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为风格的综合体，政治文化对政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在政治体系的作用下也发生变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全面社会转型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基础发生根本改变，从而使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普京执政后，大力整合国家社会，“政治一致”日趋明显，政治行为风格亦随之趋于保守内敛。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当前的“全面现代化”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关键词】　俄罗斯，政治文化，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

　　【作者简介】　祖雪晴，1973年生，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博士。(哈尔滨　150080)

　　“政治文化”是探讨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概念自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首次提出后，便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广泛流行的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体系，政治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心理，它的涵盖面也相当广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希望，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极其开放、具有韧性”，“与不断变动的、透明和多维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与那些自信、自由、殷实、具有批判思考精神的人的政治文化相符合”[1]。政治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还是在发生着变化。“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2]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论阐释也有助于我们解析俄罗斯当代社会。

　　苏联解体后的20年间，大规模的全方位转型使得俄罗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使它的政治文化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大致以世纪之交普京上台执政为界，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 斯社会，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其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等都已经前后迥异：整个社会情绪从激进过渡到保守；政治制度趋于稳定；政治权力趋于封闭，权力运作已经由前台转入幕后；民众犬儒主义盛行，民粹主义重新抬头，等等。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进行考察，追溯其变化的原因，同时分析其对俄当前政治发展的影响。由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对其定义也较为多样，本文的政治文化大致指政治思维的倾向性和政治行为的风格。以政治思维倾向性而言，政治文化表现为这一时期政治思潮主题的变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 认同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合法性的态度；就政治行为风格而言，它体现于政治制度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政治行为的规范性等。

一　俄罗斯政治文化之根

　　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其传统毫无疑义地影响到它的民族心理，并进而影响到其政治文化。雷蒙·阿隆专门为此构造了“政治系统的历史环境”这个术语。在他看来，“每个政治系统都会受到这个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传统、价值、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3]俄罗斯的“历史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政治文化发育的独特地理环境，二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对俄罗斯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地处欧亚两洲，两种社会文化类型在 这里交织：欧洲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它以个人及其自由、自然权利为中心；亚洲文化有着悠远的专制传统，它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为中心。两种文化在俄罗斯不仅相互补充，同时还持续地相互斗争。这种二元性、矛盾性和冲突性在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最为明显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体现，乃是“西化派”和“本土派”、西方发展模式和俄罗斯独特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其文化属性来说，俄罗斯显然是欧洲大家庭的“边缘成员”，其位置犹如太阳系中的冥王星[4]。但正是这种亦亚亦欧、非亚非欧[5]的地理与文化位置，使得历史上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并无恒定的方向，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马上掉头，另起炉灶。这也是许多论者所强调的所谓“钟摆性”和“周期性”[6]。俄罗斯历史上几次大的转向以及革命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俄罗斯政治文化似乎超越不了这种心理结构定式。

　　由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轨迹，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东方色彩更浓，突出的特点是一以贯之的国家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国家观念。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强的工具，最大的帝国”，“建立、维持和捍卫庞大的国家的需要，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占据着十分特殊、压倒一切的地位”[7]。俄罗斯自拜占庭不仅输入了基督教，而且还接受并改造了拜占庭的文化，首先就是帝国思想。在传统的历史论证中，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众多民族的大帝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进行操控，这便是俄罗斯专制政权存在的理由。同时，伴随帝国崛起与拓展的还有俄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救世意识——“第三罗马”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布尔什维克意欲建立超民族和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努力。

　　“强国思想”一直是俄罗斯民族意识中个体、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恒定结构。不论是在沙皇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获得国际承认的。因此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强力塑造苏维埃政治文化，使其沿着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苏联解体之后，国家主义传统一度有所削弱，但普京执政之后，随着联邦中央权力的加强和垂直权力体系的重新确立，它很快就被恢复并得以强化。

　　另外，由于俄罗斯一直缺乏公民社会，因而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国家被视为“文明的支柱、社会完整及存在的保证、整个生活的组织者”[8]；这种感受反映了国家的实际作用。而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则被视为国家的“大家长”，也为后来的“铁腕”和“民族领袖”之类的个人崇拜提供了发展的温床。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家长制”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家庭[9]；严峻的气候和自然条件迫使一家之主负责调节整个家庭的财产关系、劳动关系、日常伦理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由这种社会初级结构逐渐形成了权威型的权力关系，并进而影响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形成。而东正教在宣扬俄罗斯伟大的同时，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民众的忠君意识和爱国主义热情。19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意识中就已经关注到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卡拉姆津说，俄罗斯的专制统治就是父权统治[10]。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心理结构，“家长制”在帝俄时期表现 为沙皇的“人民性”、俯贴下情、关心子民；在苏联时期，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则是“人民的父亲”，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苏联解体后，由于普京拨乱反正，使俄罗斯走向稳定，他被赋予“民族领袖”的称号。在“家长制”的统治下，民众对国家是一种顺从关系，而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契约关系；实际的权力关系是通过非正常的方式来调节的。

二　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文化：走向分裂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是一个各种异质的政治价值、政治设计以及政治行为标准的合成体[11]。俄罗斯社会与政治生活中虽然确立了多元化的指导原则，但是这种缺乏基本共识的多元 化给国家带来了混乱，给社会带来了迷惘。20世纪9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转轨，使俄罗斯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发生了极端改变，也给俄罗斯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俄罗斯在政治上走向三个层面的分裂：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裂、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分裂、上层精英与民众的分裂。

　　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重新面临着历史选择：是选择西化道路还是走本土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显示，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俄罗斯始终存在着两大对抗的势力。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苏共丧失领导地位，为重新 进行西化试验铺平了道路。作为领导人的叶利钦启用民主派在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试图使国家的西化道路不可逆转，使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生”不再可能。1992年开始仓促实行的“休克”疗法就是要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激进改革的严重受挫使这两种政治势力彻底分裂，围绕经济改革战略、国家权力体制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出现了执行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严重对立，并导致“双重政权”局面的出现。在无法解决分歧的情况下，叶利钦动用武力炮打白宫，以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政治争端。对于走上民主 化道路的俄罗斯来说，以极端方式而非民主协商方式解决政治争端，显然是对民主政治的讽刺，不过在俄罗斯新型政治制度确立之前似乎也别无其他选择。1993年12月就新宪法举行的全民公决暂时性地掩盖了政治分裂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议会选举却显示分裂正在加剧。这种分裂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了顶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虽然政治精英在新的制度框架之下进行竞争，但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野清晰可见，而且这种分野直指新制度的合法性。1996年的总统选举不仅“决定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誉归属于谁，从某种意义说，还将决定俄罗斯今后的发展方向”[12]。虽然叶利钦所代表的西化派最终赢得了选举，但是精英层的重大分裂以及其后此起彼伏的政治危机使得他不断调整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钦的国家治理道路已经难以为继。

　　在联邦层面上，俄罗斯也面临着巨大的分裂。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其加盟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旧的联邦制宣告失败，而且也意味着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面临着二次分裂。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叶利钦时期在与地方的辗转周折中实行了多种联邦制模式。1992年3月，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各民族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州等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使绝大多数联邦主体签订了联邦条约，暂时性地遏制了全俄普遍的分离主义倾向。1993年12月新宪法通过后，俄罗斯实行制宪联邦模式，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宪法调整联邦关系。但是这种联邦模式受到了来自许多共和国的挑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订了“例外”的双边条约，在主权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这种宪法-条约联邦制模式不久就延伸到中央与许多其他共和国的关系。1996年8月中央政府与车臣方面签订的《关于确定俄 罗斯联邦和车臣共和国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实际上促使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出现，使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二次车臣战争才得以解决，但俄罗斯中央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造成的创伤至今都无法愈合。

　　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进程中，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分裂是最为根本的分裂。由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心理结构——国家主义一直占据上风，共同的利益显然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种优先性保证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也在共同利益趋向与个性自由、自我实现之间埋下了隐患。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意图通过社会转型改变这种状况，精英层希望通过西化方案，激发社会的活力，使个性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俄罗斯历史上并没有民主制度，十月革命前的君主制没有提供广泛的民主和政治自由，苏联时期的社会中也不存在多元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因此，骤然的政治开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不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其政治思维中的固有模式并没有打破，无法适应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多党制的确立没有带来成熟的政党制度，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明确的导向，也缺乏固定的群众基础，因而成为单纯追求选举、追逐权力的工具。对于上层精英来说，原有政治结构的打破和新制度的确立为他们争权夺利提供了空间；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由于民主选举没有建立起公正的代表权力机关的管理结构，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形式被破坏，新制度下的所谓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却无从实现，宣称代表他们的党派与其说为了他们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民众所谓的政治参与，只是在无所适从的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票。虽然民众的政治热情被空前地激发起来，但是他们的力量变得更加软弱。同时，政府所推动的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使俄罗斯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新兴的权贵阶层掠夺了人民的财富，使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经济上的不自由与政治上的所谓自由形成对比[13]，在经济不自由的情况下，政治自由的实现无从谈起；民众渴望改变，但是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改变。

　　在叶利钦时期缺少共识的政治文化中，政治行为的风格模式却在逐渐发生变化，它主要体现在全社会政治参与的加强以及政治宽容的逐渐形成。俄罗斯素来以国家主义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导向，在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中，一直强调社会的同质性；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形成了这种“政治一致的文化”[14]，不仅沙俄时期是如此，苏联时期亦是如此。在国家权力层面上，威权性政治往往不容异见的存在，“政治一致”是通过暴力和强迫来实现的；但是在社会层面上的“一致”却是根植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系统发生了变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在制度上得以确立，因而传统的“政治一致”格局被打破，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政治参与得到了加强。虽然“俄罗斯缺乏作为西方议会制基石的自由论争的文化，冲突往往导致分裂、对抗”[15]，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街头政治”，漫无节制的游行抗议活动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混乱；但是新的政治行为风格也在逐渐形成。

　　它体现在政治竞争者中出现了文明的辩论方式，每一方都希望以有利的论据说服对方；在政治运作中，更强调妥协以及联盟的艺术；采取各种积极的方式，包括利用大众媒体，对立法、行政权力机构施加压力；进行积极的社会动员来达成具体的目标。最为重要的，乃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进行斗争。一个具体鲜明的例子是1994年2月国家杜马宣布对1993年十月事件和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所谓“叛乱者”实行大赦。因为根据新宪法，杜马有权不经总统和联邦委员会批准赦免任何一个人。这项大赦措施在俄罗斯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被民主派视为“内战的开始”；叶利钦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阻挠大赦，但最终他承认了杜马决议的有效性。大赦“以游戏规则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的胜利而告终”[16]。从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来说，它接受了议会斗争的手段，不再以暴力革命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说明了它对政治游戏规则的尊重。

三　普京时代的政治文化：走向整合

　　俄罗斯社会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标志是普京的上台执政，普京的执政在很大的程度上弥合了叶利钦时期的三重分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大转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狂飙猛进式的大革命，然而不管它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也好，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好，它有自己的“转折点”。根据勒庞的革命心理学，革命的集体情感曲线“一开始时是比较缓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下来则几乎是直线下降”[17]。每场革命都有自己的“热月政变”。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在20世纪90年代时断时续地延伸，但是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终于彻底失败，民众对于国家也彻底失望。普京的上台完成了对激进革命的“热月政变”。

　　普京上台及其“告别革命”，是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转折的分水岭，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心理由此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普京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并且显著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从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增强了民众对于现行政治制度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上层权力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分裂。二是普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举措，重新整合了国家政治资源。在联邦层面上，普 京从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入手，严厉打击地方分裂势力；紧接着又实行联邦大区制度，加强中央对各联邦主体的监督；三是借助别斯兰事件，完成了对各联邦主体的完全控制，从而建立起垂直权力体系，有效地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地区分离主义的趋势。在政治体制层面上，普京亦实施了改革，通过对政党法的修改淘汰了那些没有政治基础、为选举而选举的小党；大力扶持一度气势如虹的“统一俄罗斯”党，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执政依托。“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一党独大，保证了俄罗斯在国家层面上对发展道路选择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普京全力弘扬俄罗斯传统文化，寻 求整合国家和社会的精神资源。虽然他表示不再倡导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他重新返回到“国家主义”思想，一再强调强大的国家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事实上为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在政府的倡导以及民间的反思中，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激进转向保守，从分裂趋于整合。在短短的几年间，保守主义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的主流思潮，意识形态各异的政党，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主义、社会主义，都有了自己的保守主义形态[18]。作为普京一手扶持的政权党、俄罗斯政坛的中流砥柱，“统一俄罗斯” 党对自己的纲领进行反复修订，最终将“俄罗斯保守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即“稳定和发展，排斥停滞和革命、使社会不断创造革新的意识形态”[19]。

　　普京对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亦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带来了新的变化。一反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分裂态势，随着中央权威的逐步树立，普京时代的政治日趋“一致”。一方面，普京在社会维稳方面的巨大功绩契合了俄罗斯民众的心理需求，从而成为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器”[20]；俄罗斯传统中对权力的神化和对“铁腕”的崇拜在社会中重新抬头。

　　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赋予了总统巨大的权力， 诚如雷日科夫所言，“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运动是为了摆脱总书记和苏共中央的独裁统治，而现在我们却面对更残酷、更露骨的个人独裁”[21]。同是总统，普京的地位却远非叶利钦所及。如果说叶利钦是自诩为沙皇“鲍里斯一世”的话，那么普京则是俄罗斯民众所“拥戴”的“民族领袖”。普京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建立了这种地位，同时他又利用这种地位，加强了政治权力的布局，牢牢掌控着俄罗斯的政坛，既将异见者排挤出权力场，又严厉打压反对派，同时严格控制媒体。另一方面，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定位在国家的最高 层，也包括中产阶级和官僚的最高层；官僚使用行政资源干预政党活动，使其更有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使得整个政坛日益官僚化。

　　由于普京担任了“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整个党内基本上唯普京马首是瞻，对党的忠诚变成了对领袖的忠诚；各级官僚们也借助于领袖的罩护，日益成为一个自利性的利益集团。

　　在俄罗斯日趋“政治一致”的背景下，俄罗斯社会的政治行为风格也随之一变。首先，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高层政治变得更加封闭、更不透明，外界分析家只能以猜测的态度从官方公布的消息中去寻找蛛丝马迹[22]。西方研究界中一度沉寂的“克里姆林宫学”重新兴起，甚至被所谓的“普京学”取代[23]。在此情况下，许多重大的决策往往由范围很小的高层权力圈在幕后做出。2004年2月普京突然解散卡西亚诺夫政府的决定“滴水不漏”，不仅外界感觉突然，就连卡西亚诺夫总理本人对此也毫不知情。2007年普京在确定下届总统继承人选的问题上，外界看起来充满悬念，一直到最后迫近大选的日子(12月10日)普京才决定下来。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一方面增加了政治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俄罗斯的上层精英变得唯唯诺诺，日益保守内敛，低调行事，逐渐消磨掉自己的个性；这与叶利钦时期政治精英敢言敢为、积极进取的风格大相径庭。

　　例如，2010年2月俄罗斯议会上院议长米罗诺夫由于公开批评普京的预算案和反危机措施，立即受到“统一俄罗斯”党要求其辞职的警告，他旋即选择沉默。其次，在失去了制度性的约束之后，执政的官僚集团日益腐败。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廉洁度指数的排名，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期间的位次急剧下滑，到2010年已经在178个国家中排在了154位[24]；而在叶利钦执政的1996年，俄罗斯的清廉指数还排在第46位。从腐败的总数目以及规模来看，普京时代与叶利钦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3月出版了一本由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等人撰写的独立专家 报告《普京与腐败》，其中列举了普京大量的腐败例证，指斥在普京时代的十年中“目无法纪和腐败的现象不可思议地滋生”[25]。政府在打击一部分寡头的同时扶持并培育了另一部分寡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次，由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一方面垄断了行政资源，另一方面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扶持，它在政坛上已无对手，因此在近几年的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多数取得优势。这种情况被普京的继任者梅德韦杰夫总统定义为“政治停滞”。他认为，这种停滞的双重危害在于，反对党因为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而日益边缘化，执政党 因为没有对手而日益退化，两种情况都会危及政治的稳定[26]。俄战略研究中心在2011年3月出台的报告中指出，自2010年7月以来，俄罗斯民众的政治意识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家步入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俄罗斯三大民意调查机构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众对梅德韦杰夫、普京以及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达到了新的最低点。俄罗斯新闻园地网站2011年5月5日发表穆斯塔法的题为《为了继续掌权，普京会如何行事》的文章，其中写道：“选举前的时间正在像羊皮袄一样缩水。两位主要设计师的支持率忽上忽下。唯有物价和莫斯科亿万富 翁的人数在稳步上升。”俄权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6月上旬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认为国家权力掌握在梅德韦杰夫手里的人由14%增至18%，而认为国家权力集中在普京总理手中的人从3月的28%降至5月的24%[27]。有些政治分析家甚至根据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政府的两次严厉批评，认为总统有解散政府的可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角逐的白热化，以何种方式和由谁来竞选下一届总统，在俄罗斯似乎已经变得明朗。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召开期间，梅德韦杰夫总统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明确表示2012年总统大选“不与普京竞争”，因为他与普京很大程度上代表同一种政治力量，彼此竞争对现行政策和国家发展无益。

　　作为一项独特的政治设计，“梅普组合”在新世纪中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双重权力”的现象即使曾经存在，但都不会长久；它不是俄罗斯政治的常态。俄罗斯一些政坛高层人士声称“梅普组合”并非“双重权力”，而是“两位一体”，梅普二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一，但两人会“通过争论做出正确的决策”[28]。至于是否如此，也许到2012年的总统大选时可以进行最终的检验。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土壤中能够出现“梅普组合”这种奇特的政治设计，它至少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俄罗斯上层政治精英希望能够加强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因为普京在执政期间打造的团队并非“铁板一块”，它需要普京这个平衡器；二是普京已经成为俄罗斯社 会稳定的象征。自2000年以来，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一直较高，为其他的政治家所不及。但是“梅普组合”从确立之时起就引发了各种猜测，梅普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直被外界跟踪关注并放大；这项政治设计事实上是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高层人事安排，而不是制度性设计，会受到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四　结语

　　政治文化并非凭空而生，也非一成不变。“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同时“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29]。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全面社会转型为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到21世纪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在转型的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基础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贫富严重分化，人们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性不断加强；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居民回迁俄罗斯，由此而出现新的种族、人口、领土等问题；由于信息不断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过去的教训进行重新评价，对未来的前景进行重新审视，这些因素是对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30]，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的认知、评价和行为趋向。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缺乏可循的传统和规则。基于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政治生态，在当今世界是相当独特的。在1993年十月事件之后，许多分析家“想当然地认为叶利钦的权力优势会是永久性的”，但是这种断言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就“被证明是不成熟的”[31]。

　　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一些负面因素影响根深蒂固，如对权力的神化和膜拜、家长制风气、法律虚无主义、顺从心理、对政治参与的冷漠、缺乏政治宽容、缺乏共识、容易走向对抗等，在短 期内很难清除。对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来说，这些因素是很大的障碍。对于本来就不成熟的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来说，这些负面因素所滋生的非制度性规则可能会侵蚀正式的制度性规定，如何消除这些影响便成为当代政治家们的重要课题。俄罗斯政治学家阿希耶泽尔认为：“如果不能将大多数人引入对话进程，社会就不能保证自己在复杂世界中的存在。后苏联社会政治学的中心任务是寻找社会根基还很弱小的自由主义文化的重建之路，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促进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克服社会成分之间的分裂。”[32]

(责任编辑　常　玢)

　　注释：

　　[1]ДмитрийМедведев，《Россия，вперёд!》.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l.

　　[2]〔美〕加·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明了它对政治游戏规则的尊重。

　　[3]Aron R.De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P.，1965.p.92.

　　[4]Заславская 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оциальный механизм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учеб.пособие.М.，2004.С.63.

　　[5]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非亚非欧”的独特的地理属性，并进而演绎为一个独特的“发展之地”。

　　[6]Ахиезер А.С. 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М.，1991；Эйдельман Н.《Революция сверху》 в России.М.，1989；Ianov A.， The Origins of Autocracy： Ivan the Terrible in Russian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Crummey R.O.(ed.)，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黄立茀：《俄罗斯能再崛起吗?——俄罗斯民族发展钟摆性与兴衰周期浅析》，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

　　[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8]Баталов Э.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civic culture // Pro et Contra.2002.№3.

　　[9]Ермоленко Т.Ф. Патернал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политология.Курслекций：Учебноепособие/Отв.ред.С.А.Кислицын.Ростовн/Д.，1998.С.223~224.

　　[10]ИсаевБ.А.，Баранов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Пб.：Питер， 2008.С.329.

　　[11]Крадин Н.Н. Элементы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Образы власт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России.М.：МОНФ， 2000.С.3.

　　[12]海运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13]〔俄〕A.O.博罗诺耶夫：《俄罗斯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作用》，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

　　[14]Симон Г.Мертвый хватает живого.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Общественные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1996，№6.

　　[15]Тамже.

　　[16]〔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57页。

　　[17]〔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18]张昊琦：《俄罗斯保守主义与当代政治发展》，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3期。

　　[19]Борис Грызлов：Наша идеология–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http：//www. molgvardia. ru/groupchanges/2009/11/20/11658

　　[20]Павловский Г.Путин уж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харизматикомодиночкой. http：//www.kreml.org/interview/272778796

　　[21]〔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页。

　　[22]ПавелК.Баев，ЭволюциярежимаПутина. http：//www.zlev.ru/51_114.htm

　　[23]Насменусоветологииикремлинологиивзапа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наукепришла"путинология".//Новостивмире.9 марта2004г.

　　[24]См.http：//www.transparency. org. ru/CENTER/cpi_10.asp

　　[25]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В.Милова，Б.Немцова，В.Рыжкова，О.Шориной：Путин.Коррупция.Независимыйэкспертный доклад.М.， 2011.C.3.

　　[26]МедведевД.А.Нашадемократиянесовершенна，мы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понимаем.Номыидёмвперёд.23ноября2010г， http：//www.kremlin.ru/news/9599.

　　[27]Медведеви Путин：кому принадлежитре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 стране? http：//www.levada.ru/press/2011060804.html

　　[28]ЕвгенийПримаковоботношенияхПутинаиМедведева，модернизациии《полицаях》.http：//www.aif.ru/money/article/41275.

　　[29]〔美〕加·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29页。

　　[30]ИсаевБ.А.，Баранов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проце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йРоссии.Учебноепособие.СПб.：Питер， 2008.С.333~334.

　　[31]〔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376页。

　　[32]Ахиезер А.Специф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ипредметаполитологии(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Pro et Contra.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