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直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了几十年，双方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恶化了国际环境，造成了许多矛盾与冲突，损害了世界和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改善苏美关系，试图摆脱冷战的桎梏。

　　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政策固然与苏联的经济困境有关，因为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使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于 1983 年 3 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这必将增加苏联经济的负担。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苏联也可以继续举全国之力，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动员人民继续为强国目的牺牲自己的利益。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研究表明，结束冷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对世界形势和苏联自身地位的现实主义分析。苏共把战胜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为此，长期把国家的发展战略建立在增强军备上，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到处插手，鼓动其他国家走苏联式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看到，这条路行不通。在 1986 年 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就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在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又系统地论述了其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理念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它只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他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当今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观点，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取代不了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需要长期共处。苏联放弃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大目标，努力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共存、合作之路。第三，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世界经济联系正日益国际化，苏联要发展，必须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第四，在国家关系上，他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第五，在价值观方面，他放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 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苏联不再用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看成是国际社会演进的动力，不再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些新观念的核心，是要改变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率先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戈尔巴乔夫为结束对抗和冷战做了大量工作：如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到处支持革命和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美关系的改善，这主要是苏联努力的结果。据谢瓦尔德纳 泽回忆，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首先研究了对美关系，认识到美苏对抗对苏联的巨大危害。于是，“我和戈尔巴乔夫决定：应该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找到与美国人的共同语言。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也曾说这种竞赛对他们也不利。我和我的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在几周内制订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政策。”苏联新领导人与美国人开始打交道时很艰难，里根在与谢瓦尔德纳泽会面时，看着谢瓦尔德纳泽，然后说：“我知道，你是邪恶帝国的代表，但是我不得不跟您谈话，讨论全球问题。”他以为谢瓦尔德纳泽会立即站起来离开，但谢瓦尔德纳泽微笑着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是您的 成见，过一段时间，您会相信，我们不是什么邪恶帝国。您会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然后会去苏联。但是，里根回答，这只是神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正是在苏联积极主动的工作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莫斯科等一系列会晤，里根不再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他们之间签署了销毁中导条约，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人类终于开始销毁自己制造的杀人武器，这有助于消除世界核战争的威胁，对此，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曾给予高度评价。

　　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冷战也宣告结束。1989 年 12 月，苏美首脑在马耳他会晤，布什表示美国支持苏联的改革。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发生的变化，美国打算与苏联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进行磋商，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终止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效力，决定废除限制向苏联贷款的史蒂文森—伯德修正案，重新考虑对苏联要求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立场。苏方则重申，新的政治思维是尊重每个国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实际上表明苏联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为响应苏联的裁军建议，美国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 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马耳他会晤确认了两国关系中对抗时期的结束，相互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这也成为标志着冷战结束的重要事件。在东欧发生政权更迭、德国实现统一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进行干涉，彻底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有限主权论”，给了东欧人民以选择的自由。

　　总之，在冷战结束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动放弃了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放弃了维护势力范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德国统一和东欧政权更迭的问题上，没有进行干涉。持续半个世纪的、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冷战走向了终结。戈尔巴乔夫是冷战结束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冷战不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结束。

　　对于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出冷战的政策，各方评价不一。西方和东欧自然欢迎，许多苏联人则予以谴责，A·利亚霍夫斯基在《阿富汗战争的悲剧》一书中认为，“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位‘领袖’和他的‘杰出的同志们’以自己的‘英雄壮举’给原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俄罗斯造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巨大损失：放弃了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总结和雅尔塔——波茨坦宣言体系；破坏了战略实力平衡，使其有利于西方；瓦解了华沙条约和几十年欧洲安全体系下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使前苏联 加入了由美国发号施令的针对一些友好国家采取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国际体制；苏联军队实际上从德国的溃退最终为苏联解体创造了条件。”这种谴责实际上是在维护苏联的霸权。以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自然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为本国的利益服务的，评价戈尔巴乔夫退出冷战的政策也应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从苏联的长远利益来看，退出冷战，结束军备竞赛，与发达国家、邻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有利于苏联专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戈尔巴乔夫改善了苏联遭受全世界谴责、陷入孤家寡人的处境， 改善了与中国、美国、欧洲大国的关系，减少了军费开支，裁减了庞大的军队，从而减轻了经济负担。有许多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在裁减军备上让步过多。但是，这些毁灭人类的武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用，维护起来还需要庞大的费用，销毁也没什么不妥。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充分利用外交的积极成果来促进本国的经济改革。囿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戈尔巴乔夫仍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改革已经突破了所有制界限、努力发展商品经济之时，苏联仍自恃为先进，仍排斥私有制和价值规律。直到 1990 年年中，在经济危机严重、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开始制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但由于内部纷争激烈，未能达成共识。

　　当然，戈尔巴乔夫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许多构想也未变成现实。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为了控制欧洲，仍不断制造苏联（俄罗斯）是威胁的神话，使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消除冷战的分界线，共同的欧洲大厦并未建成。受制于国内尖锐的政治斗争，戈尔巴乔夫的外交目标常常难以达到。戈尔巴乔夫给东欧人民选择自由的权利并没有错，这是符合东欧人民愿望的。但是，1989 年东欧的剧变对苏联造成了很大冲击，叶利钦等反对派受到鼓舞，把夺取政权作为主要目标。为了夺取政权，赶走戈尔巴乔夫，他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甚至不惜令国家解体。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共产党人组建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戈尔巴乔夫施压。1990年 6 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通过，成为摧毁联盟大厦、打断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现今的俄罗斯，除了少数共产党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出卖了东欧外，大多数人对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政策还是持认可的态度。2007 年 2 月 10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谈到冷战时强调：“不要忘记，柏林墙的倒塌成为可能，是由于历史性的 选择，其中包括我国人民——俄罗斯人民的选择，由于选择了民主和自由，选择了公开性和与欧洲大家庭全体成员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在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被分割成两部分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各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都在加深，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得到了更好的交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新安全观、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等等正在变成实践。结束冷战，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大功劳，应该予以肯定。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