，联盟政治结构变成了“7＋1”。11月5日，“7＋1”会议对联盟条约草案进行重大修改，确认新联盟将是一个“邦联式”国家。即使如此，新联盟条约还是一直未能签署，原因是对未来联盟究竟是一个国家实体还是一个共同体存在分歧。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宣布独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科会晤，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21日原苏联11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晤，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从此苏联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而终结。

　　三、“新思维”的右倾性质及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从上述改革新思维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1988年6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新思维”的右倾性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分裂国家的思潮、组织、派别采取容忍和支持的错误立场，对它们的要求不断妥协和让步，在关系党、社会主义制度和联盟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上丧失原则性，没有在关键时刻采取挽救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果断措施。

　　1、苏共工作的重心发生方向性变化，经济改革从急于求成变为纸上谈兵，改革目标从完善社会主义转为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经济停滞，因此一上任首先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和进行经济根本改革。由于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存在急于求成的幻想。当改革遇到阻力推行困难时，不能冷静科学地对待，而是轻率地提出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破坏了经济改革所必需的稳定环境，致使加速战略失败，经济根本改革空转。 然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意识，不仅没有反思政治改革使之符合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思想更加激进，走上断送经济改革、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命运的道路。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苏共工作的重心发生方向性变化，不再是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摆脱经济停滞和危机，而是不断深化政治改革，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经济方面，由于戈的莫衷一是和折中，经济改革陷入方案之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政府方案与500天计划的原则区别，不仅意味着两种经济体制的选择，而且代表着两种经济制度的较量，戈作为国家总统不支持政府方案而支持激进派的500天计划，表明戈氏改革目标已转向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认同。这种自我否定的严重后果是削弱联盟中央的凝聚力，削弱社会主义的凝聚力。

　　2、政治改革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搞“绝对民主化”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出发点。1988年下半年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以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制度逐步走上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立场，开始说现行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改革”；继而掀起纠缠历史旧账的浪潮，提出对党的历史进行“不留空白点”的清算；后来又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认为苏联70年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专制制度”、“极权官僚制度”、“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这便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把柄，使改革误入歧途。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不分是非标准的绝对民主化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从而由改革的形式变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借助的工具。在苏共自贬历史和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的引导下，掀起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民族分立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把改变苏联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以大民主的形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导致理论界的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马列主义理论受到极大冲击，社会主义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信仰危机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丧失。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右倾性质不仅在于它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错误，而且在于当这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以后，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分裂国家的反动思潮与组织活动时，不是及时引导、纠正和反击，而是采取容忍和支持的态度。当有的苏共领导人提出，不能容忍一些具有明显反社会主义倾向的集团向苏共发动进攻，要对它们进行反击时，戈尔巴乔夫总是不以为然，反而认为非正式组织的迅速发展是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创精神的出色表现”。结果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不仅没有被取缔，反而更加壮大和有恃无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和苏共党内的激进反对派，共同构成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毁灭联盟国家的反动政治力量。

　　3、执行一条削弱苏共、否定苏共的路线。戈尔巴乔夫在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把造成“官僚专制制度”的根源归结为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因此，把党政完全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第一步，是把权力的重心从各级党组织转移到各级苏维埃，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认为党的职能是“政治先锋队”，不应对苏维埃实施直接领导，不能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机构作出直接指示，只能通过在这些单位工作的党员贯彻执行苏共的政治方针。第二步，是从苏维埃制过渡到三权分立政体，使苏共变为议会党。政治体制改革应是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和政体的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而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却是苏共失去对国家的领导权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夺取国家大权的过程。 在对待苏共领导地位和多党制问题上，戈氏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更能说明新思维的右倾性质。苏共是确保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统一的最重要政治保证，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必然导致苏联社会制度的改变和联盟国家的分裂。改革前期，戈一直坚持一党制和苏共的领导地位。1989年1月在同科学和文化界人士会晤时戈说，一些人抛出了政治多元论、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和反对改革的观点。同月，戈在苏共莫斯科市组织第27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说，“谁也不能在政治上代替党，今天在发扬公开性、民主化……的情况下，党是一支强大的思想政治凝聚力量”。然而，在党内反对派和党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下，时隔一年戈尔巴乔夫就接受了多党制。

　　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发展和具有政党性质，允许具有政党性质的非正式组织存在与实行多党制，这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期间，经历了从允许非正式组织，到承认议会反对派，再到接受党内反对派，最后承认多党制的逐步演变过程。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右倾和丧失原则性是演变得以进展的决定性因素。1989年7月苏联人民代表中的激进分子成立了以叶利钦等人为首的“跨地区代表团”，成为苏联议会中第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在第二次人代会上提出要修改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宪法第6条。对于立法机构中出现的这种公开反对苏共的组织和政治活动，戈尔巴乔夫态度暧昧。1990年1月苏共党内又成立了由叶利钦等人领导的“民主纲领派”组织，该组织主张从苏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苏共党内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结构从单一制改为联邦制。面对这种公开分裂党、否定党的派别活动和政治主张，戈尔巴乔夫竟然基本接受。这样，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内定，苏联第三次人代会正式修改宪法第6条，承认了多党制。由于苏共历史被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被肆意诋毁，改革又不成功，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在这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实际等于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4、在联盟与共和国的关系上，戈对煽动独立、分裂国家的活动也是采取容忍和妥协的错误态度，先后四次失去关键时机，没有采取挽救国家的果断措施。第一次是，在戈氏政治改革宣扬的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所提供的适合气候下，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组织先后成立，要求废除1939年苏德条约，提出“国家主权宣言”。对此明显具有民族分立性质的行动，联盟中央本应根据宪法规定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可实际竟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加理睬。直到1989年8月苏共才提出对策，然而不是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而是提出“必须改革联邦制”，结果独立运动更加升级。第二次是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国家独立，戈在政治解决无效的情况下动用军队采取某些动作，但矛头不是针对一小撮民族分立主义分子，对其采取强力措施，而是实行经济封锁，将矛头对向广大人民群众，政策的错误导致动用军队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妥协，于1990年5月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第三次是1990年6月俄罗斯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叶利钦声明“这种主权意味着从下到上的独立”，“保卫俄罗斯不受中央的支配”，“俄罗斯将在一切问题上都是独立的”，“俄罗斯的法律将高于联盟的法律”，共和国之间的经济等联系将由各共和国“直接缔约”。如果说立陶宛独立对联盟的存在尚属局部威胁的话，那么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对联盟的存在则具有关键性、全局性威胁。因此，如果说立陶宛的独立属于脱离联盟的独立运动性质，那么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则属于毁灭联盟的分裂国家性质。要保住联盟，联盟中央就必须也完全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粉碎架空中央、分裂国家的阴谋。然而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了顺乎叶利钦要求的“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并在主权的范围和内容上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第四次是“8.19事件”时，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深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采取了挽救联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紧急措施。戈本可以抓住这个时机，果断决定，顺势扭转局面，但其思想的右倾和政治的软弱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使保住联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时机丧失。

　　5、“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理论的实质是否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麻痹对西方瓦解苏联社会制度、分裂联盟国家的战略与阴谋的警惕性，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向西方社会制度认同。

　　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著名观点是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条件下“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激化，人类已经进入了不同于30、40年前的新时代。“现时代的特点是核威胁在增加，其他全球性问题在激化，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在加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即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因此，必须“摒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式”，“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条件下，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就退居次要地位，“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分析戈尔巴乔夫的上述理论，从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等方面看，应该说新思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正是新思维提出时受到各国关注，产生巨大反响和积极评价的原因之一。然而新思维的这一理论又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面前具有危害极大的麻痹作用。苏联的解体和剧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否定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在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势力进攻、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下溃败的结果。 诚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在国际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民族和国家只有通过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才能形成某种共同利益。各阶级和各国家在处理国内国际事物时首先考虑的是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有在它们利益一致的地方才存在共同利益或者全人类利益。戈氏借口核威胁和人类毁灭，强调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应服从于全人类利益，实质是以抽象的“全人类利益”否定现实的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以服从抽象的“全人类利益”鼓吹阶级调和、放弃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屈从于帝国主义和核大国的利益。 戈氏“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理论的提出，意味着苏联承认与西方军备竞赛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承认，战后军备竞赛搞得苏联疲惫不堪。70年代开始的世界新技术革命使苏联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苏联粗放经营的发展因素日益枯竭，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面临被拖垮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急需调整内外政策，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加强缓和，以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实际上戈氏不仅承认军备竞赛的失败，而且承认和平竞赛的失败。

　　戈氏“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理论的提出，意味着苏联将放弃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戈尔巴乔夫认为，虽然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而且现在仍符合阶级社会和充满对抗的国际生活的现实，但是在核时代和核毁灭面前，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此，在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纲新修订本中“去掉了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提法”。 不难看出，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头上还承认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只是要有限度，而党纲的修改则表明，实际上根本放弃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放弃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势必丧失对西方瓦解苏联社会制度、分裂联盟国家的战略与阴谋的警惕性。在戈氏改革过程中，西方采取各种手段支持民族分立分子，进行分裂联盟国家的活动，而戈氏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一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果断措施制止这种分裂活动。戈氏“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理论本是出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来的，结果却成了麻痹自己警惕性、束缚自己手脚的羁绊，这就是这一理论的政治效应。

　　对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性质及其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布热津斯基早在苏联解体前就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在当时发表的文章 和1989年4月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苏联正在放弃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两年内苏联将不再存在一个共产党组织，5～10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实践的发展完全被他所言中了，并且进展的速度比他预测的还要快。

第二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一、被尊为党的政治纲领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的全部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伊始戈就提出了民主和人道主义的问题，1987年戈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改革的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社会全面民主化”是苏联“现行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1988年戈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可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方向，而它正式确定为苏共的政治纲领是在苏共二十八大；在这一时期，“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有个逐步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对其作了基本界定，某些方面后来又有进一步的变化。这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成了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政治纲领。

　　二、实质是否定现实社会制度和国家结构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异化论、多元论、抽象民主观和人道主义历史观。异化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扭曲的，仍然存在着社会与人的异化，经济上人与生产资料和所创造的财富异化，政治上人与政权异化。多元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主张社会经济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抽象民主观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实质，鼓吹抽象的民主，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行使社会主义的民主，崇尚西方议会民主政体。人道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实现。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质，是否定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结构。把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性声明”和党章同苏共二十七大的《苏共纲领》和党章进行对比，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质。

　　1、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苏共的性质。苏共二十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苏共“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而苏共二十八大文件取消了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的规定，提出苏共“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设性立场捍卫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利”；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将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

　　苏共二十七大文件坚持一党制和党的领导的原则。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承认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苏共二十八大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的垄断”，将“在民主程序和立法机构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

　　苏共二十七大文件虽然说苏共“已成为全民的党”，但还指出“就其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而苏共二十八大文件则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党”，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认为苏共既是先锋队，又是议会党。

　　2、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制度认同。苏共二十七大没有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制度，肯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后来“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苏共二十八大文件一反过去，说“社会主义原则被歪曲了”，形成了“官僚命令制度”，“极权官僚制度”，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对于苏共的目标，不再提“完善社会主义”，改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自由公民的社会”。

　　关于政体，苏共二十七大文件主张要完善议政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苏共二十八大文件提出要“把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同议会制的好处结合起来”，认为西方“三权分立政体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应该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从苏维埃到三权分立，实际是削弱党的地位和作用的两个重要步骤，同时又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分子争夺权力的有利时机。

　　3、改变经济基础，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苏共二十七大文件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应以公有制为基础。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提出根本改革经济体制以后，开始承认多种所有制形式，但仍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苏共二十八大文件不再提公有制为主体，只提“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为基础”。后来在改革方案之争中戈尔巴乔夫又转向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4、否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苏共二十七大指出，苏共“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列主义学说”；马列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党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苏共二十八大文件不再提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而提“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并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同时，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行新闻自由。

　　5、走向主权共和国联盟，对共和国的主权要求无原则让步。苏共二十七大认为，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加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联盟国家”。而苏共二十八大，在民族分离和地方分立、特别是俄罗斯主权要求的压力下，提出“走向主权共和国的革新联盟”，“党将执行加强各共和国主权的路线”。在之后的主权范围和内容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去掉联盟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将全民公决已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承认立陶宛等6个共和国“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条约的问题”，即承认它们的独立权利。拟缔约的9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拥有全部国家权力、境内资产和税收，独立决定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共和国法律至高无上。联盟中央的权利大大缩小，特别是在经济上已丧失赖以独立存在的物质基础。这样，联盟的命运已不再取决于联盟中央的意志，而取决于主权共和国的决定和授权。从承认共和国全部主权到否定联盟不过是一步之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为苏联解体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三、西欧社民党民主社会主义的翻版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讳言，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世界其余部分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以及内容和动机各不相同的社会运动。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对发展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要吸收社会民主党积累的丰富经验”。

　　民主问题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它们宣扬抽象的民主，美化西方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它们鼓吹阶级调和，走多党议会制道路，认为无须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只要借助社会改良措施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应当由真正公正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这种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实行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民主。在政治方面，主张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实行多党议会制，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实行的那种政治民主的要求；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混合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和“民主监督”，认为通过这种计划和监督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为劳动者和整个社会服务；在社会方面，主张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提高对人们生活和福利的社会保障，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

　　西欧社会民主党还把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党国际纲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奉行“伦理社会主义”，标榜“伦理原则是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基础”。战后重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目标，把“自由、公正和相助”确定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其理论基础就是伦理社会主义，而这种伦理的思想渊源要追溯到康德。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变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民主”和“人道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评价一个社会只能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残酷和不人道，但它是历史的进步。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讲人道主义，而只是说不能把人道主义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社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评价社会的标准归根结底只能是生产力标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制定改革方针政策的依据，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改革方针政策的唯一标准。而是从抽象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出发，把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分裂国家的思潮与组织视为民主的力量，视为改革发动起来的象征，无视社会混乱和政策多变对经济的严重影响和破坏，这就注定了改革必然失败。同样，民主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而是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制度提出的口号。无产阶级的口号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要民主，民主本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而且是从少数人的民主变为多数人的民主。同时，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绝对的”民主和“无限度的”民主。戈尔巴乔夫搞的正是绝对的民主和无限度的民主，把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分裂国家的活动都纳入民主权利的范围。这必然使改革走入歧途，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四、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意志的体现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虽然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并作为苏共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但它的内容的界定，则是以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分裂国家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私有制、主权国家联盟等等，都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激进反对派长期讨价还价、最后妥协让步而确定下来的。所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和民主，实际是叶利钦等激进反对派、其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分裂国家势力所要求的人道和民主。不管戈尔巴乔夫如何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他的“新思维”，而从其内容的形成过程和最后界定来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叶利钦等激进反对派、其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分裂国家势力的意志的体现，戈在这里确确实实成了它们的代言人。 事实胜于雄辩，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行的结果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以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