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从俄罗斯民族心理和社会现代化入手考察了俄罗斯 20世纪 90 年代初政治转型的基础，然后从意识形态( 非) 政治化入手，分析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生态和普京时期政治稳定化背后的原因。结论认为，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在实质上对俄罗斯转型以来的政治发展进行了限定; 意识形态的( 非) 政治化政治化分别适应了转型的需要和秩序重建的需要。俄罗斯民族心理通过意识形态政治化所表达出的群体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

　　【关 键 词】 俄罗斯 民族心理 社会现代化 政治转型

　　【作者简介】 卢绍君，1965 年生，辽宁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副教授。( 沈阳 110036)

一 导言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 2012 年“将帅易位”的政治安排使得人们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制度的未来走势产生了诸多猜测，再次引发了各界对俄罗斯政治发展方向及其民主化趋势的争论，同时也招来俄罗斯国内外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批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甚至公开指责俄罗斯2011 年 12 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不公”[1]。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仍旧肆虐，人们埋头应对危机并深入思考社会治理模式有效性之时，俄罗斯2012 年总统选举所昭示的俄罗斯未来政治结构和国内政治发展趋势，特别是关于自由民主、威权政治和其他政治制度安排孰优孰劣的争论和学术探讨，不仅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那么，俄罗斯转型以来，其政治制度的演化受什么因素影响? 为什么俄罗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转型在走过 20 余年的历程之后，仍然备受质疑? 俄罗斯当前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为什么仍无法被西方纳入民主政治的行列? 简单地套用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政治发展理论恐怕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关于俄罗斯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学者们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之初，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预言，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2]。在这里，福山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了道德化的高度。但俄罗斯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短暂的自由主义政治洗礼后，1993年年底的《俄罗斯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框架已经徒具三权分立的所谓西方民主的外在形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偏离了西方传统政治学理论所描绘的民主政治精神。特别是 2000 年普京任总统之后，权威主义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西方关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倒退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对于俄罗斯转型以来俄罗斯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学者们从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和探讨。刘莹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俄罗斯“新权威主义”的根源，指出东正教的“君权神授”和“第三罗马”理论与普京时期的政治体制存在密切联系[3]。徐坡岭分析认为，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面临外部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和内部权威主义政治传统的双重约束，适应俄罗斯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重建任务的需要，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中重新占据了上风[4]。庞大鹏指出，俄罗斯政治转轨第三阶段以“政治价值观的巩固”为主要标志，“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政体”与以“主权民主”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密切相关”[5]。董晓阳指出，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受到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政治文化的约束[6]。应当承认，以上学者们关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观点，都触及了俄罗斯政治转型轨迹演变背后的影响因素: 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扩张是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外部动因，俄罗斯历史文化与普京时期的政治体制存在密切关系，俄罗斯权威 主义宪政民主政体的确立与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密切相关。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历史文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可以选择和构造的吗? 东正教、第三罗马理论等历史因素在现代俄罗斯仍然重要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民族心理、社会现代化和俄罗斯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二 民族心理、社会现代化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社会基础

　　对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解读，是目前理论界理解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政治回潮的关键[7]。通常的结论都认为，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主导了俄罗斯新权威主义的回归。但是，俄罗斯传统 政治文化的内核及其在现代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相关文献却很少触及。现代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路线有许多分支，包括情境主义( contex-tual) 、化约主义( reductionist)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 、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t) 和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t) 等[8]，但无论何种政治理论流派，在述及政治发展的决定因素时，特定政治过程的民族背景都是不可或缺的。民族心理和传统政治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决定关系。

　　那么民族因素如何铸就特定的政治文化，并进而影响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选择的? 这要从民族的特殊规定性和民族作为一个群体的信仰、信念中去寻找。关于民族的概念，我们通常借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给出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社会类别划分的核心概念单元。从社会类别划分的角度，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形成了心理本质论(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9]和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onism) 两种观点。按照心理本质论的观点，民族的划分依据其先赋性，民族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民族类别内成员具有同质性，且与外群体成员具有本质的不同。相反，如果按照社会建构论，则民族是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所造成，主要通过社会文化所建构，民族的本质特征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是不具有本质特征的。实际上，大量的研究发现，民族、种族和性别等是高度本质化的社会类别，而兴趣、政治理念、外表和社会阶层是最低本质化的社会类别[10]。从社会群体认同的角度看，民族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其相互区分的主要标志显然就是基于共同民族心理的民族认同。

　　1．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及其政治意义

　　关于“民族心理”的概念，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从民族心理学角度看，民族心理是“特定民族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11]。那么，俄罗斯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是什么? 或者说，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俄罗斯民族内成员的同质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诸多研究俄罗斯民族性的文献中，很少有专门对俄罗斯民族心理进行概括和界定的，这大概一方面源于“民族心理”概念的争议性，另一方面也源于“俄罗斯民族心理”的复杂性。学者们往往使用“民族性”、“大俄罗斯主义”、 “民粹主义”、“东正教精神”、“东正教信仰”等来概括俄罗斯民族心理的某个方面的特征，来代替对俄罗斯民族心理的一般抽象[12]。对俄罗斯民族心理的描述也往往借用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民族性的分析。本文借用心理本质论来认识俄罗斯这个民族，那么，俄罗斯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稳定心理特征应当主要包括民族情感与道德，民族观念、理性与想象力以及民族信仰三个方面[13]:

　　首先，就民族信仰而言，俄罗斯的民族信仰所采用的宗教形式是东正教，弥赛亚精神和“救世”思想是俄罗斯民族心理中持久存在的宗教情结。其次，就民族观念、理性和想象力而言，俄罗斯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性。在民族观念和认同方面，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是一个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体，一方面，“在俄罗斯，民族性恰恰是它的超民族主义，它与民族主义的绝缘”[14]。

　　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民族主义的国家……俄罗斯的民族自负总是表现为，俄罗斯认定自己不仅是最基督教化的国家，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基督教国家。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却往往成了他们的压迫者。”[15]在民族理性方面，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指出，在俄罗斯存在一种虚无主义的理性主义，他们不相信与人的意志有关的一切客观因素。“俄国人的心里边，要么有真正‘无边的恐惧’，有真正的宗教灵光，要么有纯粹的虚无主义; 前者使他表现出令世界震惊的仁慈和伟大的特点，后者使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怀疑一切，无法无天。虚无主义不相信精神原本的作用，不相信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精神始基。虚无主义和深刻的、纯真的、完整的宗教信仰在一起，同时都是俄罗斯人亘古就有的本性。”[16]再次，就俄罗斯的民族情感和道德而言，俄罗斯民族对待国家的态度最具象征性，俄罗斯是最国家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别尔嘉耶夫指出，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既属于我们的左派，也属于我们的右派。”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在俄罗斯一切都可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17]另外，基督教圣训是俄罗斯民族重要的道德律条。“经济行为以满足当前需要为目的，不追求利润，这种劳动道德在东正教农民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的人生信条不是热爱劳动、金钱和时间，他们认为时间不是金钱，而是节日! ”[18]在俄罗斯的民族心理中，矛盾性和极端性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质。别尔嘉耶夫指出，“在其他国家可以找到一切对立的东西，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会转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19]俄罗斯民族心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俄罗斯民族似乎天生就缺乏中庸之道，政治竞争往往缺乏妥协，而是以对抗的形式进行。这导致俄罗斯社会持续在动荡和稳定之间转换: 各派政治力量的不妥协和争夺，导致动荡; 随着动荡的延续，人民又开始寻求秩序和稳定。这个时候他们希望出现的是一个能够恢复国家秩序和稳定的强权人物，并在民间自发形成对这个人物的崇拜，而那些鼓吹自由或者甚至带来了自由的人，马上就会被遗忘。

　　毫无疑问，民族心理对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国家和能够带来秩序的强权人物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

　　2． 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水平与政治制度选择

　　那么，俄罗斯的民族心理是否就直接决定着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选择和政治转型? 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从心理本质论看，民族心理具有稳定、持久的特征，决定着人们对政治的基本态度，但基于民族心理的关于政治制度选择和政治转型的群体意见和信念还要看社会现代化的发育程度。现代国家是一个时间上持续、空间范围确定的政治单元，它建立了一些永久的、非人格化的制度; 它的居民认同它有最终裁决的权威，不仅如此，大家还形成了应该效忠这一权威的社会共识[20]。显然，政治的道德基础决定着代表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意义和社会服从性。那么，影响国家政治制度选择的直接因素是什么? 在现代社会，如果对政治制度进行类型化区分，并在一个向量轴上定义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位置，那么向量轴的两端分别是“世俗—自由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21]。从本质上讲，“世俗—自由模式”是市场理性主义的合理延伸，而“神圣—集体模式”则源于将社会组成一个法人团体的观念。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现代化的水平。

　　按照西方政治学界对社会现代化的定义，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的基本含义为: 此乃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构成一个稳固的共同体; 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统治和服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合理的内部纪律，建立在有内部机制的条理性，建立在社会妥协、协调和相互利益的基础上; 各种社会冲突不是通过有产者的暴力，而是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国家政权来解决，国家也要依据它所制定的法律行事[22]。

　　按照上述标准，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肇始于帝俄时期，其标志是依附关系的解体和个人公民身份的获得。在俄罗斯发展史上，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村社制度，是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前基本的基层社会结构。以此相对应的上层社会也存在着广泛的贵族对皇权的依附，僧侣对教会的依附。根据《俄罗斯社会史》的考察，俄罗斯贵族的解放始于 1762 年，僧侣和城市等级在 18 世纪末获得解放，农民解放的时间最晚，1861 年摆脱了地主的奴役，1861 ～ 1905 年摆脱了国家的奴役，1906 年摆脱了集体的奴役[23]。总体上看，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俄罗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关系建立在传统的家长制和宗法制基础上，户主、师傅、地主和君主的权力类似于父权，不受任何限制。在宗法制度下，人民没有自由，个人权利受制于家庭和集体的限制，个人理想和追求受传统、习俗和教规即传统思维方式的限制。从18 世纪到19 世纪，家庭、集体、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关系才逐渐向建立在理性、契约和法律的基础上过渡。这一时期，也是俄罗斯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解体的过程。按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的判断，直到1917 年，俄罗斯的公民社会还处于形成阶段[24]。与此同时，主导俄罗斯社会精神和文化生活的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С． Л． 弗兰克指出: “可以把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称为‘追求世俗平安、信仰虚无主义宗教、富有战斗精神的僧侣’”[25]。俄罗斯知识分子打心眼里看不起西欧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别尔嘉耶夫也强调，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他们热爱平均主义，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公正，却因此忽视了真理”[26]。反资本主义情绪是苏联时期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选择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同时，就精神实质而言，被俄罗斯知识分子支持的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属于典型的、封闭的世界观，虽然形式上是世俗的，但本质上却是宗教的[27]。

　　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实际上是停滞的: 抵制个性意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等;家庭先是被“社会化”，尔后又国家化; 在社会生活中恢复了公社制度，成立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有企业等生产组织; 同时，恢复了国家的专制体制和传统统治方式，权力重新神圣化。这是苏联时期社会现代化停滞的主要表现。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苏联时期社会的很多领域也发生了显著的进步: 社会意识世俗化、行为动机理性化，城市化推动着社会结构现代化。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联选择的是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但必须承认，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建立在革命前俄国重分村社的基础之上，在许多领域内复苏了村社的体制。尽管依靠集体利益至上、牺牲个人利益、集中力量和资金加速国家建设取得了成效，但苏联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停滞却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案例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虽然都是不平衡发展的，例如，英国在经济领域领先一步，德国则是国家制度领先一步，但社会的其他领域是跟进的。在俄罗斯，却只有国家制度是社会发展的阿基米德杠杆，并一直以这个杠杆为支撑走向进步[28]。

　　社会自身的发展，内生形成要求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动力，这成为推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从而，俄罗斯既有的社会现代化状况成为俄罗斯新的政治转型进程的起点和基础。俄罗斯社会内生的对国家的需要以及俄罗斯民族在动荡时期对那种能够恢复秩序和稳定的强权人物的需要，主宰着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基本主线。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水平决定了其政治制度选择还不可能快速向“世俗—自由模式”靠拢，相反，新的政治制度模式还多多少少会带有“神圣———集体模式”的影子。可以说，与俄罗斯社会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民族心理是影响俄罗斯政治转型和政治制度选择的深层次因素。

三 意识形态( 非) 政治化[29]与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

　　尽管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决定了俄罗斯政治制度选择的基本倾向，但它们还只属于政治制度选择约束的深层次范畴和基础性因素。或者说，民族心理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并不 直接主导政治转型的发动和政治制度选择的初始方案。比起政治制度选择的倾向性问题，一定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

　　1． 理解俄罗斯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的理论准备

　　对于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转型，转型的时机和方案是如何决定的，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轨迹受什么因素影响，政治学家们同样有许多争论。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框架中，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控制着政治转型的时机，意识形态变迁将打开政治制度变迁的时机窗口[30]。进一步地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群体观念 的集合，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群体意见和信仰准备了生长的土壤。“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31]。

　　相对于旧的主流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不会突然出现，而是首先经历一个潜伏期。当信仰的混乱通过愤怒和痛苦表现出来时，这一潜伏期就结束了。”[32]政治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是通过群体领袖( 社会精英和反精英) 的组织和领导实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如下: 首先，由精英和反精英所具有的多维图像发展，他们通过在群体中进行“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方式传播思想和信 仰; 尔后，通过重要人物将这些意识形态争端的意义拼凑在一起，在这些争端中寻求在更广泛的理论背景下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从而确定目标、认识朋友和排斥敌人; 之后，进入意识形态幻想时期，结合解决问题的简单观念激发意识形态狂热; 最后，进入意识形态形成的实践现实主义时期，完成角色整合，领导群体观念，推动政治变革[33]。

　　对于政治转型的时机，政治学的即时之选( i-deas of temporal sorting) 模型给出了解释。以其中的垃圾桶模型为例，就政治转型而言，条件一旦成熟，问题、解决方案、决策者和选择时机等会一起出现。不断变换选择的问题、解决方案和决策者等，会自动形成一个时机线索，它们之间的联系取决于何时提取结果[34]。俄罗斯 1991 年年底开始的大转型，以政治转型为先导，进而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就俄罗斯的转型时机而言，符合上述政治学理论的描述和阐释。苏联后期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积累和尖锐化，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前台提供了条件，苏联后期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痛苦和愤怒提供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战胜原有意识形态和推动变革的条件。1990 年开始逐渐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随着东欧剧变而来的苏联阵营的解体，意味着政治转型时机已然来到。

　　2． 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意识形态真空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俄罗斯 1992 年的政治转型是政治精英利用俄罗斯民众积累的对旧制度的不满和愤怒发动的一场政治变革。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为实现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对旧有意识形态的压倒性胜利，在政治生活中实行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有意制造了意识形态真空。在 1993以武力手段解决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对峙之后，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的 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13 条规定: “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 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 服从的意识形态。”为了防止东正教成为“替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宪法第 14 条规定: “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不得被规定为国教或必须服从的宗教。”[35]这意味着，没有哪一种“主义”、“价值观”或宗教思想可以宣称自己是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

　　俄罗斯转型之初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做法，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战略。尽管俄罗斯宪法规定，没有哪种思想可以作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但这也仅仅是指“俄罗斯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已，俄罗斯不强加某一种意识形态给俄罗斯全体公民。客观地看，不同社会 阶层和社会群体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民族心理、社会观念和民族信仰的高级体现。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学说，它对特定行动和世俗实践赋予意义，使社会行动具有更高尚、更荣耀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是那些在特定行为中发挥作用的观念的总称。由于行为在行动和基本信仰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有助于揭示行动的道德基础。任何意识形态均具有政治性，但一种确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特定的道德规范在集体中的运用。 对于俄罗斯转型之初这种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战略的目的，俄舆论界指出，转型之初制造的意识形态真空，实际上是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一种战略考虑，为的是制造思想混乱和一切都是有害的社会气氛，以便给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鸣锣开道，让它能够取代其他指导改造的思想[36]。但这种做法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其表现就是，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街头政治，漫无节制的游行抗议活动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混乱。同时，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或者说缺乏一种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俄罗斯社会处于巨大的分裂之中。首先是社会政治精英阶层的分裂。由 于俄罗斯政治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无法达成共识，俄罗斯 1996 年总统大选充满了妥协和收买的味道，尽管叶利钦集团在选举中胜出，但其后的政治动荡和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分裂，使得俄罗斯政治生态中无法形成合力，国家治理遇到重大困难。其次，俄罗斯联邦层面的分裂和分离主义倾向也非常严重，使得俄罗斯联邦中央在统一国家空间内推行政策受到阻碍。再次，俄罗斯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分裂，使得上层社会对俄罗斯国家发展无法表现出领导力和引导力。有分析指出，因为没有牢固的精神框架做支撑，虽然俄罗斯 宪法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所有这一切就只能停留在口号里。没有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就不可能有合法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有不同思想的共同生存，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有生命力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政治。

　　在转轨的开始阶段，之所以会出现俄罗斯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就象躲避瘟神一样回避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的阶段，也与苏联时期的国家化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有关。社会对于高度一致性意识形态的恐惧，为叶利钦推动意识形态非政治化创造了条件。但这种缺乏社会共识的状况意味着，在俄罗斯社会中出现了民族自我意识中的真空，从而也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出现了“社会一致性”危机。正是这种社会一致性危机导致了叶利钦时期分裂和动荡的政治生态。对于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状况，俄罗斯媒体从社会结果的角度进行了评价和描述，相关的评论认为，叶利钦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思想领域破有余而立不足，国家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力机构受制于各派力量，在各种思潮冲击下无休止地摇摆，思想上不能统摄人心，政权运作缺乏权威，失去组织能力，社会处于停滞状态[37]。由于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最高执政机构就只能在国内 各种思想方向不同的力量之间搞妥协，政府机构没有必要的权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利钦在1996 年夏天总统选举后提出了制订新民族思想的正式呼吁。但叶利钦复兴俄罗斯民族意识形态的努力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是由普京完成的。

　　3．普京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化和新权威主义的回归

　　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 非国家化) 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社会处于政治动荡和政治分裂的关键性原因。普京出任总统之前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发出了重拾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号召。关于恢复俄罗斯精神，普京首先指出，“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已使俄罗斯精疲力竭。”俄罗斯要告别革命，进入建设时期，这种建设要在一个社会各阶层拥有的共同价值观框架中展开。其次，普京“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在大多数俄罗斯人所期望和关心的“目标、价值观、发展水平这些问题”上达成意见一致至关重要。第三，俄罗斯要“掌握和接纳高于各种社会、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如言论自由、个人拥有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等。同时，“俄罗斯社会团结的另一个支柱是被人们称作为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互助精神”。“爱国主义”，即对自己民族“历史和成就的自豪感”和建设强大国家的“心愿”; “强国意识”，强调俄罗斯过去和将来对视“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始终是俄罗斯思想和政策的基石; “国家观念”，强调“拥有强大政权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 “社会互助精神”，认为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更重视“集体活动”，“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改善自己的状况[38]。

　　普京出任总统之后，在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下，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同时打击寡头，恢复国家的政治能力。叶利钦时期上层攫取财富、底层贫困化的趋势得以遏制和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上层权力精英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裂痕。同时，通过政治改革，整合国家政治资源，有效地抑制了叶利钦时期的地区分裂主义倾向，恢复了俄罗斯统一的政治空间。与此同时，从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中寻找整合国家和社会的精神资源。尽管普京强调不再提倡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但他对“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爱国主义”和“社会互助精神”的强调，事实上为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主流意识形态。

　　普京对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共同价值观的强调，是一种事实上的意识形态政治化战略。这种战略通过政治举措逐步得到实施和强化。首先，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通过对政党法的修改，淘汰那些没有政治基础和明确政治纲领，缺乏意识形态支持，纯粹为选举而选举的小党，从而把政党竞争束缚在政治意识形态竞争和政治基础的竞争层面上; 其次，大力扶持气势如虹的“统一俄罗斯”党，作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并推动对“统一俄罗斯”党政治纲领的反复修订，最终将“俄罗斯保守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即“稳定和发展，排斥停滞和革命，使社会不断创造革新的意识形态”[39];

　　第三，在国家政治体制构建和选择上，在强调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强国意识和社会互助精神的同时，对俄罗斯的三权分立民主政治体制进行俄罗斯特色化解释，提出“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政治主张，对自由民主价值观进行俄罗斯本土化解读。普京任职总统后俄罗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并实现了社会稳定，其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对国家观念、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推崇以及他对于民主制度的本土化解释，都适应了俄罗斯民族心理的需要，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群体观念和信仰的需求。从而，普京成为俄罗斯政治 生活中民众支持率长期保持高位的“民族领袖”。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政治基础为普京推动新权威主义的回归创造了条件。

四 结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必然以社会现代化和民族思想观念为基础，而社会现代化离不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且，就目前来看，俄罗斯已经有了具有“三权分立”架构的总统制政治框架，至少从形式上看，已经有了“很标准的”一人一票选举，多党制也已成为现实，民主的外在形式已经具备。但从另一方面看，俄罗斯又的确是各方面都非常独特 的大国，俄罗斯复杂的历史及文化记忆以及它挥之不去的国家志向，都使它无法成为与西方准确对接的国家。那么，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如何? 这仍需要观察俄罗斯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需要观察俄罗斯基于民族心理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吉洪诺娃基于多次社会调查的数据资料，分析了俄罗斯1995 ～ 2010 年间社会规范价值体系的变化。她的研究结论是，俄罗斯规范价值体系的模式是前工业社会“国家主导型模式”的变种，这个模式的主导规范认为，公共利益，首先是整个社会、人民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国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2010 年的一项调查中，76% 的成年居民认为国家有义务和权力代表社会利益，公民应该对国家表现出最大的忠诚、承认国家有权干涉个人生活，即使这种干涉会损害公民权利。对于俄罗斯人而言，自由首先还是“不做什么的自由”，因此，民主的所有工具性价值都不那么重要了。2010 年，只有不到 20%的人认为，多党制、反对派的存在等民主的工具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反对派的主要任务不是争夺权力，而是监督和帮助政府维护社会利益。同时，她的研究也发现，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领域的方面，过去 15 年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国家在该领域的无限权力的合法性正在受到冲击[40]。

　　吉洪诺娃研究结论的一个合理推论就是，鉴于俄罗斯社会给予国家近乎神圣的地位，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还远未结束，俄罗斯政治制度选择的定位还没有远离“神圣—集体模式”。另一方面，俄罗斯学术界对当前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进行了归纳。弗·多博林科夫在他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重建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如果在20 世纪90 年代的自由派改革时期遭受冲击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传统原则得不到恢复，俄罗斯就不可能得到复兴。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根本价值在全球化和在新技术传播的条件下不可能不接受新的模式。”尔后，他归纳了作为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主要轮廓，包括: ( 1) 俄罗斯传统“精神和道德的复兴”，( 2)“强大的国家”，( 3) “多种经济结构中强大的国有成分”，( 4) “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 5) 以集体主义和同心同德为特征的“社会组织”，( 6) “作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等等[41]。以上来自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为我们勾画出了俄罗斯当前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和群体观念的基本 轮廓，从而也展示了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2012 年总统大选的政治安排中，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将帅易位”，“梅普组合”转换为“普梅组合”。这种政治安排虽然受到一些非议，但还是获得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的社会群体信念和群体意志。尽管在权力更替和交接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议程控制和选举黑箱的问题，但至少其形式上是符合民主程序的。这种对民主程序和尊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分歧可以通过辩论、协商和妥协解决，也意味着公民权利在形式上是被尊重的，这为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提供了条件。随着俄罗斯社会更加成熟，自组织能力更加完善，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选择更加远离“神圣—集体模式”，向“世俗—自由模式”迈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权威主义政治仍将主宰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对国家的需要、对集体的依赖和对政治强人的崇拜等，都将继续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打下烙印。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 ( 1) 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在实质上对俄罗斯转型以来的政治发展进行了限定; ( 2) 意识形态的( 非) 政治化政治化分别适应了转型的需要和秩序重建的需要; ( 3) 俄罗斯民族心理通过意识形态政治化所表达出的群体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 ( 4)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架构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仍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年度重大项目《转型政治经济学导论》( 批准号: 10JJDGJW009) 的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常 玢)

　　注释：　　 

　　[1]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在 2011 年 12 月上旬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外长会议上，指责俄罗斯 12月 5 日举行的杜马选举“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要求对俄罗斯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的选举舞弊进行调查。——俄新社 2011 年 12 月 6日报道。

　　[2]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乐观地预言了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发展前景。

　　[3]刘莹: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历史探源》，载《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4 期。

　　[4]徐坡岭: 《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8 期。

　　[5]庞大鹏: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载《欧洲研究》2007 年第5 期。

　　[6]董晓阳: 《试谈俄罗斯社会转型及其文化约束》，载《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2 期。

　　[7]祖雪晴在《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一文中，对政治 文化进行了界定，并考察了俄罗斯转型以来政治文化演化与俄罗斯新权威主义回归的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4 期。

　　[8]詹姆斯·G． 马奇和约翰·P． 奥尔森在《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对此进行了概括。他们归纳指出，情境主义的政治学研究路线更把政治生活看做是一个或多个背景力量的衍生物，认为阶级、地里、气候、种族、语言、文化、经济条件、人口、技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因素都对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化约主义则从个体微观行为选择推出宏观政治结构状况; 功利主义把政治事件看做是理性抉择计算的结果; 工具主义则强调政治的教化功能，政治活动是对符号、仪式、庆典和神话等的资源控制; 功能主义更倾向于接受历史效能的理念，认为制度和行为是从某种历史效能过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有效的历史过程，在当前情境下会不可阻挡地向某种“更高”水平不断前进，每个过程都有唯一的并能确保实现的最有效途径。参见詹姆斯·G． 马奇、约翰·P． 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3 ～5 页。

　　[9]心理本质论是指普通人关于许多社会类别具有“本质”特征的信念。参见 Medin，D． L． ，＆ Ortony，A． ( 1989) ．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In S． Vosniadou ＆ A． Ortony ( Eds． ) ，Similarity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 pp． 179 195)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Haslam，N． ，Rothschild，L． ，＆ Ernst，D． ( 2000) ．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39，113 127．

　　[11]在《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关系》( 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 年第 3 期) 一文中，徐黎丽对民族心理的概念分歧进行了梳理，并给出了自己关于民族心理的定义。在诸多民族心理概念界定中，荣·苏赫与戴庆渲关于民族心理的界定更加相近，也比较复杂。荣·苏赫把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 ( 1) 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感情、民族意志三个因素; ( 2) 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 后天的熟练技能) 、民族性格; ( 3) 民族思维方式( 由语言决定) ; ( 4) 民族自我意识。( 《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有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 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 民族思维方式; 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 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 《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载《学术论坛》》1990 年第2 期。) 他们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意识形态的全面反映。这种概念方法虽然能够全面表达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 性。

　　[12]从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网搜集到的 800 余篇研究俄罗斯政治、文化、语言、历史、宗教等的文献中，只有宁杭( 《解读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钥匙——俄罗斯的民族心理》，载《唯实》2004 年第10 期) 和张鸿彦( “俄罗斯民族心理对社会转型的影响”，载《学问》2009 年第 6 期) 直接使用“俄罗斯民族心理”的概念，但也都没有给出精确的概括，对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界定还停留在描述性上。

　　[13]这种概括方法借鉴自〔法〕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中对群体心理的界定方法。

　　[14]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7 页。

　　[15]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8 页

　　[16]索洛维约夫等: 《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4 页。

　　[17]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第 3 页。

　　[18]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罗斯社会史》( 下卷)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2、335 页。

　　[19]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第 15 页。

　　[20]约瑟夫·斯特雷耶: 《现代国家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 ～5 页。[21]戴维·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9 ～23 页。

　　[22]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罗斯社会史》( 下卷)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1 页。

　　[23]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罗斯社会史》( 下卷)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7 页。

　　[24]同上，第 309 ～311 页。

　　[25]Франк С． Л． Этика нигилизма: (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 Вехи．Изглубины． М． ，1991． С． 201 ～ 204．

　　[26]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истина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тскаяправда / /Вехи． М． ，1909． С． 5．

　　[27]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罗斯社会史》( 下卷) ，第346 页。

　　[28]参见鲍里斯·米罗诺夫对苏联社会现代化的讨论。《俄罗斯社会史》( 下卷) ，第 347 ～351 页。

　　[29]“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是指社会主导政治力量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个人性和多群体性，试图消解全社会层面的必须服从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便为社会变革打开空间，促进社会从旧秩序下获得解放和实现变革。俄罗斯转型开始后，叶利钦为首的主导转型进程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通过宪法的形式规定，“俄罗斯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这里借用这一概念，是为了对叶利钦的做法进行简要概括。与此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政治化”，是指试图在全社会层面建立具有共识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努力。因为，意识形态具有行为解释和赋予行为高尚化的功能，并存在意识形态狂热的可能性，因此，把利用意识形态达到统治目的的行为成为“意识形态政治化”。实质上，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潜在政治性。这一概念的使用借鉴了戴维·E·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30]B． 盖伊·彼得斯: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 〈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 ～36 页。

　　[31]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98 页。

　　[32]戴维·E·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第 238 页。

　　[33]同上，第 234 ～237 页。

　　[34]詹姆斯·G·马奇和约翰·P·奥尔森: 《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第 12 页。

　　[35]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т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 / /www． con-stitution． ru

　　[36]宋锦海: 《从全民族思想任务的提出看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8 年第 1 期。

　　[37]董晓阳: 《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34 页。

　　[38]弗拉基米尔·普京: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30 日。

　　[39]Борис Грызлов， Наша идеология – россий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http: / /www． molgvardia． ru /groupchanges/2009 /11 /20 /11658

　　[40]吉洪诺娃: 《1995 ～2010 年间俄罗斯规范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载〔俄〕《社会科学与当代》2011 年第 4 期。

　　[41]弗·多博林科夫: 《全球化条件下的俄罗斯意识形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