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且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两国的切身利益，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俄关系既有合作、友好的一面，也有对抗、敌视的一面。但是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两国关系走上了健康和稳定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　中苏同盟；中俄战略伙伴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5)03-0132-04

　　在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42年后，1991年12月25日，伴随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国旗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楼顶降下，苏联不复存在，中国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的发展用“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来形容一点不过。客观地说，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送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是俄共帮助创 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将中共和苏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是以苏联为样板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兵戎相见。在70年代之前，中苏关系无论好坏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相当重要的，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同志加兄弟”的同盟时期

　　中苏关系起点较高，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只能说是把两国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确定下来，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信任并没有随着新条约的签订而消失。确切地说，中苏同盟关系的真正开始和进一步加深与两件事关系极为密切：一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双方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里开始了全方位合作；二是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双方进行最高级别会谈并发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从发表的公报、协定、宣言中不难看出，双方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成效：第一，两国在友好合 作和一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二，苏联放弃所有在华权益，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收回主权的问题；第三，苏联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华援助和同中国的合作。10月12日，苏联代表团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大型的谷物农场，为此赠送83件农业机械并且派遣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华传授管理经验和进行指导。毛泽东对此深表谢意，认为“中国人民从苏联人民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1]。周恩来也在当晚苏联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说：“有着八万万人口和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中苏两大国的兄弟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这种友谊关系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日益巩固和发展着，并且将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2]从赫鲁晓夫这次访问的结果来看，可以相信中国方面对中苏关系的这种评价是发自内心的。

　　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形势有提供贷款、技术转让、派遣专家、供应设备等等。今天我们回过头从量上看，整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共13笔，“总金额大约66亿旧卢布”。[3]双方贸易往来也确实不多，但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相当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上看，两国的贸易往来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确保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事实和完成，二是确保了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

　　两国关系在短短的几年里即达到合作的顶峰，有人称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为“蜜月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给与中国最大的物资上和人员上的支持和指导，中国则几乎是全方位地学习苏联。然而，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由于苏联领导人固有的“雅尔塔思维”和中国领导人过于强调苏联模式的不可触动性为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留下了隐患，从1956年开始，两党、两国关系在恶化的道路上几乎是一年下一个台阶。1972年，周恩来同日本首相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条约有效期为30年，现在已经有22年，实际有效期最多只有6年。”[4]

　　2.中苏分歧的产生、加深及走向对抗

　　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起源于苏共二十大，双方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对待“和平共处”问题上出现分歧。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这不仅标志着中苏友好时期的结束， 也拉开了中苏论战、分裂的序幕。在1960年2月的莫斯科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两次攻击中国并不指名地骂毛泽东；11月，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前夕，苏共领导向各党代表团散发了一封长达六万字的信件，对中共内外政策进行批评指责。此外，苏联首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从而在恶化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1960年7月，苏联不同中国协商，单方面在一个月内撤走1390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两国政府间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议定书及343个专家合同和补充合同，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苏联的这 一举动给中国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也伤害了中国对苏联的友好感情。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地区挑起争端。1960年7—8月，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驱赶中国牧民，以后苏联又不断破坏边界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修建军事设施、干涉中国边境军民正常生产和通行、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挠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等。1962年，在中国内部经济困难、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六万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 给中国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此外，为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梦想，苏联同美英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剥夺中国独立发展自己核防御能力的权利。伴随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还向中苏边境增兵，并不断制造边境摩擦事件，造成中苏军事上的严重对立，终于导致1969年3月双方在珍宝岛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冲突的后果是持续十多年的中苏互相敌视和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及苏联随后发出要给中国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逼人气势，使中国对苏联的国家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苏联已经从“修正主义”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于是中国在对内对外的方针路线方面作了很大调整。

　　3.中苏关系走向缓和与两国关系正常化

　　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是在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年代，两国间的贸易并没有中断，边界谈判也没有终止。中苏关系在对抗中也有缓和的一面：1970年，两国相继恢复互派大使，从而结束了1966年底以来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的局面。边境地区的紧张形势有所缓解，双方都有所克制，避免发生冲突或使冲突不再升级。从1974年开始，两国首都之间的航班开始恢复运行。1977年，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60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纪念活动。这是自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的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1977年12月，两国达成边界河流协议，结束了苏联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汇合处封锁主航道十年的状况。1978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发表声明，建立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共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回复。后经协商，双方决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中苏关系真正解冻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苏两国是有着7000多公里边界的邻国，因而中国把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9—12月中苏国家关系的第一轮谈判毫无结果地结束后，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中国认为这一事件对中国西部边境构成了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苏继续谈判是不适宜的，建议谈判延期。中苏关系由此一度又有所紧张。

　　1982年3月，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虽然一方面攻击了中国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和就此举行谈判。中国政府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反应强烈，除对讲话以新闻发布会方式发表简短声明外，中国领导人还提出要采取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中国还由此提出在三个条件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的思想，即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2年10月，中苏政府特使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虽然双方争吵不休，但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 常化的进程，标志着双方不对话状态的结束。以后，中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表达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并为促进三大障碍的消除采取灵活的态度。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关于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讲话，标志着苏联关于三大障碍问题立场的松动。此后，苏联政府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采取积极步骤。三大障碍的消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中苏高级会晤铺平了道路。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中苏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在经历了中苏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大喜、60—70年代的大忧后，中苏两国都成熟起来了。

　　在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双方逐步放弃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攻击，对对方的改革采取宽容的态度，同时也为各自的改革提供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时，中苏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确立了“君子之交”，即不结盟、不敌对、不把中苏关系定位过高。双方关系的正常化，既不是50年代的同盟关系，也不是70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正常化以后的中苏关系按理说应当有好的发展前景，但实际情况是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东 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剧变，苏联在政治上也发生重大变故，导致国家的解体，社会主义苏联被俄罗斯联邦所取代。但值得庆幸的是，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双方都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巩固和加强中苏关系，许多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没有导致新的论战，对于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苏联采取谨慎的态度，强调这是中国内政，没有加入西方对中国采取的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行动。对于苏东剧变，中国也采取冷静对策。

二、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

　　苏联解体后，俄中关系一度遭到冷遇。中国 方面，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愿意继续履行与苏联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同时希望有关国家也履行这些义务。俄国方面，刚独立的俄罗斯由于同美欧等西方国家价值观相同或接近，同时也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以确保其大国地位，采取了加速向西方国家靠拢甚至是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俄罗斯积极追随美国，希望加入西方七国集团行列，用当时俄外长科济列夫的话说就是要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流先进民主国家俱乐部的平等成员”[6]。

　　俄罗斯报刊公开载文认为：俄与西方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彼此完全不存在不可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因而可以结成“战略伙伴”以至“联盟关系”；“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中”。当时俄国总理盖达尔更声称“面向西方是惟一理智的选择”[7]。根据这一政策，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独立后遍访欧美所有大国，到处提倡与西方建立“伙伴”与“盟友”关系。然而，俄罗斯的热情并没得到想要的回报，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处处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反而想把它降为“地区大国”、“二等伙伴”；经济上则更是口头许诺多，实际兑现少，并且限制俄罗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俄罗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施不久就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和批评。1992年10月，俄外交部开始谈到东方和亚洲问题，俄罗斯总统开始东方外交。

　　1992年底，叶利钦访华，两国决定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可以看作是回应俄国内反对派的突出表现。随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在中俄关系方面，1994年1月，由俄罗斯方面首先提出中俄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俄方希望俄中关系发展到全新水平，无论在双边关系中，还是在区域和国际方面都结成建设性关系。中国政府对于俄罗斯提出的两国建立面向 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经过考虑后予以肯定和支持。1994年9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等一系列文件，使中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文件的签署既标志着中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又为保持和发展这一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可靠保证。这种新型伙伴关系既不是对抗，也不是结盟，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的、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符合世界潮流，不针对第三国，不会受到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从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到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中俄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关系在不断发展。但实际上我们清楚地看到，叶利钦要把俄国建成一个完全符合西方文明的民主欧洲国家的战略方针并没有改变，而且仍然坚持把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当作外交的重点。《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仍强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优先地位”，要实现同它们的“协作和战略伙伴关系”。[8]俄美关系也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随着美国支持北约东扩、美俄两国在俄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问题上发生争执，美俄关系出现倒退。对美国幻想的破灭促使俄中关系日益接近，中俄关系在北约东扩的紧锣密鼓声中越走越近。1995年，俄罗斯领导人决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将这一年确立为发展中俄关系的政治年。其表现是：在整个1995年度，中俄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双方先后签署公报、协定、协议等达七个；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调整外交战略，其标志就是撤换以亲西方著称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代之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并积极主张与中国等东方国家发展关系的普里马科夫。从1995年开始，俄罗斯就表现出俄中要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愿望，俄总统、外交部长、外交部高官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中俄关系要在建设性伙伴关系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初，俄罗斯外交战略再作重大调整后，中俄两国关系发生了飞跃。4月下旬，叶利钦总统在赴中国访问途中向中国提出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议。中共领导人经研究同意了叶利钦的建议。中俄双方在4月26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以来，俄中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两国新型伙伴关系的运行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元首互访机制”、“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边境安全合作机制”、“两军合作机制”、“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热线电话的开通，对保障和促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1年6月，中俄两国领导人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认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合作原则，条约签订以来两国最高领导人保持频繁接触，两国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和外交部门等高层交往频繁，政 治互信不断加深，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也富有成效。

　　边界与领土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敏感因素。在中(苏)俄交往的300多年历史中，曾因边界问题发生多次争端和冲突，公正合理地以法律形式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是确保中俄两国真正成为友好和睦邻邦的一个基本条件。2005年6月2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代表中俄政府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这标志中俄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41年来双方边界问题的谈判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在中(苏)俄关系历史上，双方边界第一次全部以法律方式确定下来。国际上很多主流媒体都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俄关系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显示出两个大国加强睦邻友好、维护边境安宁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消除了两国加速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隐患。

三、中俄关系应从中苏关系中吸取的教训

　　第一，中苏关系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我们不能因为中苏曾经亲如兄弟就期待中俄关系超乎寻常，更不能因中苏曾经对抗就不去探讨解决分歧与矛盾的新途径。第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过于理想化，不能期望值过高，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路高歌猛进。对此，中俄双方都要有必要的心理准备。第三，中苏关系大喜大悲的历史告诉我们：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发展与加强中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俄两国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第四，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保持和发展健康、正常的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俄中两国在立场相近或一致的领域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立场不同的方面应寻求相互谅解的途径，坚决屏弃中苏关系中的互相指责、对骂乃至对抗。第五，中俄双方都应高度重视和维护中俄关系。只要两国领导人、两国人民把握时代的潮流，从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理智地处理和解决历史恩怨问题，两国关系就会在更加理性、务实的基础上健康、稳定地发展。

　　注释：

　　[1][2]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第204页。

　　[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页。

　　[4]张锡昌等《峰峦迭起——共和国第三次建交高潮》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5][6][7]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第209页，第217页。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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