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01月第1版

　　在总危机理论的指导下，苏共一直确信，世界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高潮随时可能到来。因此，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有一个“世界性的党”、一个指挥中心、一个领袖、一个“总参谋部”来指导各国的行动；在各国、各党之间就要有军事化的纪律与严格的思想统一，就要象俄国革命那样，在国际共运内部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指挥与服从、上级与下级的机制。从共产国际、情报局到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都实行了这一组织原则。这个原则既成为苏联指挥、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也最终造成和加强了苏联模式对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良影响，又使苏联国内教条主义更加盛行，改革更加困难。

　　事实充分证明，迄今为止，国际共运中的国际组织和“领导中心”在历史颠簸的关键时刻缺乏应变能力，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造成这种局限性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国际共运中的这些组织大都是根据各国革命统一行动，无产阶级将在较短时间里夺取最后胜利的设想而建立的。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否定了这种设想。在相对漫长的社会进步过程中，试图用某个国际组织来统一指挥世界各国的革命，根本无法适应各国情况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局面，也无法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况提出行之有效的行动方针。其结果是由“中心”代替各党独立思考、自我探索，导致本本主义和主观臆断。以“中心”形式指挥各国实践也常常成为干涉他党他国内政，取消独立自主原则等不良现象的潜人口。

　　列宁在世时，国际共运中可能产生取消各党独立自主原则的倾向，还受到两种因素的抑制。首先是俄国革命所具有的生命力、深度和独创性，因为它本身就是走独立自主道路和自我探索的结果。这种革命的经历和布尔什维克党彻底的批判精神。使得布尔什维克既能按适宜于俄国的方式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又可能不彻底否定各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其次是列宁本人的民主精神。他在《加人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写道：“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考虑到各党活动和斗争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他还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主义国际工人运动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可是，在列宁之后，那种主要由于列宁个人因素得以抑制的不良倾向，在片面继承过去要求统一行动的思想影响下，得以恶性膨胀。斯大林公然把独立自主原则称为“臭名昭著”的东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时常强调：“应把整个体系的任务放在比自己民族任务更高的地位”；应该提到首位的就不是各国所具有的某些特点，而是构成争取社会主义斗争基础的主要之点、共同之点”。

　　第二，国际共运中的某些组织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表现得尤为突出。战后，苏联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也把民主集中制视为维护统一和保持战斗力的“法宝”。苏联多次强调，在大家庭里“要求行动的统一，除了履行大多数国家通过的决议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认为，在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必须遵守国际主义纪律，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则就不可能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就不能实现各党统一的行动纲领。然而，各国党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各不相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任务、政策也不尽 致，它们所代表的民族利益也存在种种差别。在党际和国家关系中套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势必产生约束和强制，就势必要把各党、各国的组织行动、政策方针“集中”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中，也就势必会发生干涉他党、他国内部事务的情况，就势必忽视一些党所代表的民族利益。哪怕这些党在国际联合中只占少数，被牺牲的也将是整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苏南冲突、对阿尔巴尼亚的围攻、中苏论战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情况表明，党际、国家关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压制不同意见、排斥异己和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一种工具。在党际关系中套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把布尔什维克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的一种表现。 由于俄共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俄共和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就以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思想，是可供各国效仿的模范。因此，俄国有了“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 ,俄共成了国际共运的中心和领导，它的经验成了对他国革命形势进行分析，对他党政策进行评判的参照系。

　　战后，世界形成了两极世界的格局，苏联也就成为东方阵营的代表，从而更加确立了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通过苏联对战后世界进步力量划分的方法也可以看出苏联是如何自为革命的中心的。苏联认为，战后进步力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其次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和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大家庭内部，苏联又是主力、是先锋队。“对于大家庭的建立和发展，苏联和苏共起着特殊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以苏联为圆心，其他进步力量为圆周的所谓进步力量结构。在苏联看来，和平与社会进步是战后进步力量斗争的主要目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多次论述过，世界的和平问题要靠苏美两家来解决，“国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和美国的政策”。各种进步力量当然也就应该服从苏联的战略，听从苏联的指挥。社会进步问题虽然内容广泛一些，但以苏联为首的大家庭是促进这种进步、保证进步成果的关键力量，“苏联在今天仍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主力，同时也是世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苏联和苏共成了国际共运和一切进步力量的领导核心，那么，在保卫苏联、服从苏联指挥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就成为检验各党、各种运动的试金石。斯大林说过，保卫苏联的问题是检验各种派别、集团和政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在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后，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更加突出。既然苏联一国可以生存和发展，而这又成为世界革命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各国革命也就要服从苏联的需要，保卫苏联、捍卫苏联的利益也就成了各国各党最高的头等的任务。这当然不是斯大林这个理论逻辑的必然，但它是苏联把自己看作是世界革命中心，要求各国利益与苏联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的实际结果。在这个理论提出后不久，共产国际六大的纲领写道：“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是它取得各项成就最重要的支柱，是它在全世界获得解放的主要因素”。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有义务帮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并以一切方法保卫它免受帝国主义的侵袭 。为了保卫苏联的利益，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公然为苏联扩张领土、兼并他国和发动对芬兰的战争进行辩护。为了保卫苏联的利益，苏德达成妥协后，欧洲各党被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紧急刹车。

　　战后，尽管社会主义已走出一国范围，但苏联自认为决定着世界和平与进步的进程，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者，要求各国仍要将其对内、对外政策与苏联“对对表”，要象士兵站队一样，“向领头的看齐”。认为，任何一种运动，“如果堕落到敌视苏联的立场上”，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党的纲领与苏联的政策相对立，就不能成为进步运动。与斯大林的作法一样，当苏联需要同西方缓和关系时，就要求各国接受它的“和平战略”；当苏联与西方关系紧张时，又向各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发展与西方的联系。苏联这种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作法，实际上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也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各党无法根据自己的民族需要制定政策。这些党似乎不是本民族利益的代表，而成了苏联利益在各国的执行人。

　　苏联自封为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作法还导致了它把斯大林模式神圣化和教条化，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榜样。由于它是中心，它也就“必然”掌握了终极真理，掌握了对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权，各国也就不可能存在比苏联的建设道路更新的道路或不同的道路。由于它是中心，它也就成了各国学习和模仿的楷模，各国也就不能撇开苏联的经验而有选择自己发展形式的权利。“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民族主义的幻想”。由于它是中心，它也就有权指导各国应该怎样、建立什么模式，有权把“偏离方向”的国家拉回“正确”的轨道。为了加强苏联模式对各国的指导意义，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又根据苏联的经验总结出了9条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各党、各国必须崇拜的“圣经”和教科书。各党、各国“永远要把革命进程中的共同规律当作基础”，要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共同规律当作“指路的明灯”。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斯大林模式，可以发现，它本身就潜藏着多种问题，有许多不科学之处。它在发挥建设性功效的同时，对苏联政治、经济、思想乃至民众心理造成的创伤还在战前就已经初步表现出来了。苏联把这样一个在一国实践的结果、在一定时间内发挥过效用、同时又存在着某些弊端的体制当作体现社会主义“共同规律”的“法宝”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推广应用，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而且，多年来作为“指导中心”的苏联还不允许东欧国家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当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尝试新的建设方式时，苏联就予以了种种干涉，甚至武装入侵。可以说，苏联强迫东欧全面模仿斯大林模式，只是为了满足捍卫苏联理论、维护苏联威信的需要。 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来没有过只有一种模式的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不存在固定的、诸国皆通的万应灵药。根据一国经验总结出的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作为某种“样板”和“共同规律”，必然严重窒息各国探索适应本国条件的道路和创新精神，同样也会阻断自己在改革道路上的探索。 综上所述，建立在僵化、教条地继承、发挥马克思主义精典中的某些思想，以及错误理解这些精典中的某些概念基础上的对外政策，首先在更广泛的空间扩散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扩大版的苏联在规模上、制度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国内的僵化体制，同时，由于这个社会主义体系是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活动的，其结果使得苏联和这些国家都难以对旧体制进行彻底、根本的改革，以至于整个体系的弊病越来越严重。而苏联与这些移植苏联模式的国家形成的“共生”效应，即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又使得积重难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遇到风浪时极易破裂，并产生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