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01月第1版

　　在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为了营造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列宁提出苏俄外交的和平共处原则，并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从此，和平共处政策成为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列宁的这种外交思想和外交艺术使苏俄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拓展了外交活动的空间，赢得了宝贵的和平环境。然而，正如前面已指出的，总危机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对世界形势基本判断的出发点，在它的影响下，苏联认为十月革命开始了两种制度、两种社会体系的总决战。因此，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与我们所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不仅表现在该政策的适用范围方面（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表现在对该政策的功能要求和基本价值判断方面。在苏联看来，和平共处只是两次战争中的休整、是两种制度总决战进程中的喘息；和平共处或者是为推迟战争而努力，或者是为和平战胜资本主义提供条件。

　　几百年来，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俄国进入列强俱乐部几乎唯一的资本，这个特点在苏联时期、主要是在50年代以后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更加突出。本来，在西方遏制政策的威胁下，在冷战那种特殊的环境中，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国防建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苏联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过于乐观的估计、对世界局势过于紧张的判断，以及将强大军事力量视为和平共处最关键的保证，使得苏联在军事建设、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陷入了无法跳出的怪圈：军事力量是和平的保证──强大的国防引起了西方的反应──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国防实力更加需要加强。本来，苏共二十大后明确的，和平共处是苏联在核时代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为缓和国际局势、降低军备竞赛程度、集中精力和财力于国内建设提供了可能，但与此同时，苏联又把和平共处能够实现首先归功于苏联核威慑、归功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思想又成了继续扩军备战的根据。70年代后，苏联利用美国实施战略收缩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了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其影响和势力范围的活动。苏联的对外政策致力于“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达到“埋葬帝国主义”的目的。为此，苏联把自己的舰队开到了世界三大洋，不断加强在国外的军事部署和国内的前沿部署，通过打“代理人战争”（仅在70年代的10年内，苏联就发动和支持了5场“代理人战争”），借助于政治颠覆和培植亲苏势力与政权，用武力输出革命，甚至公然出兵侵略别国，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张、渗透，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伸展到了世界各地，旨在最终战胜美国，称霸世界。

　　为了夺取军事优势，苏联在60－70年代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军费开支有增无减。1963－1973年，苏联军费开支总额为674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3%；1971年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苏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于美国。苏联1975年军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美国从1965年到1969年越战期间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到9.5%；但在1969年以后连年下降，1977年占5.4%。西方估计，苏联在国防总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方面开支比美国多20%；在一般部队方面多20%；在采购数量方面多25%；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方面多60%。

　　为了夺取军事优势，苏联大力扩充军队。苏联军事人员（不含边防军和内卫军）已由1965年的331万人增至1976年的427万人；同时，美军总兵力却由266万人减至208万人；苏联的兵力比美国多200万人。

　　卷入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给苏联的国家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居高不下的积累率。特别是在60－70年代这20年间，苏联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27～28%之间，其中个别年份甚至高达30%。苏联是在经济实力长期落后、同美国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投入军备竞赛的，因此，在同美国的争夺中，它只得用高于美国的积累率来弥补它经济实力上的不足。（2）扶摇直上的军费开支。战后以来，苏联的军费开支逐年上升，尤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不惜拨出巨额资金来发展军备，企图夺取军事优势。这个时期，苏联的军事开支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军费增长率保持在4～5%，比美国同期的军费开支大约高出30%。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的数字，1980年苏联的军费为1750亿美元，高于美国（1150亿美元）。在80年代中期，在全面衡量战略武器的13项主要指标中，苏联有10项居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苏联取得了对美国的大体战略均势。这固然是苏联的一大进展，但在经济上与美国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军事化使苏联社会内部积累了大量复杂的矛盾，孕育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正如苏联报刊所指出的，美国的意图是要“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来破坏苏联的经济”。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70年代上半期为5.1%，80年代上半期为3.2%，实际上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5年相当于美国的75%下降到80年代末期的53%，而在国民经济科技水平方面，苏联比西方大约落后了15～20年。（3）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中突出军事性援助，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负担。长期以来，苏联把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特别是提供军援，作为发展外交关系、实现扩张渗透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到1978年为止，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经援和军援总数约为300多亿美元，其中，经援约占1/4，军援约占3/4。在“军援”的幌子下，苏联用大量苏制武器装备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在第三世界获得的海、空基地和势力范围，大多是通过提供军援而得到的。伴随着军援，大批军事顾问（总计大约为13万人）涌人第三世界受援国。所有这些援助中，相当一部分是得不到偿还的。（4）为扩军备战而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苏联工业产量的1/5，其中包括机器制造业和冶金部门产量的1/3，都用于军事方面。有材料说，在每7个苏联工人中，就有l人直接或间接从事军事工业方面的工作。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不能不给苏联后来的市场供应带来严重的影响，造成轻工产品和食品长期严重短缺。据统计，从1946年到1985年的40年间，在苏联的工业投资结构中，甲类工业在工业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85%以上，而乙类工业却低于15%。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苏联与美国实行同等规模的军备竞赛、同样规模的国民经济军事化，为什么苏联失败了，而美国却没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基本原因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最新科学技术虽然首先用于军事领域，但是利益驱动和竞争机制将使首先在军工领域取得的技术和工艺成果迅速运用到民用领域，形成在技术上军事带动民用，在国力上经济支持军事的循环。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经济对军备竞赛起到了支撑作用，军备竞赛对科技进步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在这场持续的竞赛中，缺乏市场机制的苏联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体制的弊病不仅阻碍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且阻碍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这样，军备竞赛就成为耗费社会资源、阻碍民用技术发展、掏空国民经济的“吸血鬼”。这既是美国有意拖垮苏联的出发点，也是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后劲不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对外政策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最直接、最持久、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军备竞赛。持续的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不仅导致准军事经济下的高度集中体制和畸形经济结构，而且严重地削弱了国家经济实力，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必然损害社会主义和联盟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