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造成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滞缓的因素很多，其中城市化不足因素不容忽视。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原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都没有成功完成城市化，这也正是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不畅的主要原因。俄罗斯民主法治建设的危机，也是一场城市化不足的危机，而俄罗斯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是依托城市化的进度与广度，舍此别无他途。

　　【关键词】俄罗斯;民主法治;城市化;

　　【作者简介】魏建国，1975年生，黑龙江大学法学理论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哈尔滨150080）

　　 

　　俄罗斯法治困境及其摆脱都无法脱离城市化这一历史语境。俄国历史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之间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城市化发育的不足。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转型时期，俄罗斯始终没有完成成熟的城市化，这也是俄民主法治发展不畅的主要原因。从根源上讲，俄罗斯社会没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与城市化不足之间存在着根本关联，正如费希所言，缺乏发育良好与成熟的城市化和市民社会，已严重影响和制约俄罗斯民主法治的进程与品格[1]。可见，城市化是观察和研究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的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它又是一个有待充分认识和开发的学术视角。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俄罗斯民主法治的研究视野虽然日益拓展（如对法律体系、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等进行诸多讨论和研究，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与共识），但对俄罗斯民主法治的城市化内涵及城市化驱动，在研究上还不够充分和系统。本文力图在此方面有所丰富和拓展。

一 沙俄时期俄罗斯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及对民主法治的消极影响

　　（一）历史传统中乡土文明的拜占庭因素和游牧文明的蒙古因素对民主法治发展的消极影响

　　首先，拜占庭的乡土文明因素对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在这个拜占庭—俄罗斯类型的国度中，维系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运行的，从来都不是法律本身，而是一个在政治等级体系的支持下进行统治的合法且杰出的领袖。”[2]其次，游牧文明的蒙古因素对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更是产生长远消极影响。“蒙古人通过顺服的王公对俄罗斯实施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导致了民主制度被消除殆尽，并且为俄罗斯未来的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俄罗斯人确实引入了蒙古人的政治态度：由于长年作为蒙古人的代表，他们逐渐习惯于把他们的国民作为被征服者加以对待，并取消了其所有权利。这种心态在蒙古人的统治结束以后一直存在。”[3]

　　（二）俄罗斯城市本身的权力主导与行政化使其对民主法治发展的贡献极少

　　俄国城市是军事、行政中心,而非手工业、商业中心。早期俄罗斯大多数城市居民点作为军事行政中心自上而下形成，保障国家领土开发和发挥地区管理的作用。“沙俄时期征服主要通过军事行政方式，先是哥萨克骑兵的武力征服，建立城堡，人口迁移，而后是赋予城市的行政地位，再此后是使城市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职能。尽管不乏以经济职能为基础形成城市的案例，但在俄罗斯城市发展历史中，行政力量是城市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行政因素对城市的社会职能、城市的社会阶层、文化传统以及市民的精神文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据统计，19 世纪中期沙俄近 80%的城市都具有行政职能。”[4]

　　从18世纪起，彼得大帝开启了俄罗斯国家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1713年创建圣彼得堡,并且“圣彼得堡是和莫斯科反其道而行之的典型城市。莫斯科是历代沙皇久居的城市,在那里有传统古风旧习和当地人的各种迷信活动,宫廷阴谋以及落后、东方式的然而又带有叛逆的精神状态。圣彼得堡的兴建不仅给俄国地图上增添了一个都会标志,而且也体现了沙皇拒绝其先祖遗产、立志革新的愿望。”[5]即圣彼得堡不仅是向西方打开窗户,而且也造就了后来俄罗斯帝国疆域内城市发展的欧化方向和模式。另外，1775~1785年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的行政改革也是俄罗斯帝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改革,提高了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785年城市条例颁布前,由于城市公社的农奴制性质,城市既不是泛等级的城市社会,又未实行过真正的自治,而城市条例颁布后,确实为整个城市公民团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赋予了城市广泛自治权。不过，城市自治很快被减少到不能再减少的范围,城市条例设计者使城市构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机关的初衷未果[6]。

　　事实上，上述城市化现代化的效果都有限。而究其原因，在于与西方不同的沙皇政府的权力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主导因素。商业因素、法治因素和中产阶级因素是贫弱的。俄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没有触及城市化的核心——市场、自由及民主法治。“自俄罗斯开始工业化以来，其市政体制和基础设施就在封建的历史中徘徊。”[7]如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也主要限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而未深入市场和民主法治层面。“彼得参观英国的造船厂,但是他对英国的议会不感兴趣。他为了集中政治权力,采用了瑞典教会的管理机构,但是并不关心路德教。”[8]另外，俄国市民阶层与中产阶级也非常弱小，“俄国市民阶层的软弱致使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显得无所作为,市民阶层只是在国家主义的领导下被动地顺应现代化的潮流,而不是像西欧国家那样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主导者。俄国市民阶层无法冲破专制集权主义的束缚,无法建立对权威的有效监督机制,致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再遭受集权主义干扰,一再被冲断,造成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与曲折。”[9]

　　（三）乡村城市化缓慢的原因及对民主法治发展的羁绊与阻碍

　　1.自然经济的原因。村社构成了俄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组织形态。村社是一种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的生产方式，土地公有制，定期重分。在村社内部，牧场、森林、水源是公共财产，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享有，耕地也是集体财产，按平均主义原则定期重新分给各个家庭使用，这显然不利于土地的流动和资本化。并且，村社也培养了俄国农民对村社生活的依恋,农民的村社情结是俄国社会转型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障碍性因素，“那就是农业社会的共同经验：大多灵敏人在土地上生活和劳作，他们很少离开土地，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一无所知。”[10]

　　2.沙皇政府干预的原因。份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而沙皇政府的连环保制度又给俄国的农民加上了第二道束缚，将其固着在领地(村社)上。17世纪时俄国村社日渐成为协助沙皇政府负责征派和征收劳役和赋税、负责维护治安的统治工具。如果说村社先前的封闭性特征是受人口稀少、生产力极不发达、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等自然因素制约的话,那么到封建社会晚期,农奴制度和领地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君主专制。或言之，农村公社本是农民面对低下生产力和恶劣自然环境为了生存而结成的劳动和生活共同体,而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农村公社却成了沙皇政府进行统治的基础和地主推行农奴制管理的工具。根据连环保制度,一方面，逃亡农民当受到严厉处罚,常“被处以鞭刑”，而且村社及其成员都有责任将其追回；与村社外农民结婚起先被严格禁止,后来又被设置很高的门槛——收取高额外嫁费；每个村社也被剥夺接纳新成员的权利,村社不得容留小偷、逃兵和其他任何异乡人及外来农民。另一方面，村社无权独立自主地与外界打交道,它的一切对外联系——与国家机关、外面的个人或村社——都直接通过封建主的领地办公室或者按照封建主给村长的书面委托来实施，没有领主的委托书,村社的对外联系无所作为。这样,农民向外流动的管道被堵死，村社变成孤立的、封闭性的本地农民联合体。由于各村社之间缺乏联系和沟通,因而无法建立起共同的利益目标,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合力。这就为沙皇专制制度长期存在创造了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公社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11]

　　3.对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的羁绊与阻碍。沙皇君主专制时期，俄罗斯城市化及其村社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是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的羁绊与阻碍。其一，民众的自主意识不发达,习惯于按照上面的意志办事和凡事需要得到来自上面的准许,养成顺从权力的心理和被动的行为方式。其二，广大百姓陷于愚昧无知，沉溺于蒙昧主义之中。农民一生被局限在狭小封闭的村社天地里,视野狭窄,他们无法认识和理解超出个人、村社经验之外的知识。他们的一切知识均来自长辈的言传身教和村社内的实例。直到19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民基本还是文盲，缺乏与外界信息交往。这也是权威崇拜与群众性狂热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从而将法俄式革命与民粹主义，反理性和激进专制结合在一起。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孤独无靠，正可受人利用，他倾向于采取极端行动”，而领袖们则更容易操纵群众，利用非常时刻的特殊民意进行政治总动员[12]。其三，村社组织结构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征对俄国政治中狭隘地方性和派系性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产生严重影响。民粹主义的主张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加上传统国家对思想自由的限制，导致民众普遍缺乏对事物的理性辨识能力和独立的自决能力,因此当国家的专制权威出现危机时,迫于生计的民众就很容易为各种不同目的的政治派别所利用。其四，俄罗斯乡村地区经常向包括首都在内的中心地区施加保守压力,对于各种现代化改革形成了掣肘。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述，一方面是社会上一部分最高文化阶层的欧洲化，另一方面是亚洲生产方式的深化和东方独裁专制的强化[13]。

二 苏联时期城市化进展的有限及其对民主法治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苏联城市化进展有限

　　尽管苏联时期，俄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至 1962 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0%。但是, 苏联的城市化不是因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自下而上逐渐完成的，市场因素、自由因素和民主法治因素缺失，使其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进展有限。尤其是从社会文化特点来看，苏联的城市化并未真正实现，科特金就指出，“苏维埃的实验留下了一份灰暗而贫乏的城市遗产。”[14]斯蒂芬·怀特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文化展现了俄罗斯沙皇体制的广泛延续性,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在社会文化特点上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它没有改变俄罗斯社会的文化传统[15]。基于此，不少学者称苏联时期的城市化为“准城市化”或“伪城市化”[16]，并对普遍存在的以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标准的看法进行了批判，强调这一标准不适合苏联：“根据是量的指标,即城市人口的比例和在大城市中集中的水平,但是没有考虑到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苏联城市化模式质的特点。”[17]

　　（二）苏联城市化进展有限的原因

　　1.世界观原因：乡村世界观的自我性，城市世界观的他者性。村社被俄国人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18]受村社世界观的影响，俄罗斯形成了特有的乡村叙事传统，在他们看来，乡村叙事较城市叙事更有优势，回归乡村是崇高的。尤其在俄罗斯与西方对立中，城市被有意无意地划入了西方现代性的范畴。这多少阻碍了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现象的真诚关注。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肯定乡村、贬低城市。“事实上,近70年的过程中,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文件中,都有一些部分谈到整个国家‘生产资料’的分布,规定了哪些城市应该发展以及哪些城市的扩展应该受到制约。就‘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城市化’这个词本身,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是禁用的。”[19]

　　2.苏联领导人不了解、不重视城市的现代化作用。苏联大多数统治者的出身和生活实践经历，使其对农村的体验和经验明显大于对城市的体验和经验，因而很难很内行地明了城市化的现代化功能。“斯大林这位从边远的格鲁吉亚来的乡巴佬并不看好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都不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长大的希特勒，也比不上对本国城市历史有偏爱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者。”[20]另外，“到20世纪40~50年代,苏联的城市实际上已为昨日的农民所控制。据统计,1946年在明斯克州有855名领导干部,其中农民出身的为709人（几乎占了80%),而工人出身的总共只有58人。在苏联,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城市出生的人的比重最高,而当时恰好是市民在国家人口中的比重最低。后来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长,党的精英出身于农村的越来越多。1930~1989年只有7%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出生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18%出生于其他大城市(州或共和国的中心),47.3%出身于农村,还有27.2%出生于就生活方式和生活特点来讲都属于农业地区的小城市和城镇。”[21]这些统治者并不了解、不注重城市的现代化作用与功能，城市化并没有作为现代化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乡村的，对现代化的城市载体等问题的把握还远远不够。

　　（三）苏联城市化进展有限的表现

　　1.进一步用权力主导和计划消灭了市场。

　　其一，在苏联城市化过程中，不受规范的权力起到了决定作用。作为苏维埃选定的首都，莫斯科重新获得有利地位。“1917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标志着起初在俄国、后来在东欧城市发展的另一条道路。革命党人相信政府为了人类的更加美好而改造社会的能力，相信应该是充分发挥政府的力量而不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立足于通过政府对商品的生产、交流方式，对教育和科学控制等来重塑社会。”[22]而苏联政权又没有很好地将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和民主之中。苏联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在1927年就强调：“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法律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战胜了任何法律。”在斯大林时代，官方权威的法学家帕舒卡尼斯（E.B.Pashukanis）进一步使法律原则完全依赖于共产主义革命前景。帕舒卡尼斯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政策与计划将取代法律。”[23]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沙皇皇冠荫蔽下度过了几百年的国家,不可能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像抛弃别的专制垃圾那样轻而易举地抛弃旧的思维方式的重负。尽管沙皇、王朝、沙皇象征物在国内已被扫除,但那种把强者、把最高统治者奉若神明的思维方式却遗留下来了。其次，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给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与人民对新闻检查十分痛恨，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前,列宁也认识到权力过于集中于党和国家之手而不受任何监督的危险,曾提出改进意见,特别是以政治体制之外的力量来监督政权[24]。但由于革命需要并没有及时停止舆论管控，反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苏联进入党的查禁高峰。综上，由于专制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外部没有任何力量对之进行监督与制约，而内部的监督机制又有名无实，使得苏联国家权力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严重地脱离民主。“在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其中明显的虚伪却使它受到民主派人士的更多斥责。实际上，许多人认为苏联正好代表了民主的对立面。”[25]

　　其二，城市中的市场关系被排除。一般来讲,城市是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物,而城市的发展又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繁荣。但是,苏联时期因权力主导将市场机制从社会实践中排挤出去，国家实行无所不包、全面直接、指令性、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市场的作用,“交换游戏”为“分配游戏”[26]所取代。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逐渐萎缩直至消亡，城市的金融、贸易、流通枢纽也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外在环境。“俄国沙皇独裁下的暴虐都市，在19世纪已经显现出许多终结过程的征兆，还是在新生的苏联政权身上留下了残暴的印记，继续进行盲目的中央集权、僵化的官僚主义，以及对正当的差异的全面镇压，这使得新的开创事业以及那些合作的形式根本无法进行”[27]。另外，计划造成的“有城无市，有场无市”及城市公共生活缺失已成为普遍现象[28]。

　　其三，造成国家权力机构膨胀。20世纪70～80 年代官僚化高度膨胀。1960年俄各类国家机构和经济组织管理人员数量为38.29万，至1985年这一人数增长到175.6万，1960～1980年期间，国家管理机器占整个就业人口的10%～15%[29]。

　　其四，造成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各企业部门之间和民众相互之间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程度偏低, 经济社会生活的计划程度有余而社会化程度不足，使俄国经济无法产生聚集效益，同时也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种子。首先，苏联迅速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与地区分割限制了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在整个苏联时期,作为城市化重要内容的以市场分工与合作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其次，“官本位”和行政等级化区分城市为三六九等，也恶化了城际关系。另外，户口制禁锢了人口流动，疏离了民众之间的社会联系。1932年苏联实行公民证制和公民注册制,限制城市居民人口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苏联解体所依赖的地方民族主义。总之，社会层面上极度分裂化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结构，给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造成严重损害。为了完成整合,往往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作用力。”[30]

　　2.只有工业化，没有城市化。

　　其一，在苏联社会主义框架内城市化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含义，它只是工业化的手段。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效仿彼得大帝，发起雄心勃勃的工业建设大跃进。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政权的工业政策确实是成功了，“到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沙皇时期的工业生产能力。”到1960年，他们把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国家。但苏联时期的城市只是工业基地，而不是真正的城市。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崛起为干旷草原上的一个钢铁巨人，是苏维埃新城市的典型：没有清真寺、没有教堂、没有自由市场，主要人口构成是被一些狂热的青年共产党人组成的军团驱赶下的强制劳动力。”[31]

　　其二，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但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不足，反而是以损害和忽视农业来推进工业化道路的。如通过压低农业产品价格和相对提高工业品价格和计划强制征收农业产品等办法积累工业化资金，使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另外，革命后的苏俄确立了集体农庄的苏联模式带有明显的俄罗斯传统村社宗法文化的色彩。

　　其三，苏联市民并未形成真正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苏联市民尽管形式上已具有了市民地位，但从政治和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其本质上仍不可避免地带有等级性和特权性。其中，身份证制度标识出的是一种市民等级特权,因为它赋予了要求获得免费的住房、享受在各个城市都不一样的各种城市福利的权利等等,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壁垒、权利上的不平等。因此，苏联时期城市人口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多特权性和政治性，非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32]。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苏联市民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除了一些爱国意识、集体主义观念和纪律外，苏联时期的市民多半仍生活在农村观念和传统中。事实上，苏联市民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掌握城市文化、相应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等过程还远没有实现和完成。

三 城市化不足的苏联遗产对俄罗斯民主法治转型的消极影响

　　城市化滞后对于苏联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历史遗留的城市化不足危机，也是妨碍俄罗斯民主法治正常转型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城市化根基薄弱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民主法治建设的进度和成效。

　　（一）民主法治离不开城市化基础

　　从形式上看，新俄罗斯建立以来，已基本具备了西方民主法治的一切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并没有为俄罗斯带来实质的民主法治。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城市化社会结构及文化的不足。事实上，西方的民主法治的社会基础也是城市化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必须最终地确认,当代西方发达社会首先是独立于它们的民族特点的,是具有高度城市发展的社会。”[33]“无论出现何种随意性或系统性的间断以及地区性差异，欧洲城市化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34]也只有从城市化的角度出发，才能揭示西方民主法治的基础和特质。民主法治为什么仅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当民主法治出现于欧洲的时候，什么特点使它与其他社会形态相互区别，城市视角将会加深此理解。韦伯指出，“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基础的法律。这个制度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权利义务的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它进而又指出：“城市创造了政党和政客。固然在整个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派系、贵族小集团和钻营官职者之间的斗争，但是照现代词义理解的政党却是西方城市以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照政党领袖或谋求阁员位置的人那种意义的政客也是同样罕见的……城市也产生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在希腊人的城市文明中，科学思想所借以发展的那种学科，也就是数学，已经有了得以持续发展到今天的那种形式。巴比伦的城市文化同天文学的基础具有类似的关系。而且，城市是一些宗教制度的基础……最后，唯有城市产生出神学思想，而在另一方面，没有被教士的愚民骗术束缚住的思想也只能托庇于城市。柏拉图的卓越的才华，连同作为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如何使人成为有用公民的那个问题，在城市的环境以外是不可思议的。”[35]

　　（二）转型初期俄罗斯城市化不足及对民主法治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个国家可以向另一个国家提供特定的制度上的建议。但是，在没有类似的城市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甚至哲学传统的情况下，民主——甚至建立的可能性——将在国与国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变化。作为不争事实，形式的民主法治虽然在俄罗斯社会的实体内建立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言之，俄罗斯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制度的民主法治转型，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城市化。后者的缺失，使得简单的制度移植必然发生畸变和异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和公共精神，是城市化和社会分工的产物。而城市化的不足和公共精神的缺失使得俄罗斯社会多存在私利，而少存在或不存在超越众多私益之上的公平正义，从而导致了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个人之间的恩怨凌驾于政党的利益与目标之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又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之上，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共精神的不发达对俄罗斯媒体的民主法治功能发挥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改革过程中俄罗斯大众传媒的运作机制与西方民主社会有如此大的差异？”[36]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城市化共存结构的不足，造成传媒公平正义取向的不足。社会没有公共精神，也就没有大众传媒。一个社会的传媒是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作用是由该社会决定的。由于缺乏公共精神和公平正义的规范和制约，“俄罗斯社会将大众传媒视为玩弄制造‘肮脏丑闻’的政治手段的延伸，视为那些根本不关心普通读者日常疾苦的有权有势阶层相互之间进行争斗与清算的工具。大众传媒上制造的气氛所反映的完全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那些脱离国内大多数居民的自我感觉、情绪和愿望的私人利益。”[37]转型初期的俄罗斯，媒体都有各自的主人，使自己成为狭隘政治集团或者商业机构利用的工具[38]。

　　其二，公共精神和公平正义观念的不发达，对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明显消极影响。俄罗斯在公共精神和公平正义观念不发达的情况下, 即使引入了私有制和市场, 私有制和市场也难以发挥积极功能和正能量。先前，改革者曾经想当然地主观认为，“只要砸烂集权专制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会自动建立起来”[39]。而大量的实例表明，由于缺失公共精神和公平正义观念的制约与规范，俄罗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既没有根除掉特权腐败，也没有根除掉人际关系中习惯于非法律捷径的做法与文化。与其规模庞大的前身一样，市场经济同样也采用旧的根深蒂固的做法——以非法律的方式来走捷径和非正式地解决问题，并从中获利，市场并不抵制传统的商业界和官僚机构之间互惠的关系网络模式。相反，人们选择了适应这市场模式并使其为己所用，表现为机会主义行为滋生,有组织犯罪盛行,健康有效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和存在[40]。

　　其三，公共精神和公平正义观念的不发达，使得俄罗斯的法治与西方法治仅是“形式的偶合,不是观念的融通”[41]。正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俄罗斯很难算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后苏联时代，虽然俄罗斯努力奋斗以赢得经济和社会的成功，而且其颁布的法律之多，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俄罗斯的法律制度与堪为法律移植典范的制度相去甚远。另外，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虽然也有民主之名，但却显出强烈的独裁特质。”[42]俄罗斯法律与作为一种绝对的社会之善（socialgood）的西方法律不具有任何相似性，“法律仍未超越它先前在社会中所发挥的纯工具性的作用，以成为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这并不是说法律文化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它显然处于变化中，而且变化巨大。对法律的使用变得更深入、更职业化、更自觉、更有威信，也更加积极活跃。从事法律业务的企业的数量在增加，与此同时，就职于商业公司中的律师数量也在增加。但我仍然认为，俄罗斯尚未走上通往法治文化的道路。一些全新而且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形成当中，兴起的法律文化似乎可能是一种兼具西方法律浮华的外表，和俄罗斯传统的更具讽刺性的内在默许的东西。”[43]

　　正是因为城市化不足、公共精神和公平正义观念的缺失所造成政治乱象，使得“可控民主”成为俄罗斯向民主进化的必经阶段。早在2000年1月普京选举获胜之前，原《独立报》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就已经用“可控民主”来概括普京的政治理念了：从本质上依然是民主政治，即有选择性、言论和出版自由、领导人更替等形式[44]。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的困境在于城市化的不足。俄罗斯民主法治建设的危机，也是一场城市化不足的危机。“不断侵袭着正在改革道路上前进的俄罗斯的种种危机,表现为必须实现的任务与我们所具有的文明水平之间的脱节。要提升我们的文明水平,只能依靠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战略作用。没有拥有发达的城市文化的名副其实的城市,我们所面临的经济、文化、社会或人权等种种问题,都不可能找到任何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45]因为民主法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城市化是民主法治的孕育所，城市化是民主法治的介质，不同质量的城市化产生不同的民主法治。这也就决定俄罗斯的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城市化相契合。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俄罗斯民主法治的实质性进展。跨越式发展不等于可以绕过城市化的门槛。制度只是“器”，城市是“道”。就整体而言，城市化要素是民主法治更为深层次、具有更隐蔽制约的文明结构要素。即，“更为准确地说,城市的社会环境和城市化的发展,创建了支撑普遍法律规范和世界文明精神价值的整个文化基础。”[46]因此，俄罗斯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是依托城市化的进度与广度，舍此别无他途。也正如约翰·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不论旧的传统形式的瓦解，还是新的价值准则的确立，都必然经过城市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来最后完成。”[47]而俄罗斯的“可控民主”如能成为俄罗斯未来民主法治发展的通道,那么“可控民主”就必须积极促进城市化发展，以便为民主转型与巩固创造条件。如能如此，方“可以想象，在这些理想类型中，威权主义政体在其晚期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有了支持宪政和法治的法律文化，有了在职业规范内运作的、可资利用的官僚机构以及合理的制度化的经济社会。”[48]显见，城市化是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也应成为我们审视俄罗斯民主法治发展的不可忽视一环。

　　注释：

　　[1]Zoltan Barany and Robert G Moser, Russian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俄〕玛丽娜·库尔奇扬：《转型对俄罗斯法律的角色的影响》，载〔荷〕弗雷德·布鲁因斯马、〔意〕戴维·奈尔肯编《法律文化之追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3]〔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4]于小琴：《社会现代化视阈下俄罗斯城市化特点及历史作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2期。

　　[5]〔法〕亨利·特鲁瓦亚：《彼得大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6]张广翔：《苏联史学界对俄国封建晚期城市研究述评》，载《长白学刊》1998年第3期。

　　[7]〔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8]〔俄〕Вл·索洛维约夫：《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9页。

　　[9]牟沫英：《19世纪下半期俄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特点及原因分析》，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0]〔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18~619页。

　　[12]H.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Harcourt, 1951,p.30.

　　[13]〔俄〕弗兰克：《俄罗斯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4]〔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第158页。

　　[15]James Alexander.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Russia: 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Transition,Stmartin’s Press, LLC, 2000.P.20.

　　[16]Кантемирова Т.А.Социа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ородской среды в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2008，№3.

　　[17]梅春才：《浅析苏联的城市化模式》，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

　　[18]〔俄〕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一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19]列昂尼德·科甘：《展望俄罗斯的城市政策》，载《第欧根尼》 2003年第2期。

　　[20]〔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第155页。

　　[21]Вишневский А.Г.Серп и рубль: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СССР.С.99.

　　[22]〔美〕贝利：《比较城市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前言，第176页。

　　[23]Tom Bottomore ,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276.

　　[24]Robert W.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Collapse?Understaning Historical Change New York:M.E.Sharpe,1998,pp.43-44.

　　[25]〔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6]“在苏联时代达到巅峰状态的极权主义可以溯源到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家长式专制’的政府体制。这一体制没有把统治权和财产权区分开来，让沙皇同时担任其王国的统治者和所有者的角色。”“在这种政体之下，君主拥有并且统治着这些土地以及居住在土地之下的居民，将其王国看成是规模庞大的皇家财产。”〔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第3页、第118页。

　　[27]〔美〕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28]“共产党人的城市依然昏暗呆滞，了无生气，自发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偶然为之的农民市场或者悄然兴起的地下经济的不轨行为中。社会生活很少集中在街道或公共场合，更多的是亲朋友挤在狭小的公寓住宅里，自娱自乐。” 〔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第157页。

　　[29]Полян П.Город и деревня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столет перемен.С.411 ～ 413.

　　[30]〔俄〕Вл·索洛维约夫：《俄罗斯思想》，第9页。

　　[31]〔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第156页。

　　[32]Вишневский А.Г.Серп и рубль: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СССР.С.109.

　　[33]列昂尼德·科甘：《展望俄罗斯的城市政策》。

　　[34]〔美〕霍恩伯格、利斯：《都市欧洲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5页。

　　[35]〔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269页。

　　[36]〔俄〕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37]同上，第291页。

　　[38]Засурский Я Н.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2002:4.

　　[39]Потемкин　А.П.（Вирту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сюр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бытие） : Россия.Порог XXI века.Экономика.Проза，Москва : ИНФРА-М, 2000，С.35.

　　[40]Vladimir Popov,“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Reconsidered: 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15 Years of Reform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49, 2007,pp.1~31.

　　[41]Деревянко А.П.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Евразии,М.:Наука, 2006.С.104.

　　[42]〔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法律与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43]〔俄〕玛丽娜·库尔奇扬：《转型对俄罗斯法律的角色的影响》，第138页。

　　[44]郑羽：《普京时代(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45]列昂尼德·科甘：《展望俄罗斯的城市政策》。

　　[46]同上。

　　[47]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48]〔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责任编辑常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