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91年1月,波罗的海地区矛盾激化,先后发生了维尔纽斯事件和里加事件,三国独立运动开始升级。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美苏关系的大框架下,美苏两国政府围绕波罗的海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八一九事件后,三国先后宣布独立。美国最终先于苏联政府承认了三国的独立。苏联解体的第一步开始迈出。

　　【关键词】　波罗的海三国　美苏关系　苏联解体

　　【作者简介】　韩克敌,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北京　100007)

波罗的海事件

　　波罗的海事件是指1991年1月12日至13日(周日)发生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事件和1月20日(周日)发生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事件。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和“公开性”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波罗的海三国潜藏的独立意识不断发酵和增强。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召开成立大会,一周后,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同月立陶宛“萨尤基斯”(立陶宛语Sajūdis——“争取改革社会运动”)成立。这些组织和运动一开始是以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公开性”的面貌出现的,但是不久民族独立的政治追求占据了主流。

　　他们先后提出确立本地语言为官方语言,恢复1918年国旗国歌,限制迁徙(主要指向波罗的海国家迁入俄罗斯人),恢复民族自决等问题。

　　1990年3月,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兰茨贝吉斯领导的民族主义组织“萨尤基斯”取得胜利,他也顺利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3月11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地位的宣言》,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立陶宛境内的效力被终止。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否决了立陶宛的这个决议,此后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1991年1月11日,有群众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前举行抗议集会,和“萨尤基斯”、“立陶宛自由联盟”、国土保卫局人员发生冲突。苏军随后占领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同日,“救国委员会”[1]在维尔纽斯宣布成立。1月12日,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保卫立陶宛共和国的措施》的决议,要求“如果发生袭击重要国家目标的行为,无论袭击者是谁,都要给予反击。”[2]立陶宛电台和电视台昼夜不停地号召人们抵抗侵略。“救国委员会”向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1月12日(周六),苏军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话局。13日凌晨,克格勃特种部队占领了立陶宛电视大楼。1月12日夜至13日晨,据说有14名立陶宛人死亡[3]。苏军开到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附近。13日晨,苏军撤回驻地。

　　另一种说法是,示威者和苏军的行动是有计划的。苏联国内的强硬派试图利用海湾战争(联合国要求萨达姆撤离科威特的最后期限定在1月15日)美国和西方国家注意力转移的时机打击分离势力,维护联盟[4]。

　　1991年1月13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发表声明,支持劳动集体解散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和各地方苏维埃、解散政府和规定新的选举日期的要求。否则,“全拉脱维亚社会拯救委员会”将接管全部国家权力。拉脱维亚共产党的行为和立陶宛的事件密切相关。1月20日(周日)21点,在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苏联内务部特种部队和拉脱维亚内务部武装之间发生冲突,枪战持续了90分钟,有5人死亡。苏联内务部队5小时后撤离。有一种说法,苏联内务部队之所以袭击当地警察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受到威胁[5]。

　　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立陶宛的局势。国防部长亚佐夫的话模棱两可,他对议员们说,“维尔纽斯卫戍区警备司令(弗拉基米尔·乌斯霍普契克少将)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但他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限内。”而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只是重复那些不用他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6]。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表示:“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7]。至于里加事件,戈尔巴乔夫认为,是有人故意制造的,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当地激进的分离主义分子。因为在维尔纽斯事件后,他已经下了死命令,“坚决反对使用武力”[8]。

　　波罗的海事件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1月13日下午,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科瓦廖夫受命向西方外交官通报:戈尔巴乔夫对攻击行为不负责任,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他将尽最大努力防止事态扩大。对此,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和他的西方同行都感到非常吃惊,“不是因为否 认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是‘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完全控制苏联的安全部队了”[9]。

　　他认为这可能比戈尔巴乔夫策划了这次行动更为糟糕。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又一次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雷日科夫)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做出的”[10]。

　　2月9日,立陶宛举行了全民公决,90.4%的公民投票支持独立。3月3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举行全民公决——比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预定的举行全民公决的日期早两个星期。爱沙尼亚78%的票数支持完全独立,而拉脱维亚支持独立的票数为73.6%[11]。超过一百位来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观察员监督了投票。

美苏交涉

　　维尔纽斯事件后,1月13日,布什发表声明:“使用武力反对和平民主选举的政府没有正义可言,勇敢的波罗的海人民和其领导人实际上在行为方面保持了尊严和克制。美国人民给予他们关怀和祈祷,特别是对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悲剧的立陶宛人民。

　　几年来,苏联一直在向民主和平转变,我们支持那种努力,并且一再向苏联领导人表明我们多么欣赏他选择这条道路。实际上,苏联的变化帮助建立了美苏前所未有的合作和友谊的基础……波罗的海发生的事件可能阻碍甚至根本改变改革的进程,而这种改革在发展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方面是那样重要。

　　我们谴责这些确实会影响我们关系的行为……我要求苏联领导人限制进一步可能导致更多暴力和死亡的行动,我强烈要求苏联政府回到和平的路线,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合法政府谈判和对话,几小时前,当我和戈尔巴乔夫总统通话时,我确实利用了这个机会,鼓励和平的转变,不要使用武力。”[12]

　　布什的声明表明了美国的立场。但其微妙之处在于,它以“苏联领导人”为呼吁对象(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要求停止使用武力。布什也没有提到明确的制裁措施。

　　里加事件当天,美国国务院就向苏联使馆表达了“严重关切”。1月21日,在从戴维营返回华盛顿的旅程中,布什向记者们表示,“我再一次呼吁苏联领导人抵制使用武力”[13]。当天,在白宫的通气会上,总统新闻发言人菲茨沃特表示,正在考虑制裁和其他措施,以强调美国的关注,但还没有最后做出决定。

　　1月22日,国务卿贝克特意接见了三国官员,包括拉脱维亚副总理伊万斯、立陶宛副总统库兹米卡斯和爱沙尼亚政府部长利普马。伊万斯和库兹米卡斯还对“欧洲合作与安全美国委员会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ooperation andSecurity in Europe)”的国会成员举行了演讲。

　　维尔纽斯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虽然否认他下过出动部队的命令,但是一再强调宪法秩序,强调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和政府都存在违反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地方,强调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受歧视和受挑衅的地位。

　　1月24日,在接见美国大使马特洛克时,戈尔巴乔夫表示:

　　“我这样对布什说过:如果你们哪个州发生了某种类似于我们外高加索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事件,您在24小时内就会使一切平静下来?布什得意地微笑说:‘是的,毫无问题’。而我却不得不竭力从对话、从协商中……寻找解决办法……我们指望能得到理解。首先是希望美国当局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处境……

　　西方完全站在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一边,对他们倍加关怀。至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发生了什么,你们毫不关心……至于军队简直横遭挑衅。这种毫无理智的行动,既施加于军队,也施加于他们的家属。这引起了备受歧视的那部分居民的理所当然的愤怒……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我们都看到了……

　　请告诉我的朋友布什,不管我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在波斯湾战争问题上、在德国问题上、在草签常规武器条约问题上,我无论如何要按已经商定的来执行。一切都会做到。”[14]

　　同日,美国参议院以99票对0票通过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决议,谴责苏联在波罗的海的行动。

　　决议要求总统中止美苏技术交流,重新评估美国对苏经济援助,并考虑撤回对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支持。

　　1月28日,美国正式宣布将原定于2月11至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推迟。谈到原因,国务卿贝克首先把它同海湾战争联系在一起。他说,这场战争使得美国总统不宜长时间地离开华盛顿。而且缔结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需要 有更多的谈判时间[15]。美国在理由中没有提波罗的海事件。

　　2月28日,美国租用飞机运送价值约300万美元的医疗用品飞往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莫斯科的一些报纸批评这种绕过莫斯科直接向这些加盟共和国提供用品的做法是侵犯苏联国家主权。美国官员则辩称这一援助项目是人道主义。

　　5月8日,布什会见了立陶宛共和国总统兰茨贝吉斯、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理戈德马尼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理萨维萨尔。从1990至1991年5月8日,布什同波罗的海领导人共举行了六次会晤。

　　8月6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宣布,美国政府将根据一项新的美苏贸易协定给予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以最惠国待遇。他强调,这一决定“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不承认苏联对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吞并以及美国支持波罗的海共和国合法权利的一贯立场”[16]。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波罗的海事件以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介入三国事务,对三国事态的发展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直到八一九事件,美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三国从苏联完全独立。除了推迟首脑会晤,布什也没有对苏联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八一九事件与三国独立

　　八一九事件的突然爆发,对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的政治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群众的独立观念得到强化。以爱沙尼亚为例,8月21日下午16点到21点,塔林的大众传播研究和信息中心搞了一次调查。调查是通过电话随机进行的,调查区域主要是塔林。塔林的俄罗斯族和爱沙尼亚族大概各占50%,根据调查对象的情况分别使用爱沙尼亚语或俄语。当时八一九事态的发展结局还没有最终确定。

　　可以看出,8月事件期间,在爱沙尼亚族中,支持或部分支持独立的占98.6%,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占97.6%。而非爱沙尼亚族,主要是说俄语的俄罗斯族,支持或部分支持独立的比例也 很高,达到54.2%,不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达56.7%。

　　在三国,支持统一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三部分:军队、俄罗斯族和支持莫斯科的当地共产党人。

　　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复出后,撤换了持强硬路线的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库兹明将军。支持莫斯科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卢比克斯(1月份波罗的海事件期间他是拉脱维亚救国委员会的领导人)8月24日被拉脱维亚政府以参与政变罪逮捕。当地俄罗斯人的组织和运动由于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而名声扫地。八一九事件不仅瓦解了苏联联盟中央的权力机构,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削弱了波罗的海地方支持联盟的力量。

　　表1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您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爱沙尼亚宣布独立?”

	爱沙尼亚族(%)	非爱沙尼亚族(%)
完全支持	97.1	32.8
部分支持	1.5	21.4
不支持	1.0	18.9
很难说	0.5	21.4
拒绝回答	—	5.5
总和	100.1	100
调查人数	206	201

　　备注:由于取整,百分比可能不一定是100。

　　资料来源:Andrus Saar and Liivi Joe,“Polling, Under theGu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Estonia, Surveyed at the Height ofthe Soviet Coup Attempt, August 1991”, The Public OpinionQuarterly, Vol.56, No.4 (Winter 1992), p.521.

　　表2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您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爱沙尼亚族(%)	非爱沙尼亚族(%)
完全支持	0.5	7.0
部分支持	0.5	12.9
不支持	97.6	56.7
很难说	1.5	19.4
拒绝回答	—	4.0
总和	100.1	100
调查人数	206	201

　　备注:由于取整,百分比可能不一定是100。

　　资料来源:Andrus Saar and Liivi Joe,“Polling, Under theGu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Estonia, Surveyed at the Height ofthe Soviet Coup Attempt, August 1991”, The Public OpinionQuarterly, Vol.56, No.4 (Winter 1992), p.522.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在8月20日和21日宣布独立。而立陶宛在1990年3月就宣布了独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8月24日签署法令,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而在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已与立陶宛签订条约,承认其独立[17]。9月6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独立。9月17日,三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冰岛是第一个(8月22日)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西方国家。8月27日,欧共体正式承认三国。在苏联政府9月6日正式承认三国独立之前,已有50多个国家正式承认三国的独立。

美国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承认

　　8月22日下午,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正式申请,要求美国承认它们独立。9月2日,布什在苏联政府正式承认波罗的海国家之前宣布美国承认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人民以及他们民选的政府已经宣布了独立,现在正逐步去掌握他们自己的领土和他们自己的命运。美国一直支持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现在准备立刻和他们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也准备做它能做的一切帮助他们完成当前的进程,使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成为现实。”[18]布什同时赞扬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的行为,“尽管我们还在等待最后的结果,我欢迎戈尔巴乔夫总统支持这一理念,即共和国将自由决定他们的未来。新的‘10加1’协定充分谈到这一点。这是苏维埃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也是各共和国发生的朝向民主和市场经济感人运动的分水岭,我们见证了这一点。美国强烈支持这种努力”[19]。

　　9月11日,在会见三国代表时,布什宣布了美国的6点计划:

　　1.如同支持三国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成员国一样,美国将于9月17日的联合国大会推举它们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2.解冻三国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和其他资产[20],尽快转交。

　　3.延长最惠国待遇,将三国纳入“加强贸易法案”(Trade Enhancement Initiative)以提升它们和西方的贸易。提供“优惠推广体系”(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项目下的援助。为三国医院提供药品。

　　4.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接纳三国,支持三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转轨中心。

　　5.和24国集团一道,继续给予经济援助。美国将扩大技术援助和支持东欧民主法案(Supportfor East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Act)项目下的援助范围。

　　6.将很快在三国实施和平队计划[21]。

　　这六条措施,加上三国独立后美国的迅速承认,建馆和人员交流,构成了三国独立初期美国的波罗的海政策基础,其目的是巩固既成事实,强化国际承认,维持美国的影响。

　　9月14日,国务卿贝克访问了波罗的海三国。作为礼物,贝克特别向三国赠送了过去51年间在美国国务院大厅悬挂的三国国旗。并表示在1991财政年度将给予三国1 400万美元的援助。

　　其中200万美元用于药品、管理培训协会和银行训练中心、畜牧业、奖学金、法律改革研讨会、英语培训班、议会培训、对政党、公共管理和法治的资助及发展小型企业的建议[22]。同时要求三国签署常规武器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10月2日,美国大使馆在维尔纽斯开馆,派驻了6名外交官。截止1991年11月,只有美国和瑞典在维尔纽斯建立了大使馆。

　　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驻扎了大量军队,总数大约10万[23]。苏联解体后,撤军问题马上浮现出来。美国积极介入。1992年7月,美参议院通过了布什提出的援助原苏联国家的法案,该法案将俄罗斯能否在波罗的海地区撤军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和获得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之外)联系起来。

　　苏联的波罗的海政策波罗的海问题的激化,构成了对1991年苏美关系的第一个挑战。

　　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运动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判断出现了失误。长期以来他认为这是一支支持他的改革力量,是他平衡党内国内反对派的有利武器。这是波罗的海国家独立运动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波罗的海国家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最初打着支持改革、支持戈尔巴乔夫旗帜的力量最后都演变成为反对维持联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独立而不是改革,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

　　在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民族共和国挑战联盟和苏共面临分裂的问题。1990年5月28日,利加乔夫写信给戈尔巴乔夫,表示立陶宛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倒向西方。乌克兰西部、南高加索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也非常活跃。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危急局势。后来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基本持相似的 立场。

　　切尔尼亚耶夫则认为早就应该放走波罗的海三国。他认为三国在生活习惯、民族方面和苏联完全不同,如果允许他们独立,“无论是他们内部的问题,还是与我们的关系问题”,会在“平心静气的基础上解决”,苏联会得到一些忠实的、友善的邻邦,而“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连锁反应是没有道理的”[24]。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伊格纳坚科等人倾向于这一种观点[25]。

　　叶利钦等人持第三种态度。立陶宛事件发生后,叶利钦呼吁军队不要动用武力。他飞到塔林,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和三国苏维 埃主席会面,表示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跑马场广场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提出的口号是“今天的立陶宛,明天的俄罗斯”。

　　许多发言者呼吁向立陶宛学习,争取俄罗斯的主权,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维持联盟完整的立场是一贯的,他特别不愿承担联盟解体的责任。他提出“运用一切政治手段,制止立陶宛共和国脱离苏联。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立陶宛人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现出分离的意愿,那就进行谈判,按照法律和公正的原则‘离异’”[26]。在实际处理时,一开始戈 尔巴乔夫尝试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而波罗的海事件的爆发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施加的压力,国内的困境,使他左顾右盼,前后摇摆,不断退却,最终消弭于无形。列别德曾经总结过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军事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党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27]。1986至1991年苏联处理的阿拉木图、第比利斯、巴库、维尔纽斯和里加事件几乎都是按这一逻辑发展。

　　这不仅鼓舞了其他分离地区,也失去了政权内部,尤其是强力部门的支持。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对高层的不满也日益加深。军队在八一九事件期间的逡巡不前和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后的无动于衷也有这个原因。当时的苏联总检查长特鲁宾在解释波罗的海事件时说:“在波罗的海沿岸暂时还将继续存在对抗,当我们事实上有着两个警察系统、两套检查机关的时候,要保证以宪法方式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28]。

　　回顾戈尔巴乔夫这一期间的外交举措,可以发现,他的对美政策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他将美国视为友邦,视为苏联国内改革和他本人绝对可以依靠的力量。

　　进入1991年,苏联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当时戈尔巴乔夫为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促进改革和维持联盟。在他看来,改革成功需要大量美援,维持联盟需要美国做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作,对美依赖由此产生。正是这种依赖,影响了戈尔巴乔夫,限制了苏联政府对波罗的海事件做出前后一致的迅速坚决的反应。

　　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无休止的争斗,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判断、犹豫的性格、缺乏担当的勇气、对美的依赖和幻想,这一切,使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渐行渐远。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年初,尤其是波罗的海事件和海湾战争期间的表现,切尔尼亚耶夫评论说,“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是无可指责 的。另一方面,我,而且不仅仅是我,对他的路线能否实现抱有很大的怀疑。我们,他周围的人,在海湾战争的那些日子里能就近观察他的人,捉摸到在他的行动和意图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道德因素’。可是,事实表明,道德原则要在国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还为时过早——还没有过这样一种情况。”[29]

美国波罗的海政策的根源

　　从1989年到1991年,随着苏联默认东欧剧变,同意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解散华约,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裁军协定(《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苏美关系已经大为缓和。美国政府认识到苏联内政外交的变化,认识到新形势给美国带来的机遇,但戒备之心犹存。在美国眼中,苏联仍然是能从根本上威胁美国利益的对手。苏美关系仍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1991年8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苏关系最基本的判断和冷战时期没有大的变化:

　　——由于我们(美国)周围的旧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

　　——苏联仍然是唯一具有实际军事能力,能发动一次足以摧毁美国社会的灾难性攻击的国家。

　　——美苏关系仍然是以竞争为基础的,而且始终存在着重新出现对抗的危险。

　　——美国仍然要对苏联回到集权政策所产生的潜在的战略后果保持警惕[30]。

　　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其波罗的海国家政策不是孤立的,将它放在美苏关系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它附属于美苏关系。波罗的海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缘战略位置,在于其在苏联非共产主义、非帝国过程[31]中所起的作用。它是牵制苏联的一个重要侧翼阵地,是撬动苏联东欧的一个关键支点,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当然,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从来不是美苏关系的焦点,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外交中只是一个筹码,一种工具。必要时,美国不会顾及三国的权益。

　　关于苏联中央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 题,马特洛克主张利用苏联宪法对于加盟共和国外交权的明确规定,光明正大地与各个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进行交往,不用畏首畏尾。

　　1991年1月末,当贝克询问中情局苏联室主任科特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时,后者回答:“第一,你不得不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因为他是那个国家的总统,你必须维持关系。第二,我认为你应该为由于苏联形势的转变而将产生的那种关系做准备。第三,现在应该把苏联当成一个多层面的国家,和不同的势力打交道,包括叶利钦”[32]。

　　波罗的海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也面临选择。

　　一方面,美国历届政府确实没有承认苏联对三国 的合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公使馆一直在华盛顿正常活动,美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一直保持紧密联系。美国一直在三国首都派有官员,收集信息,转达美国的关注。立陶宛在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前,已把独立声明等文件秘密传给华盛顿,美国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同意发表。兰茨贝吉斯也说:“不开这种绿灯,我们是不会采取断然行动的”[33]。

　　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苏联军队有效地控制着三国的领土,考虑到承认三国独立对美苏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苏联可能的强烈反弹,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正式承认这些国家,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试图去改变现状。西方国家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上签了字,该文件承认战后边界的合法性,这就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边界是确定的而且不能更改,除非通过谈判,得到签约的34个国家的一致同意。1990年9月13日缔结的《苏德友好条约》,宣称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是最终的和不可更改的。这些规定限制了美国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西方,伴随着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运动,学界和政界意识到两个问题:在苏联建立民主制度和在波罗的海国家恢复独立孰轻孰重;三国独立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都可能效仿,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这也是当时美国在波罗的海问题上犹豫的原因。

　　波罗的海事件发生的时机非常微妙,几乎与海湾战争重合。美国立刻有人将波罗的海事件和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不仅是两起事件的性质类似,而且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叠加,而这次海湾危机与波罗的海事件相伴[34]。特殊时期,美国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使问题复杂化。

　　从1990年年底到1991年年初,苏联国内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大幅度调整。西方认可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沙塔林等先后去职。二是国内政策的调整。

　　维尔纽斯事件后,1月16日,戈尔巴乔夫颁布总统令,指定于3月17日就是否保留苏联进行全民公决。1月26日和29日,戈尔巴乔夫分别颁布两项命令:《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前者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后者 规定卫戍部队可以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由于以上这些征兆,1991年年初,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向“右”转的担心加强了。1991年3月15日,正是在全民公决前夕的敏感时刻,贝克访苏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表达了这种担心。戈尔巴乔夫予以否认,强调并没有改变方针。

　　鉴于以上情况,布什在处理波罗的海问题上,非常谨慎。他试图在三国和联盟中央、共和国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为了波罗的海三国的利益而完全推翻美苏关系的框架,重建美苏关系的基础在美国政府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布什也非常注意和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布什政府和以前的里根政府一样,倾向于将美国与苏联全面关系建立在良好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种做法始于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继于布什和戈尔巴乔夫”[35]。布什政府小心翼翼的行为在美国国内招致了一些批评,然而正是这种谨慎、精巧、有分寸感的行为模式保证了苏联国内事态沿着美国政府设想的方向和平的转变。

　　1991年1月,布什谴责了苏军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行动,但并未采取实际的制裁步骤。对戈尔巴乔夫,美国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压力,促其让步;另一方面,又不断争取,给予其个人肯定。

　　尽管大多数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都不相信戈尔巴 乔夫关于波罗的海事件的解释,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明显不愿纠缠此事。对于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事件中的角色问题,白宫新闻发言人菲茨沃特就明确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知道”[36]。他们宁愿相信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含混不清,自相矛盾。1月25日,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会晤后,布什说,如果要取消预定的美苏首脑会谈,同那些可能更独裁的或可能强化在波罗的海镇压行动的领导人相比,他想找到一种不致削弱戈尔巴乔夫地位的方式[37]。在9月2日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讲话中,布什注意照顾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感受,特别谈到苏联的困境和美国的援苏打算。

　　美国是第37个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家,落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布什1991年7月底访问苏联时也拒绝了兰茨贝吉斯顺访维尔纽斯的邀请。在承认三国独立后,美国官方一再强调波罗的海三国是特例,美国不会承认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共和国。

　　就苏联中央和民族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布热津斯基曾建议,美国应该实行一种双重的政策。

　　一方面,同莫斯科的苏联中央政府保持正常和正式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应采取能够采取的各种措施,扩大同那些正在摆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争取实现真正独立的那些民族共和国的关系的范围。“我们同这些共和国发展关系的目的是增强它们的信心,巩固它们民族单独的身份认同意识,并逐步提高它们的国际地位。”[38]考察1991年布什政府的波罗的海政策,实际上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双轨的渠道。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影响

　　三国独立,使波罗的海问题最终基本上按美国的意愿得到解决:即三国获得独立,苏联受到削弱,同时美国与戈尔巴乔夫的友谊得到维持,防止了其倒向“强硬派”。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波罗的海问题的冲击,美苏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苏联国内事态的发展仍处于美国政府的掌控之中。

　　三国独立,使苏美之间延续最长的一个双边关系难题得到化解,其影响是深远的。三国独立后,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几乎完全被封锁,加里宁格勒成了飞地,地缘政治态势愈益复杂。三国独立后,对外政策倾向西方和美国,将融入欧洲、加入北约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三国遗留了大约200万俄罗斯人[39],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这些俄罗斯人是自动获得新独立国家的公民权利,还是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例如语言和居住年限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在政治、文化或经济上对俄罗斯居民的任何歧视,或者莫斯科企图利用俄罗斯居民作为在该地区俄罗斯联盟的第五纵队都将不可避免损害俄罗斯—波罗的海关系的各个方面”[40],也容易再次触动世界的神经。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另一个产生问题的根源。波罗的海国家有加强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合作的倾向性。兰茨贝吉斯曾不断提出建议,试图建立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黑海—波罗的海联盟”。在俄罗斯看来,这些建议明显具有某些防范俄罗斯的意味。

　　三国追求独立并最终成功,否定了苏联的合法性,鼓舞了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开启了联盟崩溃的过程,使苏联内部某些人试图维持某种形式联盟的意图破产。从这个方面来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从苏(俄)美关系角度看,三国独立后,波罗的海国家作为两国地缘政治关系前沿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位置做了调整,由原来属于苏联一方,转到美国和北约的队伍中。波罗的海三国过去是,将来仍是大国角力的竞技场。

　　(责任编辑　陆齐华)

[1]该委员会组成人员应为忠于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人。立陶宛在1999年8月对6名前立陶宛共产党人判处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共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和立共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后者为当时“救国委员会”的新闻发言人。指控的罪名是参与“救国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姚强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等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3]有一种说法,是“萨尤基斯”的战斗人员造成1月12日晚的伤亡,他们从电视塔附近的建筑顶部向人群开枪。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21页。
[4]Kristian Gerner and Stefan Hedlund,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1993), p.150.
[5]“Moscow’s Power-Grip in Latvia Repeats Lithuania　Soviet Troops in Riga Claim Latvians Provoked Them to Take大臣Pow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2, 1991.
[6]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页。美国将军奥多姆也认为乌斯霍普契克是不幸的,而戈尔巴乔夫将责任推给他非常愚蠢。见William E. Od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0.苏联解体后,乌斯霍普契克曾于2000年担任白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7]前引书:《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48页。
[8]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 282页。
[9]Jack F.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 (NewYork: Random House, 1995), p.455.
[10]同注[7]。
[11]李静杰、郑羽:《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12]Bush Statement on Lithuania,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91, p.A.7.
[13]David Binder,“Bush Appeals Kremlin Leaders to Refrain from Forces in Baltics”, New York Times, Jan 22, 1991,p.A.14.
[14]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页。
[15]《华盛顿对莫斯科搞平衡》,载瑞士《新苏黎世报》1991年1月31日。
[16]《美将给苏三共和国最惠国待遇》,载《人民日报》1991年8月8日。
[17]当时布什正在莫斯科访问。
[18]George Bush,“US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Baltic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Sep 2,1991, p.647.
[19]同上注。
[20]1940年三国中央银行储存在美、英、法的黄金总共为24.2吨,到1991年其总价值达2.6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在1991年9月宣布,三国在美国的黄金价值5 220万美元。其中包括爱沙尼亚黄金82 000盎司,价值2 900万美元。John Evans,“USAgrees to Return Gold to Baltics and Ease Barriers”, American Bankers, Sep 12, 1991, vol.156, iss.176.
[21]George Bush,“US Efforts to Promote Progress and Democracy in the Baltic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Sep 16, 1991, vol. 2, 37, p.684.
[22]Thomas L. Friedman,“Baker, in Baltics, Promises US Help”, New York Times, Sep 15, 1991, p.A.1.
[23]Thomas L. Friedman,“Baker, in Baltics, Promises US Help”, New York Times, Sep 15, 1991, p.A.1.
[24]阿·切尔尼亚耶夫、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25]维尔纽斯事件后,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伊格纳坚科等人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飞往维尔纽斯,向死难者献花圈,到共和国议会讲话,视察驻军等。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似乎接受了建议,吩咐切尔尼亚耶夫在1月15日清晨前写好讲话稿。但是次日,戈尔巴乔夫取消了这次访问。见前引书《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485-86页。
[26]前引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 275页。1990年4月3日,针对愈演愈烈的独立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专门通过《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该法规定,退出苏联需得到2/3以上票数支持,并设立一个过渡期,时间不超过5年。同时规定,加盟共和国中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有自己的选择权,可自行决定是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后的共和国。
[27]William E. Od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69~70.
[28]И·安德烈耶夫等:《来自权威渠道的消息》,载〔俄〕《消息报》1991年1月21日,转引自盖达尔著、王尊贤译:《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29]前引书:《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511页。
[3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991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tional/nss-918015.htm)
[31]贝克1991年12月1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明确表示苏联解体是一种双重性质的革命:反共产主义的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James Baker,“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 What has to be do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Dec 16, 1991, vol.2, 50, p.891.
[32]James M. 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24.
[33]〔法〕若韦尔:《改变世界的六天》,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34]R. W. Apple Jr.,“Bush’s Fateful Days: Lithuania Crisis Complicates Matters for President as Gulf Deadline Nears”,New York Times, Jan 14, 1991, p.A.7.
[35]David Binder,“Bush Appeals Kremlin Leaders to Refrain from Forces in Baltics,”New York Times, Jan 22, 1991,p.A.14.
[36]Maureen Dowd,“White House Sticks to Its Subdued Reaction to Baltic Crackdown”, New York Times, Jan 15, 1991,p.A.7.
[37]Andrew Rosenthal,“Bush Said to Lean toward Summit Delay”, New York Times, Jan 25, 1991, p.A.3. 1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美国大使马特洛克时,曾明确提出,如果美国准备将拟议中的首脑会晤推迟的话,他希望和布什发表一个联合申明。美国明白戈尔巴乔夫的意思是不希望延期加剧波罗的海的紧张局势。见Jack F.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473.
[38]Zbigniew Brzezinski,“the Taiwan Solution,”Washington Post, March 4, 1991, p.A.13.
[39]Mary Battiata,“Ethnic Russian Minority Tests Tolerance of Estonians-Integration of Imposed Migrant Workers at Issue”, Washington Post, Sep 30, 1991, p.A.13.
[40]А·科尔图诺夫:《原苏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载《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