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联学 转型 俄罗斯学 后共产主义研究 西方主义 西方内战 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K512.6【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6-0118-(19)
1991 年底苏联的突然解体，对国际体制、地缘政治、以及美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对待俄罗斯社会激进“转型”的问题上，美国有若干并行、相互关联、但又十分不同的趋向。在政治层面，苏联的突然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和迷茫，迅速转变为惊喜和庆贺，并在美国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迅速发酵，衍生成为一场“到底谁赢得了冷战”这种极为政治化的党派辩论。然而冷战的结局远非输赢可以简单定论的。在历史的坐标上，冷战其实是西方 主要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巅峰和最后阶段。此后，意识形态的前苏联以硬着陆的方式转变为文化的俄罗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而美国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和绝对的行动自由，也耗损了大量软硬实力。冷战结束的真正意义在于，西方在整合内部以后，得以转向针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在政策层面，美国的两任政府（老布什和克林顿）对苏/俄剧变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即布什的消极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以及克林顿的以美国价值观（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为目标和动力的进取态势。不管布什如何强调“美国赢得了冷战”，其对苏政策其实对苏联政局走向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克林顿主义所主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北约东扩又使美俄关系迅速进入“冷和平”。
在学界，苏联的突然解体使美国的“苏联学”一夜之间失去了目标和动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也集体失语，面临着非主流派和新生派的强力挑战。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Problems of Communism）的死而复生，成为美国的“苏联研究”向“俄罗斯学”转变的一个缩影；与俄罗斯本身的转型一样，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或欧亚研究）也面临转型的挑战和契机，以及巨大的想象和操作空间。
一、“谁赢得了冷战”？—— 布什 vs 凯南
“谁赢得了冷战”？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美苏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苏联的垮台而结束。为何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再起纷争？原因在于美国内部。一般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总是赢得战争而失去和平”。然而这并非事实。美国不仅几乎输掉了 1812-1815 年的对英战争，连白宫也被英军付之一炬；而且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要么平手，要么战败。[1]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美国参加的每次战争以后，美国和世界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2]1991 年冷战结束，美国经济依然未能摆脱衰退的命运。执政的共和党虽有外交“业绩”，但美国经济表现不佳，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在苏联突然解体后引发了如何评价冷战的争论。
1992 年 1 月 27 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1991 年 12 月 25 日）一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年度国情咨文中称：“承蒙上帝的恩惠，美国赢得了冷战。”[3]平心而论，老布什任职四年，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美国不仅摆脱了历时 44 年的冷战，而且赢得了 1990-91 年的海湾战争，一举走出了越战阴影。按老布什的话说，美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无可争议的领袖”(undisputed leader of theage)。在如火如荼的 1992 年总统大选中打外交牌、以冷战胜利者自居，争取连选连任，应该是万无一失。
然而美国经济不振，民心浮动，本来就对国际事务缺乏兴趣的普通美国人，对刚刚“赢得”冷战的老布什政府的外交业绩并不热心。美国政治文化中瞻前而不顾后、急于求成的特点，也使选民们更关心与自身经济利益有直接关系的眼前国计民生问题；在民主党煽动下，很多美国人把怨气统统转化为对执政的共和党的不满。1992 年夏季，美国经济持续恶化，一些民主党支持者嘲笑老布什说：“萨达姆还有工作，你（老布什）还会有事做吗？”[4]
为了扭转选战的颓势，共和党和老布什的“美国赢得了冷战”的竞选口号，也逐步为“共和党赢得了冷战”所取代。共和党“贪天功为己有”的做法，激起了早已远离政坛的乔治 凯南的强烈不满。他在 1992 年 10 月 28 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共和党赢得了冷战？无稽之谈》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任何国家、党派或个人赢得了冷战。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政治博弈。双方都肆意夸大对手的意图和实力。冷战极大地耗费了双方的经济资源，到八十年代末，双方都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以致政治问题（俄国方面），而双方对此均未有预料，有所准备。” 凯南不仅驳斥“冷战胜利”说，而且认为恰恰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尚武行为，使冷战持续多年而不得其终。本来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就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暴政开始反思。赫鲁晓夫是思想开放的领导人，他接手苏共后，对内放宽政治，对外缓和关系。然而 1960 年美国 U-2 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迫使赫鲁晓夫对美采取更为强硬的言辞和政策。凯南认为，U-2 事件清楚地表明，美国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是军事优先于外交。此后的 25 年里，美国的极端保守派主导了美国的对苏政策并使之日益军事化，这反过来也强烈刺激了苏方的强硬派。双方强硬派的合力，大大延缓了苏联内部自由化的步伐。凯南并不反对美国在军事上有必要的准备，然而美方一些好战和威胁性的言辞则完全没有必要。而在这方面，民主共和两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凯南据此认为，美国此时此刻应深刻反思美方的哪些政策促成了冷战的形成并使之旷日持久，而不是自欺欺人地为所谓赢得了冷战而弹冠相庆，更不必拿冷战的结束为美国的某一党派涂脂抹粉。[5]
在美国政治中，像凯南这样对历史有深刻洞察力的人已是凤毛麟角，选民更关心自己的饭碗能否保住，对共和党拉冷战胜利的大旗作虎皮的手法和凯南的反驳，多数 人既不理解，也无兴趣，然而经济不景气却是不争的事实。1992 年美国大选以民主党的压倒性优势（370 对 168 选举人票）告终，一路下滑的美国经济是主要原因。至此，老布什在戈尔巴乔夫离去一年之内后也告别政坛。抛开政治制度和国情不谈，这两位冷战终结的见证人不无讽刺地殊途同归：尽管二人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垮台前一年的 1990 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都被各自的人民所抛弃。“堤外”业绩其实很难弥补“堤内”的损失。
二、冷战“胜利”的代价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或政治实体，毕竟已成为过去，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尽管如此，在哪个领域、在多大程度上苏联的失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美国的胜利，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有近十万美军死于海外征战（主要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数倍于苏军在阿富汗的阵亡数字。普通美国人民显然为冷战的胜利付出了更多的生命代价。
然而，冷战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国际关系体制，的确有别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如此，“冷战”这一历史过程得以“善终”，还是有相当的偶然性。至少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几乎发生 核对抗。在 13 天的危机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制定了在 1962 年 10 月 30 日之前空袭古巴的计划。美方轰炸时机的选择，是建立在苏方在此之前不会在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近、中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美方未曾料到的是，苏军当时部署在古巴的 42 枚中程导弹（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和 9 枚短程导弹（用以打击可能在古巴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 20-36 枚已经装有核弹头，另有 20 枚核弹头正在运送途中；为了保护这些导弹，苏联在古巴还部署了 4.3 万名苏军，而且苏军指挥官被授权在美军入侵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核武器。对于苏军箭在弦上的态势，美方全然不知。肯尼迪总统只是凭直觉和对军方的不信任，才在关键时刻否决了军方一再坚持的入侵古巴的计划。[6]1992 年苏方公布冷战档案，美方大吃一惊。当年参与危机处理的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知后震惊不已，认为“如果美军当年入侵古巴，核战爆发的几率是 99% ……美苏古三方的行为都建立在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评估和错误的情报基础之上”。[7]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完全有可能转化为一场美苏的直接冲突以致核对抗。以此类推，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热战，导致两败俱伤，完全是侥幸。在这个意义上，盖迪斯的“冷战和平论”（Cold War as a “long peace”）的论点和论据是大可质疑的。[8]所谓冷战中哪一方取胜之说，显然十分幼稚、不负责任，甚至相当荒谬。
在意识形态和哲学领域，前苏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体制的破产，不仅导致了西方为主的国际体制的失衡，也极大削弱了西方理想主义在道义上对西方物质主义的制衡；西方内部在理念上和体制上的单一性，使西方新自由主义逐步滑向政治上的单边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小布什执政八年期间达到顶峰，并最终在 2008 年酿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解体，其所影响的仅仅是所在国人民的福祉，那么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过失”则在世界范围内“摧枯拉朽”，首当其冲的是美国自身及其一贯正确的经济和治国理念，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当年谁赢得了冷战，早已失去意义。在认同性层面，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苏联的解体是绝对的，但也以硬着陆的方式转化为文化的俄罗斯，尽管代价是沉重的。相比之下，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却没有类似的文化“归宿”，仍然而且必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凝聚力的唯一载体。在这一点上，俄国人似乎早有预感，如果不是“预谋”的话。八十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阿尔巴托夫曾对美方表示过：“我们真是对你们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那就是使你们失去了一个敌人。”阿尔巴托夫的“玩笑”，一语道破了美国国家认同中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即美国的存在和国民对美国理念（American Creed）的认同，一直是建立在拥有或刻意建构一个外在敌人的基础之上，舍此美利坚则国将不国。对于美国国民性中的这一独特的诉求或软肋，亨廷顿有着精辟的论述：美国人从开国之初，就将其理念（creedal identity）建立在他们所不齿的“异类”的对立面。美国的敌人总是被界定为自由的反对者。美国独立时，因为美国人无法在文化上与英国加以区分，因此只能从政治上划清界限。英国代表着暴君、贵族、压迫，美国则象征民主、平等、共和。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都把自己置于欧洲的对立面，欧洲代表过去——落后、不自由、不平等、封建主义、君主制和帝国主义，美国则代表未来——进步、自由、平等和共和。在二十世纪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以后，不再将自身置于欧洲的对立面，而是以欧美文明领袖的身份，对抗挑战这一文明的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二战以后，美国将自身界定为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9]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美国在失去了外部“敌对”势力以后，内部的聚合力日益减弱，甚至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相比之下，美国以外的其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认同之间没有什么连带关系。没有共产主义，中国仍然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摆脱过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得以延续。亨氏因此提出了要以美国基督教主体的政治文化对美国“离心离德”的少数族裔“重新美国化”(re-Americanization)的口号。他认为，否则的话，美国作为一个没有深层文化的、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将会象前苏联一样被历史所淘汰。[10]
1992 年 5 月 6 日，无官一身轻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前往美国密苏里州的小镇富尔顿（Fulton），对威斯特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师生发表讲话。46 年前，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铁幕”（ironcurtain）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环球从此东西。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不完全是为了“终结”历史、面向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位前苏联的最后一位领袖人物似乎在试图“修正”历史。他提醒听众，二战以后的苏联已经“精疲力竭”、“家园破碎”（too exhausted and destroyed），不仅无心无力与美国竞争，而且十分害怕战争。戈氏的言外之意是，当年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论，不仅言过其实，而且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冷战的开启是双方的错误造成的：苏联有责任，即错误地认为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世界会倒向共产主义；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发起的核武器竞赛，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fateful error)。对此，戈尔巴乔夫警告说：“把冷战的胜利简单地解释为是西方的胜利，是一个理念上甚至是政治上的错误”；“冷战的结束是常识、理性、民主和共同的人类价值观的总体的胜利”，“使我们得以从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得以解脱”。五个月后，凯南在《纽约时报》上重复了这一论点，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政治博弈”。除了追忆往昔，戈尔巴乔夫还告诫美国不要在国际上自以为是，认为赢得了冷战就可以主宰世界。他在演讲中更寄希望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并拥有更多和更有效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以避免世界再回到对抗和战争。[11]
戈尔巴乔夫的告诫不是无的放矢。1989 年 12 月东欧剧变时期，戈尔巴乔夫断然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拒绝对东欧国家动用武力。同年同月，老布什则以“禁 毒”为由，以武力推翻中美洲小国巴拿马的诺列加军人政府。此次行动美军出兵 27，000 人，是越战以后美军在海外最大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记录一年后又被 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刷新（美军共动用 54 万兵力）。事实上，没有外在敌手的美国，在苏联垮台之前就开始为所欲为，一发而不可收。据美国国会调研部(U.S. CongressionalResearch Service) 2004 年的统计，美国从 1798 年到 2004 年的 206 年间，一共有 320次公开使用武力(overt use of military force)的记录，平均每年 1.5 次。如果把这一阶 段以冷战结束的 1991 年为界一分为二，那么前 193 年（1798-1991）美国每年平均用兵 1.15 次；后冷战时期的 13 年（1991-2004）美国每年平均用兵次数达 7.8 次，几乎为冷战结束以前年平均数的 7 倍，还不包括美国情报系统的秘密行动。[12]
冷战以后美国在世界各地频频用兵，从一个方面表明美国的确赢得了冷战。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不仅失去了一个令其生畏而又令人尊敬的对手，同时也失去了制约美国对外行为的国际机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缺乏自我约束的理智和体制的美国，[13]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地滑向了单边主义。马基雅维利说过：“人之所以诚实是因为受到约束 [Men… are kept honest by constraint]”；反之，一个再诚实的人、再高尚的政体，如果缺乏内外的制约，势必走向反面。美国固然在冷战中得以幸存，然而虽“胜”而不似胜，不仅失去了内部整合的凝聚力，而且由于失去了制约其外部行为的对手，在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和绝对国际行动自由的非理性诉求中，迅速挥霍了多年聚敛的软硬实力。
在冷战结束 20 年之后，回顾这一场在冷战和后冷战之间承上启下的 “谁赢得了冷战”的辩论，就像冷战初期麦卡锡参议员挑起的“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一样，都是美国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不同的是，“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发生在 美国最强大的时候，使美国上下人人自危；而“谁赢得了冷战”的辩论则是在美国最应自省的时候，它使美国政治精英头脑发热，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而难以自已。
三、对冷战结束的理性思考
“谁赢得了冷战”？不仅对美俄双方，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来说 ，也是一个伪命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继续以西方的视角、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逻辑和西方的话语，来解释、弘扬甚至向全世界推销一些本来应该反思、批判甚至应该抛弃的东西。[14]
冷战的真实及其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 20 世纪这一西方文明世界最大规模的“内战”。美国军事史学家威廉·林德(William Lind) 的“西方内战”一说认为，直到冷战结束时为止的历史都属于“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s），这不仅包括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也包括自 1618 年（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后西方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事，当然还包括西方在广袤的非西方世界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15]
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在最终排除了异己（德日俄），并以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整合了四方之后，一个统一的西方得以以强力面对非西方的世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非西 方国家。基于同样的道理，经过 20 世纪西方各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剧烈冲撞，西方已经确立了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自由主义在“终结”了这段“西方内战”的历史之后，西方现实主义的代表亨廷顿于 1993 年提出“文明冲突论”（clashes of civilization），[16]
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确实在内部实现了和平，但在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方面却选择了对立和冲突。林德的论点至少给人以两点启示。首先，西方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其 行为方式往往采取战争手段，不管这些战争是以“冷”或“热”的方式，也不管是在西方国家之间还是以非西方国家为对象。事实上，这个使历史“终结”的 20 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自公元 1000 年以来，共有 1.5 亿人死于战乱，其中 75%发生在 20 世纪。[17]
林德以“西方内战”的时空观，高度浓缩了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基于对历史大势的把握，更需要一些勇气。战争与杀戮古已有之，并非西方专利。然而战争的规模、频率、持久性和破坏力，却与西方工业化和科学发展同步提升。2007 年，美国学者康大伟（David Kang）对欧洲和东亚地区政治“长周期”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疆界自公元 1200 年以后基本没有改变过。相比之下，1500 年欧洲的 500 个独立政体到 1900 年只剩下 20 余个。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征战，使绝大部分独立的政治实体消亡。[18]
本文在此引用这个例子，不在于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好于”欧洲的“丛林政治”，重要的是这客观上说明了中国与西方在地区政治的互动形式和结果的不同。第二，在“西方内战”期间无休止的尚武行为背后，是各种西方思想流派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标准寻求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论 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激情表演，并在被林德称之为“西方内战”的最后阶段（20 世纪）达到了顶峰。在西方主义各种流派之间你死我活的交锋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世界也被迫卷入其中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里，不妨把上述西方种种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内涵定义为“西方主义”(Westernism)。[19]这一概念是对西方主要意识形态和理论流派及其方法论的整体描述，既不同于 20 世纪初德日等后现代化西方国家(late modernizers)对盎格鲁—撒克逊的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视和批判，[20]也有别于近年来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非西方世界的以反对西方价值观念为主旨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西方主义流派五花八门，然而各自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的处理却惊人地相似，即以一个主要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来分解和应对复杂的以人为核心的政治世 界。最通常的做法是围绕“主”、“客”观为基本自变量，衍生无数解说和理论。以冷战期间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制度上的代表——美国和苏联为例，二者都以政治制度或经济基础的变量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尽管它们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面对一个拥有各种色彩和层次的“混沌”世界，美苏两国所开出的药方却极为相似，即把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并企图按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改造和征服对方。二战以后，美苏都不愿意看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延续。为此，美国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统一的自由贸易体制，而 苏联则乐见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展。为了各自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公开或隐蔽的国家利益，美苏都难以容忍“第三条道路”，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有限主权论”(limited sovereignty)。美国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智利的民选总统阿连德，苏联则把“布拉格之春”消灭在萌芽之中。西方主义在方法论上“从一而终”，意识形态上以“我”划线，在外交上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一点上，西方主义在各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品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强烈的排他性极为相似。
即便是在 21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一手遮天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主义”的极端性亦表露无遗：女权主义视男性为万恶之源，极端环保主义认为一切人工痕迹都是大逆不道，反全球化主义对全球化的所有载体（大公司、工业化国家首脑聚会等）均采取暴力抗争，如此等等。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寥寥可数的几位“秀才”不仅在 80 年代以“保守革命”整合美国，更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间（2001-2008）以强势的单边主义和极端放任的市场经济搅乱世界。到奥巴马执政，共和党内极端保守人士为主体的“茶党”运动（Tea Bag Party），网罗了各路反政府、反纳税、反移民、反有色人种、反科学等极端人士，已滑到了暴力的边缘。西方主义伴随着西方工业化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军事能量而传向世界，对处于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从广义的视角，中国 20 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关系走向，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认同了来自西方的三个主要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即 20 世纪初的自由主义（Western Liberalism）、“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 ，以及 1979 年以来的市场资本主义（Western market-capitalism）。[21]
然而，上述西方主义都曾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同时在中国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也程度不同地被“中国化”。尽管如此，它们所折射出的中与西、新与旧等众多政治光谱，穿越了百年时空，至今仍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和平加发展为主线的独立自主外交，[22]使中国的内外政策都远离西方主义的基本内核，更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中”与“和”的色调。这里所说的“远离”，不是抛弃或决裂。[23]而是在经过百余年的彷徨、反思、追求和探索之后，中国在其历史性崛起的过程中，能够同时对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自由主 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不同要素，同时进行评估、筛选和理性借鉴，而不必在不同的西方主义范式之间被迫进行“零和”式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抉择。[24]
换言之，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在与西方主义百年“不对称”交往之后，对各类西方主义已由理性代替激情，正以“和”的姿态与外部世界接轨。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内部关于冷战输赢的讨论，也许有可能影响美国当时的政治走向（或起反作用），但面对中国历史性崛起的大势，可能只是一个具有某些意义的注脚。
四、美国的对苏/俄政策：从无所作为到咄咄逼人
老布什在 1992 年大选中大打“冷战胜利牌”，而在任期间（1989-1993），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激进以致眼花缭乱的改革措施，如“新思维”（NewThinking）、“公开性”（Glasnost）、“改革”（Perestroika）等，却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无所作为，甚至还从前任（里根）的对苏政策中倒退。比如，布什在 1989年 5 月宣布，美国在允许苏联加入西方阵营之前，苏联必须大规模减少对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干预。[25]然而早在里根第二个任期内（1985-1988），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已就取缔中程核武器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与包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主要西方领导人均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和工作关系。里根执政的最后一年（1988 年），戈尔巴乔夫宣布从阿富汗撤军，随后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停止了用武力干预东欧国家的内政，允许它们自由选择政治制度。作为里根的副总统的布什，应是里根制订对苏政策的参与者之一。然而布什作为有丰富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的总统[26]入主白宫后，却宣布其对苏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status-quo plus)，甚至对苏联内部和对外政策中早已出现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从而使其对苏政策处于自相矛盾之中。
布什的“有所不为”的对苏政策在 1989 年底成了“无能为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措施，苏共一党专政摇摇欲坠，各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民族矛盾凸显。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型的苏联经济已基本瘫痪，甚至莫斯科都出现了严重的食品短缺。1990 年是苏联历史上少有的丰收年，但苏联政治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近一半的粮食浪费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苏联开始出现饥荒。戈尔巴乔夫呼吁西方加大对苏经济援助。然而布什虽然不希望戈尔巴乔夫垮台，甚至刻意冷对呼之欲出的叶利钦，但美国当时也面临经济衰退，无力相助，只能提供部分应急食品援助，[27]坐视激进变革所释放的能量和乱象迅速吞噬戈尔巴乔夫及其红色帝国。布什实行“以不变应万变”的对苏政策，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本身的经济困难。老布什的外交团队中，包括布什本人，几乎没有熟悉苏联事务的人。国务卿贝克出身律师，对华盛顿事务了如指掌，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出任国务卿是因为他为老布什助选有功。[28]
在欠缺国际事务经验方面，贝克其实可以和当年尼克松第一任期时的国务卿罗杰斯相比。而后者出任尼克松的首席外交官，恰恰是因为他对对外 事务一窍不通，正好为尼克松本人和基辛格直接插手外交创造了条件。相反，贝克的前任舒尔茨（里根政府的国务卿）的外交团队中则有众多苏联问题专家。布什在苏联剧变时期束手无策，除了“无力”的因素之外，“无知”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之一。
布什面对苏联解体前夕的剧变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和西方知识精英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分歧。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对冷战的终结和苏联垮台弹冠相庆，认为国际社会将一劳永逸地导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29]
另一方面，现实派则认为解体后的苏联会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动乱、核武失控、种族 纷争、各种极端势力乘虚而入，给地缘政治和美国利益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学界对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对外交事务基本上是空白，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却是经历丰富的外交官和国际问题学者。在莱克的指导下，所谓“克林顿主义”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前者着眼于美国的价值观，后者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在对俄政策上，美国于 1994 年1 月开始北约东扩计划，第一步是实行所谓“和平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或 PfP），主要对象是东欧国家以及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各欧洲及中亚国家。1997年，捷克、波兰和匈牙利应邀加入北约，并于 1999 年成为北约正式成员。2000 年 5月，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等 9 国正式提出加入北约，并于 2004 年和 2009 年先后成为北约正式成员。
北约的持续东扩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因为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北约的对立面华沙条约组织就已于 1991 年 7 月 1 日宣布解散。而 1990 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德国统一，条件之一就是老布什和撒切尔保证北约不再扩张。[30]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对欧洲的“放手”（hands off）政策博得了欧洲各国的好感，北约也逐渐失去了目标。到苏联解体后，甚至连北约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然而，没有了北约，美国在欧洲便失去了落脚点，欧洲脱离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轨道，将只是时间问题。而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德国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为此，北约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必须不断扩展到包括甚至欧洲以外的地域，一个全球性的北约军事机器只能由美国来领导和整合。从经济利益考虑，北约的新成员必须换 装美式装备，这对于美国的军工集团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不小的生财机会。北约东扩，实际上是一箭数雕。
然而北约在冷战期间从未放过一枪，冷战后却在波斯尼亚（1995）和科索沃（1999）使用武力，极大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形象，以及俄国作为东正教领袖的地位，也损害了俄国盟友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西方为“价值观”而战的做法，使叶利钦大为恼怒。即便是在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俄国的历史性转型也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必须在全无市场机制的环境中建立市场经济，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体制的政治文化中建立民主，为只有帝国传统的俄国与其他国 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的外交关系。[31]更何况俄罗斯的转型异常痛苦且代价沉重。如今，俄罗斯尚未从西方建议的“休克疗法”中恢复神智，北约的东扩和对南联盟的“人道战争”又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外交空间。克林顿执政八年，美俄关系也快步进入了所谓“冷和平”（cold peace，叶利钦语，1994 年 12 月）。[32]
1999 年底，叶利钦突然去职，把俄罗斯交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此之前，这位俄罗斯的民主之父离任前的最后一次出访地竟是非西方的中国。不仅如此，这位俄国第 一位民选总统还竟然选择在北京提醒华盛顿说，俄国拥有摧毁一切的核武库。[33]
十年之内，俄罗斯内部的转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而俄罗斯的外交却实现了180 度的转身，从戈尔巴乔夫的“西向”，回归到某种更为俄罗斯式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俄罗斯外部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转变，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两任总统，不管是无所作为的布什，还是志在必得的克林顿，在处理对苏/俄政策时可能都忘记了、或者根本就未听说过 19 世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关于俄国的一句名言：“俄国从不像它外表那样强大或软弱（Russiais never as strong or as weak as it appears）”。也许布什和克林顿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意识形态的苏联垮了，但文化的俄罗斯仍在。况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横跨十个时区的欧亚大国，经济、军事和人文的潜力仍在，其盛衰沉浮对地区政治和世界格局都是举足轻重的。过强过弱、忽冷忽热的对俄政策，都会产生反效果。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二十年里，俄国一直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俄国的文化和地理之间徘徊，以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作为一个横跨 10 个时区的欧亚大国，也许这一寻觅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西化、西向、欧亚主义等等价值和利益取向，对俄罗斯来说既是瞬间的，也是永恒的。然而这种对俄罗斯极为抽象的定位，并不能代替对俄罗斯转型过程的细微研究。美国和西方学界对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也经历了震荡式的转型，但对俄罗斯的转型有回音但无共识，有成果而无定论。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与未来，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也在孜孜寻觅和探索，其中不乏他山之石。
五、美国的“后共产主义问题”[34]
在西方的苏联学和俄罗斯学的书山文海中，《共产主义问题》杂志（Problems ofCommunism）占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冷战时期，这份由美国政府主办的“学术”杂志，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情报、学者和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杂志从 1952年创刊，几经波折，冷战结束后又与时俱进，更名为《后共产主义问题》 (Problemsof Post-Communism)，一直延续至今，其寿命甚至远远超过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由美国新闻署出版，专门报道和分析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最初只用于对外发行，不得在美国境内销售（注：美国之音也历来如此）。然而其首任主编艾布汉姆·波拉姆伯格（Abraham Brumberg）却要求撰稿人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更细微的分析，而非以意识形态和黑白分明的宣传方式面对读者，撰 稿人甚至不必反映美国官方的观点。然而这种既拿政府的钱又标榜“独立”的路毕竟不好走，尤其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事实上，政府和政治的影响一直存在，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杂志创办初期，美国政府规定所有稿件的作者必须通过“国家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在一段时间里，政府甚至禁止在杂志中出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字眼。对于一份聚焦共产主义制度的刊物来说，如此意识形态化的规定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随着美苏关系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逐步改善，政府严格的政治、安全审查制度也逐步放松，《问题》杂志 “非意识形态化”渐成常态。其稿源不受地理、国别、意识形态的限制；编辑人员对所收到的稿件完全以“专业”和“客观”的标准加以处理，不受外界和“上级”意图的影响。然而《问题》杂志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并未超出美国化的范式，虽然少了官气，更接近美国主流媒体的 “客观”和“公平”标准。但美国主流媒体在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和评论中，充满了美式的傲慢、偏见与说教，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鲜有准确与客观。美国媒体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近十年的反恐战争的初期，几乎成了政府的传声筒，只是在战事遇到重大挫折后才开始改弦更张。基辛格还注 意到美国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鲜有持久性，常常从一件事跳跃到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在过度报道和不闻不问两极之间徘徊。[35]
《问题》杂志与纯学术杂志最大的不同在于，该杂志不使用外部送审制(peerreview)，而是由编辑部集体定稿。尽管如此，美国国会还是在 1972 年通过一项立法，把《问题》杂志与美国新闻署出版的其他只对外发行的“宣传性”出版物区别开来，破例允许《问题》杂志作为“学术”期刊在国内发行。国会的这一举动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杂志要有名气，必须有名人投稿。然而学界的很多人士为了保持学 术“中立”，常常避免与政府资助的项目有任何来往，《问题》杂志因此只能而且必须改头换面，向学术靠拢。国会对《问题》网开一面，《问题》在美国内外的名声和发行量也节节攀升。在最鼎盛时期，《问题》在美国国内发行量达四万份，这对一份“学术”杂志来说，是一个罕见的数字。《问题》的优势在几个方面：它不同于一般学术杂志的深奥甚至艰涩，也不像媒体那样就事论事，而是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纽约时报》甚至认为《问题》是“媒体和学者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首选期刊。”此外，它既有政府的资助，又有学术的名声；读者中不仅有外国人（除英 文版外，还有法、德、意、葡、西文版），也有本国人，其中不仅有大量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有国务院的外交官和中情局的研究人员，据称一些前苏联学者对《问题》的评价也不错。
共产主义的前苏联经过 1989-1991 年间的巨变演变成民主的俄罗斯，美国解决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龙头的“苏联问题”，包括《问题》杂志在内的整个美国苏联学/俄罗斯学也立即陷入了危机。冷战期间，美国国务院设有专门款项，资助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比如 1983 年国务院的“苏联和东欧问题教育拨款法”(Soviet and EastEuropean Training Act of 1983), 直接资助“美国斯拉夫研究发展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美国国际研究与交流董事会”(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Board)、美国俄语教师协会(Americancouncil of Teachers of Russian)，以及《问题》杂志等学术和行业组织。共产主义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立刻开始减少以致最终停止了对这些组织的资助。甚至在苏联倒台之前，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和东欧研究就不再像冷战时期那般热心，俄语也不再是与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语言。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导致美国军事、外交和情报部门开始转而聚焦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中东问题研究和阿拉伯语大受青睐。在政府功能方面，负责后共产主义国家事务的文化和教育部门由美国国际发展署取代，后共产主义问题在美国官方显然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1992 年 4 月 29 日，美国新闻署主任亨利·卡托（Henry Catto）在没有事先通知《问题》杂志编辑部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取消《问题》。1992 年 6 月，《问题》出版了最后一期，中止了其40 年的历程。美国“赢得了”冷战，《问题》也寿终正寝了。
美国新闻署对《共产主义问题》釜底抽薪后，私营的夏普出版社（M.E. Sharpe）出面，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苏问题研究所出资并组织编辑部，于 1994 年秋再 度 出 版 这 份 杂 志 ， 只 是 把 刊 名 改 为 《 后 共 产 主 义 问 题 》 (Problems ofPost-Communism)。2002 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又停止资助《后共产主义问题》以后，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美国欧亚和东欧研究协会（National Council for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接手主办并提供资助，夏普出版社发行至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问题》杂志的命运与该刊的名称紧密相连，即《共产主义问题》本身代表了典型的美式“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的特点，即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是需要战而胜之的敌手来对待，美国的“外国研究”因此也有“敌人研究”(enemy studies) 的别称。美国致力于研究某个国家，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不成其为美国的敌人，美国对这国家的兴趣就会大大下降。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外国研究”中，鲜有以平等的方式、平常的心态，完全出于对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兴趣、好奇心和学习的态度和动机。2006 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四年 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把俄语从所谓“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中删除，而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中文被列入其中。如今，能说能懂这三种语言的人很容易在美国政府中与安全、外交和情报等部门找到工作。几年前，美国国防部和教育部联手，通过所谓“旗舰工程（Flagship Program）”，在全美各地数千家中学和高中开设中文课，其规模甚至超过冷战时期推行俄语的规模。
在这一点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需要一个外在的敌人”的论点甚至还不够给力。美国似乎不仅需要一个敌人，而且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敌人”。美国的“外国研究”也因此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即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正在被美国塑 造成“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被被悠悠万事、反恐为大小布什政府“冷冻”了八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似乎在情不自禁地“锁定”中国，尽管这对手的绝大多数人民根本无意挑战美国，尽管这个国家正在以巨额资金支持美国经济的运行和美国人难以遏制的消费欲。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苏联学向俄罗斯研究转型的迷茫与困惑，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兼东亚项目主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俄中关系特聘研究员。
[1]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2008, p. ix
.[2] 这包括二战结束前美国经济于 1945 年 2 月起开始放慢，而 1947 年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即对欧洲的 13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按 2006 年美元比价为 1300 亿美元），则要求欧洲受援国必须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参见 R. Dennettt, 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III,Princeton, 1951, pp. 607-608.） 可以说，马歇尔计划不仅挽救了欧洲，也拯救了已经进入衰退的美国经济。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同月，美国经济即进入萧条直至 1954 年 5 月。越战期间，美国两次经历了罕见的“战时”经济衰退（1969-1970，1973-1975），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赖以复苏的军工产品的订单大都放到了美国在远东的盟国（日本、韩国等）。（参见 Christina D. Romer,“Business Cycles”, i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 Enc/Business Cycles.html, 2011 年 2 月 17 日引用。）
[3] 原文见美国《纽约时报》1992 年 1 月 27 日，http://www. nytimes.com/ 1992/01/29 / us/state- union-transcript - president-bush-s- address- state - union. html
[4] Thomas Omestad, “Why Bush Lost”, Foreign Policy, no. 89, Winter 1992-93, pp.
[5] George Kennan, “The GOP 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92.
[6] Andrew Bacevich,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Metropolitan, 2008, pp.90-93. 另见 “JFK vetoed a Cuba attack // Top advisers urged it during missile crisis”, ChicagoSun-Times, October 19, 1987.
[7]Martin Tolchin, “U.S. Underestimated Soviet Force In Cuba During '62 Missile Crisis”, New YorkTimes, January 7, 1992, p. A11, http:// www. nytimes.com/ 1992/01/15/world/ us- underestimated-soviet-force-in-cuba- during -62- missile- crisis.html? scp = 1&sq= McNamara,% 20 Cuba,% 20nuclear % 20warheads,% 201992&st = cse
[8]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6.-
[9]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vol.76, no.5,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7, p.30.[10] Ibid, pp.28-49.-
[11] Francis Clines, “At Site of 'Iron Curtain' Speech, Gorbachev Buries the Cold War”, New York Times,May 7, 1992,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 = 9E0CE0DA 163CF934A35756C0A 964958260 & pagewanted = al
[12]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 3rd ed., CQ Press, 2010, p. 314;Richard Grimmett, “Instances of the 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08”,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 2009.
[13]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中，国会在理论上对美国的对外事务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如宣战权、拨 款权、批准条约权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多次海外用兵，立法部门要么蒙在鼓里，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有求必应，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制约。（参见 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Power, 3rd ed., CQ Press, 2010，第五章） 二十世纪，美国两位被立案弹颏的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都是因国内事务。美国历史上还未曾有高官因发动对外战争而受罚的例子。美国在越战后期的全国性的反战运动，其直接原因是美国当时的募兵制。1971 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减少并最终取消兵役制后，美国的反战运动也嘎然而止。（参见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p. 280-281.）
[14]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经常表现在对“时代”的“定位”问题上。比较常见定位有《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 卢斯（Henry Luce）的所谓“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见 David Harvey, TheNew Imperi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也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过渡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Americana）一说，其交接点为查尔斯·金德伯格首创的“霸权稳定论”，见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 1929-39, London:Allen Lane, 1973；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把西方自由主义与其对手西方共产主义的最后一战（即冷战）描述成前者对后者的历史性胜利，人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从而“终止”。福山的论点 1989 年首次发表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s, summer 1989）。
[15] 关于林德的观点，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93, Summer 1993, pp. 22-49。美国保守主义作家、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初选）帕特·布凯南（Patrick J. Buchanan）的新作《丘吉尔、希特勒和不必要的战争：英国如何失去了帝国？西方如何失去世界？》中，也采用了“西方内战”的概念。然而布凯南的对“西方内战”时间范围的界定局限于一战和二战。（参见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 How Britain Lost Its Empire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New York: Crown, 2009.）
[1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93, Summer 1993,pp.22-49.
[17] William Eckhardt统计，从公元1000年到1991年，全世界约有1亿5千万人死于战乱，而二十世纪的死亡人数为1亿1千2佰50万，战总数的75%，占1800年以后死亡人数的89%。（参见 Civilizations,Empires and Wars: 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War, McFarland & Company, 1992。另见John Rourke andMark Boy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Brief, 7th ed., Columbus, OH: McGraw-Hill,2008, p.232.）
[18]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2007, pp. 3-7, 37-4
[19] 笔者在 2006 年首次使用“西方主义”的概念。见于滨，“‘9 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海美国研究所，论文，2006 年 6 月。
[20] 关于所谓“Occidentalism”，见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Eyes of its Enemies, Penguin Press HC, 2004。
[21] 笔者在此并未将民族主义包括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文化和族裔为核心的社团在政治上和领土上的诉求，与西方其他主要意识形态对事物进行理论（即因果）解释有所不同。二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作为舶来品，迎合和驱动了中国各种新兴政治势力的基本诉求，即民族救亡和富国强兵。可以说，中国“西化”的政治生态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
[22] 国内外关于中国外交分期和中国自主外交问题的讨论，一般认定 1982-1986 年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转型期。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1986 年3 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分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至此，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基本完成。
[23] 十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的方式。而俄国的政治精英则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以“休克疗法”一挥而就，进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殿堂。
[24] 1919 年的凡尔赛合约，使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一厢情愿”破灭，进而转向西方共产主义。1947 年开始的冷战，又迫使新中国在两极世界中“一边倒”。
[25]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2008, p. 355
.[26] 布什在 1971 至 1981 年间，曾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见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georgehwbush
[27] 布什在任期间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提供了37.5亿美元的食品援助，叶利钦上台后要求布什政府追加 6 亿美元的食品援助，然而国务卿贝克不很情愿。布什政府最热心的项目是如何协助俄国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此，美国国会同意拨款 4 亿美元。 见 Thomas Friedman, “Baker andYeltsin Agree on U.S. Help in Scrapping Arm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92,http://www.nytimes.com/ 1992/02/18/world/baker- and- yeltsin-agree-on-us-help-in-scrapping-arms.html?scp= 9&sq= Bush,% 20 Soviet% 20Union, % 20February % 201992&st=cse-
[28] 见 John Newhouse, “Profiles: The Tactician”, The New Yorker, May 7, 1990, pp. 50-51.
[29]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30]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2008, pp. 383-4.-
[31] Andrew Kuchins, ed., Russia After the Fall,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 2002, p. 6.
[32] George j. Church and Sally B. Donnelly, “Next, A Cold Peace?”, Time, December 14, 1994,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2016,00.html. 无独有偶，叶利钦发明“冷和平”一词 10 年后，西方和美国对叶利钦继承人普京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有强烈感受，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Jaanusz Bugajski 为此出了一本专著《冷和平：俄国的新帝国主义》（ColdPeace: Russia’s New Imperialism, Washington D.C.: CSIS, 2004）。
[33] 见于滨：“Back to the Futur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1, no.3 (Pacific Forum, CSIS: 4thQuarter, December 1999),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9903qchina_russia.pdf-
[34] 本节除特定注释外，主要资料来源于 Ann Robertson, “Enduring Problems: Fifty Years ofScholarship”,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January/February , 2003, pp. 3-7.
[35]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Touchstone, 2001,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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