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外战略既是一种软实力，又是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软实力资源的调动方式。中俄战略目标相似，但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差别很大。中国对外战略始终被为王以德的仁治思想主导，俄罗斯对外战略则更注重实力主义，具有一定扩张性。中国对外战略的视野和前瞻性较俄狭窄和滞后，导致大量战略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俄罗斯善于大国博弈，能够充分调动资源，但其战略资源难以满足对外战略需求。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战略;软实力;

　　【作者简介】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北京100007）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对外战略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大。中国和俄罗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对外战略主张，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差异，在对外战略的原则、内容、实施方略等方面存有差异。软实力与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关系密切，既是对外战略的形成基础，又是对外战略的实施工具。研究和比较中俄对外战略中软实力因素，对于完善对外战略，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具有重大价值。

一 对外战略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

　　对外战略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对外战略不同于对外谋略，是一种“阳谋”，具有对外宣示作用。比如，美国通过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带动日本和一些东盟国家进行战略调整。又如，中国通过宣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展现出经略亚洲的积极姿态。

　　对外战略也是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软实力的影响是双向的，既作用于外部环境，又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由于影响对外战略的内部因素不同，在同样外部环境下，不同国家的对外战略不尽相同。影响对外战略的内部因素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分，领土、人口、经济、地理等是客观因素，文化（哲学）、历史和战略理论因素等属于主观因素。内部主观因素是影响对外战略的重要软实力因素，其作用结果体现为领导集团的战略思维与战略实施能力。

二 影响对外战略的软实力因素比较

　　（一）文化（哲学）因素比较

　　文化（哲学）因素是对外战略中的灵魂性因素。中国军事战略家李际均指出，“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想。”[1]任何对外战略都基于哲学思考，源自文化积淀。不同的对外战略，代表着对世界发展趋势、治理模式以及本国作用的不同理解，既有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又有来自价值观、道德观等意识形态标准的判定。

　　1.中国对外战略中为王以德的仁治思想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有王道和霸道之分，王道重“德”，霸道重“力”。《管子》说，“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如果一国之君不施王道，仅靠“力”占天下，就不会长久。荀子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2]。荀子还从国际秩序的角度分析了王道，认为只有大国奉行王道，世界秩序才能安定。

　　王道体现为在“天下”推行以“德”为核心的仁治。在孔子眼中，君主决定了国家的性质，最好的君主是仁君，最好的政治是仁政，最好的天下是体现着“仁”的天下。[3]中国作为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为得到用以维系体系稳定的权威，通常在具体利益面前表现得十分大度。体系内附属国虽然形式上定期朝贡，但所获得的赏赐往往比贡品丰厚得多。中国还为其担当保护人，在其遭遇天灾或外敌入侵时提供帮助。

　　中国在东亚封贡体系内文化程度最高，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软实力。对于体系内国家，中国是愿意提供文化的，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加强自身在体系内的核心地位。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4]孔子认为，强大的国家应当靠软实力产生一种向心力，即“近者悦，远者来”。[5]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的国家，中国与其和平相处，但将其排斥在封贡体系之外。清乾隆帝曾以文化传统不同为由，回绝了英国的建交要求。清末之前，东亚封贡体系内文化高度融合，大多数国家使用汉字，深受“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仁治思想被广泛接受，东亚封贡体系也因此保持了长期稳定。

　　世界列强的入侵击垮了东亚封贡体系，中国从“天下”中心沦为世界边缘，在此后一百多年里作为一个弱国在丛林法则统治的世界中艰苦图强。新中国成立后，传统仁治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对外战略思想，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援助不附带政治条件等。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强大，但对周边邻国秉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和“和谐世界”。在仁治思想下，中国推行对外战略更加倚重软实力。

　　2.俄罗斯对外战略中实力主义的扩张思想

　　俄罗斯对外战略遵循实力主义，扩张成为主线。“俄罗斯的历史整个是一部战争史，”[6]辽阔的疆域是不断扩张的成果。俄罗斯扩张思想源自其地理、宗教、历史等特性。广袤的东欧大平原无险可守，来自东部蒙古和西部法国、德国的侵略军先后长驱直入，给俄罗斯带来深重灾难。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只有不断扩张，才能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带，才能取得出海口，以便在海权时代赢得地缘经济优势。

　　东正教和救世主义为俄罗斯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道义支点和崇高使命感。1461年，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所灭，东正教中心转到莫斯科，出现了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之说。俄罗斯人自认为肩负着捍卫和发扬基督教的历史使命。“俄国就是不信教的人，也永远可能有一种救世主义的感觉。”[7]这种救世主义成为大俄罗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为沙皇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俄罗斯人相信，他们的每一次扩张都具有宗教合理性，都是东正教的胜利。

　　扩张的需要锻造出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俄罗斯人崇敬战争英雄。俄罗斯文学起源于对战争和英雄人物的讴歌。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形成正反馈效应，使俄罗斯对外战略偏重硬实力。因此，苏联过于倚重重工业、军事工业，以至于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斥巨资维系强大军力，普京正斥巨资实现极为宏大的军事装备更新计划。

　　本轮俄罗斯扩张的主要形式不是领土兼并，而是恢复传统势力范围，“利用经济杠杆，促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构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军事安全体系”。[8]普京力求将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纳入战略轨道，在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优惠政策时带有明确的政治条件，目标是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

　　3.中俄对外战略思想的交融中俄战略文化差异较大，由于两国在国际秩序中境遇相似，并且随着彼此战略协作的不断加强，对外战略的共性不断增多。中俄关于“建立多极化世界”、“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主张完全一致。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传统仁政思想，也体现了俄罗斯出于捍卫自身主权和战略空间的需要而做出的战略思想调整，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回应，成为制约西方扩张的重要工具，同时增强了中俄两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历史因素比较

　　历史因素的作用体现为对外战略史对当代对外战略的影响。俄中对外战略都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1.战略视野与前瞻性

　　俄罗斯继承了沙俄、苏联的衣钵，深谙全球战略布局之道。沙俄长期奉行扩张性对外战略，全力扩张领土，获取出海口，控制战略要地和通道。如果说沙俄的对外战略重点主要在欧亚大陆，那么苏美争霸的战场则遍布全球。苏联甚至曾试图将导弹布设到古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追求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但力求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俄罗斯战略布局意识强，对战略要地的争夺毫不手软。比如，俄罗斯意识到如果中东被西方纳入战略轨道，将对自身能源依赖型经济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在伊核、叙利亚等问题上与西方展开激烈博弈。俄罗斯对外战略具有较强前瞻性，善于立足于世界发展大趋势进行战略规划。俄罗斯看到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为“抓住中国风的机遇扬起俄罗斯经济的风帆”[9]而制定了“转向东方”的对外战略。俄罗斯预见到北极战略地位的上升趋势，不断出台加强其在北极开发中优势地位重要战略性举措。

　　中国长期处于“天下”中心，视外国为蛮夷，对外战略具有封闭性和防御性。民国时期，每个大军阀背后都有列强，内政外交屈从于列强的战略需求。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依然不得不在列强夹缝中求得生存，只能选择与苏联结盟，实行亲苏“一边倒”战略。斯大林去世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博弈舞台上的独立棋手，着眼于世界形势制定对外战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这种全球视野的体现。但是，当时的对外战略受意识形态影响过大，给国家发展造成了较大负担。

　　尼克松访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急剧减少，奉行实用主义，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虽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却导致战略规划能力下降，外交具有了“危机应对型”特征。预见性是战略规划的题中应有之意，过多地被动应对危机，说明对外战略滞后于形势发展。

　　中国已意识到对外战略的缺陷，着眼于世界发展趋势和本国国情，开始新一轮对外战略规划，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重要战略构想，以及“亚洲世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战略理念，并配套以推行亚洲安全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战略举措，初步扭转了周边安全形势恶化趋势，使中国海陆兼备的地缘优势得到更有效发挥。

　　2.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关系

　　俄罗斯的安全意识深入骨髓，对外战略往往将安全利益置于发展利益之上。俄罗斯对中国深度参与远东开发的保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国“静悄悄扩张”的担忧。俄罗斯在北约东扩、反导等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维系着庞大的军事开支。在对外战略重点区域，俄罗斯会部署军事力量，如在中亚建立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以其为依托巩固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推动区域一体化。

　　中国对外战略也注重安全利益，但维护安全利益的主要途径不是扩张。改革开放以前，为维护安全利益，中国努力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此承受了沉重的对外援助负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面收缩对外战略，更加谨慎地对待国际义务，逐渐将发展利益置于安全利益之上，甚至导致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失衡。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失衡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就将使经济发展成果化为乌有。“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遭遇惨败；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8倍，但4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之后又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0]。当俄罗斯围绕反导、北约东扩问题与美国激烈博弈时，中国早已被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所覆盖，被美国军事同盟体系所困锁。当中国经济大规模向海外扩展时，对外战略没有及时跟进。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能源需求大国，过度依赖海上战略运输通道特别是马六甲海峡，而维护海上运输安全的能力严重不足，给经济安全埋下巨大隐患。中国政府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1]，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关系在对外战略中趋向平衡。

　　3.战略目标与现实能力的关系

　　纵观俄罗斯历史，就会发现一条“扩张——崩溃——再扩张”的轨迹。俄罗斯对外战略目标总是超前于现实能力。扩张成功后，新增资源往往不是被用于巩固扩张成果，而是用于追求更宏大的扩张目标。社会一直承受重负，内部矛盾不断积蓄。随着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迅速扩大，内部控制能力越来越弱，需要不断依靠新的扩张成果平抚国内不满、遏制离心倾向。当扩张遭受严重挫折且内部矛盾和离心倾向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外扩张战略就会前功尽弃，扩张成果在短时间内化为乌有。这表现为“两个13年现象”：“如果俄国以彼得大帝1721年兼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为崛起点，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对日战争失败——这标志着沙俄帝国的松动，其间有184年；而从1905年到1918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的帝国解体，其间只有13年的时间。……此后，俄罗斯国家以‘苏联’的名义开始第二次命运的轮回，再次沿着同一路径经历了重生与毁灭的过程。……从阿富汗战争到苏联解体，时间也是13年。”[12]

　　苏联解体后，上述历史规律仍在发挥作用。俄罗斯1996年确立的“多极化外交”[13]将俄罗斯重新带入扩张轨道。俄罗斯开始重整原苏战略空间，强化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并朝着建立欧亚联盟的目标迈进。受国力衰落以及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俄罗斯此轮对外战略扩张属于“恢复性扩张”，重点区域在原苏战略空间，主要方式是恢复势力范围。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属于特例。总体看，此轮对外战略扩张依然超出现实能力。俄罗斯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手段相当匮乏，依靠经济补贴、能源优惠以及军事和安全手段，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增添难以承受的负担。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俄罗斯以进攻求妥协，以斗争求合作，以局部优势弥补整体劣势，较为有效地化解了美国的一些战略遏制举措，这一点在其兼并克里米亚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俄罗斯以出色的战略博弈能力弥补了实力与目标不匹配的缺陷，但也给国家发展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不匹配。中国曾有过与“美帝”、“苏修”同时为敌的阶段，经济负担极为沉重。改革开放后，中国以地区大国自我定位，即使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世界大国之后，也没有大幅提升对外战略目标。这样做的好处是目标不会超越能力极限，问题是战略资源没有被充分地调动，失去了很多原本可以获得的战略利益。由于自我设定的博弈空间小，中国也难以像俄罗斯那样，通过对全球事务的介入对西方进行战略牵制。在处理对美关系上，中国远比俄罗斯拥有更多资源，但是表现得相当保守和谨慎，错失了不少反制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良机，给自己造成不少安全隐患。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确定了“奋发有为”的基调。中国经略亚洲的战略意图明显增强，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事务和大国博弈，对外战略目标逐渐得到提升。

　　（三）战略理论因素比较

　　战略理论因素是构建对外战略的专业性因素，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战略制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合理地设定战略目标，找寻实现战略目标的最佳方法与途径。不同文化（哲学）和历史语境下的对外战略理论必然不同。

　　1.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

　　国家性目标方面，中俄拥有着相似的强国梦。中国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俄罗斯追求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心之一，巩固国际社会中的权威地位”[14]。

　　区域性目标方面，中俄都高度重视周边关系。习近平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俄罗斯的周边外交重点在独联体，强调“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是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独联体国家不但具有共同的历史传承，而且拥有在各领域开展一体化的巨大潜力。进一步加强独联体是加强独联体国家区域协作的基础”。[15]

　　全球性目标方面，中俄都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俄罗斯对外政策致力于在国际法以及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稳定和巩固的国际关系体系。该体系能保障国际社会每一名成员在政治、军事、经济、信息、人文和其他领域的安全”。[16]

　　2.对外战略的主要实施路径

　　（1）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

　　中国有被列强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压迫的痛苦经历，并且作为很多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后来者，在这些机制中作用受限，因此更注重双边合作，经常以双边关系的突破带动多边合作的深化。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海外利益的扩展以及战略博弈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多边合作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更加注重双边与多边的结合，更主动地创建、参与和主导国际多边合作机制。

　　俄罗斯对国际多边合作始终态度积极，将其视为战略布局手段，力求通过多边合作拉动双边合作，并达到多重战略目的：一是增强软实力，实现全球性战略目标。《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国际对话与合作机制的参与者，拥有在积极参与各领域国际事务的巨大资源。”[17]二是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性战略目标。三是与美国等战略对手周旋，因此高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峰会、G20等非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俄罗斯对多边合作的原则是“为我所用”，而不是“自缚手脚”。俄学者指出，“俄联邦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原则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独立性。俄罗斯不加入其他国家领导的联盟，暂时不加入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政治经济联合体。”[18]

　　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强化联合国作用高度一致。2005年《中俄联合公报》指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的核心作用。”《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联合国应当是21世纪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协调中心，其已证明在此方面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法律地位。俄罗斯支持联合国强化中心协调作用。”[19]

　　（2）睦邻友好与势力范围

　　中俄都追求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和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俄罗斯强调“在积极参与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基础上强化战略稳定性和战略伙伴的平等性。”[20]俄罗斯谋求在原苏战略空间建立势力范围，强调“新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力中心越来越频繁和自信地承担对地区事务的责任。”[21]俄罗斯也赞成互利共赢原则，认为“区域一体化成为所有参与者提高竞争力的现实工具。网状机制与联合、贸易和经济协议，努力提高地区储备外汇的作用，这些都是加强安全和经济—金融稳定的因素。”[22]但与此同时，俄罗斯采取了不少新干涉主义措施，积极介入重点对象国内政，对其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心有忌惮，如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济合作一直态度较为消极。

　　中国没有在周边建立势力范围的意图，强调“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对周边经济合作持开放态度。王毅外长指出，“‘一带一路’的大门是敞开的，与本地区现存的各种机制与设想并行不悖。我们欢迎本地区以及有意愿的国家都积极参与进来，共同探讨，共同建设，共同受益。”[23]

　　3.对外战略的实施特点

　　（1）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中国对外战略缺乏系统性，没有准确把握全球性目标和区域性目标的关系，重点、层次不突出，重原则性表述而轻战略规划。中国与大量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与其缺少深度战略合作，导致外交缺少进取性，不断以战术性举措应对西方的战略性挑衅。值得期待的是，中国对外战略已出现系统性加强的趋势，开始注重战略规划和大国博弈，正在系统性地重新定位与美国等主要战略对手、俄罗斯等重要战略伙伴以及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具有全球性战略视野和较强的战略规划意识，其对外战略层次清晰，重点明确，全球布局呈现出多元与多维的特点，既重视传统地缘战略，又强调争夺世界政治和经济系统制高点。比如，俄罗斯看到了新兴大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改造潜力，积极强化“金砖国家”和“中俄印”多边机制；极力占领金融和能源制高点，希望与中国深入开展金融合作，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广泛和深入地与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开展合作，谋求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对外战略虽比较完善，但由于国力不强、对外战略资源有限，导致对外战略的实施存在一定困难。

　　（2）道义标准与实用主义

　　中俄对外战略都有道义标准，也都有实用主义，但表现形式不同。中国不会因道义标准与美国发生激烈对抗，但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么做，一方面充分释放出善意，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菲律宾等周边小国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产生了通过充当美国对华战略马前卒而牟利的投机心理。中国外交正在转变，更注重在不违背道义标准的情况下采取适度强硬的措施。

　　俄罗斯敢于为维护道义标准与西方对抗，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最终迫使美国暂时放弃了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图谋。但在重大战略利益面前，俄罗斯却难以始终如一，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其兼并克里米亚的事件上。俄罗斯对外战略这种事实上的双重标准，能够为其赢得短期利益，却损伤了长期利益。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兼并后，周边国家对俄战略疑虑增大，对俄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更加迟疑。

　　（3）防御与反攻

　　中俄在现行世界秩序中都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制，应对措施却不相同。中国缺少挑战西方的底气和勇气，采用单纯防御策略，曾长期致力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以妥协求合作，承受了较大战略利益损失。中国对非西方国家同样温和。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周边国家的挑衅，中国从未动用武力，极少使用经济手段。十八大之后，中国对外战略走向积极防御，比如亚太自贸区倡议对美国推动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造成冲击。

　　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进攻性举措较多，对西方采取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策略，通过介入国际事务与美国周旋。在北约东扩、反导系统等重大安全问题上，俄罗斯敢于真较劲、硬碰硬。俄罗斯敢于使用军事手段，以出兵阿布哈兹的方式应对格鲁吉亚的反俄举措，以军事威慑方式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铺路。俄罗斯对使用制裁手段顾忌不多，多次挥舞能源大棒，曾停止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

三 对外战略对软实力资源的调动

　　软实力一词由约瑟夫·奈提出，然而中国自古便有软实力的概念，其在中国古典战略中通常表述为“势”。中国人喜欢洞察大势、顺势而为，认为只要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尊德守义，就会赢得大势，不费刀兵也能出现百国来朝的局面。中国兵家也认为“上兵伐谋”[24]。由于对软实力领悟颇深，该概念提出后，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发展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等表述很快便常见于中央文件。俄罗斯对外战略文化与西方相近，更重视硬实力，仅将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补充。俄罗斯2013年《对外政策构想》在提到软实力时，还将该词打上了引号，说明软实力概念在俄罗斯尚未普及。但俄罗斯并非不善于应用软实力，或者比中国应用软实力的能力差。中俄软实力资源不同，对软实力的理解不同，软实力的应用情况自然也不同。

　　 （一）对外战略自身软实力价值的发挥

　　中国几乎不公开宣示全套对外战略，对外宣传的其实是外交原则和理念。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和走向，这给敌对势力制造和利用矛盾创造了机会，也使一些愿意追随中国的国家心存忐忑。大国和小国心态不同，大国以博弈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小国不得不在大国博弈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如果不明确宣示对外战略，小国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担心被出卖。目前情况正在改变，为“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25]，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战略构想，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起到了增强软实力的效果。由于这些战略构想尚待明晰化，很多域内国家不知道如何与该战略对接，一些大国甚至对此产生警觉，从而折损了部分软实力效果。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将加大战略规划力度，将某些重大战略公之于世。

　　俄罗斯看到了对外战略的软实力价值，讲求对外战略的公开性和可预见性。《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是公开的、可预见的和现实的，其特点是连贯性、继承性，并且能够反映出俄罗斯在历史上形成的、作为世界文明发展和国际事务中的平衡因素的独特作用。”[26]《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保持对外政策的可预见性和公开性与实现俄罗斯稳定发展的任务紧密相连。”[27]因此，俄罗斯公布了一批对外战略文件，如《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2009年）、《俄联邦军事学说》（2010年）、《俄联邦对外政策方针执行措施》（2012年）、《对外政策领域联邦机关标准法律文件》、《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2013年）等。这些文件清晰和系统地阐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的理解，对机遇和挑战的认识以及对外战略重点等内容。

　　（二）对外战略对软实力资源的调动

　　1.对发展模式软实力资源的调动

　　发展模式是重要的软实力资源。西方善于展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极力在全世界复制自身模式，“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外交的重点。对全部或部分接受了西方模式的国家，西方无疑具有了软实力，并利用这种软实力将别国纳入其战略轨道。俄罗斯指出，“为加强全球竞争力和危机制造能力，并向主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破坏其稳定，操控其社会意识和民意取向，一些国家有时会冒险破坏性地非法使用‘软实力’和维权，包括资助境外人道主义和人权项目。”[28]

　　中俄作为国情与西方差异巨大的世界大国，如果照搬西方模式，必然招致灾难性后果。反之，坚持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将引来别国效仿，在客观上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西方国家滥用发展模式所产生的软实力，造成世界局势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俄罗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指出“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国家发展不均衡和福利水平差距加大，激化了国家间矛盾。价值观和发展模式面临全球性竞争”[29]。“历史上全球竞争首次具有了文明标准，表现为在宽泛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的竞争”[30]。然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于是，俄罗斯重点宣传其发展模式所具备的非西方价值观，如“主权民主”等，以此凝聚有着共同历史、同样处于西方模式改造重压之下的独联体国家。

　　中国模式植根于五千年东方文明土壤，建立在总结新中国6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中国模式强调本土性和多样性，而西方模式强调西方性和同一性。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一定有所区别，因此本土性就是多样性。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也日益受到别国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推介意识和成熟的推介方法，中国模式作为重要软实力资源的潜力尚未得到有效挖掘，某些国家对中国模式仍存误解，很多国家学习中国经验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中国不搞意识形态扩张，但应满足别国借鉴中国经验的愿望，并以此增强自身软实力。

　　2.对文化软实力资源的调动

　　对外战略的理论、目标和实施方法等都来自于文化积淀。当一国受到另一国文化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时，就会认同另一国的战略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31]。然而，中国文化的推广还停留在浅表阶段，即靠实用性较强的文化成果激发别国民众的学习兴趣。中国文艺、民俗、中医、太极拳等成为中国文化符号。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上关注中国哲学并从中找寻中国成功秘诀的精英迅速增加，中国也开始利用这一机遇，努力推动中国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世界性认同。

　　俄罗斯同样是文化大国，其文化迄今在原苏战略空间仍具较大影响。中国在全球层面调动文化软实力，布局相对比较均衡，但重点不够突出。俄罗斯在独联体较为集中地调动文化软实力资源，虽然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逊于中国，但能为实现区域一体化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表现为承载这种文化的人的多寡和分布。中俄都非常重视对海外同胞的组织、联络和维权。中国设有国侨办，外交部将联系华人华侨作为重要工作，帮助其建立社团和开展活动。俄罗斯重视对“俄罗斯世界”的经营，2006年10月召集了世界同胞大会，成立了俄罗斯同胞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促进境外俄罗斯人的团结和与俄罗斯的联系，提高其在国外的地位。俄罗斯还向独联体部分国家的俄罗斯人发放俄罗斯护照。对境外俄罗斯人的经营效果，在克里米亚独立公投时充分显现出来，绝大多数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人拥有俄罗斯护照，持亲俄立场。

　　中俄看到了语言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广本国语言。中国大量开办孔子学院。俄罗斯将“在世界上传播俄语并加强其地位，推广俄罗斯民族文化成就”[32]作为重要外交任务，具体措施包括帮助俄罗斯剧院、大学，提高同胞在俄语教学机构学习的员额及奖学金，扩大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和“俄罗斯之家”的规模，等等。2007年，俄罗斯成功举办了世界“俄语年”，中俄还曾互办“语言年”。

　　俄罗斯比中国更重视宗教文化的战略价值，认为“为努力使国际社会真正统一，需要形成联合行动的价值观基础和精神道德共识，其通常存在于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之中，包括这样一些原则和认知，如对和平、尊严、自由，责任、真诚、善良和勤劳的追求。”[33]俄罗斯是世界东正教中心，东正教的扩张就是俄罗斯软实力的扩展。东正教还是东斯拉夫人的联络纽带，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乌克兰东部大多数教堂隶属于莫斯科教会，东正教领袖极力为民众提供帮助，指责政府使用武力，有力地配合了俄罗斯的战略需求。俄罗斯开展宗教外交不但为东正教扩张铺路，而且助推世界文明多样化，与其他宗教共同抵御西方文明一统天下。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提出并落实一系列国际问题倡议，其中包括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宗教问题咨询机构。俄罗斯同穆斯林组织的合作成效显著。这种合作旨在发展宽容的伊斯兰传统精神，限制国际极端伊斯兰势力对俄罗斯穆斯林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已获得伊斯兰会议组织中的观察员地位，从而为推动伊斯兰世界同俄罗斯穆斯林团体合作并以此压制极端宗教势力创造了条件。

　　3.软实力资源的调动方式

　　对文化软实力资源的调动具有实战性，能够实现战争手段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冷战时期是世界强国调动软实力资源最为集中的时期，而西方国家因更善于调动软实力资源，而在对外战略中赢得了主动。英国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就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34]中国和俄罗斯的软实力资源都非常丰富，可是对这些资源的调动还不充分，调动方式也相对单一。

　　（1） 软硬实力的配合

　　中国对外战略谋求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注重宣传外交理念，不太注重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配合。很多世界强国在解决争端时，会动用军事力量威慑对方，中国却鲜有此举，而是习惯于通过加强交流与沟通消除分歧，共同找寻互利共赢的解决办法。俄罗斯将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重要补充，善于通过把局部军事力量优势与软实力相结合实现战略目标。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俄罗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调动在克里米亚培育多年的软实力资源，兵不血刃便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

　　（2） 信息传播手段的应用

　　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信息传播由外宣工作来完成。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5]外宣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升新闻发布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健全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继续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积极开展国际公关宣传和媒体对外交流合作，增进友谊，扩大了解和信任。加大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展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媒体。”[36]

　　俄罗斯十分重视对信息传播的研究，努力增信释疑，推动世界接受俄罗斯理念。《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联邦对外政策行动的重点是将对主要国际问题的立场，对外政策倡议和行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进程，文化科学成就的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广泛传递给国际社会。”[37]俄罗斯重视媒体和学术交流的作用。《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在公共外交框架下，俄罗斯将使世界客观地认识本国，拓展在境外施加信息影响的有效手段，在国家层面给予必要支持，加强本国大众传媒在世界上的地位，积极参加国际信息领域合作，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本国主权和安全面临的威胁。”[38]俄罗斯着力打造世界级传媒航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已具有世界性影响。俄罗斯重点与独联体开展媒体合作，为有关俄罗斯的信息在独联体畅通传播创造条件。

　　公共外交被中国政府视为重要的外宣手段，在中国主要为官办。胡锦涛2009年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2012年12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任务是“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39]中国外宣工作一方面组织性强，投入巨大，取得不少成果；另一方面方法手段较为僵化，缺乏行之有效的战略规划，尚未培养出大批“知华派”和“亲华派”专家，在凝聚世界观、价值观共识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远未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潜力。

　　俄罗斯鼓励和主导研究国际问题的专业机构参与民间外交，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抵消由外国斥巨资在俄设立的研究机构对社会民意的消极影响，并在国际上抵制妖魔化俄罗斯的行径。俄政府努力理顺与智库的关系，帮助智库更好地发挥作用，于2004年成立了“瓦尔代”俱乐部，每次活动都吸引几十名外国专家与会，普京总统也亲自参与，目的是加强俄罗斯同外国学者、政治家和记者的对话。

　　（3） 软实力调动平台的作用

　　软实力资源是客观存在的，而如何调动这些资源并将其有效用于对外战略，则是政府能力的体现。与调动硬实力资源不同，软实力资源的调动更为复杂，政府既要发挥主导作用，又不能诸事亲力亲为，因为软实力资源丰富且蕴藏于民间，只有引导和发挥好民间力量，其才能不断发展，对其调动才不会遭到别国反感和抵制。中国培育和调动软实力资源的官方体系庞大，有外交系统、宣传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侨办等。在官方机构外，中国重点依托半官方社团调动软实力资源，如中国对外友协、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等。

　　俄罗斯培育和调动软实力资源的官方体系不大，主要有俄联邦外交部、文化部、教育科学部等机构。在官方机构外，俄罗斯重点依托半官方的基金会调动软实力资源，比如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戈尔恰科夫公共外交”基金会等，也依靠俄罗斯国际科技文化合作中心、国际事务理事会等社团。2002年俄总统颁令将1994年成立的俄政府所属“俄罗斯国际科技文化合作中心”划归外交部管理，赋予其组织、协调、监督俄民间外交事务的职能。2007年6月，普京亲自授权成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2010年2月，俄罗斯成立两个新的民间外交组织——“戈尔恰科夫公共外交”基金会和国际事务理事会。“戈尔恰科夫公共外交”基金会由俄外交部主管，资金源于财政拨款和捐款，主要任务是向非政府组织分配赞助款，促其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和外交活动。国际事务理事会由外交部、教育部共同发起成立，成员包括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圣彼得堡大学、科学院和俄罗斯和平基金会，任务是促进俄罗斯社会与科研单位的协作，更好地培养国际问题专家，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总体看，在政府主导下，基金会唱主角更有利于软实力资源的培育与调动，因为基金会区别于协会等社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是专业性项目资助机构，能够更灵活地根据国家对外战略需求寻找资助对象和提供相关帮助。这些资助实际起到市场导向作用，能够引导受资助方的教育培训、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方向。较为合理的软实力资源调动体系，是由政府主导、基金会引导、社团跟进的三级体系。协会等社团虽有资助能力，但作为公共外交主体，而不是专业性资助机构，在项目资助方面的作用逊于基金会。正因如此，基金会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调动工具。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尤里·沃罗特尼科夫在谈到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成立背景时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着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重建工作。……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外国基金会纷纷抢滩落户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国家，通过资金资助的方式左右着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40]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俄罗斯1994年成立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尤里·沃罗特尼科夫认为，“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拯救了俄罗斯的人文科学”。[41]俄罗斯的软实力资源调动机制更灵活，但是得到的财力支持较弱。中国财力较充裕，随着对基金会作用的认识加深，中国对软实力资源的调动能力有望增强。

　　注释：

　　[1]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长征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2]《荀子·正论篇十八》

　　[3]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4]《论语·季氏第十六》。

　　[5]《论语·子路第十三》。

　　[6]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7]同上，第18页。

　　[8]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4页。

　　[9]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года.

　　[10]李际均：《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载《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13期。

　　[11]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2014年04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

　　[12]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68页。

　　[13]“多极化外交”战略出台的标志性事件是，现实主义政治家普里马科夫取代亲西方的科济列夫出任外交部部长，以及叶利钦1996年5月12日在外交部发表题为《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形成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等。

　　[14]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4.а.

　　[15]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42.

　　[16]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28.

　　[17]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23.

　　[18]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9.2012. http://gtmarket.ru/laboratory/expertize/5275

　　[19]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29.

　　[20]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2 мая 2009г. И537）.

　　[21]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19.

　　[22]Там же.

　　[23]《外交部部长王毅：“一路一带”为亚洲整体振兴插上强劲翅膀》，人民网2014年3月14日，http://fujian.people.com.cn/n/2014/0314/c181466-20778403.html

　　[24]《孙子兵法·谋攻篇》。

　　[25]《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年10月25日，http://www.gov.cn/jrzg/2013-10/25/content_2515555.htm

　　[26]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25.

　　[27]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2 мая 2009 г. И537）.

　　[28]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20.

　　[29]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2 мая 2009г. И537）.

　　[30]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13.

　　[31]《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8月21日。

　　[32]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4.з.

　　[33]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21.

　　[34]〔英〕弗朗西丝·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页。

　　[35]《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8月21日。

　　[36]《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华网，2012年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05/c_111379201.htm

　　[37]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40.

　　[38]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41.

　　[39]《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简介》，载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官网，http://www.chinapda.org.cn/chn/xhgk/xhjj/

　　[40]黄立茀、王丹：《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拯救了俄罗斯的人文科学——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尤里·沃罗特尼科夫谈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1]同上。

（责任编辑陆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