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为指导，通过概念性的术语来分析苏联解体，可以得出很多与众不同的结论。改革、公开性、改良、革命、社会主义多元化以及加速等一系列概念，在苏联解体过程中都曾扮演了工具性的角色。将语义学和语用学置于知识分子和政治背景之下，研究者就能够以概念为视角来解释事件的进展，那种认为改革政策只是某种陈词滥调的一般性观念毫无意义。

　　【关键词】概念史 改革 公开性 社会主义多元化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46-(25)

绪 论

　　苏联解体已经被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社会和文化因素等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过解释。我并不打算发展或是修正这些方法，也无意呈现总括的综合分析。我的目的是希望完成苏联解体这幅宏图，并证明概念史观点的普遍适用性。[1]我认为，本文原发表于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杂志2008年第3期。经作者本人及该刊授权由《俄罗斯研究》予以独家中文发表。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周保巍副教授的推荐。遵循我刊编辑标准，译者及责任编辑特将转写为对应英文字母的俄文书刊名称恢复原状。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娜丝佳的帮助。这些尝试——其中一部分只是试验性的研究——意在确定关键性的政治概念是如何适应特定环境 的，以及其如何能释放出新的可能性（及局限性）。我的方法更进一步，我希望突出这些已经消亡的概念，以及它们在埋葬自身所处坏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概念史角度复原苏联解体，能够阐明事件的进程，是展现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基本要素。本文将通过关注通常被视为空泛模糊的概念，证明那些认为改革政策修辞是陈词滥调或是委婉说法的普通观念是错误的。关键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义丰富而又颇具争议的，关于其使用的知识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加综合地理解共 产主义衰落的原因。一些评论家将改革的概念描绘为：用于掩饰缺乏实质内容的传统或矛盾政策的专制标语[2]。另一些评论家则将这些概念誉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激进的衡量政治体制标准的神秘意符[3]。而我持中间观点。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专业术语可能被认为是激进的，但同时必须与社会主义传统中既定的概念相比较来理解。戈尔巴乔夫散乱无章的策略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质的创新，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通过与苏联的过去有意识的对话表现出来的。

　　在科塞雷克（Koselleck）浓墨重彩留名的概念史传统中，概念被视为可以对利益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进行明确表达的活跃资源。概念反映并记录了现实，并且创造了现实。[4]虽然我们的概念总结过去并反映社会发展，但是概念内涵的变化使得周围世界的新体验变得具有可行性，因而产生了对另一个未来的期望。

　　当代社会的基本概念（例如革命、文化、民主）一般是科塞雷克所说的集合单数。这些概念一般表示制度和实践的复合体，并将这些制度与实践结合为一个指向未来的最主要的整体。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政策的几个关键词有理由被看成集合单数。随便举其中两个概念——“改革”和“公开性”——为例，就符合这些标准。 在德国概念史或语言学研究史中，这些标准通常被归类为最重要的、也是具有争议性的概念或关键词。这些概念出现频率高，并富有活力；不断受到挑战，得到广泛关注，并彻底地成为公共辩论的主题。这些概念承载着一个计划，通过一些同义词产生了新的含义，并且短暂地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5]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语言强烈地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公开性”和“改革”获得了普世地位，并且被当作面向未来的集体行动概念进行推广。

　　科塞雷克的概念有将共时与历时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优势。其概念史将概念当作语言学实体，并追溯它们的发展历史；还在背景交叉的地方解释它们的社会动态。从本质上来说，概念史的方法是非形式主义的，因为它与某个特定内容相联系。在与一些不同形式的话语分析的对比中，科塞雷克的概念史倾向于处理一类有着明确定义的历史概念，即那些起源于启蒙运动，或者用科塞雷克的话说，18 至 19 世纪中叶的当代社会基本概念。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许多关键词可以被视为当代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也是我觉得概念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有效的原因。我的立场是不仅仅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概念当作基本概念，而且用比较的视角与基本的西方概念进行对比。

　　但是，科塞雷克的方法并不是毫无问题的。从方法论上说，他深入挖掘历史遗迹，从实际经验主义的意义上构建了这些概念。对人文科学的大部分学科来说，他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矫正工具。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个不断上升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当他最终描述一个时期时，这些概念在一些情况下，往往会变成自发的施动者；它们自己创造历史，而科塞雷克是从这段历史中抽取出这些概念的。这些概念拥有无所不能的品质，而且有着沦为解释某个现象的原因的工具的风险。[6]

本文将探讨戈尔巴乔夫使用的改革苏联体制的概念。首先，将集中观察戈尔巴乔夫的表述，而非社会对这些概念的接受。[7]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沉醉于一种苏联学传统，这种传统相对来说是不加思考地以垂直权力为出发点。我却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总书记的讲话不能与政治体系在实践中如何运作相分离。这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反。[8]本文的选择局限于这些核心概念。据我估计，这些概念构成事件过程中的工具因素。我对这些概念的适得其反的方面，即政治概念化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特别感兴趣。

　　“改革”

　　是改革政策中最重要的标志，甚至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代名词。“改革”（和“公开性”）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一个直接借用词的形式出现，我将深入探究使得“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概念的一些历史的和传记性的因素，然后调查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历史环境本身。

　　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

　　“改革”可以译为（对房子、组织、社会的）的“重组”或“重建”，也可以译为（对一种乐器或一个人的性格和态度）的再调和或再调整。这是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概念，同时也有回溯的余地。当该词于彼得大帝时期在词典上确立的时候，便与拉丁语词汇“修复（restauro）”相联系。[9]“改革”从语义上来说，是在创造或恢 复某种分别属于未来和过去的事物的意义上，对特定事态的干涉。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向前或向后的对立，成为苏联晚期发展问题的焦点。虽然“改革”在前革命的政治辩论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10]，但其最大的作用还是总结苏联经验，特别是自斯大林治下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经验。当时，这个概念在一个充满强制工业化、意识形态标准化、动员、政治清洗和强制效忠的时期使用。[11]如果你需要重组，你也只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构造自身，[12]而且必须通过公开道歉或在劳改营里劳动的方式改进你的生活方式。[13]“改革”意味着一种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潜在地否定或谴责某 些发展趋势。然而，当对变革的要求产生于这种框架之中，这些概念的使用者用催生这种发展的相同命令来标记自己；从定义来看，答案和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内化于当前形势之中。和谐的前提始终存在于不和谐之中。

　　“改革”（Perestrojka, перестройка）就像许多当代苏联以“ka”为后缀的概念，产生于苏联时期丰富的语言学创新之中。这个词含有建造的隐喻，充分符合苏联时期的背景。在某些时候，苏联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工程师，绝大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拥有技术类教育背景。[14]戈尔巴乔夫围绕着“改革”的概念来组织他的政策，这种选择由于苏联的生产力意识形态而获得合法性。

　　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刚夺取政权时，列宁就宣布是时候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将持续到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建设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将政策描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стройство）的“改革”——这两个词有着相同的词根，строй，那么改革就需要一种一致同意的言外之意，在小范围纠正与改进问题上有一致的立场。最初，戈尔巴乔夫与传统精英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但是老道的苏联移民失望地预测到，将不会有本质上的改革出现，因为领导层还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重建。相反，怀疑者提议建设一种超越苏维埃视角的新建（новостройка，建设一种新的）。[15]

　　但在稍后，能明显看出大部分人低估了“重新”（pere, пере）这个时髦前缀的能量。考虑到改革一词的概念包括相对和绝对、建设和摧毁的双重内涵，围绕如何翻译该词出现了一些争论，即是译成措辞较平和的“改善”（improvement），还是译成对苏联既有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进程的彻底“改变”（change）[16]。

　　然而，戈尔巴乔夫对改革这一概念的运用会逐步否定事关苏联的生产力意识形态。他[17]强调还原、修补、重估和再定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建”。[18]这就与之前追求产量最大化的各项措施背道而驰，其中也包括之前那些假借改革之名的建设运动。早期的那些措施着眼于未来，但却毫不考虑对生态造成的影响、人类需求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群体经历的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因而创设了一项新的政治进程，旨在重建、还原、改造和重新接受在那时因被谴责、被消灭、被忽视而未完成的上述种种事项。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认，错误的长期积累已达到了临界点。然而，这场回归运动随即遭到来自几个方面的质疑。传统人士认为，损害苏联传统的金科玉律是危险的[19]。那些流亡的苏联政府的批评者则认为，回归过去，看似一种防守策略，却意在将改革与巩固苏联遗产联系起来[20]。然而，改革蕴含着以重建为目标的结构性需求，意味着那些过去与资本主义挂钩的“不合理”的因素应该被认定是社会主义的。[21]改革就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留下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制度缺陷。

　　对过去的重建同样改变了苏联人对未来一词的理解。有迹象表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初期，他在谈论中不再提到“共产主义”[22]，而是重复表示改革有其内在价值[23]。等在剧变之后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改革[24]。这种对改革概念的特殊运用，因此发挥出彻底的反对苏联的功能，因为其使得未来变得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而在以前，未来告诉人们，当前的各种缺陷是有必要的。苏联人的注意力转向迫切要求对现状进行彻底的改变和纠正。

　　历史紊乱

　　早在戈尔巴乔夫[25]成为第一书记之前，他就已将改革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使用。为何他偏爱这个词，并区别于它的本意，喜欢赋予它一个更有人情味的运用？为何一个省级官僚会变成大改革家？首先，戈尔巴乔夫并不类同于其他苏共领导人，他的教育背景不是技术而是法律[26]。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前途始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同时代 的优秀代表一样，证实了斯大林之死给他们带来的集体冲击[27]。这种加剧的中断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感，这种感觉最初由改革进程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损害造成，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28]。这些无法改变的损失迫使这代人在缺乏指导的条件下进行自我探索。有人可能会想到，在当时，斯大林之死为戈尔巴乔夫那一代人留下了真空，使得他们之中的部分人能够创造出一种氛围，最终通向新型文化和新型政治[29]。从这个角度看，解冻是一种催化剂，解放并在短时间里满足了年轻一代内 心的期待。自由主义的暖风在这个动荡的国家唤醒了一种目标感。勃列日涅夫掌权后的布拉格之春，民主社会主义之梦被粉碎，又让人们经历了一场重大退步。在新的更为冷酷的氛围中，这代人解冻的希望成为政治不可能，只能保持缄默。当在 80年代改革的气息被辨别出之后，这代人从睡梦中觉醒，重新开始了曾在 50、60 年代的对自由的呼唤。有关无差别的社会主义的愿景成为真实的追求，60 年代的这批人也已身居高位，有能力在政治上推动理想变成现实。

　　60 年代这批人的经验世界因而也可以说暗藏着一种与历史保持一致的探索。经历过短暂而积极的解冻阶段，又历经了截然不同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他们的视角有一定的历史紊乱性。这种感觉似乎激发出对意识形态重建的不同前景的不断识别。改革因而看起来是一种永久的关乎存在的状态。所以改革政策不仅是手段也是归宿。改革一词的意蕴出自一个概念，即时间是紊乱的，由此滋生的欲念是要将历史推回到它正确的轨迹上去。

　　有了这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或许会变得更容易理解，与形容他是历史的“奥秘”和“谜团”等看法恰恰相反[30]，这些观念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有意识地坚持本意为增强国力的改革进程的做法存在不合理性，但该进程加快了帝国走向解体的速度。戈尔巴乔夫藉由一个理想化的过去迈向未来，借助各种隐喻例如“还原”（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更新”（обновление）和“改革”。这种回溯的方法类似于宗教表述，都是预先假设，一个理想化的过去被歪曲了，因而需要重新恢复过去。对宗教改革运动而言，这是在审判日到来之前为个人寻找改善自身的历史机会的问题，以返回被教皇掩盖起来的纯洁的本初世界的方式实现。作为一个“60 年代的人”，通过对苏联传统的教条和假设的历史修正，他所朝向的是一个与盛行于苏联宣传中的未来不同未来。 “改革”的概念使得过去与未来在当下得到短暂的调和，在这条道路上高贵的初衷已经变形。通过确认这些偏离，并去除其神圣性，人们可以从混乱的立场中回归，并循着可能的发展道路前进，虽然这种道路在苏联历史中从未被实现过。

　　社会主义的解构

　　对列宁来说，社会主义存在于未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真实知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实现来获得[31]。戈尔巴乔夫希望的社会主义似乎存在于过去。戈尔巴乔夫从一种他视为“正统”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批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获得了一种更加乌托邦主义的隐喻。戈尔巴乔夫[32]力争一种对于列宁后期文本扩展的思考，这可能反映了更强烈的妥协意愿，还有对于政治体系批判的尝试。他认为，20 世纪 20 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妥协能够成为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一个模型。巴尔戈乔夫更倾向于布哈林的恢复政策，及其如何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思想。戈尔巴乔夫开始谈论体现在苏联体制中的不同“变形”[33]，并将其与一种假设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虽然戈尔巴乔夫因为在执政后两年采取的暧昧态度而臭名昭著，但他对于“改革”的定义却越来越大胆。他从这个概念中抽离的意思是“分裂”(ломка)、“否定”、“否定之否定”和“拆除”(демонтаж)[34]。而后者的这些含义原本是保守派对改革的轻蔑批判。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一开始就完全忽略了将“改革”翻译为一个否定和解构的过程[35]。 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以一种线性的过程概念继续下去变得不可能了。解构的目的，是社会即中央集权和威权主义特征的变形。但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议程被苏联本身是否能够存在的怀疑所掩盖了，这就产生了新的隐喻，即革新和恢复又变成了主导。[36]只有存在将社会主义作为评判基点的共识，解构的隐喻才能发挥作用。当社会主义本身受到批判，谈论变形就毫无意义了。 随着苏联的崩溃，“改革”和其他重要概念被从政治地图上抹去。这些概念被用来包含各种分歧越来越大而相互矛盾的意见，这些概念随着事件的进展而扩展。这种概念的一般化条件不仅存在于作为基本概念的民主化和普世化倾向之中，用科塞雷克的话说，还存在于“改革”作为外部结构转型和内部具体重新定位的双重含义之中。最后这些概念达到了包含社会生活积极和消极方面的程度。[37]但在随后的阶段，当苏联分崩离析时，这些概念完全没有表达任何意义。

　　1990 年，一群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诙谐地建议，俄语中的“改革”可以被翻译为法语的“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词由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分析西方思想史的威权主义文本时创造。即使在苏联哲学家的建议背后并没有什么理论主张，德里达于 1990 年春天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及以后，仍试图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他自己的“解构”之间可能的联系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38]他的结论是，即使两者有些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两个词只有在有一些重要保留的情况下才是同义词。[39]另一位是被德里达的论述影响、并继续这个主题研究的俄裔美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对他[40]来说，“改革”可以被视为解构，因为其开始了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毁灭。“公开性”和“改革”显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随意展示自身缺乏语义学内容而完成自身的毁灭。[41]当“改革”到达包含全部现实的阶段时（公开性则包含了全部立场），官方意识形态就达到一种普世的地位，并溶解了所有特殊的立场。“改革”所带来的创新在这种基础上获得了确认，即改革同时属于一种古老和一种不兼容的结构，此种结构意味着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又极力将对手融入自身。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普世而完整的意识形态，足以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42]当“改革”发起时，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意识形态的扩展达到了量上的极限。按照爱泼斯坦的说法，一种似是而非的去意识形态化开始了，这与持续的意识形态化成反比。这里的去意识形态化应理解为意识形态的特定身份残余的消失（比如，其特定的阶级特征）。当这种意识形态开始包括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时，就很明显了。[43]因此，我想说，在其他事物中，“改革”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地扩展，使更多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化了，而付出的代价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初的具体特征。爱泼斯坦在 1991 年确信，这个极权主义国家正是利用反映在当代社会危机中的意识形态的空洞内容，才稳固了它的权力。他没有意识到，更广泛的概念使用将成功地破坏这个体制的权威。改良的革命（Reforming a revolution）

　　从语义学上说，“改革（perestrojka）”可以被视为表达一种改良（reform）的概念，在其自身包含的建筑学寓意中，它表示“继续他人已经建设了的”，与改良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渐进改良类似。[44]在执政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觉得将“改革”说成是改良主义更为合适。[45]他向他的听众保证，现在还有争议的改革将会是“革命性的”而非“进化的”，“羞涩的”或者“缓慢的”。[46]人们必须意识到改革的概念从整体上假设了一种苏联式修辞所隐含的立场，但当领导人需要利用它作为针对反对者的词语而滥用时，这种立场就不存在了。“改良主义”可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AlexeiKosygin）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失败相联系。[47]确实，改良主义可以更明显地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派意识形态，特别是被镇压的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所开启的民主化进程相联系。[48]因此，当改革的概念被用作为一个主导性口号时，便也被加上了消极的含义。阿奇·布朗（Archie Brown）证明了为什么“改革”适合作为一个新计划的象征。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和否定含义的缺乏，最初使得保守派和改良派都认为其具有可行性。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个政策是“对上层建筑温和的修补”，其他人则选择将其视为对于整体结构的重建，从头开始建设。[49]这完全符合“改革”相对而又绝对的改变的含义。“改革”可以指“扩展”，“重建”和“建设新的”行动。所以其同时拥有保守和进步的含义。其模糊的前缀使得用一种温和的，革命性的，偶然的而又绝对的方式解释这个概念变为可能。因此，此概念的模糊性可能反映精英们的利益，并同时引发对于这个概念的应用多种不同的批判。正如布朗[50]说强调那样，正是这个术语在严苛的苏联式语境下的中性特征，使得对变革的管理成为可能。同样也是这个术语的模糊性给予了发展以综合性的语义连续性。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所发生的激进的、创新性的、停滞的抑或甚至是反动的过程都可以被改革这个概念所认可。

　　然而，当改革概念本来含义的谨慎恢复逐渐达到了苏维埃体系无法满足的程度时，所需的答案就只能到苏联传统之外去寻找。审视亚历山大二世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大改革[51]、马列主义同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修正主义的关系[52]、西欧坚持中间道路的党派[53]以及瑞典模式[54]，这些都已成为习惯的做法。然而，国内改革的参照物数量太少，并且受到禁锢。当外国模式被引入议程之后，苏联原本自给自足的一套概念就被逐渐地削弱了。与此同时，那些改革概念所要求的前提条件——用以支撑内部系统改革的意义——也受到了破坏。

　　矛盾在于，戈尔巴乔夫[55]在同一时间坚持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同义词是“革命”（其政策是要“完成”十月革命）。他于 1986 年夏开始使用革命的隐喻[56]。几乎同时，改革获得更加宽泛的意义，并逐渐取代了加速（uskorenie, ускорение）成为主导性概念。戈尔巴乔夫肯定地宣称改革是在其自身意义上的一场“革命”，但他同时暗示这是在 另一场革命（十月革命）中的一场革命。这种将改革定义为一场巩固革命的革命的语义学背景也在革命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中被反映出来了。

　　革命的概念最初被用于天文学。当它在近代早期被用于政治学时，其周期性和自然性的特征得以保留[57]。即便此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褪去了过去的含义，并且被转化成为一种绝对的、由人所发动的变革的标志，它原来的含义仍然不时地再现实化（re-actualised）。比如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被作为新时代的制度化[58]、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及葛兰西关于革命与复辟之间存在钟摆效应的消极革命观点。

　　在苏联公民作为行为基准的经验性框架中，革命的时代意义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看来，使用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其解释力可能受到削弱，因为它本来是用于解释早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条件。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将其“革命性改革”定义为对某些失去之物——一个更人文、更温和、更实用的社会主义的老式布尔什维克观念——的“恢复”。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反思以及在变换意义上的周期性特征，是某些批评家可以参考的东西，借此他们可以确认政策缺乏它所宣称的非常进步的内容。

　　但是，无论是否有意，革命性的修辞显得同改革性的修辞一样不确定。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把将改革和革命划等号的做法视为反革命的，因而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令他们相信自己并未将改革和十月革命看成一回事，即便他自己坚持将其看作革命。通过引证列宁，戈尔巴乔夫指出，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发生的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伴随着几十年的反复巩固过程，以显示其历史意义并巩固进步阶级的权力。如果社会主义必然优于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评论道[59]，那末它可能非得好好地走完几个革命阶段。通过这样的类比，改革可以被理解为在巩固十月革命意义上的革命。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成功地回避了批评——它们来自于那些对改革是新革命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时也使得迫在眉睫的改革的革命范畴正当化。

　　即使改革因为与十月革命——所有事情的源泉——相联系而被赋予了正当的涵义，后者自身却又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其意义变成了改革结果的函数表达式。这种“贬值”又会间接地影响改革。如果“世界历史上最具有显著意义的一件事情”没有了曾经被承认的能左右一切的影响力，而可以与之相对地被视为葛兰西[60]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长期的且需要连续“重建”的革命，那么苏联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心的了。按照葛兰西的说法[61]，被动革命太弱小，以至于不能完全驳倒其反题，因而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要带上过去的瑕疵和问题。对葛兰西而言，持续巩固是被动革命的必然结果。十月革命正是缺少了葛兰西所坚信的那种群众参与，而这样的参与是清晰明确的进步性剧变所要求的。当后来的苏联公众开始聚焦于民主授权缺失的问题时，改革的设计者们发现，自己居然只有更少的空间来施展拳脚。戈尔巴乔夫持续地试图说服苏联人民，体制的改变是 20 世纪 30 至 70 年代错误政策的结果。通过对 20 年代已经成型的一条发展之路的重建，就有可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真正抱负并使之驶向更好的未来。然而，十月革命出乎意料的失去价值，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个事件看成是毫无希望的困局。现在是时间恢复一些革命前的价值——它们可以使得俄罗斯回到文明和正常[62]。具有历史性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对社会的社会主义基础进行的关键性重建所取的名字与斯大林当年所使用的相同。戈尔巴乔夫[63]不仅重新使用了“改革”，而且其政策的定义也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概念来自于伊曼努尔·康德[64]但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在两人于 19 世纪 50 年代批判与路易·波拿巴相联系的盲动主义时被赋予了特别的涵义[65]。在苏联的语境下，这个概念主要是与斯大林相关，当时它被用来表示实行计划和命令经济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跃进[66]。如果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革命性清算（没收非法占有者的财产）和对贫农的强制性集体化被认为是否定的最终否定，通过窃用熟悉的术语，戈尔巴乔夫将从特洛伊木马的立场来否定这种斯大林式的归纳，并且恢复非常个体化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早先被谴责为资本主义的壁垒。不得不说，这匹马被证明为潘多拉魔盒，就像我不久就将更深入阐明的那样。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譬喻并不感到非常舒服（他在引入这个术语时所作的许多保留都表明了这个事实）。然而，他似乎坚持使用它，以便将改革作为一个有指导的过程加以推进。但是，与斯大林政策不同的不仅是内容。戈尔巴乔夫意在开启一个社会必须跟随与发展的过程。[67]

　　信号将从上面以禁令的形式发出。与之相反的是，对斯大林而言，这是引入新规制并在每个层面上监控其执行情况。但是，正如社会不接受其对“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定义这个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并不能逃出隐藏在他所解放的概念中的权威的含义。戈尔巴乔夫企图解放的自发性——颇具悖论意思——被上面所控制。然而，当领导层声称他们需要社会金字塔底层时，后者必须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这样的观念在 1989 年被乌克兰的近四十万苏联矿工以字面含义加以理解。以“自下而上的改革”为名，他们发起了自 1920 年代以来的苏联的首次罢工。这次自发的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民众运动，英雄般地挑战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思想，并因此实现了布哈林的长期遭受批判的“工业民主”概念[68]。在直接指导和自行发展的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改革意义的竞争，强调了改革内在的概念矛盾（正如前面所说明的那样）与关于其解释的社会论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次罢工还表明改革自身的不一致性。至此为止，改革对不同的阶层采用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对知识分子意味着公开性，对工人却意味着纪律（加速）。即使罢工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回应了改革的精神，它们仍然将一枚楔子打进了体制的正当性之中。罢工部分地证伪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原则，根据这种原则，人民是可以被外在的命令以不对称的方式加以塑造的被动者。罢工用运动的激进成分对改革、对讨论和批评的鼓励作了补充。变化可以自下而上地发生，并且民主化和公民积极主义的主动权不再是仅仅攥在国家手中。从此以后，两极化的趋势开始成形，不仅在知识界的和工人的改革之间，也在国家的和人民的改革之间。

　　罢工还证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适得其反，作为一种在国家和公民主动性之间摇摆的中庸之道，戈尔巴乔夫改革依靠的是这种对于“改变”模棱两可的定义。一方面，在党内腐败和改革遇到阻力的环境下，罢工者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减少了戈尔巴乔夫政策所受到的阻碍[69]。另一方面，矿工的罢工构成了一次并不希望看到的先例，在分裂的加盟共和国手中成了一件爆炸性的武器。

　　公开性

　　与戈尔巴乔夫相关的最著名的概念中，第二个便是“公开性”（Glasnost',гласность）。公开性代表开放（openness）或公共宣传（publicity），但是由于其与教会斯拉夫语有词源关系，glas, глас（声音）被翻译成“有声性（vocality）”或“声音性（voiceness）”。在过去二百年间，这个概念在俄国讨论中有时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它在 19 世纪 50 年代那些厚杂志里变成了一个丰富的概念，不但是对于西化者，而且在斯拉夫主义者以及那些为 19 世纪 60 年代大改革打下基础的自由派官僚中也是如此[70]。在苏联时期，作为党内一种对开放性和自我批评的需求，同时也作为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再教育的先决条件，这一概念被列宁主题化了[71]。在斯大林时期，其被颠倒成为公众参与法庭审判的扭曲性原则。公开性给予原告一种被明确认可的将公众的愤怒导向被告的可能性。它提供了一个展示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打击其它观念、向公众灌输恐惧的理由，从而使得工人严守纪律，正如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所说那样[72]。尽管其有着官方的苏联历史背景，这个概念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权运动中被重新使用，并因此成为了颠覆性的武器。在公开性的名义下，一个人可以站在国家自身原则的立场来批评国家[73]。1977 年，勃洛日涅夫试图通过将其整合进新苏联宪法的办法来消除其潜在的激进主义。

　　由于这一概念用途广泛，因而承载了隐含的紧张状态。公开性是更为人道和法治社会的象征，同时却也为专家治国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74]。这是自相矛盾的公开，矛盾的两方面都隐匿于对真理的绝对要求之下，并都成为完善的宣传工具。与其他现代的基本概念相似，公开性面向未来，虽然它也同改革一般，仍与过去理想的民族国家有关联性[75]。戈尔巴乔夫[76]

　　在一次关键性的演讲中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他赋予了这一概念显著的怀旧色彩的释义：公民应该“大声”揭露过去的真相。 随着公开性的引进，社会氛围得到了本质上的改变。虽然通常被翻译为公共开放，公开性在语义层面上并没有暗含任何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差别，[77]

　　因为其不指“公众”，公众一词已被预设为更紧密相关的“публичность”来表示。这可能促使了所谓俄罗斯厨房文化的新公共领域的突然绽放。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这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合法公共领域空缺的状态下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公开性”是对于公民自决的实践，因为其预设了词语自由流出声腔的表现。它假定真实声音是 具体存在的，而不是像“言论自由”一样，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这一消极概念要求政府不要对个人的自由表达进行干涉。因此，公开性可以被视为一个扩展的过程。其最终不是对个人的保护，而是对权力机关和公民的一种命令——更多的出版和讨论。官方编撰的《简明政治词典》（ крат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第六版[78]

　　对公开性的定义是“最大程度的公开和坦诚。”因此，任何意图隐瞒真相的人都是不够公开的。所以很有可能说，这一概念的本质中就蕴含着将跨越领导人试图强加的限制。事实上，公开性使得民族意识及各共和国方面独立的需求得到公开宣扬，这一 概念与官方支持者的本来意图（巩固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公开性与自 19 世纪早期以来作家及作品习惯性地在俄国文化中享受的崇高地位有关，这与俄国和苏联政府的文字统治相一致，即使用文字统治的技术和勾勒虚幻的现实。举例来说，这种政府的文字统治已经在臭名昭彰的审查制度的长期传统、以及政权通过意识形态标语转变现实的信心中体现出来。一些评论家认为，改革政策无法成功的原因，可以用俄国人偏好用理论表达情势而非做出实践上的改变[79]来解释。在爱泼斯坦[80]

　　看来，苏联社会迟早将会充斥着无所不在的公开性，因为文字生产的最大化将是这种政府文字统治的自然之道，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以词语为中心的发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巩固了俄国和苏联的传统观点受到的逆向解读的挑战。玛利亚[81]则断定公开性的引入使得苏联掀开了神秘的面纱，这与传统的数据失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真相打破了维持苏联体制的政府文字统治的魔咒。这些对立的观点是公开性概念所隐含的俄国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紧张状态的症状。苏联解体后，公开性从政治议程中消失。制度化的言论自由好似不需证实公开性意指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公开，尤其是因为后一概念显然只同后苏联的俄 罗斯已经撇在身后的旧体制改革相联系。公开性政策能够提炼为言论自由的想法不仅在苏联解体后，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也明确提出过[82]。激进的政治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83]

　　同样将 19 世纪六十年代的公开化政策定义为在没有真正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官僚政治的替代品。据布朗[84]所说，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圈子认为公开化是他们给予人民的恩赐而非人民本可索求的权利。人民得到上层批准通过公开言论提出想法，而党的领导人能够同时利用这种声音作为合法批准经济措施的工具。在 1987 年，正如布朗所留意到的，公开性已经逐步演变，包括了下层人民宣扬与改革派领导人理念不相容观点的运动。然而，随着新观点通过公开讨论展露，旧观念的存在已成为不可能，苏联经验世界的连续性似乎将会被打破。现今的定位地图不断过时。但对苏联现实的史料编纂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因此而使得历史知识无效。反之，对反现实历史的可能性预计却与苏联计划推动的未来方向背道而驰。如果俄国的文学自由没有被废除，20 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哲学家们没有被驱逐，那么又会发生些什么呢？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如何真正影响到苏联的精神状态呢？俄罗斯人本质上是否仍是苏联人民？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恢复在 1917 年中止的“常态”？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让人民讲出过去的真相来改变未来，但是真正转变的是现在，这不是被灌输早期苏维埃自由化精神的当权者所希望的。相反，现政权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的观点越发成为定论[85]。20 世纪三十年代的恐怖专制和20 世纪七十年代指令经济的停滞似乎越来越成为体制固有的部分，这促使了现时启示情绪的压抑，为每日艰苦的积聚提供了黯淡的背景。20 世纪二十年代理想化的经济和文化自由无法抵消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衰退。体制的缺陷成为现在而非过去 的一部分。[86]

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

　　戈尔巴乔夫需要公开化政策以实施其改造。这是揭示体制变形及激发对抗体制变形热情的前提。但是公开化本身也需要其他概念以获得合法性，即 1987 年引入的社会主义多元化。虽然这一概念被谨慎地限制，而且明确指出是只应用于观点而不应用于政党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可能是苏联历史上首位以官方名义、从积极的意义上使用多元化概念的人。社会主义多元化是要在多元化中寻找一致，戈尔巴乔夫主张创造多种意见的综合体。允许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只能有一种政策。然而，尽管多元化概念被框定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但其仍然无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相一致。因为在那里，多元化、形式民主、绝对自由和客观主义等概念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欺欺人。真正的政治和科学自由只能在被迫地、尽管也是清醒地为基于特定阶级的立场服务时才能实现。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多元化概念出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苏联的话语总是偏好辩证的、但却似非而是的观念，如爱国的国际主义，被承认为必需的自由。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多元化概念逐渐被引入实际行动，事实上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是，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内，一整套新引入的政治概念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竞争”，“（社会主义）民主”。限定定语将保证潜在的颠覆性概念被制止，并成功地运用于明确的目标。但是，一旦社会主义遭受无法达成共识的危机时，这些限定将会一条接一条地消失。在转变概念之一“多元化”的名义下——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 2 月舍弃了社会主义的限定词——共产党的立宪特权被废除，直接影响苏联能否存留的普选也在 1990 年举行了。

　　因此，从由马克思和黑格尔那富有启发性的术语——“消失的中介”（Vanishingmediators）的视角来看，改革政策的关键词是有吸引力的。例如，这一概念被齐泽克（Slavoj i ek）用于塑造具有民主思想的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以及他们在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所扮演的角色。“消失的中介”也可被视为瞬态的概念，它们在完成使命、不再服务于相关目的后，也将从政治词汇中消失。其后，它们将在更高层面以新的形式重现出现。一整套曾被“社会主义”属性限定的词汇转变成了新形式。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们被“否定”而“超越”，被保留而改变 （扭曲）。同时，当争论中的概念完全被取代时，我们便可以谈论进一步的转型。即使是混合经济市场（一定程度上进行价格控制的管制市场），也能够走得比戈尔巴乔夫最初所称的社会主义市场（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ынок）更远。在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宪政民主的要求增加时，“社会主义市场”便变得不再适用了。在这一阶段，同样进入公开的辩论商讨、甚至理论上更为一致的概念—市场社会主义（рыноч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也成为多余。

　　1990 年初秋，戈尔巴乔夫不同意将苏联变为分散的市场经济的 500 天计划已经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曾用来描绘改革——并依照列宁的说法——预示社会主义不同阶段转变的“过渡”概念，获得了彻底改变体制的意思。改革概念似乎无法独自包含和支持如此深远的改变。隐隐出现的“过渡”因此而甚至会撇下改革。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正式的个人言论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取代了公开化和改革。一日千年（1000 Years in one day）最初，改革是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进步大加速的号召一起宣布的。“加速”在修辞上居于特权地位，但是由于经济效益未能显现，它将会逐步被遗忘。 政治上加速的想法可以经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进步观念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找到神学上的类比。时间紧迫，每个人都有必要在审判日到来之前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宗教战争和神学争端期间坚持正确的信仰。路德认为，在神圣的上帝帮助下，百年间所掩盖的已经在过去十年里完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加速”并不是上帝缩短时间以拯救众人的方式，而可能是个人受到革命的影响，更快地完成了人类理想的进步。最终，理智的构建回归到《新约》中保罗的第二封信（3:8），信中提醒道：人类千年不过是上帝的一日。当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是在前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努力克服勃列日涅夫时期萧条的产物，但是这一口号中有一些历史出处。个人责任感的道德涵义显而易见，隐藏于审判日修辞之中，这令人联想到路德神学的几个方面。在苏联的背景下，加速的概念不仅会回归到赶超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或是在四年、三年或是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五年计划的政治运动，甚至在早期，就企图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制造理论根据，为努力“加速”发展提供动机。恩格斯称，如果一个国家恰当地对经济进程作出反应并朝着同一方向发展，那么该国可能会加速发展。只有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时，加速才有可能实现。这个想法是，在来源于实际、并与现实相一致的进步理论的帮助下，国家能够动员人民，所以法律管理下的发展也会更为容易。一项关键的假设是，历史有目的地前进，而加速起了促进作用。量变能通过体力劳动以比预测更快的速度转变为质变——共产主义。苏联的加速概念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双重身份。这一概念适用于两种经分析可以辨识的传统，虽然两者互为前提。上文所关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加速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起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但是也有将苏联的加速的修辞视作（列宁主义者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队的自我意识的延伸。一群阴谋家（或一个上帝垂爱的国家或一个天才型的人物）能够推动历史的想法，始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经过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激进思潮和 19 世纪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及涅恰耶夫等人的政治思考。党可以作为历史先驱的观念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弥赛亚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意识认为知识精英将执行人民的使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精神（Weltgeist）的目标提前实现。然而，有观点认为，官方的加速修辞事与愿违地在概念层次部分削弱了真正进步的机会。1988 年，西方观察者和苏联知识分子都开始质疑同时‘加速’和‘重建’的可能性。上升的增长率（现存体制影响的最大化）似乎与重建（意味着临时的拆分）相左，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和经济的“再定位”。此外，正是在这种对于“加速”政策过于理想主义的喋喋不休，才使得苏联的预算赤字以及对于物质的需求引起了格外关注。

　　领导人越多谈及，越努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似乎便越萧条。1988 年，经济加速的说法被舍弃，却好像被实际的、不可预料的政治加速所取代，这一过程无须领导层的指导。概念的辩证逻辑类似于‘革命论’和‘改良论’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最初试图说服民众，其指导 改革的思想不是“改良性的”。然而，当发展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变得过于激进时，改良路线恢复了，改革的革命性定义淡化了。随着国内主权声明的增加和要求体制向市场导向及分权转变的呼声的上涨，戈尔巴乔夫开始提倡改变，当然是革命性的实质、改良的形式和速度。

　　结 论

　　戈尔巴乔夫所用的概念适应了苏联体制，然而它们也积极地改变甚至超越了体制。公开化、改革和其他概念是苏联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曾用于异议者运动的公开化概念暗示了体制内部发生的权力转移。改革政策的负极大于 20 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制定的一切政策。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积极点是共同的。公开化、改革和加速成了许多斯大林主义式行为的工具。在这些概念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试图进行全面的创新，却又不希望放弃许多苏联制度。公开化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效仿 20 世纪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做法。改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在苏联拥有市场。在经验的修正空间里寻求预期，但历史视角使得苏联的参考标准分崩离析。概念化的驱动力带有怀旧的寄托，而公共讨论大部分都是指向历史的本质问题。

　　改革意味着提高人类道德水平上的微调，但同时也是指现代化结构逻辑的微调。公开化也曾被利用来进行道德和技术上的服务。这是对未来的允诺，也是与历史上理想民族国家的联系。改革用尽全力将自身送入未来，却被其复指的前缀所局限。

　　晚期的苏联改革政策受制于这种概念性特性所形成的局限和可能性。戈尔巴乔夫概念化其政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国际形势。如果他没有选择用这些概念来构建其政策，这段时期很有可能完全不同。根据这些概念，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更大的公开性、增加的参与度、知识分子的评判、大规模的反省以及强烈的身份寻求。当苏维埃事业寿终正寝时，戈尔巴乔夫概念化的改革失去了有效性，因为其目标是开放及改变已不复存在的体制。改革与特定的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体制）相关，并意欲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奏效。改革的一个含义正是“在建设中产生变化。”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民如此疏离这一概念。

　　戈尔巴乔夫时期本质上可以通过其改革政策中所使用的概念来表示。改革创造了一个能够被交替性愿景的不同投影所填满的开放模型。一些自由派相信，重建并非巧合，索尔仁尼琴提出了新东斯拉夫联盟的解决方案和前景图，一些民族主义者描绘了自己对戈尔巴乔夫称作“精神复兴”的解读。逃离危机的需求、世界末日的心情和怀旧倾向都得到了改革影射含义的鼓励：隐于前缀实为修正的根本性改变。这些关键概念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灰飞烟灭，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概念使用本身可能也促成了这场社会主义体制的葬礼。追溯性的概念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公开性定义和改革定义为对革命传统的恢复）在逐步阐述理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影响，这些概念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就当前情势还是未来远景而言，苏联都可谓气数已尽。我们只能在已消逝的过去和社会主义传统内外来寻找新的答案。

　　然而，如今很多苏联解体的理论都是事件最后决定的反映。解体之前有很多相似的转型，有时原因可能与影响一样多。所有趋势殊途同归，因而无法歪曲某个特定方面的主张。然而，我无意于在这里做出总解释，而只是想补充现有的观点。我试图展现指导性的、阐明社会政治发展的改革政策语义学及语用学知识。正如上文所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主观意图和实践结果惊人的差异，在几个方面证明而非驳斥了改革概念在社会进程中的工具性作用。但是尚不能充分地证明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基本概念是触发苏联解体的自发因素，正如无法将其简化为附带现象性质的标语。晚期苏联概念史的真正挑战在于意识到其复杂性并辩证地理解。当今大多学者和评论家倾向于认为“改良共产主义”概念是矛盾修辞。而当代研究似也证实了该观点。不过任何戈尔巴乔夫意图使用的概念都没有加速这个将要面临制约的进程。但是，为了从历史而非守旧的观点使改良共产主义失去效力，必须要考虑到用于证明其不可能性的论证，即改革（及其失败），这直至 1990 年——柏林墙倒塌一年后，苏联解体前一年——仍被视为对立的结论的无法反驳的论据。

（胡 彦、罗甘本 译，封 帅、韩冬涛 校）

K·彼得罗夫（Kristian Petrov），瑞典哥德堡大学科学理论与思想史专业教授。

[1] 早期研究从观念的角度分析苏联末期的政治发展的尝试包括：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21-129; Каганская.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Двадцать два. 59(22).1988.С.117-155.; Moskovich and Mossman, “Changing patterns of Soviet politicaldiscourse: 1985 to the present”, in K. Armes (Ed.), ISCIP Publication Series, 7. Boston, MA: Institute forthe Study of Conflict, Ideology & Policy, Boston University, 1991; Gross, N., “Glasnost’: Roots andpracti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36(36), 1987, pp. 69-80; Goban-Klas, “Gorbachev’s glasnost: Aconcept in need of theory and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1989, pp.247-254。[2] Gerner, K., & Hedlund, S. Ideolog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Soviet model: A legacy for Gorbachev.London: Routledge, 1989, p.352.

[3] Galtung, J., & Vincent, R. C.,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ord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1992, p.231; Gellner, E., “Conclusions”, in C. Merridable & C.Ward (Eds.), Perestroika: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1, pp. 231-23.

[4]R.Koselleck,. Einleitung. In O.Brunner, W.Conze, & R.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1, pp.XIII-XXVII).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72, pp.XVIf; R.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9, p.300.[5] C. Brylla, Die schwedische Rezeption zentraler Begriffe der deutschen Fru¨ hromantik: Schlu¨sselwortanalysen zu den Zeitschriften Athena¨um und Phosphoro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6] 有时不清楚概念的使用者或是概念本身是否有所作为。参见科塞雷克如何介绍“时间”概念及“保守主义”这一新词（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Suhrkamp, 1979, pp. 339, 341）。

[7]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更为深刻地研究过戈尔巴乔夫概念的历史，关注它们的起源和最终消亡，但是甚少分别论述它们在苏联解体中的实际作用。然而那样的范围包括了概念化易被接受的方面。我还试图理解晚期苏联现代性的改良主义基本概念是如何在那时所谓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内部获得承认的。Petrov. K. Tillbaka till framtiden: Modernitet, postmodernitet och generationsidentitet i Gorbacevsglasnost′ och perestrojka [Back to the fu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inGorbachevs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Sodertor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11, Huddinge: SodertornUniversity College, 2006.

[8] Brown,A.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5.“改革”（Perestrojka）International, 2003, p.38.

[9] F.Polikarpov-Orlov, Leksikon trejazycˇnyj Dictionarium trilingue: Moskva 1704: Nachdruck undEinleitung von H. Keipert. Munich: Verlag Otto Sagner. 1988, p.436, 517.[10] J.Jaroslavcev, Liberaly. Ogonek, 1989, pp.39, 16-18.

[11]Л. Каганович.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массовой работы и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Под ред. Л.Кагановича.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массовой работы: сборник, 1935. С.92-136. Киев: Партиздат; Каганская.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С.117-155; O.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Los Angeles,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CK VKP(b) (1932,April 24).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ВКП (б)от 23 апреля 1932 г. Правда.

[12] AN RF: Институ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нцаXX в.: Язык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Фило-пресс, 1998, p.461.

[13] 有一本半自传体的书详细描述了这种对劳改营中犯人的“成功”重建，参见：Зощенко.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жизни.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36.-

[14] Graham, L. R., The ghost of the executed engineer: Technology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3; Graham, L. R,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Russian exper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71.

[15] Бабурин, В.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http:// www.svoboda.org/programs/ HR /2002/ HR.040302. asp

[16] Lapidus, G. W, & Mel′vill′, A. (Eds.), The glasnost papers: Voices on reform from Moscow,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0, p.30

.[17]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C.11, 14.[18] 在计划经济中，首要目标是完成计划（“增进”），而非是调整（“重建”），因为后者在生产能力表中不得分。至于对指令经济片面地关注积累，数量和增长——赤字、资源浪费以及低质产品制度化——的描述性分析。作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较早地评判了苏联经济中的无限支出、总额关注、忽视消费者及数据修饰。-

[19] Андреева, Н. Не могу поступиться принципами//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март 13,1988. С.3.A.

[20] Kuraev, M, “Perestroika: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past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future?”, The SouthAtlantic Quarterly, 2(90), 1991, pp.227-236

.[21] 在马克思（1991 [1867/1890], pp. 162, 454）概念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其中暗含了理性的过程，人们通过更自觉地使用技术来发展其工作。列宁（1962 [1917], p. 309）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残余的“非理性”因素只能被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废止，因为后者的计划和统一的特征不允许 任何因为例行公事、偶然或者分裂竞争的浪费。可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媒体不再关注社会主义建设，但内在的问题和缺陷让其沉没（Mcnair, B. Glasnost,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edia, New York:Routledge, 1991, p. 64）。

[22] “共产主义”一词使用频率的减少在戈尔巴乔夫（1987–1990）的索引中得到反映。

[23] Hosking, 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Heinemann, 1990, p.138.

[24]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неотложна, она касается всех и во всём.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4,стр. 35-5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25] Горбачёв, М. Новому методу-широкую дорогу.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1, стр.154-159).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7.

[26]与其他系相比，法律系的课程相对比较多元。教材除了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读本的原文之外，还包括了一些西方思想史名著的选节，如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罗马法和美国宪法（Remnick, D.,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159）。

[27] 戈尔巴乔夫对二战爆发、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新社会思潮的记忆，本质上同解冻时期那一代人中最典型的代表相似，这表明了一代人共享经历的影响（Cf. Alexeyeva and Goldberg 1993 [1990],pp. 3f）。

[28]Suraska, W. Gorbachev as a postmodern hero. In B. Strath & N. Witoszek (Eds.), The postmodernchallenge: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 Amsterdam: Radopi, 1999, pp. 243-261

.[29] 我对解冻时期那一代人个人情况的存在主义和心理学分析解读，受到了 Toews 对早期黑格尔哲学经验世界研究的启发。他描绘了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历史中断的感觉，这种断裂性是与父辈的世 界完全决裂，革命不可逆转地为他们开启了全新的体验。在解冻时期那代人的身上，我也感知到了一种间断性，然而，这种间断性却源于他们的无力感，他们最重要的努力和希望最终都归于沉寂。参见：Toews,J.E, Hegelianism: The path toward dialectical humanism, 1805-18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1.

[30]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Vol. 3,MA: Blackwell, 1998.

[31]Souvarine, B, “Ideology of Soviet communism”, in 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Vol. 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74, pp.560-564.

[32] Gorbachev, M. Speech in Vladivostok.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4, стр. 9-34).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1987.C.34; Горбачёв, М. Октябрь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Револю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5, С.386-436).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C.398.

[33] Горбачёв, 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е-идеологию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С.58-9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C.65; Горбачёв, 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я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C.13;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1990.C.38f.

[34]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C.49; Горбачёв, 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углубля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у. В Избр. речии статьи (Т.5, С.208-220).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C.210; Горбачёв, 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перестройке- идеологию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С.58-9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1989.C.66;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C.8.[35]Правда, Принцип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ть мышления и дейтвий.1988. апрель 5.С.2.

[36] Гообачйв-Фонд.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М. Горбачё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апрель-85, 1995.C.186; Sakwa, 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London: Routledge, 1999,p.473.

[37] CK KPSS. The last party program [excerpts of the draft to the last party program of the KPSS]. In R.V.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Russia: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 pp. 379-383.

[38] Derrida, J, “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 in M. Ryklin (Ed.), Жак Деррида в Москве: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Москва: РИК, ‘‘Культура.’’1993.С.51ff; Derrida, J., et al. Философия илитература: Беседа с Жаком Деррида. В Под ред. М. Рыклина, Деррида в Москве: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путешествия. Москва: РИК, ‘‘Культура.’’1993.С.165ff.-

[39] 德里达解构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文字含义中的极权主义主张。他的目的是重构一种不同的含义。相应地，“改革”并不是对于体制的破坏。通过“改革”，戈尔巴乔夫寻求表达分歧的各种方式，并以此为资源改革这个体制的前提。但可以看到，德里达不愿将去建设化和“改革”视为同义词。戈尔巴乔夫“否定之否定”的观点针对的是黑格尔“创造”和“克服”的概念，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德里达的观点。

[40] Эпштейн, М. К философии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ведение в посткрит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6.1999. C.65.

[41] Epstein, M., “Relativistic patterns in totalitarian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Sovietideology”, in P. McInerny (Ed.), Occasional Paper, 243. Washington, DC: The Kennan Institute for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1, p.4.

[42] 虽然爱泼斯坦的分析很好地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妥协意识形态的矛盾本质，但他倾向于将这种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相分离。指令性经济的构想来源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战期间一致的大规模生产。（Ленин, ВУдержат 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ласть?//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 34.С. 287-33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С.309） 确实，爱泼斯坦的评论将自身卷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之中，即苏联是否代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支持者将苏联官僚阶层视为一种新而有力的统治阶级，因为对劳动工资的保护，剩余价值的积累，持续的剥削和工人阶层的异化，以及为了与外部世界进行军事竞争而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和解等。但是所有这些条件都只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一份批判研究调查中，霍华德和金（Howard and King, “'State capitalism' in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34, 2001, p. 123）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假设在分析论上是愚蠢的，因为其理论应用从属于它贬义的谴责性作用，更不用说其掩盖了苏联体制的独特 性。

[43]Epstein, M., “Relativistic patterns in totalitarian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Sovietideology”, pp.76f.

[44] Bernstein, E. Der Kampf der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Revolution der Gesellschaft. Die NeueZeit, 16,1897-98, p.556.

[45]就笔者所能判断出的，戈尔巴乔夫首次将“改革”一词用于其政策是在 1986 年二月末三月初的苏共二十七大上。因此，他避免了在其完整担任总书记的第一年中使用该词。当他推出“彻底改革”的共产党经济政策时，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文章。列宁将后革命社会不受约束的从事革命，评论为最适于“彻底改革”一词。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对这一概念的引入就会较少受到争议。

[46]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C.48.

[47] Brown,A,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4.

[48] 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在 20 世纪初就有定论。布尔什维克将其名称从“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并对资产阶级秩序采取强硬态度。在他们的革命力量中，他们与改良主义倾向保持距离。改良主义首先出现在法语中，但可能在德语中最多，最后也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第二国际这种分裂的源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容忍资产阶级的秩序— —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在一战时投票赞成战争债券。在斯大林时期，人们被教育是革命而非改良能够取得政治成功。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应通过革命性转变来建立，通过改良主义者渐进改革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

[49] Даль, В.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ВА М. О.Вольф, 1907.C.912;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Т. 9). Москва: Изд. АН. 1959.C.216.

[50] Brown,A, The Gorbachev factor, p.124.

[51] Шляпентох, В. Александр II и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Время и мы.97.1987.С.104-122.

[52] Ципко, А. Хороши ли наши принципы// Новый мир.4.1990.С.173-204

.[53] Перегудов, С. Фактор Горбачёва и ‘8216’системная трасформация.’8217’// Полис.6.1996.С.129-135.

[54]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其长期支持者但那时已对其不抱幻想的雅科夫列夫私下里问他是否能指出世俗世界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例子。戈尔巴乔夫犹豫了一会儿但给出了答案：“瑞典”。（Yakovlev, A. Speech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wed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ussi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Stockholm: 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3, March 18)）。

[55] Горбачёв, М.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C.46f.

[56]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неотложна, она касается всех и во всём.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4,С.35-5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C.37.

[57] Koselleck, R., et al., “Revolution, rebellion, Aufruhr, Bu¨rgerkrieg”, in O. Brunner, W. Conze, & R.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Deutschland (Vol. 5).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4. pp. 653-788.

[58] 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1979, P.341; Cohen, I. B.,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1976, p.259.

[59] Горбачёв, М.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C.47

.[60]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Electric Book Co.2001, p.308. Available at: http://site. ebrary.com.ezproxy.ub.gu.se/ lib/ gubselibrary/ Top? id=10015105& layout = document.[61] Ibid, pp.287, 294.-

[62] Cooper, J,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in C. Merridale & C. Ward

(Eds.),Perestroika: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1, p.166.

[63] Горбачёв, М.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C.52f

.[64] 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1979, p.78.

[65] “波拿巴主义”指武装反革命者夺取政权，并交替采取民粹主义和独裁措施以中和阶级斗争。

[66] ЦК ВКП(б).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Москва: Изд. ЦК ВКП(б) ‘‘Правда.’’, 1938.C.291f.

[67] 戈尔巴乔夫长期以来一直坚信党肩负着社会领导力量的特殊使命，但是他早先强调党只“引入了”新思维和“提议”政治变化。他认为先前所有知名的革命都有一个缺陷，即它们本身没有成功转变为“底层”革命。但这却是现在所发生的，因为“底层”大众将拥有“所有的民主权利并开始习惯性地、称职负责地实行这些权利。”（Горбачёв, М..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54, 56）

[68] Friedgut, T, “Perestroika from below: The Soviet miners’ strike and its aftermath”, New LeftReview,181, 1990, p.31.

[69] Ibid, p.12.-

[70] Belknap, R. L, “Survey of Russian journals, 1840-80”, In D. A. Martinsen (Ed.), Literary journals inimperial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1; Lincoln, W. B, In the vanguard ofreform: 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1825-1861,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2.

[71] Ленин, В. Что делать? В Под ред. В. Ленин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6.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C.138; Ленин, В.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 Т. 36.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С.149.

[72] Гласность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Под ред. Б. Введенског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11.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8216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52.С. 488.

[73] Alexeyeva, L., & Goldberg, P, The thaw generation: Coming of age in the post-Stalin era, Pittsburgh,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pp.108f, 120.

[74] Ленин, В.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36). Moscow:Политиздат,1962.C.149; Lincoln, W. B. The great reforms: Autocracy, 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4; Сахаров, А.,Турчин, В., и Медведев Р. Письмо А. Д. Сахарова, В. Ф. Турчина и Р. А. Медведев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Р. Федосеева,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амиздата (Архив Самиздата)(Vol.5). Munich: Research Department, Radio Liberty, 1973, p. AS 360.

[75] 索尔仁尼琴在回应 20 世纪 60 年其被逐出作家协会一事时说，从真正人性的角度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开放的名义之下。与西方虚伪的政治权利相反，亲斯拉夫的康斯坦丁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将开放视作人类的权利，假定在圣彼得大帝前的俄国精神世界里已能行使这种权利，那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将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

[76] Горбачёв, 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углубля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у.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5.С.208-220).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215,218.-

[77]Случевский, В. Гласность. В Под ред. К. Арсеньев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6).1893.С.820.

[78]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3),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С.180-280.

[79] Moskovich, W., & Mossman, E., “Changing patterns of Soviet political discourse: 1985 to thepresent”, In K. Armes (Ed.), ISCIP Publication Series, 7. Boston, M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Ideology & Policy, Boston University, 1991, pp.2-5.

[80] Эпштейн, М. После будущего: О н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Знамя.1.1991.С.230.

[81] Malia, M., 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From the bronze horseman to the Lenin mausoleum, London:The Belkne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07.-

[82]Benn, D. W, From glasnost to freedom of speech,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83]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Письма без адреса.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3.

[84]Brown,A, The Gorbachev factor, p.125.

[85] Clark, K. , “Changing historical paradigms in Soviet culture”, In T. Lahusen (Ed.), Late Soviet culture:From perestroika to novostroik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0

.[86]这在批评政权的海报艺术上得到完美的展现，这些海报艺术影射了早先成为禁忌的该国历史上 的不同时刻。瓦加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ганов, Ваганов, 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1929. В Под ред. Д.Волкогонова и М. Аввакумова. Сталинс нами?.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 Панорама, 1991.С.2）对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符号表现，“Kollektivizacija 1929”，暗示了斯大林和苏联事业、过去和未来不可避免的一致，这持续不断地限制了苏联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