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俄罗斯 格鲁吉亚 南高加索 “五日战争” 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2-0047-(21)
导 言
2008年8月，高加索地区成为国际关系之焦点。尽管这听似夸大其词，但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国家间边界得以* 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Sergey Markedonov），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副教授，莫斯科政治与军事分析所族际关系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划定，但所谓的“别洛韦日国家主义”[1]原则最初并没有应用于南高加索。因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边界修订的第一个先例在此出现。欧亚大陆，特别是高加索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只获得部分承认的国家——它们的独立仅得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联邦的认可，但却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承认。2008年8月南奥塞梯的“五日战争”之后，莫斯科自1991年以来首次表明了其扮演修正国家角色的意愿。2008年之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奉行优先维护现状的国家政策。莫斯科改变路线的尝试引起其与西方——美国和欧盟——关系的变化。然而，如今该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像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1999年10月18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上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所公开表现的言辞形象。
因此，南高加索不单是对于本地区，而且还成为本地区乃至整个后苏联空间的新的舞台。这也解释了为何该地区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五日战争”是否会成 为俄罗斯和西方新一轮对峙的起点？它是否会触发格鲁吉亚国内、其周边国家及高加索地区国家间新的民族冲突？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承认是否会为俄罗斯北高加索民族政治自决设立先例？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是否会波及其他地区的冲突，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问题上的冲突？俄罗斯是否会允许获得部分承认的共和国树立国家地位？总体而言，俄罗斯会在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国内政治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2008年“炎夏”事件所引发的基本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考虑对“大高加索”安全构 成威胁的主要挑战。
一、地区冲突：相互作用
俄罗斯南部所有的民族政治冲突实际上与前苏联外高加索共和国的冲突紧密相关。这里不单是指公开的冲突，而且还包括潜在的冲突。如今，第比利斯继续夸大来自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族（确切地说是明格雷利亚人）难民问题，却对20世纪90年代初大批奥塞梯族人从格鲁吉亚离开保持沉默。在战前的格鲁吉亚，大约有10万奥塞梯族人生活在南奥塞梯之外，而根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在前南奥塞梯自治州人数则为63200人。奥塞梯族人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五大民族团体，位于格鲁吉亚族、亚美尼亚族、俄罗斯族和阿塞拜疆族之后，其总数超过了生活在密集居住区的阿布哈兹族（根据1989年全国民调，总共有93000名阿布哈兹族人）。在1990年至1992年的敌对状态之前，奥塞梯族人主要生活在第比利斯（33318人），茨欣瓦利（31537人），哥里（8222人）和鲁斯塔维（5613人）。[2]如今，格鲁吉亚（境内）大约有3万奥塞梯族人居住。由于过去几年没有进行随访，因而难以判断他们的真实境况。然而，第比利斯所做出的“要充分保证格鲁吉亚境内奥塞梯族人权利和自由”的承诺并不令人信服。同时，几乎所有来自格鲁吉 亚内地（包括南奥塞梯居民）的难民都定居在北奥塞梯。北奥塞梯是俄罗斯的一个部分，包括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普里戈罗德内（Prigorodnyi）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该地区开始受到北奥塞梯政治领导人民族主义言论的影响。在1992年的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中（这也是俄罗斯土地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内地和南奥塞梯的居民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这解释了为何每当第比利斯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或是发表好战言论时，诸如前国防部长伊拉克利 奥克鲁阿什维利（Irakly Okruashvili）“在茨欣瓦利庆祝新年”的表态 [3]，都会引起俄罗斯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涌向北奥塞梯的新难民潮只会致使奥塞梯与印古什之间的关系恶化。
20世纪90年代初，格鲁吉亚对克瓦雷利（Kvareli）阿尔瓦人（Avars）的强制移民引起了达吉斯坦北部地区的动荡。迁至达吉斯坦基兹利亚尔（Kizlyar）和塔鲁姆（Tarum）地区的阿尔瓦人受到了俄罗斯族和诺盖族（Nogays）的抵制。这致使达吉斯坦北部俄罗斯族人的持续外流。“车臣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格鲁吉亚阿卡迈特区（Akhmeta District）（潘基西峡谷，Pankisi Gorge）局势的缓和。因此，没有格鲁吉亚的稳定，便不可能有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阿塞拜疆的达吉斯坦族 （列兹金人，阿尔瓦人）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引起了达吉斯坦权力精英的特别关注。20世纪90年代，“车臣因素”如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致使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断恶化。
2008年8月达到顶峰的俄格冲突，再次证实并提升了北高加索共和国的政治作用。车臣“东方”营——如同俄罗斯陆军的结构单元——积极参与了对格鲁吉亚军队的进攻。北高加索切尔克斯（Circassian）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首先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ino-Balkaria）——时刻准备着将志愿军送至冲突地区。这与1992—1993年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十分相似。当时，阿布哈兹的胜利是由北高加索共和国运动代表组成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Confederation of the CaucasusHighland Peoples）的武装力量所取得的。2008年8月，志愿军的参与并非没有条件。有能力提出要求的非政府组织明确表示，在没有获得与俄罗斯联邦中央合作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但是很明显地，俄罗斯南部的民族区域仍然在政治和军事水平上拥有动员群众的巨大潜力。
印古什共和国国内局势动荡，它在南奥塞梯事件上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2008年8月16日，著名网站“高加索焦点”（Caucasian Knot，Kavkazskiy uzel）上发表了一篇以（题为）“南奥塞梯战争让印古什居民回想起城郊区（普里戈罗德内）冲突”的文章，该题目意味深长。这篇文章提到“印古什居民本可以与南奥赛梯及一小支安置在俄南部地区的移民就军事冲突进行谈话”。该文强调，每当念及1992年的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印古什人就无法对南奥塞梯居民产生特别的同情。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南奥塞梯的难民也没有流亡至印古什，而是选择去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此外，“高加索焦点”网站的记者引用了多名印古什居民的说法，其中相当一些颇具说服力：“如今，俄罗斯已对南奥塞梯表示歉意，但却并未对1992年受难的印古什人表达任何歉意”。来自纳兹兰的19岁青年伊涅萨回忆起在普里戈罗德内区印古什人所遭遇的谋杀，指出“没有人对冲突的受害者致歉”，甚至都“没有人为这些受害者说情”。[4]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在普里戈罗德内区定居的南奥塞梯难民（如今这块土地上大约生活着7500人）。这是导致北高加索两个共和国双边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我们再次援引“高加索焦点”网站上的文章：39岁的伊萨是城郊区的居民，他对该地区的奥塞梯人持消极看法。他认为 当地政府很久以前就在准备南奥塞梯居民的定居点。‘这一点我们都清楚，而每个印古什人也心知肚明。捷尔克（Terk）、切尔诺列钦斯基（Chernorechenskoye）和尤日涅（Yuzhnyi）定居点都是为了此目的而准备的。南奥塞梯冲突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环节都逐渐呈现眼前。当局制造了一场灾难，迫使数千名南奥塞梯难民逃离，而普里戈罗德内地区六七万印古什人却被遗忘。没有人像如今谈及奥塞梯人一样谈及他们。南奥塞梯居民自1992年开始居住在城郊区。北奥塞梯政府将被驱逐的印古什人的房子给了他们。我清楚地 知道一些家庭自1992年冲突以来就一直居住在尤日涅定居点。[5]
因此，如果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局势不稳，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持续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两者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解释了为何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承担了南高加索地缘政治领导者的重担。俄罗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形势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随之而来。这些法律上属于格鲁吉亚但事实上却是独立国家（具备国家的要件：军队、议会、行政权力机构和警察）的领土的稳定，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然而，如何界定 “稳定”并且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将这些领土“重新整合”进格鲁吉亚，则是另外一回事。
二、地缘政治竞争的区域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南高加索地区便不再是俄罗斯联邦的地缘政治“附属品”了。自那时起，地区和地区外行为体不再认为俄罗斯是新近独立的南高加索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也不再认为俄罗斯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间唯一的调解人和唯一的政治重心。20世纪90年代初期，事实上，俄罗斯可以在不受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这三个南高加索国家的政权。[6]相关各国均认为俄罗斯是该地区民族政治冲突的调解者及和平协议的主要的缔结者。毋庸置疑，俄罗斯在结束南奥塞梯（1992年）、阿布哈兹（1993—1994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1994年）的流血事件、阻止格鲁吉亚内乱（1993）以及帮助格鲁吉亚维和行动方面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俄罗斯也在决定南高加索“热点地区”和平进程的政治和法律设计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关于南奥塞梯的达戈梅斯协议（1992）、关于阿布哈兹的莫斯科协议（1994）和终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比什凯克协定和停火协议。然而，尽管相比美国、欧盟、土耳其和伊朗所具有的明显优势[7]，但是俄罗斯却无法向南高加索国家提供任何具备吸引力的现代化项目，而只能将自己局限于一个 “稳定器”的角色。这个角色在“热点地区”本应合乎情理，但是莫斯科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只专注于“冻结”冲突，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以及现代化层面均所做甚少。实际上，克林姆林宫的政策完全集中于巩固政权和支持南高加索的统治者这两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的政策与尚古主义相关联，而2000年之后却与苏维埃的复仇努力相联系。由于这种错误，南高加索彻底国际化了。这一进程不仅是美国、欧盟或者土耳其，而且也是南高加索国家的兴趣所在。21世纪初，南高加索国家——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承认了它们对“国际化”进程的兴趣。苏呼米（Sukhumi）、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的政治精英和相对较少的茨欣瓦利政治精英明白，如果他们的外交政策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这个国家，他们获得认可的机会将会明显增多。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亚里尔·科恩（Ariel Cohen）所注意到的那样，必须：要理解，高加索和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不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国四百年来向南方的扩张业已结束。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或军队当权派没有通过公开使用军事力量恢复帝国的意图。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部署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自由，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历史上首次进入欧亚大陆内域，获 得这里巨大的可用经济资源。[8]
南高加索出现了新的行为体。事实上，外高加索地区三个前苏联共和国的领土已变成各国、各国际组织进行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同时，当前至少有三大方案在南高加索进行博弈。首先是俄罗斯的“维稳”方案。几年前，俄罗斯的“维稳”方案主要基于“苏联的怀旧资源”。然而，能源因素新近成为重点。总体而言，“市场化”原则（即市场价格规则起着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朋友关系中亦是如此）逐渐成为俄罗斯与南高加索国家间关系的“基石”。同时，资源的改变（“怀旧”资源让位于能源资源）并未导致政治重心的任何变化。对于俄罗斯而言，重要的是避免了革命性的冲击（“颜色革命”，或者是新的非体制型政治人物的出现）。因此，“冻结”国内政治进程成为俄罗斯在已获得承认的南高加索国家及事实上存在的实体的维稳方案的基本目标。
第二项方案是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就其风格而言，该战略与俄罗斯的维稳方案截然相反。撇开我们的喜好，美国在南高加索的存在已是政治现实，比如：美国－格鲁吉亚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帮助训练格鲁吉亚军队、在北约框架中为第比利斯提供主要“说客”的政治支持）；抑或是美国对亚美尼亚的援助，亚美尼亚直到最近依旧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财政援助接受国；又或者是美国与阿塞拜疆合作的石油项目的加速发展——著名的政治管道“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老布什声称，这一管道能够鼓励所有高加索国家的独立，并且能够发掘它们的经济潜力。
1997年是美国高加索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年。1997年以来，南高加索经历了三波“美国化”。事实上，直到1997年美国都承认俄罗斯联邦在后苏联空间的领导作用，并没有将前苏联南高加索共和国当作其特殊战略利益区。早在1996年，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大卫·马克（David Mark）坚持认为 “奉行该政策可以保证南高加索所有政权的稳定，既不会挑战俄罗斯的绝对主导地位，也无需承担任何政治义务”。[9]
而1997年之后，美国开始将高加索地区列为其地缘政治重点之一。第二波始于2001年“9·11”悲剧。“9·11”事件促使美国增加其在后苏联的整个东方、特别是南高加索存在的意图。2002年4月，美国与格鲁吉亚签署了“培训和装备”协议，旨在为格鲁吉亚培训2000人组成的特种兵部队。美国对后苏联南高加索共和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美国政府支持2003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由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领导的获胜团队“年轻的格鲁吉亚人（Young Georgians）”。在阿塞拜疆，美国支持权力更替以及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的当选。美国还支持“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古阿姆（GUAM）”作为独联体的替代方案，GUAM的成员国包括3个南高加索国家中的两个，即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
南高加索的第三波“美国化”进程与伊拉克战争密切相关。首先，入侵伊拉克是美国“大中东”全球计划的一个部分。起初，华盛顿认为宏观区域的控制体系是建立在其与最亲密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强大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在该战略的设计者看来，“大中东计划”的成功实现，将有助于解决包括以色列安全以及对该地区主要能源资源的控制等诸多问题。南高加索地处大中东的后方，应该保持稳定和平静。然而，不同于俄罗斯，美国视稳定源自对 “持续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当然，美国并未丧失其一贯具有的现实主义意识。除了忙于格鲁吉亚的“民主化”之外，美国还不断地批评亚美尼亚“民主建设中的缺点”。同时，美国就在阿塞拜疆建立“开放社会”的前景稍持保留意见，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意识到当今将近60%的阿塞拜疆人支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一旦公众意愿得以自由表达，大中东相对平静的“后方”将会陷入混乱。第三项方案是则是欧盟的“欧洲化”政策：欧洲共同体（自1993年起更名为欧盟）20世纪90年代成为活跃在南高加索的主要行为体之一。然而，不同于美国注重军事和政治领域，欧盟的高加索政策更为强调社会和经济领域。欧盟的第二个关注点则是实现地区稳定并且力求促进该地区向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欧洲标准”看齐。2004 年，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被纳入欧洲邻国政策（ EuropeanNeighbourhood Policy，ENP）计划。2006年11月14日，南高加索国家对欧洲邻国政策 计划的采用，标志着该地区的 “欧洲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洲的高加索政策变得更为一致和“完整”。2007年1月起，黑海地区成为欧盟的边界。土耳其分析家马斯塔夫·阿伊丁（MustafaAydin）比较客观地指出，不同于美国，已经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作为成员国的欧盟成为活跃在黑海和南高加索的区域行为体。[10]
如今，这三项计划从属于一个框架：欧洲邻国政策，“黑海协同”和“东方政策”。上述计划中最新的则是波兰倡议，这是欧盟新成员影响力增强的结果。这些计划的最初目标是促使南高加索更为接近欧洲，并且将欧洲良好的邻国关系移植到 高加索区域。
同时，美国和欧盟迄今为止为南高加索设计的这两种新方案，不是被俄罗斯忽视，就是被当作是阻止俄罗斯在该地区维持支配角色的严峻挑战。危言耸听的言辞不绝于耳，但皆非出自重要政客之口，尽管在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欧盟关系恶化期间俄罗斯当局也曾说过。相反，俄罗斯外交界和专家们缺乏洞察力以仔细客观地判断这三个相互博弈的方案所可能产生的威胁以及与欧洲人、美国人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从这种角度来看，似乎有必要区分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也有必要意识到在高加索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统一的西方”或“西方政策”。早在2004年，欧盟官员代表安东尼·顾奇（Anthony Gooch）在展望美国“大中东”战略的前景时就说过，使用现存的轮子胜于发明全新的轮子。[11]
欧洲并不完全支持将民主强行“引入”包括后苏联高加索在内的东方。举例来说，让我们看看北约成员国对于格鲁吉亚的北大西洋前景的不同处理方法。同时，美国代表批评贯穿欧洲计划的理想主义和过于天真。2007年4月11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黑海协同：新地区合作倡议”。该倡议的第3.3节界定了欧洲“冻结冲突”的处理方法。根据倡议，欧盟委员会“倡导欧盟通过在解决冲突的持续努力中增加其政治参与”。[12]
然而，谁能真正将冲突各方分开，谁将保证如今居住在冲突区的人们和希望返回家园的难民的安全？该倡议并未给出答案。谁将为了实现光明的和平理想而遭受损失? 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美国和欧洲的方案均存在重大缺陷。同时，无论俄罗斯精英喜欢与否，西方的方案，即美国和欧洲的计划，在南高加索已成事实。如今，欧盟是为卷入高加索民族—政治冲突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最大供应方。自2002年以来，欧盟委员会不断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中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捐款金额达到1100万欧元。2006年12月4日，欧盟承诺追加200万欧元。值得一提的是，冲突受害者的民族血统并不是欧盟决定其分发援助的决定因素。诚如上文所述，直到最近亚美尼亚还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援助接受国。如果我们分析亚美尼亚（俄罗斯的战略伙伴）经济的进出口结构，显然可以发现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出口仅占其所有进口额的的16%（而荷兰出口占其进口额的18%）。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出口占俄罗斯总进口额的13%。如今，格鲁吉亚成为第二大美国援助接受国。这些事实清晰地表明高加索国家的经济“西化”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对于高加索而言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冲突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仅仅靠抽 象的民主理论和慷慨的资金援助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俄罗斯的表态和政治参与，该地区的 “和平”简直无法想象。然而，为了让西方听到俄罗斯的声音，首先需要精通美国、欧洲的政治语言，并且学会如何应用这种可以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圈和法律界所理解的语言来维护重大的国家利益。其次，我们自己也需要参与巩固的进程，同时还应参与到南高加索国家渐进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不促进进步就无法维持稳定。再次，俄罗斯可以指导欧洲人如何将法律架构与政治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起来，此乃促进高加索实现持久和解的必要条件。
三、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对峙：从局部小争斗到全球意义的冲突
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长期酝酿的冲突在8月升级为五日战争，从而成为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在过去17年里发生的第三次武装对峙。南奥塞梯在法律上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直到8月26日之前俄罗斯都承认这一事实。然而，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直接参与使得这次战争与前两次明显不同。
不同于1992至1993年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当时只是俄罗斯军人个人的自发行动，莫斯科并没有表达对其军队行动的支持。而针对这次的“五日战争”，克林姆林宫称之为“促使格鲁吉亚走向和平的行动”，旨在从全面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拯救奥塞梯人民。不同于在过去的格鲁吉亚—奥赛梯对峙（1991至1992年、1992至1993年以及2004年）中的表现，美国和欧盟这一次积极参与其中。乌克兰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乌克兰对参与军事行动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强硬立场阻碍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第比利斯首次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对抗两个分裂的省份——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南奥塞梯及其周边发生的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头条。五日战争伊始，联合国安理会曾三次开会讨论高加索的局势。考虑到高加索有可能成为一场新的大型战争的起点，自1991年至1994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武装冲突以56来，大众传媒首次发布预警。
但是，五日战争最重大的影响则是莫斯科正式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格鲁吉亚的两个自治共和国因此加入了获得部分承认的“国家”的阵营，就如科索沃和北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共和国。它们不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但却既是核俱乐部成员又能够行使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一个国家建立了成熟的关系。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是后苏联时期在格鲁吉亚首次升级为全面对抗的民族对峙。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南奥塞梯自治州——不被承认的南奥塞梯共和国的前身——成立于1922年4月20日。该民族国家的领土（3840平方公里）占格鲁吉亚领土总面积的6.5%。根据苏联1989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南奥塞梯的居民为98500人（其中，奥塞梯族为63200人；格鲁吉亚族为28500人；俄罗斯族为28500人；900人来自犹太民族各群体）。1989年格鲁吉亚的奥塞梯族人口总计165000人，为格鲁吉亚总人口的3%。大约10万奥塞梯族人居住在格鲁吉亚内地，最大的群体生活在第比利斯、哥里和鲁斯塔维。危机前期，南奥塞梯的法律地位由1980年通过的南奥塞梯自治州法所约束。[13]
冲突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国际社会知之甚少、不感兴趣的局部对峙，到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第一阶段（1988-1989年）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冲突。在此期间，冲突双方互不认同对方的主张，形成了后来冲突中貌似有理的民族—政治指导方针。比如，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和记者开始将奥塞梯人描绘成来自北高加索的“生活在格鲁吉亚土地上的外来族群”。而奥塞梯同仁则深入剖析了两个奥塞梯（俄罗斯的北奥赛梯和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之间“共同的阿兰人传统”[14]（commonAlan heritage）的论题。[15]
第二阶段（1989-1991年）则是标志着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为期两年的立 法“地位”之争的政治—法律阶段。1989年9月20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布了侵犯南奥塞梯自治州权利的征兵法。两个月后，即1989年11月10日，南奥塞梯自治州人民代表委员会将自治州的地位提升为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第比利斯对这一单方面给予南奥塞梯更高地位的举动十分恼怒。1989年11月16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南奥塞梯自治州委员会的决议无效。一周后，数千名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报复行动，在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举行游行示威，这次行动中出现了第一次人员伤亡。
紧接着的事件进一步促使冲突升级。1990年12月11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南奥塞梯自治权无效。同时，苏维埃政府宣布南奥塞梯自治州进入紧急状态，而格鲁吉亚领导人则实行对南奥塞梯的封锁。
第三阶段，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的武装斗争爆发（1991年1月至1992年1月）。1991年1月6日，苏联内务部队从茨欣瓦利撤回兵营，多达6000名格鲁吉亚军人开驻该城市，屠杀无辜。
南奥塞梯首府在交战过程中经受了三次袭击（1991年2月和3月，以及1992年6月）。俄罗斯位于北高加索的地区北奥塞梯也被卷入冲突。43000名来自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各行政区的难民涌入北奥塞梯。克里姆林宫无法直接控制北奥塞梯的行为。此外，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坚持只在莫斯科支持南奥塞梯（无论哪种形式）的条件下才会签署联邦条约。1992年5月末，北奥塞梯关闭了通往格鲁吉亚的管道。1992年6月24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以解决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为原则，签署了达戈梅斯（索契）协议。维和行动始于7月14日。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北奥赛梯在该地区部署维和部队，并成立混合监督委员会（Joint Control Commission，JCC），以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在这场战争中，100个村庄被烧毁，千余人遇难。武装冲突继而被“冻结”
第四阶段开始，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4年5月。
不同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从未经历过格鲁吉亚人的大规模民族清洗。直至2008年8月以前，格鲁吉亚族人和奥塞梯族人和平生活，相安无事。自称为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宪法承认格鲁吉亚语为少数民族语言。交火、封锁以及挑衅宣告结束，相对和平的阶段开始。2004年之前第比利斯和茨欣瓦利之间有直达的公交路线；在埃尔格涅季（Ergneti）等地有格鲁吉亚族人和奥塞梯族人一起做买卖的市场；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彼此承认对方的汽车牌照。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走私成为这片“地位未决”的领土的经济支柱。两个民族均参与了走私。这种灰色经济促使南奥塞梯强烈依附于格鲁吉亚，并且也成为这两个冲突群体间主要的——尽管是非正式的——恢复信任的手段。
1998年当选的北奥塞梯总统亚历山大·扎索霍夫（Alexander Dzasokhov），经常通过与之前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的同事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直接的、非正式交往，在缓解紧张状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而得到信任。此外，在过去的12年里，和解过程中的一些建设性的契机得以发掘。首先，维和任务由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军队共同执行；第二，为冲突领土的重建作准备而签署了一批重要58文件。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各方间于1996年5月16日签署的“安全与信心建立措施备忘录”，以及2000年12月3日俄罗斯—格鲁吉亚政府间签署的关于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地区经济重建及难民回归的协议。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冲突的“解冻”阶段。这一阶段始于第比利斯改变在南奥塞梯的力量平衡及和解的政治—法律安排的尝试。无论是2003年10月至12月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还是2004年1月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在总统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获得了97%的选票），它们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相仿，均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的结果。在演讲中，萨卡什维利及其副手不断呼吁民众要重建统一的格鲁吉亚并且洗雪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遭受的“国耻”。2004年5月31日，格鲁吉亚在未与混合监督委员会磋商的情况下，以打击走私为借口，派遣300名特种特遣部队进入南奥塞梯。混合监督委员会成员谴责该行动违背了1992年的达戈梅斯协议。格鲁吉亚则指责俄罗斯维和者的种族偏见和种种罪行。2004年7月20日，格鲁吉亚总统公开声明他不排除废除达戈梅斯协议的可能性：“我不打算承认那些禁止我们在格鲁吉亚的中心悬挂国旗的协议。即使谢瓦尔德纳泽已 签署这些协议，我也随时准备着取消这些条约”。[16]
萨卡什维利的声明传递出他努力要实现的三个目标：ⅰ）通过美国和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方式，将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国际化；ⅱ）将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重新定位为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表现；ⅲ）拒不承认俄罗斯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和平保证人的角色。
实现这些目标成为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第五阶段的要旨。2004年8月8日至8月19日，第二场战争发生在南奥塞梯的土地上。对抗双方不仅采用轻武器，而且还使用了火炮。尽管交战双方在月末短暂停火，但在2004年8月冲突的决定性阶段出现了新一轮炮击、挑衅以及对至关重要的通讯方式的封锁。之后，军队的小型“过度反应事件”在南奥塞梯司空见惯。
这次短暂的战争成为俄罗斯对这一地区政策的转折点。2004年之前，俄罗斯渴望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力求维持现状，并且视维持现状为最好的解决方式。2004年以后，俄罗斯意识到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有赖于南奥塞梯的局势，因而事实上站到了自称为共和国的这一边。首先，莫斯科开始将茨欣瓦利看作是影响第比利斯的工具——当时第比利斯已开始执行极度亲美反俄的路线。第二，南奥塞梯的失 守被视为对俄罗斯自身的威胁。悬而未决的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与该自称为共和国的周边局势紧密相关。[17]，这些决议将俄罗斯的维和任务描述为“极其消极的”，并且认为俄罗斯联邦的行为是“以吞并格鲁吉亚为目标的持久努力”。[18]
2006年秋，第比利斯发起了一项所谓“另一个南奥塞梯（an alternative SouthOssetia）”的计划，该计划由南奥塞梯前总理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萨纳科耶夫（Dmitry Sanakoyev）领导实施，而萨纳科耶夫在茨欣瓦利控制区内却毫无声望。该计划旨在重新安排谈判进程，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茨欣瓦利进行直接对话。2007年3月，第比利斯在南奥塞梯领土上建立了临时行政当局，这一行为得以终止其与茨欣瓦利的对话。第比利斯力图巩固萨纳科耶夫的国际合法性。萨纳科耶夫曾参加在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论坛，并被视为是不同于爱德华 科科伊季（Eduard Kokoity）的奥塞梯方面的“积极的、合作的”代表。
“解冻”政策以将格鲁吉亚的维和部队移交至格鲁吉亚国防部的掌控之下（之前由混合监督委员会领导）而告终。格鲁吉亚统一事务部长捷穆尔·雅科巴什维利（Temuri Yakobashvili）再三号召退出和平解决的现有安排。此外，2006年7月，格鲁吉亚违反了1994年5月14日签署的“关于停火和部队隔离的莫斯科协定”，在阿布哈兹科多里河谷的上端部署陆军和警察，而众所周知，根据莫斯科协议该地区并非军事区。现状就此打破，冲突各方放弃谈判。
要理解格鲁吉亚在2004年到2008年的强硬但并不充分的行为，就必须考虑一些外部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2003年，格鲁吉亚社会对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大失所望，提出旨在维护领土完整的强国努力。但是，对第比利斯的支持主要来自美国，比如军队技术支持、外交互惠以及与北约建立友好关系，这些支持使得格鲁吉亚领导层相信，西方会认可他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第比利斯越发自信，因为美国及其盟友对格鲁吉亚违反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签署的和平协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同时，他们对改变国内的民主水平也反应冷淡，比如在2007年11月7日打压反对派，在2004年阿扎尔自治共和国（Adzharia）的选举和2006年地方政府选举中运用行政资源对抗反对派。2008年，莫斯科同样促成了格鲁吉亚冲突的“解冻”。3月21日，国家杜马声明其可能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两个条件为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以及对这两个自称的共和国使用武力。4月，即将离任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示联邦政府向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此外，普京还设想建立起莫斯科与茨欣瓦利和苏呼米之间的直接联系。西方反应迅速而强硬，声称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是其优先考虑事宜。
不过，2008年8月7日之前，南奥塞梯的现状被扰乱，阿布哈兹亦然。在4年前的武装冲突中，大约有70人丧生，而随后几年里各方的伤亡人数总计约100人。2008年8月，量变发展成质变。暴力升级的战术导致了对茨欣瓦利的袭击和俄罗斯的强硬反应（很明显，第比利斯和西方对此均始料不及）。因此，萨卡什维利的军事—政治冒险和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的直接干预，源于之前的“冲突解冻”阶段。
四、告别九十年代
南奥塞梯发生的新型螺旋式对峙不仅从政治和法律上改变了独联体两个热点地区的面貌及其力量结构；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整个欧亚地区的民族—政治形势。在乌克兰研究员维塔利·库利克（Vitaly Kulik）看来，“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区域安全体制不能有效地应对新挑战。因此，前苏联空间明显缺乏安全感。”[19]自此以后，高加索（同时也可能包括整个黑海地区乃至独联体国家）见证了旧游戏规则的逐渐失灵。而20世纪90年代初所达成的协议和法律标准则完全是徒劳的。 当然，可能偶尔被提及，但它们却不再具有独联体内外各参与者所承认的合法性。套用程序员的术语，2008年8月经历了欧亚大陆冲突的重新洗牌。维持现状和稳定局势的法律和政治协议不再适用。无论是格鲁吉亚——完全拒绝关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达戈梅斯协议和莫斯科协议——还是俄罗斯，他们的领导人对于维和行动都有着更为广泛的见解，都不愿意遵守协议。如若我们统计一下参与迫使格鲁吉亚停火的阿布哈兹黑海海域的海军人数，则会发现总数显然已超过维和人数的定额。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派驻冲突区域的特种部队的使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维和人员），而且俄罗斯部队还跨越了1992年和1994年协议规定的安全区的地理边界——哥里、波季(Poti)、塞纳基(Senaki）。当然，俄罗斯所采取的诸多行动是对格鲁吉亚所发起的“冲突解冻”以及冲突升级的回应。但无论如何，它们客观上违背了游戏早期的规则。
2008年，独联体内部的对抗在质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对抗主要是由苏联解体引起的，如今，过去的惯性不再发挥作用，而是受到当前新兴民族国家发展和建设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初的冲突是对“邪恶帝国”债务的“延迟支付”，而当前的冲突则是要求付款的新申诉。“冲突被冻结”已是过去十年 的事，已与叶利钦一代一起消失。现在的冲突则交由后苏联一代的政治家来解决，这些政治家在游戏过程中制订了新的规则。
2008年时，无论是南高加索国家，还是乌克兰均表达了他们要废弃早期协议的愿望。基辅不允许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战舰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基地，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各种协议给予重重一击。显然，关于“俄罗斯海军在乌克兰存在”的协议暗示着俄罗斯有权为了其国家利益而派驻特遣部队。
苏联解体后，曾经是同一个国家的边界需要进行修订。这未必合法。苏联沿着苏维埃共和国边界的解体——似乎合乎常理——触发了前自治地区内部颇有争议的 反应，它们从未将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视为其理想。因此，一系列的民族冲突被引发，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胜者和败者。
许多不满意第一次“修订”结果的国家寻求再次分配，因此它们尝试着在各种外部力量的帮助之下进行“第二次修订”。失败者憎恨“冲突冰冻期”后的现状，竭尽全力要改变现状，但却未对维持现状的各种政治法律基础给予充分的重视。如今，政客和专家们并不清楚南奥塞梯在五日战争中确切的伤亡人数。对于相关各方而言，这些数字只是政治数学。这场战争实际上破坏了“未获承认公民”的 基础设施而非“科科伊季的政权”。没有俄罗斯的干预，格鲁吉亚的前自治州将会蒙受与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同样的命运。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在1995年被克罗地亚（它为领土完整而斗争）和居住在该国的塞尔维亚人一起彻底击败。约有2万至3万名奥赛梯难民涌入俄罗斯南部。这些难民构成该自称的共和国的人口的一半。
对于第比利斯而言，八月的“五日”也成为其真正的灾难。“统一格鲁吉亚”项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暴力的新螺旋（特别是在南奥塞梯）使得分离出来的共和国无法实现和平统一。过去17年中的第三次战争后，“未获承认的公民”不太可能 听从第比利斯的任何提议。此外，格鲁吉亚从南奥塞梯接收了大约两万名新难民。南奥塞梯不同于阿布哈兹，格鲁吉亚族人甚至在1991—1992年第一次战争后还与奥塞梯族人共同生活。如今，生活在南奥塞梯的格鲁吉亚人突然发现自己已被驱逐。62同时，大家也注意到2004—2008年所谓的利亚科维走廊（Liakhvi corridor）[20]上装备了稳固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并且配备了武装。格鲁吉亚还在走廊上安装了雷达设备。正是这些村庄封锁了茨欣瓦利，切断了它的供应以及跨高加索的公路。2008年，这些村庄的格鲁吉亚族人不得不为第比利斯的冒险主义付出代价。不 仅是那些袭击南奥塞梯的，而且连无辜百姓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前自治州的格鲁吉亚族人遭受了和生活在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族人同样的命运。正如一位格鲁吉亚反对派政客所提及的：“这是一场灾难，数千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最高统帅的年少轻狂而被剥夺”。[21]
从官方口径看，俄罗斯以胜者姿态出现。考虑到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与跨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休戚相关，俄罗斯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均看似合理。俄罗斯成功地防止了南奥塞梯军事—政治基础设施的完全被破坏。而且，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中还炸毁了对自称“共和国”造成威胁的、所谓利亚夫比走廊的村庄的这 种格鲁吉亚要塞。
短时间内，俄罗斯成功地控制了过去两年中格鲁吉亚突击的前哨哥里镇。第比利斯在哥里建造了一所军医院，其太平间和后勤设施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城镇所需的数目。格鲁吉亚部队被驱逐出它们两年前进入的潘基西峡谷上端。因此，莫斯科的行动也促成了“冲突的解冻”和现状的改变。与西方对峙的益处尚不明显，但损失却太清晰。随着高加索局势不再安全，国际上干涉的努力将会增强。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将会为与俄罗斯对抗提供先例。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在其竞选活动中建议，调整华盛顿及其盟友对车臣和南 高加索共和国自决的态度。
五、西方对高加索的态度：矛盾和异见
南奥赛梯战争表明“统一的西方”并没有扎实的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说，“统一的西方”有助于我们理解北约或欧盟成员国（或者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这一概念并未反映出复杂的现实。通过以经济潜力和政治影响力来衡量的世界诸大国对俄罗斯联邦持不同的态度。仅仅就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标准而言，土耳其不应属于西方；而如果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土耳其则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军队。“五日战争”突出了西方领导力量（美国、北约、欧盟）观点的分歧，同时也 表现出各个组织成员国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和立陶宛，或者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波兰之间对于当前的高加索地缘政治持有迥异的态度。即使在“新欧洲”，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立场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者罗马尼亚的态度也不一致。
美国、老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新成员国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很显然，西方资源有限，无以影响局势。他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实用主义。相反，他们的态度相当情绪化，采取了老套的意识形态的固定模式。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烈·里亚博夫（Andrei Riabov）在比较西方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潜力时的精确描述：不同于其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西方社会对于南高加索有着很多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与日俱增，但是它们的资源——外交、政治和经济——却明显不足以影响各方对冲突的看法，也无法让他们达成共识”。[21]
相反，在高加索问题上，他们有着太多的雄心，而具体的政策却又太少。对于美国而言，之所以它会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支持格鲁吉亚，正是出于以高加索地缘政治促进其国家利益的考虑。高加索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一个部分（占据后方位置）。因此，它被视为利用地缘政治的跳板。同时，南高加索还是大黑海地区的一个部分，该地区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后甚至被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对于欧洲人而言，这一地区远不具备军事战略意义，而主要被看作是传播欧洲价值观的沃土。所以，欧盟态度的重点在于“软安全”。这也解释了为何欧盟力求理解俄领导层的意图，更愿意对莫斯科作出妥协和让步，并且拒绝实施对俄罗斯不利的制裁。这也是2008年12月欧盟委员会起草一份包括三个高加索国家在内的“东方伙伴关系”基本目标的文件的原因。[22]
从2007年至2010年，亚美尼亚从这个项目框架中获得9840万欧元的经济援助，阿塞拜疆的为9200万欧元，格鲁吉亚则是1亿2千零40万欧元（另外还有多达5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其克服“五日战争”的影响）。“东方伙伴关系”特别关注于如何克服“五日战争”的影响。欧盟特别强调“能源安全”问题，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能源共同体的谈判，同时也积极支持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缔结能源方面的谅解备忘录。欧盟还准备增强其对阿塞拜疆的政治干预，阿塞拜疆是唯一向欧盟出口碳氢化合物的伙伴国家。人们常常将“东方伙伴关系”与2004年欧盟东扩前夕其与立陶宛和波兰签署的类似协议相类比。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细微而基本的区别。虽然高加索国家领导人试图将“伙伴关系” 解释为其加入欧盟的前兆，但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直接邀请加入欧盟。相比于美国，北约同样对俄罗斯采取了更为建设性和谨慎的态度，尽管这看似矛盾。最近的事件表明北约不应等同于美国。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Scheffer）和北约发言人詹姆斯·阿帕苏莱伊（James Appathurai）的所有声明都比美国国务院代表的声明更体现出“政治准确性”的风格。9月16日，北约秘书长在访问第比利斯时称，“评判俄罗斯”并非该组织的目标.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宣传机构忽视了来自北约的积极信息 。总体而言，2008年夏秋之交，俄罗斯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并没有致力于发现其与西方观点的不同，而是忙于将格鲁吉亚 “妖魔化”，这恰好转移了欧洲政治家对于格鲁吉亚总统进取意愿的注意，在客观上帮助了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不管怎样，多面的“西方”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上演新的“冷战”。如今，新“冷战”并不会出现，但它的确是2008年8月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如果莫斯科在南高加索的“特殊利益”（主要受到俄罗斯南部的安全问题的驱使）得到承认，俄罗斯还是会限制自身的反西方主义的。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 歧，莫斯科没有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出口社会主义，也没有保护当地的王朝利益。当然，利益冲突、重大误解依旧存在；过去的陈旧模式以及恐慌心理依旧占主导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挑战必须面对：阿富汗和中亚的局势，伊朗和朝鲜的态势，能源、国际恐怖主义。如果要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彼此的共同努力和相互了解。我们依稀能看见一些微弱但却真实的希望，但愿人们能够为未来的世界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规则而努力。
结语：高加索危机的国际影响
“五日战争”标志着另一个过程的终结，这个过程在全球而非仅仅是欧亚的框 架中展现出来。该战争表明一个公正的、有效的、合法的国际仲裁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国际法出现深层次危机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雅尔塔—波茨坦模式出现深层次危机的结果。同时，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华沙条约解散以后建立单极世界的尝试失败的结果。就在冷战结束、两德统一、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SFRY）解体之后，很多专家和政治家都发现了国际法正在出现危机。
然而，1989年至1991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仅仅标志着“结束的开始”。随着对科索沃的承认和俄罗斯以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形式所做出的回应，国际法的雅尔塔—波茨坦 模式不再作为一套合法的、被广泛承认的规则而存在。2008年初，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成为单极世界中权力的一次展示。美国单方面宣布这一前塞尔维亚自治区是“民族-政治自决的一个独特案例”，并且启动了其形式和法律上的合法化进程。但是，作为对于华盛顿及其盟友挑战的回应，莫斯科于8月26日打破了“承认的垄断”。现在，由于缺乏共同的态度或标准，单个的权力中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承认（或者不承认）任何实体。2008年2月，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其中还包括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均承认了科索沃这个前塞尔维亚自治区的独立。之后，2008年8月，另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核俱乐部”成员的俄罗斯，承认了前格鲁吉亚两个自治区的主权。与此同时，俄罗斯高调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然而即使在2008年8月之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也不愿意放弃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原则。因此，共同规则、标准和准则并不起作用。相反，世界政策是建立在政治的权宜之计基础之上的。很自然的，这也并非新近才出现的原则。
1991年，在违反领土完整原则的情况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前苏联共和国获得承认；同时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统一”成为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顿协议（DaytonAgreement）的基础。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原则在1991年开始崩溃，并且随着2008年2月科索沃获得独立的承认而彻底瓦解。2008年8月，俄罗斯根据美国和欧盟半年前设立的先例，宣称自己是世界一个新的力量中心，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意志承认任何它愿意承认的国家。“五日战争”凸显出世界结构中后二战模式持续消亡的过程：如今，联合国仍在正式运转，国际法主要为美俄两国所参照。然而，在现实中，国际法中充斥着各种争议性的论题和呼声，华盛顿和莫斯科皆使用着“双重标准”。因此，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均面临着如何为世界秩序设计新型 模式的问题。在新模式真空的状态下，替代方案是建立起 “国际丛林”、自信地向世界展示力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行为体正在采取这些方式，这一点值得关注。就此而论，俄罗斯有机会参与到详细制定新欧洲和全球安全结构基本原则的进程中。
从俄罗斯外交的角度看，2008年的8月事件是对于从雅尔塔和波兹坦的废墟中产生的、只有一个世界大国即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模式认识失败的结果。2008年10月8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法国埃维昂（Evian）国际论坛上讲话时，提出了他对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新安全结构的构想。他重申“以前的 安全体系已经过时并且无效。现在的协议不能反映现实中全球局势的真实变化。伊拉克、科索沃、高加索和阿富汗的局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看来，66当今局势表现出 “单极综合症”所带来的整个欧洲-大西洋政策持续危机已进入白炽化阶段。同时，他还强调有必要与西方一起寻找走出危机的方法。此外，梅德韦杰夫主张有必要缔结新的欧洲安全条约。他指出新条约的五个关键点：ⅰ）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ⅱ）不允许使用武力；ⅲ）对于军事建设进行合理限制；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没有在欧洲维持和平和稳定的专有权利； ⅴ）保障公共安全，各国有责。他声称任何新的安全安排都应该建立在“纯粹”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不应受到意识形态动机的扭曲，而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组织也应有机会加入。
这一观点后来在2008年11月5日总统首次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时也得到重申。
莫斯科的新倡议引发了不同的观点和评论。其中很多似乎与克林姆林宫的行为不相一致。然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倡议依旧让人热血沸腾。单方面的行动——无论是对科索沃，抑或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承认——都对特定地区（比 如巴尔干半岛或高加索地区）或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促进有效合作，同时，建立起评估各国利益和愿望的共同准则、标准和方式乃当务之急。无论如何，一个全新的高加索区域已然出现。（胡 彦 译， 张 红 校）
[1]别洛韦日国家主义（Belovezh’e nationalism）一词来源于别洛韦日协定（Belovezh’e Agreement）。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明斯克市签订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前苏联各机构在联合体成员国境内的活动将停止。——译者注。
[2]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Georgia – South Ossetia: Refugee Return the Path to Peace,”Europe Briefing, No. 38, 19 April 2005, p4.
[3] See “Okruashvili Intends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in Tskhinvali” [in Russian], Strana Ru., 2May 2006, http://old.strana.ru/stories/04/06/01/3507/280404.html50
[4] See “The War in South Ossetia Reminded Residents of Ingushetia about the Conflict in thePrigorodny District” [in Russian], Caucasian Knot, 16 August 2008, http://www.kavkaz-uzel. ru/arti cles/140550
[5] “The War in South Ossetia Reminded Residents of Ingushetia about the Conflict in the PrigorodnyDistrict”.
[6]如 1992 年初的爱德华 谢瓦尔德纳泽政权（Eduard Shevardnadze）和 1993 年的盖达尔 阿利耶夫政权（Heydar Aliyev）。
[7] Ariel Cohen, “US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Building a New ‘Silk Road’to EconomicProsperity,” Backgrounder, No. 1132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4 July 1997).
[8] See “Baku – Ceyhan Pipeline: Unexpected Pluses of Russia’s ‘Political Loss’” [in Russian], Prime-Tass, 26 May 2005, http://www.prime-tass.ru/news/show.asp?id=535&ct=articles
[9] David Mark, “Eurasia Letter: Russia and the New Transcaucasus,” Foreign Policy, No.105, Winter1996, p.141.
[10] Mustafa Aydin, “Europe’s New Region: The Black Sea in the Wider European Neighbourhood,”Journal of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5, No.2, May 2005, p. 257.
[11] See “Group of Eight: Bush Has not Managed to Buil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Russian], Polit,11 June 2004, http://www.polit.ru/news/2004/06/11/broader.popup.html
[1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the European Parliament: Black Sea Synergy – A New Reg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COM (2007) 160final, Brussels, 11 April 2007, 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7_160_en.pdf
[13] Alexander Skakov, “South Ossetia: Demography, Economy, Policy” [in Russian], Georgia: It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I (2002): 167.
[14] 阿兰人是古代占据黑海东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在 1 世纪罗马的文献中首见记载。他们专门饲养马匹，经常袭击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高加索各行省。约 370 年阿兰人被匈奴征服后，只有一部分留在奥尔良和瓦朗斯（Valence）附近定居，大多数都迁往非洲。据说接受匈奴统治的部分是高加索奥塞梯人（Ossetes)的祖先。
[15] Artur Tsutsiyev, Atlas of the Ethno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1774-2004) [In Russian](Moscow: Evropa, 2006), 111-117.
[16]See “Georgia Threatens to Withdraw from the Treaty on Ossetia” [in Russian], BBC Russia, 20June 2004, http://news.bbc.co.uk/hi/russian/russia/newsid_3911000/3911101.stm.592005-2006年，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
[17]2005 年 10 月 11 日的“关于格鲁吉亚领土上冲突地区的现状和持续的和平行动”决议，2006年 2 月 15 日的“关于前南奥塞梯自治州现状和持续的和平进程”决议，2006 年 7 月 18 日的“关于驻扎在格鲁吉亚领土上的维和军队”决议。
[18] 参照格鲁吉亚议会对于格鲁吉亚领土上冲突地区的现状和持续的和平行动的决议。SeeParliament of Georgia, Resolu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Georgia Regarding the CurrentSituation in the Conflict Regions on the Territory of Georgia and Ongoing Peace Operations,Tbilisi, 11 October
[19] Vitaliy Kulik, “The Trap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for the Post-Soviet Space” [in Russian],Politika , 24 October 2008, http://politika.org.ua/cgi bin/b2.pl?sh=pub_singl&num=1754.61
[20] 四个格鲁吉亚村庄：塔马拉申尼（Tamarasheni），克卡维（Kekhvi），阿卡贝提（Achabeti）和库尔塔（Kurta），位于茨欣瓦利与兹哈瓦（Dzhava）间公路上长达 30 公里的一段。
[21] 23 Ivlian Khaindrava, “For Western Europe Countries Saakashvili Turned into ‘Enfant Terrible’” [inRussian], News-Azerbaijan, 19 August 2008, http://www.newsazerbaijan.ru/analytics/20080819/42446221.html63
[22] Andrei Ryabov, “The Conflicts’Division” [in Russian], Gazeta.Ru, 23 July 2008, http://www.gazeta.ru/column/ryabov/2790424.shtml[22] 参见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astern Partnership: Communication from theEuropean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COM (2008) 823 final, Brussels, 3December 2008,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astern/index_en.ht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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