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德峰：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张玉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 俄格军事冲突是冷战后俄格矛盾的一次释放。透过这一事件，独联体建设的诸多问题凸显出来。独联体未来的命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未来政策的转变将对此起决定性作用。为了使独联体这一组织形式更具吸引力和更具效力，俄罗斯有必要改变其对独联体国家关系的行为方式，加强独联体组织功能建设，健全联合治理机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唯有如此，独联体组织机制的功能才会被激活，并最终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 俄罗斯；格鲁吉亚；独联体；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09)02-0083-(08)

　　[收稿日期] 2009-0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世纪初俄罗斯亚太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 谭德峰(1973-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张玉国(1971- )，男，内蒙古赤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异乎寻常的关注，也促使人们对战争背后的深层动因进行揭示与反思。如何定位这样的冲突，如何理解俄格的政策行为、如何认识俄格潜在的动机、如何看待地区秩序的未来走向等，使人们关注俄格以及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复杂互动关系，力求从中挖掘出表层背后的深层要因，力求透视出现实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力和未来影响。从俄格冲突的烈度和直接结果来说，这个冲突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但如果从地区秩序和俄格共处的独联体本身的建设，以及独联体机制与外在多边安排的复杂关系来说，俄格冲突可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从这种意义上说，俄格冲突虽然得以暂时平息，但俄格冲突所承载的复杂性冲突也许刚刚开始。

一、俄格冲突的多维理性透视

　　俄格走向军事冲突并非偶然，但也绝非必然。“并非偶然”是指自前苏联解体以来，围绕南高加索地区的治理问题，俄格的矛盾一直有增无减。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问题到潘基西峡谷问题，从石油管线铺设到里海油气资源分割争执，从独联体集体条约组织的构建到北约东扩的应对，从车臣反恐到间谍风波和扣押俄军事件等，这些矛盾越来越激化却无法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致使俄格的积怨越来越深，由此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似乎尽在情理之中。“绝非必然”是指，俄格矛盾由来已久，对发生军事冲突的预测也并非只此一次，但作为独联体的成员，双方似乎并未对军事冲突可能性采取有效的预防，独联体国家也没有探讨相应的协调解决的路径，独联体机制内并没有对这样的问题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同一组织内有矛盾冲突是正常的，但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却绝非是正常的。正因如此，俄格冲突所引发的猜想与反思却无法戛然而止。以下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及其“九个视点”对诱发俄格冲突的表层和深层缘由、动机、预期进行一个简单地透视与分析。

　　(一)纵向维度：历史反思、现实抉择与未来指向

　　从历史反思的视角看，当前的俄格冲突不能简单地说是俄格关系矛盾的积累与爆发，而应看做是前苏联解体的另一种延续。尽管前苏联的崩溃在1991年已经完成，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问题1993年被搁置，一直是横亘于俄格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也是独联体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隐患。俄罗斯单方面承认南奥塞梯独立主权本身，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不合理之处。合理是指，俄格以及南奥塞梯都是从前苏联(解体)继承其合法性，基于民族自决和主权原则独立，是任何一个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的共同特征。不合理是指，俄格以及独联体关系各国在1993年达成暂时的安排，对于这些有独立要求的地区或国家，并不能依据1992年当时的政治状况本身予以同等条件地考虑，必须考虑这些地区归属所在国家的具体政策。从这种视角看，俄格矛盾的历史不能只追溯到前苏联建国之前，而应看做是同样继承部分前苏联合法性的新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从历史看，独联体的组建也赋予了俄格的另一种合法性，即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不分大小，按照平等原则结成一种联合体。不论是继承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还是分裂出去的格鲁吉亚，其与前苏联关联不大，而和大多数国家关系一样，按照主权至上的前提进行交往。然而，对于俄格来说，传统的正统性和法理的正统性却经常交错，致使俄格关系较一般国家关系更为复杂，这种“历史性的错位”使两国难解情仇。

　　从现实的抉择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在选择方向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俄罗斯在建国后面临“西向”、“东向”、“东西兼顾”的选择；格鲁吉亚也大同小异，“西向”、“北向”还是“西北兼顾”也是抉择的关键。两者的不同在于，是选择融入欧洲，还是加入北约；是选择将重心放在欧盟，还是放在美国。对于俄罗斯来说，虽然强调回归欧洲，但对于北约的东扩，俄罗斯一直持反对、警戒的姿态。[1]对于格鲁吉亚来说，充当俄罗斯与北约的“天然屏障”，还是充当北约与俄罗斯的“桥头堡”，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加入北约成为最终的选择，但却不意味其愿意放弃与俄罗斯的天然联系。普京时期，俄罗斯对美政策可以用两个“B”表示，即Balancing(均衡)和Bandwagon(骑墙)；这个时期美俄关系总体可用两个“C”予以概括，即Cooperation (合作)和Confrontation (对立)。[2]①美国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位列第一位。[3]格鲁吉亚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与俄罗斯相仿，也可以用同样的两个“B”予以概括，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对俄采取“跟着走”，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在美俄之间采取某种平衡的政策。不同的是，在谢瓦尔德纳泽时期，对俄罗斯政策优先，对美欧处于次要位置；而到了萨卡什维利时期，这种优先顺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奉行“疏俄亲美”的美国优先政策。但具有戏剧性的问题是，萨卡什维利转变政策的时期恰恰是美俄由“蜜月”转向所谓的“冷和平”(Cold Peace)或“新冷战”(NewColdWar)[4]的时期，俄格的冲突也随着美俄的对立而升温。从融入欧洲、对美政策看，俄格努力的方向是大体一致的，但重点和优先顺位上两国存在严重的不合拍，乃至出现致命的政策选择“错位”，而这些既是俄格自主选择的结果，也有欧美对俄格分歧利用的动因，由此，俄格冲突问题自那时起就成为时间与程度的问题。

　　从未来的指向看，俄格对两国共有历史的理解，对独联体合法性的认同，将成为决定俄格关系稳定与否的基础。而在现实的、务实的政策方向选择上，双方“融入欧洲”的倾向将成为两国共同的特征，但在欧盟与北约的选择重点上，双方的分歧仍无法简单弥合；对美政策和政策优先顺位的选择上，两国“错位”的倾向仍不可避免，这将决定俄格关系在较长时间里将会呈现出间歇性紧张与缓和的胶体状态。从总体上看，俄格关系中决定性的变量首先是俄罗斯未来大国地位和战略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与对欧美政策的协调和对立，其次则取决于美欧对俄政策与对独联体政策的变化。如果说俄罗斯是独联体内在变量的话，那么美欧则是外在的变量。

　　(二)横向维度：地缘政治、能源争夺与安全预期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俄格冲突是北约东扩背景下俄罗斯与美欧的又一次较量，而俄格军事冲突实质表明，这次较量是不同以往的、更为实质性的“底线”型的较量。对于北约来说，格鲁吉亚问题是试探北约东扩“边缘”的问题，而对俄罗斯来说，格鲁吉亚问题则是俄罗斯应对和防御北约东扩的“底线”问题。尽管军事冲突出现在俄格之间，出现在历史遗留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争执问题上，但实质却是美俄具有实质性试探的行动与反应。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最终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其他独联体国家可能会受到“传染”，俄罗斯地缘空间将受到致命性的破坏。对于北约来说，格鲁吉亚问题不同于东欧各国乃至波罗的海3国，其触角已延伸到俄罗斯的“后院”，触及俄罗斯最敏感的某根神经，其后果既可能引发俄罗斯全面对抗行动，也可能因独联体国家的加入而使北约最终百病缠身。因而，位于俄罗斯与欧洲地理分界线的格鲁吉亚问题实际成为双方最为鲜明的地理警戒线和最为敏感的心理防线，任何轻率的“跨越”对于对方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由此，俄格冲突应该说是美俄对这种“跨越”最直接的表述和警示，各国对俄格军事行动的评价实质成为对这种“警示”的一种“回答”。

　　格鲁吉亚的军事行为所印证的恰恰是北约对俄的既定策略，即不是通过直接的地理范围的延展而挤压俄的地缘空间，而是像从内部摧垮俄罗斯经济致使前苏联分裂一样，通过催化独联体内部矛盾而使俄罗斯自行放弃其“特殊的空间”；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则表明，任何对独联体国家的渗透和演变，俄罗斯将不会采取任何退让的政策。俄格冲突的低烈度和短暂性，似乎表明俄美双方都已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而格鲁吉亚则不得不为自身的行动而付出“代价”。

　　能源的争夺也是俄格军事冲突的潜在诱因。能源政治与能源外交是大国俄罗斯谋求复兴的主要手段，也是许多独联体国家赖以吸引西方，谋求强盛的主要工具之一。俄格在里海分割的问题、油气管线问题和建立能源俱乐部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5]俄罗斯谋求通过统合独联体能源控制，强化其与欧洲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能源政治和外交也成为俄增强独联体国家向心力、强化独联体内凝聚力的一个支撑。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外高加索地区重要的油气管道几乎都经过南奥塞梯，而阿布哈兹则拥有黑海出海口，这对于俄罗斯未来的能源政治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对此，美国和西方则希望通过建立绕过俄罗斯的新管线，减少对俄的依赖。

　　2006年从阿塞拜疆的巴库延伸到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一直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土耳其城市杰伊汉的BTC管道正式投入使用，成为牵制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一条重要管路。美国和阿塞拜疆签署《里海地区能源安全备忘录》，波兰、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立陶宛5国首脑在波兰召开“能源峰会”，对俄建立能源俱乐部进行牵制。俄格冲突实际也是围绕着对管线控制而展开的，控制这一地区能源走向，不但具有经济价值，更能获得操控地区政治的主导权。从这种意义上说，能源问题将是该地区无法消除的冲突隐患。有理由相信，在俄格冲突后，俄罗斯和西方都将强化对这一地区能源控制的新战略、新态势。

　　从未来安全的视角看，首先，地缘政治的新变化、能源政治的新态势，使中亚—外高加索地区成为大国角逐的焦点地区。对于俄罗斯来说，北约东扩是对俄“有形”的外在地缘空间的“挤压”，“颜色革命”则是对俄“无形”的内在思想的“演变”，油气管线则是“……双向的，美国人一边通过这条管线将里海石油运向国际市场，一边又通过这条管线向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输入民主思想。”[6]由此，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将成为新的动荡源，俄格冲突似乎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其次，俄格冲突似乎将人们从“9·11”后对非传统安全的热衷拉回到现实，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和“代理人冲突”正重新回归到议论的话题中。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应对，再现了传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最后，虽反恐联盟使人看到了全球共同应对非对称安全的一幕，看到美俄由对立走向“蜜月”，但随着反恐战紧迫性的降低，大国安全关系的“真色”似乎逐渐清晰，“冷和平”或“新冷战”的种种预测已并不新鲜。俄格冲突背后的大国安全动机，军事冲突决断的义无反顾，再次警示人们安全的类型复杂多变，但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三)复合维度：权力获取、制度安排与观念建构

　　从权力获取的视角来看，俄罗斯力争在独联体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权力政治思维定式的自然延伸。权力的获取主要依据国家的实力。俄罗斯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两种手段来实现一体化的政策目标。硬实力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军事为手段；软实力则是以文化为手段。从政治手段来看，愿意与俄罗斯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只有白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依然把国家独立作为最核心的目标。从经济手段上看，对亲俄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可以获得良好的政治示范效应。从军事手段看，俄罗斯把在反俄亲美国家的维和行动看做是保持独联体空间的有效手段。从文化手段来看，科技、教育、文化的吸引力是未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方向。俄格冲突实际是双方权力获取上的冲突。

　　从制度安排的视角来看，俄罗斯主导独联体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巩固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新独立国家对俄罗斯领导独联体的动机怀有戒心，独联体机制的功能性得不到发挥，效率相对低下，活力不足。对独联体框架内国家冲突虽有独联体维和机制的安排，但没有预防俄格冲突就能说明这种机制并不完善，至少是缺乏效率。独联体许多机制的失效，使得一些国家寻求外部力量来满足平衡某些机制低效的功能，尤其是国家安全、独立的问题。俄罗斯限于能力的不足，只能依靠次地区组织来有效整合独联体框架内的资源，通过俄白联盟加强政治一体化，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加强经济一体化，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加强军事一体化。[7]俄格冲突实际是这一机制局限性的体现。

　　从观念建构的视角来看，在前苏联空间建立独联体的过程最初被看做是“斯拉夫三角”的俄白乌3国主权国家联盟与前苏联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后来开始强调独立国家的友好共同体的理念。而对这一组织天然的不信任，尤其是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导致格鲁吉亚于1994年最后一个加入进来，前提条件是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南奥赛梯属于格鲁吉亚。不仅在这个组织活动中多次拒签文件，更是在2008年爆发俄格军事冲突时退出了独联体。俄罗斯习惯性的大国思维和兄长式处理独联体国家事务的方式与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正当要求在观念上的错位，是构成独联体进一步成长的先天性的障碍。[8]

二、俄格冲突与“独联体问题”

　　俄格冲突对独联体的深远影响将是举足轻重的。从独联体的组织、机能的视角看，可以说俄格冲突是独联体瓦解的危险信号。有鉴于此，需要从综合的、更深层的视角对“独联体问题”进行必要的阐释。所谓的“独联体问题”笼统地说，应该包括：独联体组织的特性与合法性问题、独联体作为一个组织的制度和机制的功能问题，独联体国家间关系的诸多问题，以及独联体发展的前景问题。如果仅就俄格冲突来谈，则这些“问题”都应包括在内；独联体国家对独联体的认同程度，国家间交往的制度安排与规范、有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与远景规划，何种原因引发却无法预防冲突的发生，是何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独多联少”局面，与其他地区组织的差异究竟在何处，以及俄格冲突后独联体组织机能会发生何种转变，这将对地区和关系国家带来何种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主导国俄罗斯的政策密不可分，俄罗斯将如何应对自然将成为议论的焦点。有鉴于此，以下将从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一)主权与联合：“独”主“联”从

　　从独联体的由来看，“独主联从”本身一直在独联体发展中潜在的起着重要作用。独联体是独立国家联合体(СодружествоНезависимыхГосударств——СНГ)的简称，从俄文构成来看，最初由“独立的”、“国家”、“友好的联合体”三个词构成，其首先强调的是“独立”对各国的意义，强调“(主权)国家”的意义，而后才是“友好的联合体”概念。在成立独联体的过程中，三个词的真正意义才显现出来。

　　在成立之初，加入国对独联体本身的性质存在诸多疑虑，其是“斯拉夫三角”还是以“新独立国”平等的一种结合，抑或是“苏联”意义下的一种新统合形式，各方都有不同的理解。实质上，对这个机制理解的分歧以及后来该机制能够成行，各国“独立”意义置于“独联体”放在首要位置。相比而言“友好的联合体”的意义并不突出，这与一般国际组织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不同。《独联体章程》规定：独联体以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为基础。独联体不是国家，也不拥有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权力。因而，确保“独立”，是从前苏联分裂出来诸国最优先的事项，加入独联体也好，加入其他组织也罢，谋求平等的主权及其保障和承认机制，是置于优先地位的。“联合”至少在成立之初就有意区别于“苏联联盟”，也与其他组织那种“一体化”目标格格不入，避免出现“前南斯拉夫式的联盟悲剧”。[9]

　　从独联体的实践来看，独联体成立之初事实上成为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分家机制”而不是合作或联合机制。按照“属地原则瓜分前苏联遗产”既是俄罗斯的基本思路，也是独联体各国的思路。前苏联崩溃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独立的政权，巩固新的政治体制。在此指导原则下，作为前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人，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主持瓜分前苏联遗产的工作。通过《别洛韦日协定》、《阿拉木图宣言》等文件，这样的思路成为独联体“合作”的一个形式。“独立”是主要的、首要的、优先的，而“联合”与“合作”并没有成为实质性的方向，独立是目的，联合是更好地独立的手段。这与其他地区组织首先强调“合作”，而后强调“合作”不损害“主权”，乃至首先进行必要的“让渡”是截然不同的。

　　从实际运行看，“独主联从”的影子也并不罕见。在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政治一体化过程中，分层化模式既以“俄白联盟”为核心、以“俄白哈”为轴心、以“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基础，并不是所有国家参加的事实说明，各个国家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事实上，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及难分彼此的深厚关系阻碍了“独”的进程，“重返过去”的担忧和内外政策的差别则成了“联”的羁绊。[10]

　　(二)机制与规范：“独”多“联”少

　　从独联体内部机制建设看，事实上的“独多联少”成为抑制该机制功能发挥的主要障碍。独联体虽然名义上是由俄主导的、拥有12个成员国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但是在独联体框架内各国实际上依据主权原则，有权选择加入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次地区组织，因而在独联体内就存在“俄白联盟国家”(2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6国)“欧亚经济共同体”(5国)、“统一经济空间”(4国)、“古阿姆集团”(5国)、“高加索4国”等诸多相互重合，乃至相互冲突的次机制，有些次地区一体化甚至呈现出超越独联体集体合作的发展势头，而统一的联合机制本身则呈现式微的态势。

　　从独联体共同机制的摸索看，“独多联少”制约了统一机制的形成，反过来这种状况又加剧了“独多联少”的倾向。以集体安全为例，1999年原集体安全条约9国只有6国(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最终签署《集体安全条约延期议定书》，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3国拒绝续签。1999年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5国在华盛顿组建“古阿姆”集团，力图在北大西洋伙伴关系理事会和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开展协作，俄罗斯丧失了对独联体许多地区的控制能力。

　　为了应对北约新一轮东扩，200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刚刚续约的独联体6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宣布在《集体安全条约》基础上组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在维护独联体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种状况，实际上消弱了独联体整体的影响力。从实际运行上看，“独多联少”还体现在独联体内不同层次、不同速度、亲疏有别的“分层”现象上。在独联体范围内，经济上实际曾形成过“2+4+12(俄白共同体2国+4国海关联盟+12国经济联盟)的机制。政治上则呈现出“俄白联盟”、“俄白哈轴心”等主导现象；军事上则存在集体全全条约组织与“古阿姆集团”的冲突；整体看，次地区利益紧密国家合作与整个独联体一体化合作不合拍的趋向也很明显。独联体作为“独”的保障机制和次地区组织作为“联”的核心的态势也很明显。

　　(三)观念与认同：“独”强“联”弱

　　从独联体发展状况看，“独立”观念远远强于“联合”的观念，这种“独强联弱”的现象既制约了其内部组织的完善和强化，也弱化了其与外部组织的整体互动功能与效果。“独强联弱”是独联体国家在步入正常国家时主权独立的正当要求。俄罗斯习惯性的大国思维和兄长式的处理方式更进一步强化了“独强联弱”的观念认同。

　　从这种观念认同的视角出发，导致独联体国家基于主权独立的需要做出不同的方向选择。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亲俄、亲西方和中立。选择亲俄的国家组建更为紧密的次地区组织(俄白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选择亲西方的国家也组建了对抗俄罗斯影响力的次地区组织(“古阿姆集团”)；选择中立的国家目前只有土库曼斯坦，未来可能有摩尔多瓦。

　　从实际运行来看，“古阿姆集团”的建立和运行被看做是这些独联体国家遵循“独强联弱”理念的最激进行动。势必受到俄罗斯的强力压制，恰恰是这些国家最容易与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而亲俄国家和中立国家更愿意选择“搭便车”方式实现“独强联弱”理念，倚重俄罗斯的主导作用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未来的情形将取决于，俄罗斯如何在观念上改变习惯性的大国思维和兄长式处理独联体国家事务的方式与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正当要求之间的错位，回归到以主权国家平等观念处理国家关系的正常轨道上来，这样独联体机制的功能就会再次被激活。

三、俄罗斯与独联体政策的未来走向

　　俄格军事冲突发生后，格鲁吉亚宣布退出独联体。2008年底北约领导人峰会再次讨论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俄罗斯独联体政策也面临考验。未来的局势将取决于美国和欧洲是否容忍俄罗斯成为前苏联地区的保护者。当前俄格冲突这一地缘政治事件及后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表明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管理体系危机和发展哲学危机，标志着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俄罗斯学者把2008年8~10月看做是世界“第四发展阶段”的开端，是21世纪真正的起点。②[11]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调整将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特殊利益”向“特殊责任”转换

　　从权力视角来看，俄罗斯宣称在独联体地区拥有“特殊利益”。这在俄罗斯1993年、2000年、2008年3个版本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以及“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指针”等文件中多有提及。在俄罗斯看来，与新独立国家曾经同属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现在同属于一个“友好国家联合体”的事实，足以说明俄罗斯与这些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和特殊的关系。

　　这种“特殊利益”体现在经济上，独联体其他国家在经贸、投资、能源上对俄的相互依赖；体现在政治和安全上，独联体在成立之初，独联体构建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安全架构，对外起到了“苏联解体保护罩”的功能；在文化与民族关系上，由于前苏联解体滞留在其他独联体国家的2 500万俄罗斯族裔客观上保持了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权力是俄罗斯的特殊的利益关切点。[12]而正是这些“特殊利益”对其他独联体国家来说构成了主权独立的安全威胁，他们不愿意深化一体化合作，担心成为附庸或者被同化。俄罗斯需要从“特殊利益”向“特殊责任”转换。“特殊利益”在操作上更强调俄罗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独联体的共同利益；“特殊责任”强调寻求法律和道义支持来负责任地处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可能会让独联体国家更有安全感。未来俄罗斯应在“特殊利益”和“特殊责任”之间寻求有效平衡。

　　(二)从“甩包袱”向“提供公共物品”转变

　　从制度视角来看，俄罗斯曾把对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输血”视为沉重的包袱。[13]独立之初，在俄罗斯追求主权独立、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甩掉这些“包袱”，不愿承担扶助的责任。在俄罗斯采取自由化改革、取消卢布区等措施时，不顾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反对，任意行事，使其他独联体国家也深受其害。俄罗斯在主观上实行“甩包袱”政策[14]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是在客观上给其他独联体国家留下了不负责任的印象，留下深刻记忆。现在鉴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俄罗斯重新认识独联体事务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在独联体框架内开展国家关系，强调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导向，即俄罗斯能够提供何种“公共产品”以满足其他独联体成员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俄罗斯需要完成从“甩包袱”向提供“公共物品”转变。这些“公共物品”包括，以油气合作、贸易、投资为核心，以欧亚经济共同体为平台，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初级目标的经济一体化；以集体防御为基础，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平台的军事一体化；以获得分享俄罗斯利益的权力，以俄白联盟为核心的政治一体化；以俄罗斯文化、教育、科技优势为吸引力，以2 500万俄罗斯人为纽带的人文空间一体化。

　　(三)从“分家机制”向“联合治理机制”转换

　　从观念视角来看，独联体建立之初实际是前苏联国家的一种“分家机制”。这种机制的功能在1997年左右基本释放完毕。作为“独立国家”的政治协调功能面临着转型。当时各国对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模式兴趣不高。政治一体化停滞不前；经济一体化受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缺乏活力；军事一体化在1999年由9国变为6国。“分家机制”的功能释放完毕之后，独联体的存在面临着危机。[15]

　　俄罗斯需要完成从“分家机制”向“联合治理机制”的转换。俄罗斯在向独联体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时变主导或领导机制向“联合治理机制”转换。在普京时期，首次实现了“独联体元首委员会”的轮换制度。在政治方面，强调以“俄白联盟”、“俄白哈”轴心的政治示范作用，不再一味强调俄罗斯的领导，至少形式上实现了“联合治理”；在经济方面，强调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互利合作基础上带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在强调对俄经济依赖，尤其是油气依赖的同时兼顾公平原则；在安全领域，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基础，构建统一防空体系和共同边界，实现利益共享的安全机制。

　　(四)从“扩大'防疫'”向“增强'免疫'”转变

　　从安全视角来看，俄罗斯把独联体空间看作是对西方的地缘政治的“防疫带”。[16]俄罗斯在构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时，强调以欧安组织为基础建立一个跨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这与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产生严重分歧。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试图以北约为基础，通过机构扩大的方式建立一个以扩大了的欧洲为机制的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独联体地区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对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的争夺成为当前的热点地区。从前苏联解体的教训上来看，俄罗斯力图向外部构建“防疫带”，事实往往是最容易从内部瓦解。

　　俄罗斯需要从扩大“防疫”向增强“免疫”转变。就地缘政治功能或方向上而言，独联体地区分为三个次方向：欧洲方向、高加索方向、中亚方向。西方势力试图从这三个方向上每个方向上选择一个国家作为地缘支轴国家对俄罗斯进行遏制：如欧洲方向上的乌克兰、高加索方向的格鲁吉亚(从前是阿塞拜疆)、中亚方向上的乌兹别克斯坦。[17]从俄罗斯增强“免疫”的盟国选择来看，在欧洲方向选择白俄罗斯来弥补因失去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损失；在高加索方向上，加强与亚美尼亚的同盟关系；在中亚方向上，透过哈萨克斯塔施加俄罗斯的影响。从实际效用看，“防疫”是消极的，“免疫”是积极的；“防疫”是应时的，“免疫”是长久的。

　　总之，俄格冲突虽然已告结束，但对独联体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未来独联体如何继续存在，如何发挥其功能等问题，正成为时下热议的话题。未来独联体的发展既取决于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的调整，也取决于其他独联体的认同与共同行动，还取决于外部势力对这一问题的干预强度。俄格冲突表明，为了使独联体这一组织形式更具吸引力和更具效力，俄罗斯应当改变对独联体国家关系的行为方式，加强独联体组织功能建设，健全联合治理机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独联体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其他关系国家的复杂互动才刚刚进入议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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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木村汎.普京的对美外交——”Bandwagon”和”Balancing”之间的沉浮[J].国际问题，2004，(4)：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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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俄〕Л·С·鲁班.高加索及俄罗斯南部地缘政治/里海：问题之海[M].莫斯科：科学出版，2003：8-28.

　　[6]巴—杰管线输送石油还有美式民主思想? [EB/OL].http：//www.zgjrw.com /News/2005527 /Finance/642087273400.html·

　　[7]〔俄〕Е·М·科若金.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1992—1999)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1992—1999)[G].莫斯科：РОССПАН出版社，2000：33-50.

　　[8]黄登学.俄格冲突的根源探析[ J].东北亚论坛，2009，(1)：43.

　　[9]〔俄〕А·М·萨尔明.21世纪之交的世界与俄罗斯[M].莫斯科：РОССПАН出版社，2001：50-70.

　　[10]吴大辉.新世纪初的独联体：转机与挑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J]，2003，(2)：65.

　　[11]〔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全球危机：创建的时机〔俄〕俄罗斯报[N]，2008-10-15.

　　[12]〔俄〕Б·И·帕斯图霍夫.关于俄罗斯境外同胞问题/俄罗斯外交学院.外交年鉴(2002年)[G].莫斯科：Научнаякнига出版社，2003：97-110.

　　[13]顾志红.普京安邦之道：俄罗斯近邻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16-322.

　　[14]郑羽.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十年间的演变/东欧中亚研究[J]，2001(4)：1-11.

　　[15]〔俄〕О·Н·贝科夫.俄罗斯的一极/国际关系：全球结构的转换[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3：488-537.

　　[16]〔俄〕В·Е·彼得罗夫斯基.东北亚与中亚：国际与地区合作的动力[G].莫斯科：РОССПАН出版社，2004：56-81.

　　[17]〔俄〕А·М·萨尔明.21世纪之交的世界与俄罗斯[G].莫斯科：РОССПАН出版社，2001：50-70.

　　注释：

　　①“均衡”主要体现在对抗美国单极秩序和联合国问题上，“骑墙”体现在同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合作”主要在核问题、能源和反恐领域，“对立”主要在车臣和独联体国家问题上。

　　②拉加诺夫认为，过去的100年世界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一战、俄国革命、凡尔赛和约，在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二战期间结束；第二个时期始于两大集团意识形态对抗体系的冷战时期，建立联合国和以美国及西方居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管理体系；共产主义失败和前苏联解体开创了第三个历史时期。

　　〔责任编辑　赵东波〕

Russia-Georgia Conflict and Russia's CIS Policy Trends

TAN De-fengA，ZHANG Yu-GuoB

(A School of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Jilin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
B NortheastAsian StudiesAcademy，Jilin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The Russian-Georgianmilitary conflict is a release of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after the Cold War.Through this incident，many problems during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IndependentStates (CIS) come out.The fate of the Community of IndependentStates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urther changes in policy ofRussia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is.In order tomake this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CISmore attractive and effective，Russia needs to change its conduct to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CIS.Itneeds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function of theCIS.Then perfect themechanism of joint governance.Furthermore providemore Public goods and assume responsibility applicable to its power.Only in thisway，can the functions of the CISmechanism be activated，and the national power ofRussia can be enhanced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Russia；Georgia；CIS；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