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以下简称俄欧亚所）主办的第六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在“西方制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欧亚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丝路经济带与欧亚区域多边合作发展趋势”三个议题框架下，就2014年国际局势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一 西方制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这一单元的讨论中，与会代表主要就西方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内政与外交，俄罗斯经济及西方制裁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俄罗斯的内政与外交

　　俄欧亚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庞大鹏就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及其对内政影响发表了看法。他认为，2014年普京所做的三次重要讲话传递出一个信号，即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国际博弈的受害者。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演变对俄罗斯的内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制度层面而言，俄罗斯认为西方挤压了其战略空间，阻碍了其快速崛起，因此俄希望加速自身的发展，集中优化政治和经济资源。从2004年起，俄在制度层面恢复了国家政权单一性的结构模式，即以民主的形式实现权力的集中。从观念层面而言，俄罗斯意识到自身与西方在认知和利益两个层面的差异，因此走过了一条俄罗斯新思想、可控民主、主权民主、普京计划、俄罗斯新政战略、俄罗斯保守主义这样一条观念的演变之路。俄美两国战略目标和国家特性的不同，必然导致俄美之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进而影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发展。

　　俄欧亚所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福岐也对俄罗斯国内政治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俄罗斯发展处于中间状态，主张维持现状的上层和社会多数，以及主张变革的社会少数，构成了俄罗斯当前的总体格局。这种中间状态的核心是，稳定是维持现状，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确保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不能提供发展所需环境，因此这种稳定并非积极意义上的稳定。西方对俄制裁从政治意义上而言没有达到目的。尽管俄罗斯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而言，俄罗斯当前既缺乏变革的主体，也缺乏主导变革的意愿。这种中间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俄罗斯现在面临两个选择，现代化抑或衰败。吉林大学朱显平教授也认为，面对此次危机，俄罗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国家不会发生政治变革。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认为，俄罗斯精英阶层的民主与苏联时期相比有很大进步，这一点能够保障俄罗斯的稳定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认为，普京的国际战略观导致其对现代世界和俄罗斯自身的认识出现了诸多偏差。第一，看待21世纪大国竞争的问题时，俄罗斯将目光聚焦于地缘政治方面，而对整个世界经济创新发展、金融体系的变化缺乏深刻认识，因此，俄罗斯将主权简单地理解为领土安全；第二，对世界格局多极化认识不清，认为美国开始衰落，在俄罗斯实际不具备相应实力的情况下，想当然地与美国平起平坐；第三，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认知始终处于消极状态，认为俄罗斯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第四，没有搞清自身文化的东西方属性，对既有国际秩序持抵触态度，并希望颠覆既有的国际秩序；第五，在欧亚一体化的态度上，俄罗斯始终将原苏联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的而非开放的体系，但这不符合独联体国家的自身利益。俄罗斯目前处于发展的关键期，但其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21世纪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是影响俄罗斯今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程伟指出，普京复任后外交出现强势，其原因有三：第一，普京强国梦的国家治理理念；第二，在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背景下，这种强势是必然的；第三，俄罗斯认为，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不会引发俄美之间直接的致命冲突，欧盟也不会长期与俄罗斯对抗。

　　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柳丰华认为，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促使俄罗斯将外交重点转向东方，加强与亚太国家关系。这进一步加剧了独联体地区地缘政治碎片化，给俄罗斯正在实施的欧亚联盟一体化投下浓重的阴影。但普京时刻准备抓住机会改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总体而言，2014年普京的外交战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他的东进外交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乌克兰东部冲突局势必将长期化，但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不会长期化。

　　俄罗斯经济形势

　　2014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下滑，西方的制裁是造成影响的客观因素。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展开了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认为，2014年俄罗斯经济出现的困境是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下行趋势的延续，西方制裁没有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俄罗斯经济衰退是其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使没有制裁，俄罗斯经济也会陷入衰退。俄罗斯经济衰退的根源是俄罗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与李新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他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低速增长期，不排除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第一，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非常困难；第二，长期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得不到改变；第三，从资源型经济走向创新型经济非常困难。朱显平教授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关键在于垄断集团把持整个国家经济命脉，改革的真正阻力在于官僚阶层。俄欧亚所李中海研究员认为，需要重新评估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的经济政策思维。普京的社会福利化政策、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建设，是造成现在经济结构调整越来越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左凤荣教授认为，此次危机可能会促使俄罗斯调整经济结构。

　　俄欧亚所经济室副主任高际香将制裁的范畴界定为西方对俄罗斯的融资和进口技术渠道的封堵。尽管俄罗斯采取了增加投资的举措来摆脱制裁困境，但摆脱困境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她认为，俄罗斯经济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是内部性和外部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裁作为外部性因素之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还认为，西方对俄制裁持续性的不确定，使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也具有不确定性。

　　俄欧亚所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徐洪峰梳理了2014年3月之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三个主要方面：对俄能源高官的制裁，限制银行和企业融资，限制先进设备、技术和服务对俄出口。她指出，俄罗斯面对美欧的制裁，可以调整税收政策，税制改革，提供政府资金支持，信贷支持，动用储备基金、国民福利基金，加大向东的合作力度加以应对。同时，欧美能源制裁也为中俄两国在石油开采、金融和能源企业的合作带来机遇。

　　程伟教授认为，不能仅看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所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辩证地看，制裁对俄罗斯而言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如此，西方制裁促使俄罗斯寻找进口替代，对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再工业化和去原材料化来说，也未必都是负面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宪举认为，要看到俄罗斯的发展潜力，俄罗斯的经济不会垮掉，政治稳定也是预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立茀认为，乌克兰危机给了俄罗斯一个重新调整经济结构、重组工业结构的契机。

二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欧亚地缘政治博弈

　　乌克兰危机对当事国造成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对其他地区构成了影响并引起了一系列国际反应。

　　俄欧亚所乌克兰研究室副研究员张弘分析了乌克兰危机对乌克兰社会的影响以及乌克兰危机的未来演化。他认为乌克兰危机对乌克兰政治的影响体现在：族群矛盾难以弥合；乌克兰政治族谱发生质变，极右翼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民主政治文化倒退，“街头政治”横行；政治精英严重退化，内部矛盾激烈；经济下滑，内部面临战争压力，存在国家破产的可能性。乌克兰不仅是大国关系的棋子，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大国关系改善的负担。

　　俄欧亚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张宁指出，中亚五国对乌克兰问题的基本态度并不一致，但都主张协商解决争端。中亚五国对俄态度存在矛盾，既不赞成俄罗斯，也不敢明确反对；既担心西方发动新一轮颜色革命，也担心俄罗斯经济下滑对中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受俄罗斯经济下滑的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

　　俄欧亚所东欧研究室朱晓中教授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他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属鹰派；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其他国家属于鸽派；捷克处于两派之间。中东欧国家中只有波兰积极加入对俄制裁并导致自身经济下滑。从安全角度来看，中东欧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乌克兰危机而第一次面临同老欧洲或同欧洲联盟官方立场产生较大不一致的情况，对欧盟未来的安全政策会产生较大影响。

　　朱显平教授认为，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有得有失。最大的损失在于丧失了多年以来同欧洲国家积累起来的信任，但是在其他很多地区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增加，俄罗斯向远东发展的步伐会加快。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王海运将军以乌克兰危机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冷战之后俄罗斯同西方大国之间性质最为严重的一次地缘政治对抗，导致俄罗斯外交的重大调整。整体而言，俄罗斯的安全防范进一步面向西方，经济合作进一步面向东方，概括起来就是：“联东，倚新，抗美，稳欧”。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包括：俄罗斯向中国靠拢，中国是俄罗斯倚重的首选方向；俄罗斯同美国的对抗加剧，正在明显减轻我国面临的霸权压力；在俄罗斯经济大幅收缩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加强对华经济合作的动力也会进一步增大。总体来看，乌克兰危机引起的国际格局变化对于中国稳定国际环境，推进大国外交，利大于弊。关于我国如何利用乌克兰危机深化中俄关系问题，当前需要特别关注的，一是必须充分认识俄罗斯因素在我们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价值；二是必须厘清在中俄关系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三是必须全面深化对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努力规避各种可能的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石泽围绕乌克兰危机对能源格局的影响问题作了发言：第一，乌克兰危机加速了国际能源格局的转变，在欧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制裁与反制裁的对抗格局；欧亚能源格局的贸易流向发生变化；非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比重增加，新能源开发的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第二，俄罗斯发展前景的不明朗给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不确定性；油价变化有利于我们减低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但对我们开发新能源和结构转型不利。第三，能源格局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使我们能更好地推进油气进口多样化。石泽认为，在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能源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目前看，这种变化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趋势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从历史文化视角分析了俄乌关系。他指出，从历史上看，乌克兰在俄乌关系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角色，另一个是反俄罗斯中心主义的角色。从文化角度看，文化上有同源性，但也有不同之处，如果说俄罗斯的文化形态是非东非西的话，那么乌克兰则完全是西盛东衰的文化形态。

三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对外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自2013年9月提出以来，即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经过一年时间，学者们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指出，中国在2014年提出“一带一路”有5个方面的背景。第一，从国际背景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必须与之相适应，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强化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客观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努力建立自贸区的同时，应积极推进共建交通基础设施的战略，应在建设海洋新秩序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第二，从国内来讲，“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我国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新格局的一项重要政策。第三，“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现实中“引进来，走出去”的重大政策转变的结果。第四，从地区来讲，“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中部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第五，从安全战略考虑，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有利于减少我们对南海、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从而把风险降到最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孙壮志从中亚国家角度，对“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做了分析。他认为，现在整体路径设计已经清晰，应该由近及远，以点带面，用项目来拉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成为现实对中亚来说非常重要，不能把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成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应是区域合作的新方式。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要看中亚国家的外交取向。中亚国家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平衡、多元，为了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从这些方面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中亚国家的外交取向是相契合的。中亚国家多元外交的重点是突出经济和安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有帮助中亚国家实现经济和安全目标的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有三个适应：适应中国与中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适应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适应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国不是单独来主导，而是与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共同探索一个合适的地区合作路径，这样才有利于使经济带建设成为现实。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指出，各自的角度和立场造成中国和外部世界眼中截然不同的中国印象。中国速度和体量没有自动转化为中国机遇，而是转化成了中国机遇与中国“威胁”的混合物。中国表态的话语很好，却没有出现相应的效应。中国强调互利共赢，但得不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其他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当初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西方视西进为“征服和扩张”。超大规模国家效应之下，中国自身的解释显得无力。当前，以中心与边缘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合适，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三个“三个世界”。第一个“三个世界”是时间上的，即地理大发现之后至20世纪末的现代性取代前现代性、海权与陆权抗争的世界；现在至未来的东方与西方互动的世界。第二个“三个世界”是南北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个“三个世界”是中国的内部，即东部、西部和中部三个部分联通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许涛指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认识和操作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将“一带一路” 简单地视为一个商机，国内各地方从当地视角出发，一拥而上，各自为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化将被束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和设计应放眼长远。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并不正确，其实古代丝绸之路没有历史延续性，曾经中断和消失，因此“自古以来”的历史逻辑研究问题可能导致误区。应当客观地看待古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简单复制”的必要，没必要陷入历史的细节。利用丝绸之路的文化因素促进商机的文化视角有局限，文化工作是必要的，但简单地对历史文化进行发掘不符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需要，只有创新才符合中国走出去的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设计宜粗不宜细，政治性的解读是必要的，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际化的，应该用易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

　　俄欧亚所乌克兰研究室主任赵会荣谈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优先方向。她指出，俄罗斯主流观点是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俄罗斯服务，交通合作应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合作的首选方向。中俄之间可展开交通合作的包括三条线：第一条线，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铁路，第二条线是欧亚大陆桥，第三条线是北方海上运输线。俄罗斯缺乏资金和技术，这为中俄在三条线路建设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姜振军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经济规划的外在表现，体现了外交战略的重大布局，是从国家平衡发展、边疆稳定角度来考虑的；推动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俄战略升级有带动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涉及几个重要方面：需求是重点，构筑成带是难点；东边的亚太经济区和西边的欧洲经济区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个支点；中外外、外外中、中外中是三种跨国物流运行模式；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是四种运输方式，等等。这些可以使中俄双方合作的范围获得延伸，使物流更加快捷优惠，贸易更加畅通。形成双点轴区域经济增长带，利用好中俄双方的国家发展政策，利用好互补的有利条件，中俄经贸合作将进入新常态阶段。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殷红认为，中俄合作有机遇也有挑战，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如何全面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关键不在于贸易规模大小，而在于中俄合作基础问题有待改进：第一，严把中国商品质量关，提高中国商品吸引力；第二，优化中俄贸易主体结构，全面提升中俄合作经贸水平；第三，东北地区有必要建立对俄合作协调机构。

　　俄欧亚所中亚研究室主任吴宏伟介绍了中国对中亚口岸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他认为，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中资源类货物占比较大，对区域经济拉动不明显；基础设施不能适应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南疆地区形成了口岸集群，同质现象非常严重，相互竞争激烈，相互攀比，造成恶性循环。因此他建议，在中国与中亚各国口岸密集的情况下，每个口岸应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定位；国家应该对口岸建设有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各口岸应归国家管理。

　　在议题的讨论中，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副理事长于振起指出，在美国一超独霸的背景下，我们要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明确判断对手和朋友，这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本要求。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了对颜色革命的看法。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刘尊乐就同中亚五国发展金融合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要继续扩大本币互换规模，积极推进丝路银行和上合开发银行的建设，以能源合作推动金融合作。俄欧亚所肖斌博士从国际合作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汪宁教授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还不够完善，有很多内容值得探讨，中国的理论构建迫在眉睫，要软实力先行，文化先行。

　　俄欧亚所所长李永全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与会代表们所谈的问题可以用三个“不确定性”来概括：第一，乌克兰危机前景的不确定性。产生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乌克兰国内，而解决乌克兰危机，根本问题在于国际。乌克兰危机如果持续下去，俄罗斯难以承受，很可能被迫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第二，俄罗斯经济的不确定性。学术界有两个问题是一致的，一是俄罗斯经济受制裁影响，但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二是俄罗斯经济的问题主要在国内，是发展模式问题。俄罗斯的创新发展之路充满不确定性。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俄务实合作的不确定性。中俄之间不仅在三条运输线的合作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与中国东北振兴接轨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应该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点，把握这些不确定性是我们的任务。

（责任编辑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