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发生的两个里程碑式的国际事件，以及它们引发的两种趋势间的相互作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安全和全球威胁的性质正被重新定义。然而，这些正被界定的趋势似乎把今日的全球性大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主导发动的反恐战争催生了第一个界定中的趋势。尽管反恐战争意味着在反恐问题上国际合作水平的提高，但它也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名言——“使命”决定“联盟”而不是相反，就颇具代表性。由于把反恐和赢得反恐“战争”的需要混为一谈，也使得反恐战争过 分依赖武力作为首要手段。

　　第二个趋势由战后伊拉克的局势得到证明。与第一个趋势强调果断地“赢得战争胜利”的能力不同，第二个趋势强调的是，赢得和平日益重要，而且对有关国家有效实现从战争向持久和平过渡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果说在冷战结束后的整个头十年，一国的安全能力仍然主要由其大规模使用武力赢得战争胜利的能力来衡量，那么今天则越来越靠一国通过非军事手段赢得和平的能力来评判。伊拉克危机就清楚地暴露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局限性，而且表明，不受国际法约束的、有技术和经济优势作后盾的空前的军事力量，无法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个挑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有效推进战争)。

　　当前国际安全中的两大主要趋势是：一方面，全世界都在强调赢得战争，这意味着安全政策的极大军事化和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进一步肯定；另一方面，对世界大国、国际机构和机制赢得和平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尽管这两种趋势互相抵触，但它们是并行发展的，而且未必互相排斥。要了解俄罗斯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被这些趋势所影响，就需要对“9·11”后关键的国际变化和事件进行基本的考察。

一、超级恐怖主义的兴起

　　国际恐怖主义(相对于国内恐怖主义而言)的传统定义是，在一个国家以上的地区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或由多于一国的公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或者是针对一国以上的公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一定义甚至在“9·11”之前就已经不够全面了。在后冷战世界，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组织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甚至那些政治目标和章程局限于特定地区或特定武装冲突的组织，其部分或主要的资金筹集、后勤、宣传，甚至策划活动也开始国际化了，这通常使恐怖分子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其特定的活动地区。

　　在这一背景下，“9·11”事件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如在巴厘、伊斯坦布尔、马德 里的恐怖袭击，表明传统的国际恐怖主义已经质变为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这种新现象通常被称作为超级恐怖主义。应该对之进行功能性的界定，而不是技术性的界定。而且，与传统的国际恐怖主义仅仅把恐怖主义行动局限于几个国家不同，超级恐怖主义的定义本身就是全球性的。超级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倾向于锁定发达国家或者直接与发达国家发生联系，但诸如“基地”组织这样的超级恐怖主义网络的运行和训练却是全球性的。其触角不但伸入到发达国家，而且也伸入到了不发达国家。如苏丹然后是阿富汗成了安全的避难所，伦敦成了新兵招募中心；西欧的军事行动 的细胞被调动起来了；而且，毕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是在佛罗里达而不是摩加迪沙学会如何驾驶波音飞机的。

　　最后，与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和通常使用有限的技术手段的较传统的地方恐怖主义活动不同，超级恐怖主义组织和网络倾向于追求没有商量余地的、可能不受限制的目标，如像“基地”组织那样挑战世界秩序和西方，或者像奥姆真理教那样试图统治全世界。不受限制的目标意味着，或者甚至需要使用更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包括不受限制的工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

　　除了使事情变得更复杂以外，超级恐怖主义并没有取代比较传统的恐怖主义形式，包括许多军事组织在全世界进行的不对称的军事冲突这种典型的恐怖主义形式。同时，超级恐怖主义的袭击、网络和方法，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较有限的政治议程和卷入较地区化的恐怖主义行动的组织(尤其是许多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和运动，诸如在东南亚活动的“伊斯兰祈祷团”网络)有很强的示范和鼓舞作用。据报道，“基地”的超级恐怖主义网络还有可能为一些追求更具体的和地区性的政治目标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地方组织提供资金。如20世纪90年代在克什米尔与印度作战的“回教圣战运动”，就控制着在阿富汗东部一个训练营。

　　超级恐怖主义这一新现象和持续不断的更传统的恐怖主义活动并行发展、相互关联，但彼此都不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也没有使打击超级恐怖主义的任务更加容易。与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一样，超级恐怖主义的自治程度也非常高，而且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运行方式。因此，与其说国际社会面临着从地区扩展到全球水平的完整的、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网络，还不如说它面对的是远为困难的恐怖主义挑战：有效应对不同类型和变化多端的恐怖主义以及各种恐怖主义间复杂的、难以捉摸的和越来越令人困扰的相互关系。

二、反恐战争和对伊战争

　　对美国而言，在它侵占伊拉克之后，这个挑战就变得愈发紧迫了。2003年美国领导的对伊战争和接下来联合政府无力维持这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这些都不能脱离“9·11”后其他事件的发展。美国对阿富汗战争的迅速但不必然是长期的成功，有助于为伊拉克战争铺平道路。在“9·11”后的全球震荡中，几乎全世界都支持美国报复恐怖主义者，快速和实际上毫无阻碍地入侵阿富汗成了促使布什政府采取极端的方法来维护国际安全和对冷战时代的“主权有限”论作出现行解释的先决条件。这种方法最终把美国引向了伊拉克，并且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的大倒退。

　　或许在这个背景下，最令人好奇的就是找到反恐战争和伊拉克危机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一联系实际上仍主要是美国政府在入侵前为争取公众支持所采取的公关行动的产物，但它事实上在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已经成为现实。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军事侵占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抵抗，已经成功地把伊拉克与反恐战争纠结在一起了。尽管战后伊拉克的恐怖主义活动(故意针对本地和外国平民和民用目标的有政治动机的袭击)与游击战(抵抗者对联合政府的军事力量和支持联合政府的伊拉克安全目标，如“新”伊拉克军队和警察 发动的袭击)相伴，有时甚至因游击战而相形见绌，但伊拉克的冲突所导致的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安全问题。联军部队在伊拉克的继续存在，也进一步刺激了那些打算在与美国及其全世界的盟国的战斗中采取恐怖主义手段的势力。

　　总之，战后伊拉克的局势表明，使所谓无赖国家变为失败国家的策略只会带来更多的恐怖主义，而不是相反。对失败国家采取反恐措施尤其成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既有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也有国际恐怖主义(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同时却缺乏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的国家力量。然而，要成功地完成打击失败国家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的任务，仅仅通过从外部采取僵硬的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是行不通的，除非重建一个可以有效运转的、合法的本地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力量把“赢得和平”的重心放在建立可有效运转的政府机构上的原因所在，而且这些政府机构享有广泛的、当地所公认的合法性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对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

　　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当然也影响了俄罗斯自身的反恐战略：在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反恐战争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提高。更确切地说，俄罗斯已加大了切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努力，并且对其反恐立法进行了检讨。然而，全球反恐战争对俄罗斯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利益和事务有更根本的含义。恐怖主义袭击不仅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打开了一扇战略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普京可以用反恐合作来重新定义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且也提升了跨国或全球威胁在俄罗斯安全议程中的地位。

　　(一)反恐合作

　　紧接着“9·11”袭击之后，莫斯科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这已被证明对俄罗斯特别有利。这种合作不是冷战时期双边联合努力进行核裁军的关系的延续，而是出于反击对全球安全的新威胁的需要。这些新威胁 是由越来越采用致命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造成的。自“9·11”袭击以来，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新安全威胁在美俄双边安全议程中就越来越重要了(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这一点已经不言自明了。

　　根除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阻止那个国家成为前苏联南翼这个更广阔的地区的不稳定的首要根源事关俄罗斯的利益，这就使得莫斯科不仅在美国进行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扮演了一个为阿富汗北方联盟军队提供支持的关键角色，而且使它对美国在中亚日渐增强的军事存在保持了克制。事实证明，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初期，俄罗斯比华盛顿的许多盟国对美国的作用更为关键。

　　“9·11”袭击一结束，许多针对恐怖主义的双边合作就在美俄阿富汗工作小组的框架内展开了。这个小组早在2000年8月就创建了。它被证明是一个如此及时、恰当和密切的双边合作反恐机制，以至于乔治·W.布什和普京在2002年5月的莫斯科首脑会谈中把它更名为美俄反恐工作小组，而且被委以更多的任务。该小组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防止在恐怖主义行动中运用核、生、化或放射性武器和相关材料这样的问题上。

　　美俄在这个领域已经采取了重要的双边反恐措施，即在2001年11月美国爆发炭疽热病毒后 发布了反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除了双边机制以外，诸如八国集团(G-8)这类更广泛的国际论坛也成了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战争的背景下美俄防止扩散合作的一个有用的框架。尤其重要的是所谓10+10+10的倡议，这一倡议在2002年6月的卡那那斯基斯首脑会议上首次启动，成为八国集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旨在支持“首先在俄罗斯开始的，致力于防止扩散、裁军、反恐和核安全问题的具体的合作项目”。

　　除这些努力外，美俄两国还在法律互助和打击对恐怖主义的资助以及恐怖主义洗钱活动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签署了美俄法律互助条约，这为确认、查封或冻结非法或恐怖主义资产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条约在2002年1月底开始生效。而且，美俄两国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情报分享，这有助于防止恐怖袭击并使恐怖组织陷于瘫痪。

　　(二)与西方的关系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不断巩固因冷战结束而获得的安全，如北约的区域性扩张，这些极大地塑造了俄罗斯的安全议程。十年后，美俄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不断、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军事控制日益增强以及1999年的南斯拉夫战争，几乎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安全关系一度陷入僵局。这些事件危及到俄罗斯实现其主要的战略目标：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拥有竞争力以及作为一个有强烈的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地区大国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

　　与之相对照，在后“9·11”的背景下，与美国直接合作面对新的共同威胁，使俄罗斯与西方建立起新的友好关系，并且使它作为反恐战争中的一个可靠伙伴而为其在国际政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2001年10月的美俄联合声明、2001年11月的美俄新关系联合声明以及随后的联合宣言把这些共同目标贯穿了起来。总之，双边反恐合作为美俄关系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氛围，暂时提升 了它们在彼此心目中的重要性，甚至还可能有助于缓解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新一轮北约扩张所造成的负面的政治后果。

　　但人们很快发现，联合反恐的努力没有为俄罗斯带来什么长期的显著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大突破。美俄在阿富汗的合作和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恐合作的势头受到了严肃的考验。这是因为，在美国领导的对伊入侵上，美国和英国一方与有俄罗斯加入的法、德这样的欧洲领导国家为另一方之间存在尖锐分歧。这就使得美俄在阿富汗问题以及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反恐合作的新契机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莫斯科认为，对伊拉 克的战争及战后对该国的占领是对国际法的背叛，也是华盛顿不受限制的单边主义的极端表现。而且事实证明，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占领对反恐这一当务之急产生了反作用。它使恐怖主义增多而不是减少，而且还破坏了反恐联盟的完整性。莫斯科高度评价了反恐联盟，认为它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密切政治联系的最直接的途径，而且它也为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反恐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改变莫斯科对威胁的理解

　　“9·11”袭击与俄罗斯加入国际反恐联盟，不仅仅是改善了莫斯科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恐怖袭击还改变了俄罗斯自身的安全观。国际社会把注 意力转向全球安全的新威胁，也促使俄罗斯更多地关注全球安全威胁。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中全球地位的极大下滑以及它急切地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稳定国内政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所以对这类威胁的关注越来越弱。

　　由于北高加索地区因冲突而生的恐怖主义和国际背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早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威胁就在俄罗斯的安全议程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的权衡改变了“9·11”后俄罗斯对威胁的评估。这是“9·11”袭击带来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使然，“9·11”袭击后国际社会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安全威胁，俄罗斯与西方在反恐基础上也建立起新的友好关系。此外的另一个变化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相比，北约已经下降为一个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潜在来源。

　　甚至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俄罗斯就在总体上对布什政府的“邪恶轴心”论感到不满，尤其是对其试图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直接挂钩感到不满。鉴于在后冷战世界中有记录的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日渐减少，与布什政府相对照，俄罗斯高层官员没有公布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并且使用了更温和的词语“不稳定的弧形地 带”来暗指失败国家或地区。这里现存的权力真空已经或者有可能被恐怖组织或力量所填补。正如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详细阐明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地区包括中东、巴尔干半岛各国、索马里以及许多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国家。

　　例如，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领导下的格鲁吉亚，由于政府非常弱小，使它无力在潘基斯峡谷这样的地方采取足够的反恐措施。

　　在这个背景下，从俄罗斯反恐的角度来看，美国入侵伊拉克颠覆了有能力严厉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强硬的独裁政权，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失败或半失败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伊拉 克抵抗组织采取的恐怖主义手段或许会越来越与可能有国际背景的职业的吉哈德成员所采取的恐怖主义活动纠结在一起。鉴于伊拉克——与俄罗斯南部边界不远——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温床，从而激活从车臣到克什米尔这个所谓的“不稳定的南部弧形地带”，因此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关注。这种可能性对塑造俄罗斯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俄罗斯认为在伊拉克组建一个在民众中享有广泛合法性和得到国际社会即联合国完全承认的可有效履行其职能的政府机构，是防止伊拉克变成国际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中心的关键所在。

四、俄罗斯在国际和平重建与反恐战争中的权衡

　　“9·11”后的反恐战争、莫斯科的参战、伊拉克战争和接着而来的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超出了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范围。这些事件都成了俄罗斯在日益浮现出的后冷战世界中的新角色的客观指示器。在后“9·11”的国际环境和持续不断的伊拉克危机的背景下，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它实际上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怎样去看待自身?

　　在后冷战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经历了如此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变革。尽管这种适应性的变革是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已或多或少地适应了它在国际事务中地位和影响的下降，并且平心静气地接受了失去其全球帝国的现实。同时，俄罗斯也越来越把它作为地区性的欧亚大国的当然角色设想为：在独联体内扮演主要角色，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做一个让人放心的守法的国际伙伴。

　　2001年9月11日后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包括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颠覆伊拉克政权。俄罗斯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鲜明地表明，俄罗斯安全政策中包含了当前全球安全中两个主要趋势的因素：一是必须优先考虑赢得战争；另一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赢得和平上。

　　在后“9·11”的国际时代，它们当中的哪一个趋势会成为俄罗斯自身的战略思想的主题呢?

　　一方面，战后伊拉克局势不稳，而且必须为这个国家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使得对国际和平重建的关注在俄罗斯安全优先考虑表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永久席位及其对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强烈反对(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一直是美国“轰炸总比无所作为好”的伊拉克政策和北约军事入侵南斯拉夫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加强了俄罗斯为伊拉克赢得和 平的国际努力作贡献的能力。然而，俄罗斯不大可能在全球规模的国际和平重建的最主要的参与者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因为俄罗斯缺乏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庞大的财力，而且实际上俄罗斯只有有限的政治影响力去处理不直接影响其自身国家安全的冲突，如非洲和东南亚的那些冲突，况且它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俄罗斯在国际和平建设中扮演领导角色的能力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这甚至可能会促使莫斯科通过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开展更密切的政治、军事和情报合作，以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更高的形象。2004年5月，俄罗斯参加了美国的“防扩散安全行动倡议”，该倡议授权在可能的陆上、海上或空中阻断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零部件的扩散。这一事实为俄罗斯的这种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最初的证据。

　　俄罗斯在国际反恐联盟中的角色应该已经使它成为西方反恐战争的主要伙伴。但莫斯科与八国集团的伙伴关系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俄罗斯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如现代化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更深地融入全球社会，还有待观察。从根本上说，这种关系是出于面对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共同安全威胁的需要。

　　[译自美国《华盛顿季刊》2004年秋季号]

　　[责任编辑：庄子]

　　（本文作者系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