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中俄/苏关系在经历了中国蒙羞受辱的19世纪和动荡不安的20世纪之后，进入了相对平顺、正常的21世纪。这一正常关系的形成过程至少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中俄各自政体都远离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模式。二是双边关系在后冷战时期和后“9·11”时期世界体系由两极向单边单极的“范式”性变化中不断调整，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自17世纪以来最平等、最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本文简要回顾中俄数百年的交往史，着重评析20世纪最后十年中俄两国由“存异”到“求同”的过程。其间中俄关系不仅实现了“软着陆”，更开拓了新空间，为新世纪的良性互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目前中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实际仍处于某种不对称状态：频繁的、制度化的官方高层交往，对应低水平、低质量的民间交往；政治、战略层面的信任与合作，对应社会、民众之间基于历史恩怨和缺乏交往的复杂情结；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对应双方仍不完全信任以至存有恐惧感(尤其是俄国方面)；急切扩大经济交往的意愿和现实需要，对应彼此相当的防范心态，等等。有鉴于此，21世纪对中俄关系的最大挑战恐怕是目前来之不易的“正常”关系本身。在经历了后冷战的磨合之后，双方在新世纪中要相干无事、善待对方，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俄关系；战略伙伴；正常关系；存异；求同

　　【作者介绍】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中俄关系特约研究员，上海美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2004年10月到2005年8月，是中俄之间真正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十个月。前者是中俄元首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结束了中俄历时四十年的边境谈判，解决了长达三百余年的领土、边境纠纷。后者是中俄两国2005年8月间在中国山东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军事演习，对中俄双边关系、地区安全或国际秩序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影响。

　　后冷战时期中俄关系的正常化的基本走向是循序渐进，相互适应。双方基本上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既坚守本国利益，又兼顾对方利益。这一低调、务实的政策，有别于冷战期间非友即敌、大起大落、“冷”“热”不均的“情绪化”、震荡式的双边关系。中俄之间长达三百多年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正是双方在后冷战时期致力于现实主义政策的结果。不管中俄两国各自的鹰派如何为之捶胸顿足，这一条约可以说是两国交往史上在最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最平等的条约。昔日宿敌，不共戴天，如今战略伙伴，遥相呼应，致力地区稳定，共促国际和谐。中俄三百余年的风雨恩怨、兵戎之争的终结，既有象征意义，也不乏实质内涵。

　　然而中俄关系平稳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潜力，在中俄交往的百年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一刻，它目前的宁静、豁达和包容，不可能也无法掩饰其原始的激情和野蛮，青春的浪漫和浮躁。更何况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无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和追求利益的孜孜努力。有鉴于此，在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中俄数百年的交往史，跨越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满清王朝的衰败，寻觅对中俄双方来说都是激情燃烧的20世纪的轨迹，双方各自体制改革对双边关系的冲击，直到世纪末苏联戏剧性解体和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中俄都不得不大幅度调整各自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预期值和政策走向，适应极度失衡的国际体制，以把握中俄关系的大局与大势。本文重点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俄在后冷战时期中由“存异”到“求同”的过程。此间，中俄双方领导层(江泽民和叶利钦)不仅实现了中俄关系的“软着陆”，更开拓了双边关系的新空间，为世纪之交中俄关系进入二战后一代精英(普京和胡锦涛)主导奠定基础。本文的落脚点在现实的、亦即21世纪的中俄关系。中俄互动在过去五年间有张有弛、既徘徊又不乏进取。不管世人如何评说，普京政权的突然和“提早”到来对双方都是一个挑战，更不用说“9·11”对中俄以至世界的冲击和震荡。

一、历史的沉重脚步

　　中俄近代交往史基本上是一场单向、非对称的“零和”关系。俄罗斯历史性地扩张为横跨欧亚的帝国，是以侵蚀中亚、西亚诸小国以及掠夺东亚—太平洋地区大片中国领土为前提的。其结果是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型”的地区国际关系开始解体。尤其应指出的是，俄国对中国东北、西北部分的蚕食和吞并，至少早于欧洲其他列强大举“进入”中国前一百余年。早在彼得大帝(1672—1725)与康熙(1662—1723)年间，中俄就发生过边境冲突。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东段边境沿所谓“两河一岭”(格尔比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走向。这虽然暂时稳定了两国边境，但俄国官员、军人和商人对中俄之间漫长边境地区的“试探”和“进取”从未停止，并在鸦片战争以后达到高峰。

　　沙皇俄国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占尽天时地利之便。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诸国对中国沿海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的入侵，世人皆知，举国激荡。相比之下，俄国所攫取的中国北部的广袤地区大都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防备不善。俄国的入侵因此往往不为人所关注，也未曾遇到有效的抵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未和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直接冲撞。然而必须承认，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是永久性的和廉价的。俄国虽未参与1840年的鸦片战争，却是中国战败的最大获益者。从1858年的《中俄瑷辉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到1864年的《中俄培城条约》(TreatyofLivadia)，短短六年，沙俄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仅以威逼利诱，就使中国丧失近17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土地。[1]沙俄对华数百年的侵蚀，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遏制。而“阻击”俄国对华侵犯的，却是日后对中华民族加害最深的日本。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但日本的胜利至少在短期内中止了俄国蚕食中国领土的势头，而对中国来说这仅仅是更大的民族灾难的前奏。

　　俄国势力重返中国，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不仅退出一战，更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单方面宣布废除沙皇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放弃俄国以前在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和租界。对于一度钟情于西方“德”“赛”二“先生”、又为凡尔赛和约出卖中国利益而痛不欲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精英来说，列宁的承诺无疑加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认可。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言不由衷的“民族自决”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忏悔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即俄国影响重返中国。无论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说，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俄国的影响都是独特和持久的，不管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相比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似乎最小。毛本人在中共党内的沉浮，与斯大林主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成反比。[2]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游击战、持久战的提出，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如此等等，都是毛本人力排“亲苏派”和“苏联因素”、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结果。另一方面，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并未改变斯大林一味追求本国私利的历史惯性。外蒙古在苏联的一手操纵下脱离中国，最终独立；[3]苏联1945年对日宣战居然以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为先决条件；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数周内几近瓦解，而苏军则滞留中国东北数月，拆除大批工业基础设施，以日本赔偿的名义运回苏联；日本投降前夕，斯大林对中共统一中国既不相信，亦不乐见，更担心一个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运动会对苏联作为国际共运中心形成挑战。1949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斯大林仍不同意解放军跨过长江、统一中国；[4]朝鲜战争前对金日成偏听偏信，战争爆发后在对华军援上又缩手缩脚，[5]如此等等。毛本人对“留苏派”怀疑加防备，与莫斯科“合而不同”，对苏共保持距离，以至后来决裂，多少都渗透着中俄交往的历史痕迹。两国一度共同信奉的共产主义理念，仅是左右两国关系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变量。

　　不可否认，中苏蜜月期苏联对华的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对中国恢复经济、建立骨干产业、维护新生政权的独立、安全，都起到关键的、甚至是无法替代的作用。苏联对华大规模的技术转让、包括核技术的转让，也是空前绝后的。[6]与此同时，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参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中国全面施行苏联中央集权的发展模式在毛泽东看来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由不同经历和性格造成的沟通交流的困难，[7]最终使毛回归“群众路线”。从大跃进时“超英赶美”，60年代的意识形态大辩论，到文革“挖身边的‘赫鲁晓夫’”，以至在七千公里的边境各自陈兵百万，中苏关系在短短十余年间经历了从同志兄弟到不共戴天的剧变，在国际关系史上鲜有所闻。中苏关系大起大落，两败俱伤，恐怕也使双方政治精英大彻大悟。直到80年代，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才得以逐步克服政治隔阂、历史积怨和战略对峙，使两国关系步入务实、稳定的恢复阶段。

二、打破坚冰

　　在任何意义上，20世纪最后20年都是一个转型期。在国际体制的层面上，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单极过渡，中美苏的大三角由对抗转向缓和加互动。在内政方面，中苏先后启动各自的改革进程，尽管动机、形式、速度和结果都不尽相同，但若干年后都分别远离了各自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双方对对方国情和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观念都逐步发生变化，两国精英都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方式。以今日之标准，当时双边关系中很多“重大”进展似乎都不足为论。然而两国领导人当时能够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在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历史性的步骤，及时结束双方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尤其是中国赢得了宝贵时间，以应对几年后国际体制重大转型的冲击。

　　从1982年10月5日中苏首轮政府特使政治磋商，到1988年5月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中苏一共进行了12次政治磋商。与此同时，双方在非政治领域和低层次的交往开始快速发展，各类合作机构相继成立。[8]甚至苏联领导人相继逝世，也成了双方高层会晤的契机。[9]中苏间逐步展开的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交往，也在“外围”促进了中苏在核心问题上的突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在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外交政策方面表现的新思维和灵活性，使两国最终走出“三大障碍”的阴影，[10]步入“正常化”进程。

　　然而中苏关系往往不按直线运行。制约两国关系的外部障碍得以排除，困扰各自内政的问题又接踵而至。80年代初，无论是采取传统中央计划体制的苏联，或是走“群众路线”、各自为政、分散加平均主义经营方式的中国，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决策体制僵硬，经济效益低下，经营方式粗放。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两国改革的背景、动机却大相径庭。一个是持续动乱后渴望安定和秩序，另一个则是超稳定制度下的躁动不安；一是要重新启动老一代，一是要寻求新人新政；中国要立，苏联要破。在隔绝二十余年之后，中苏两国精英和民众在试图重新以不带偏见的方式观察对方时，似乎很难想象、更谈不上接受似曾相识而又面目全非的对方。

　　然而，不管苏联新领导人如何年轻有为、精力充沛，要使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提高效率、改弦更张，并非易事。戈尔巴乔夫“透明化”(或“公开化”)和“重建”的改革政策，实际上是戈氏无法从内部推动体制改革而进行的“外围战”。多年以后，戈氏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本人之所以不能在苏联进行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原因是苏联的官僚体制会窒息经改措施。[11]苏联政改先行的结果是改革的雷声大、气氛浓，而触动体制根本弊病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少，且执行走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从整体来看，戈氏执政以后苏联现行体制被侵蚀、受破坏和自行解体的过程不断加速，最终呈自由落体状态，其速度远远超过现有体制更新的速度。

　　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改革对体制的冲击要小得多，即便出点差错，也相对容易纠正而不至酿成大乱。原因之一是中国政体在文革期间受到极大削弱，其决策、协调和执政的能力已大大下降。文革期间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被妖魔化，也使执政党的信誉大打折扣。由于文革期间大民主、无政府主义盛行，社会的自主性和参政趋向大为增强。其结果是，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平民百姓，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现行体制鲜有眷恋。甚至最保守和最正统的人士，也不赞成继续文革的政策。中国改革者所遭受的体制内的制约，远逊于戈氏所面临的“铜墙铁壁”。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的辩论，“黑猫白猫论”的“正统化”，在经历了大灾大乱之后的国人眼中，不仅不是洪水猛兽，甚至是求之不得。改革的理念已经被接受，改革者所致力的是在具体领域内实现具体的改革，而非是对现行体制施以整体性的“震荡疗法”。

　　中国的改革绝非至善至美，改革过程中出现或积累的问题(诸如腐败、通货膨胀、贫富不均)在80年代末达到了“超载”程度。然而中国改革操作最终得以恢复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军队的整体稳定和文革以后的“去政治化”，即不参与政治操作，服从文官(党)的指挥，向专业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与文革期间军队的政治挂帅、领导政治新潮流，全面参政、接管各行各业的“三支两军”完全不同。而中国军队正规化的过程和结果之一是执政党和文官政府对军队恢复了绝对领导。[12]这与苏军在戈氏改革后期高度的参政意识和行为不可同日而语。[13]

　　不管双方改革的具体进程、方式、结果如何，苏联政治和体制的变化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苏联垮台前后正值中国国内改革最为困难之际。[14]戈氏改革后期混乱但宽松的表相与中国“风波”以后收紧的气氛反差明显，在西方眼中感召力极强，对中国执政党的能力和合法性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苏联因素”似乎再度在中国内政中“发酵”。[15]如何保持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势头，防止“苏俄因素”再度成为中国内政中的某种催化剂，是中国政治精英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除了与边境问题有关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原则以外，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会晤所确认的最重要的交往原则就是确认互不干涉内政与平等互利。苏方此前一直坚持，五项原则仅适用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遵循比五项原则更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这实际上成为干涉东欧“卫星”国家的所谓“有限主权论”。中苏领导人在北京一致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中苏关系的基础并写入联合公报，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划时代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到底是国际关系中弱小国家自我保护的机制，一般来说对大国强国只有道义约束。20世纪的历史表明，无论西方共产主义或民主国家，对这一起源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都采取为我所用、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原则：对本国的主权、领土极力保护，不许外人插手；而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却以各种理由“灵活处理”，肆意干涉。对于西方政治文化中这种近乎宗教化的、难以自制的越俎代庖的行为，中国政府早在1956年11月就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16]1989年中苏高级会晤能够使苏联这样一个经常干涉他国内政的超级大国至少是在纸面上改弦更张，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1989年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中苏政治体制虽渐行渐远，但双边关系基本上没有受到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虽然已经进入“西化”的快车道，苏方并没有加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中苏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交往全面恢复，快速增长。仅在1989年关系正常化当年，双方副部长级以上的交往就达一百多起，其中部长以上的互访占四分之一。[17]在此之后的两年里，双边关系持续发展。李鹏总理和江泽民总书记先后于1990年4月和1991年5月访苏，分别与苏联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和《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等具有深远意义的协定。然而不管双边关系如何改善，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的命运在1991年夏季已经不可逆转。年底，戈氏败落，苏联解体，刚刚恢复正常化的双边关系顿时陷入不确定状态。

三、“后苏联”时期的中俄关系：从“存异”到“求同”

　　尽管中方快速稳定了与前苏联各国的关系，苏联的垮台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以及前苏联各国的内政，中俄之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调整和适应这一全新局面，并非简单地维持现状就可高枕无忧的。后苏联时代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体之间的互动，至少受制于三个主要因素：双方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差距；双方综合国力对比的重新安排；国际体制由两极向单极过渡。在这三者合力的大环境中，中俄关系在90年代(叶利钦时代)走过了由稳定双边关系、维护睦邻友好(1989—1992)、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到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至今)的“三部曲”。2000年7月16日，即“9·11”恐怖袭击美国前一年，普京与江泽民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逐步成熟的中俄关系建立了法律框架，也为两国面对即将到来的“后9·11”国际时局的突变和动荡提供了某种战略依托。

　　90年代中俄关系的逐步修复和提升并非必然，而是双方政治精英共同努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以后制约中俄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意识形态。在中方促动下，叶利钦政府虽然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确认了与中国的关系，然而俄国政治的迅速西化使中俄在政治理念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以民主姿态出现的俄政权迅速赢得了西方社会的道义支持和政治认同。相比之下，中国即刻成为国际社会仅存的共产主义大国。与此同时，亲西方的俄国精英无法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都认同1989年的北京风波，而中国官方对1991年俄国“8·19”未遂政变的发起者的道义上的默契也是不可原谅的。[18]俄国新任代总理盖达尔甚至不掩饰对中国的轻蔑和敌视，认为中国对俄国来说至少是毫无益处，甚至是个危险的邻国。[19]俄国新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戒备和敌视，也表现在俄国对其亚洲政策安排的轻重缓急上：对华政策竟然排在俄国对日本、印度和韩国之后。[20]叶利钦本人1992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俄国认为美国和西方不仅仅是俄国的伙伴，更是盟友。这种关系是文明国家之间进行革命性的和平合作的前提。”[21]

　　与俄国对西方的一往情深相比，叶利钦总统和李鹏总理1992年1月31日在纽约联大期间的会晤是短暂和有节制的。[22]但其中透露了俄方的若干信息。其一，俄国的“西向”不影响对华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俄国虽反共但不一定反华。其二，俄国会继承前苏联与中国达成的边界协议。事实上，中俄双方都迫切希望中俄漫长的边境地区能够在独联体各国社会转型期间保持稳定。叶利钦—李鹏纽约会晤后一个月，中俄议会分别批准了中俄东段边境条约。3月，俄外长科济列夫访华，中方正式邀请叶利钦访华，双方还恢复了边境地区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谈。5月，俄副总理绍欣访华，双方就设立定期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达成协议。6月，中俄联合边境勘察委员会开始运作。当年，中俄国防部长也进行了互访。[23]1992年底叶利钦本人访华，中苏关系已相对平稳地过渡到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1992年进入稳定状态，也是俄国对西方态度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俄国对西方的一厢情愿来得急，去得匆。到1992年下半年，俄国对西方的理想化开始降温。俄国的民主派似乎感觉到，西方关注的是苏联“邪恶帝国”的垮台，至于俄国民主的前景、运作、代价、结果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在一个强大或虚弱的民主俄国之间，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似乎更乐于见到后者。无论是出于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考虑，西方和美国对俄国民主化的进程都是说得多、做得少。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大规模的、持续的经济援助从未兑现。事实上，一个民主但贫弱的俄罗斯无法也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俄国重新启动其对华政策，即是在叶利钦政府在欧亚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叶利钦1992年12月17—19日正式访问中国期间，双方发表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确定了新时期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性协议不仅承袭了中苏之间在戈尔巴乔夫后期确定的意识形态相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也规范了制度不同的中俄关系的框架，其中包括：中俄视对方为友好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尊重对方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不与任何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对方主权和安全的协议等等。此外，中方还在台湾问题上得到俄方的明确保证。双方确定继续谈判解决边境、边境裁军、建立信任措施等问题。[24]

　　应该说，中方对转型期俄国的情结是复杂的。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俄国应该是亲西方的。而一个转型困难或失败的俄国虽可能是反西方的，但至少是不稳定的、分裂的、混乱的，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25]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中国对俄国内政的走势都不可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此，中方的对策是遵循邓小平的“十二字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26]然而这种以不变应万变、后发制人的战略，并无法应对中俄双边关系中非政治因素的成长。在中国方面，经济改革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进入快车道，民间和市场的力量不断冲击原有体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中俄边境和俄国远东地区自然成为国人瞩目之地。在一定意义上，俄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都是在某种无序状态中进行的，为中俄经济关系和边境局势注入多种复杂变量。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俄国远东地区急剧升高的反华反移民情结。

　　叶利钦1994年1月提出，中俄之间应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方对此积极回应，认为双方应以务实、合理的方式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边贸、非法移民等，避免政治化和情绪化。江泽民1994年9月访俄时指出，由于边贸和人员往来急剧增加而出现的不规范现象，不管问题出自哪一方，都只能是个人的问题，不代表政府的政策。相反，中国政府支持有秩序的、合法的贸易活动，一贯反对非法移民现象，坚决打击从事非法移民活动的犯罪分子。自1994年1月起，中俄开始实行签证政策。双方司法人员也联手打击越境犯罪活动，以维护边境地区的正当经贸活动。[27]

　　对俄国来说，稳定对华关系的关键是如何履行中俄(苏)两国政府业已达成的协议。对于立足未稳的叶利钦政府来说，实际控制漫长的中俄边境俄国一方的地方政府并非易事。即便是在前苏联或沙皇时代，“天高皇帝远”也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对莫斯科/圣彼得堡中央政府的态度。[28]在中俄东段边境勘探、签约和履约阶段，若干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方政府企图拒绝执行中俄边境协议，甚至要求俄国政府修改与中国的边境条约。俄国远东地方政府对中俄边境条约的抵制不完全是对条约本身而言的，其中多少是以此与莫斯科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对此，叶利钦政府坚决拒绝，声明中俄边境条约是神圣、不可修改的。由于俄国中央政府态度明确、坚决，中方对俄地方政府的言论也避免做出过激反应。[29]

　　中俄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避免了这些问题的政治化，增强了相互信任，使两国在各自处于社会转型、意识形态鸿沟日趋扩大的90年代上半期，实现了和而不同，存异而共处。90年代下半期，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使中俄两国这种以“存异”为主旨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进而跨入以“求同”为主的“战略伙伴关系”。

　　对俄国来说，北约不间断的东扩，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西方毫不留情地压缩俄国的战略空间，全然不以俄民主化而有所收敛。实出无奈，叶利钦1996年初以更为俄罗斯化的普里马科夫取代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至此，俄外交告别西化理念，进入务实阶段。

　　俄国尚且如此，非西方的中国在后冷战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更为险恶。1995年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和亲台势力的压力，允许李登辉访美，台海风云骤变。在以后数月中，台海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剑拔弩张，险象丛生，危机一触即发。然而危机易过，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却挥之不去。中国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处于战略对峙状态，使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更加复杂、暗淡。摆脱战略被动，寻求外交机遇，成为“异床”(制度不同)而“同梦”(处境相同)的中俄两国的必然选择。

　　1995年是中俄由建设性伙伴到战略伙伴关系的过渡。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于5月和6月访俄。前者是参加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纪念。俄方邀请一个非欧洲的国家首脑参加纪念活动，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后者是两国政府首脑就具体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磋商。1996年初，中俄之间开始探索提升双边关系“档次”的问题。“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首先来自俄国方面。1996年3月28日，俄国副总理奥列格·达维多夫首先提出这一概念。3月31日—4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俄，叶利钦在会晤时提议中俄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30]4月23日，在启程访华途中，叶利钦即建议修改即将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草案中的措辞，把原有的“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稳定和睦邻友好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改为“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平等和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31]北京高峰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在上海又共同发起了“上海五国”地区安全机制，以增进军事互信，稳定共同边境，打击越境犯罪活动。[32]中俄高峰会谈不仅在形式上提升了双边关系，更使双边关系进一步制度化。双方同意建立定期元首会晤机制，设立北京—莫斯科热线，组建由两国各界精英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

　　在以后的两年里，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步发展，不断深入。双方高层会晤经常化，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对口交往制度化，外交协调更为密切。1996年底叶利钦心脏手术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是在莫斯科参加中俄总理定期会晤的李鹏总理。1998年11月江泽民访俄，双方避虚就实，开始了所谓“无领结会晤”(“no-necktie”summit)。此次会晤前，中俄西部边界勘测结束。至此，中俄之间95%的边界都勘测、划分完毕。

　　叶利钦任期最后一年(1999)，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似已达到相当水准。在各自内政问题上“存异”，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求同”，不仅使北京和莫斯科得以度过各自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和高风险期，也在险象丛生的国际环境中得以喘息、休整，更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携手开辟出一片天地(“上海五国”机制)。中俄战略关系的一个基调是不搞军事同盟，不针对第三国。中俄历次高峰会议的联合公报都不乏此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源于若干因素。其中之一是中苏50年代结盟的经历并不愉快。即便是在中苏蜜月期间，双边关系也不是平等的。由于种种原因，双方都认为各自为维护联盟付出了过多的代价，获得了过少的实惠。中方后来所说“和而不同”，即是经验之谈。中俄不结盟的原因之二是双方都力图与现存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制“接轨”：俄国是政治方面的，而中国首先是经济的。而结盟则只能有损各自与西方的关系。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体制仍处于某种过渡阶段，有针对性的军事联盟所必须具备的对抗性的国际体制还未完全显现。最后，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广义的、长期的、综合性的、高层次的平等共处与合作关系，而非狭义的(传统的军事性的)短期行为。

　　中俄战略合作在叶利钦1999年底访华时达到顶峰。双方表示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均势的多极国际社会。作为俄国民主之父，叶氏选择中国作为离任前的最后出访地，在京期间甚至有意提醒美国，俄国仍拥有强大的核武库。中俄战略默契与合作的想象和操作空间显然在延伸和扩展。

四、普京时代：中俄关系“再正常化”(2000—2006)

　　普京时代的降临虽然突然，普京“新政”却是实实在在：对内务实求稳，对外欧亚兼顾，在东西、欧亚、传统/现实/未来之间重新寻找平衡点。对华政策方面，普京与前任亦相当不同。叶利钦执政后期日益倚重俄中关系，“反击”以至“报复”西方对俄国战略空间的压缩；而普京对华政策似乎是在凭借显然已延伸和扩展的俄中战略默契与合作空间，回过头来“亲近”欧洲，放眼美国，在全球政治中寻找俄国利益的最佳平衡点。换言之，普京新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中俄关系似乎又进入新起点。

　　(一)普京“西进”柔中有刚

　　普京“西进”倾向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2000年1月31日，他在上任一个月后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交底”说，“本人酷爱日本柔道，喜爱中式佳肴，但在内心和气质方面，我还是西方人。”[33]普京此话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晃一枪?见仁见智。次年普京与布什相聚欧洲，布什居然从普京的眼神里看出普京对西方和美国的“真情实意”，断定这位克格勃前官员是西方可以打交道的人。

　　对叶利钦十分恼火的北约，普京也多有动作。他在2000年3月初说：“对我来说，与北约为敌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科索沃危机已过，普京没有理由不修复与北约的关系。普京的策略是立场坚定而做法灵活，以此最大限度地争取俄国的利益，同时不排除与美欧达成某种折衷。对于美国和西方在车臣问题上的批评和压力，普京一般不做正面回应，少说多做，不说照做。在对美关系方面，普京回避锋芒、避实就虚、以柔克刚。这在他处理2000年2月初美国在波斯湾扣留俄国油轮、2001年初美俄相互驱逐外交官等事件时的态度和手腕，即可见一斑。截至“9·11”前，俄美关系已相当成功地实现了“再正常化”。

　　与其对西方和美国积极、谨慎的政策相反，代总统普京的对华政策却裹足不前，或令人难以琢磨。普京上任后，数次设法拖延或推迟俄方关于新总统尽快访华的承诺。先是推迟到3月总统大选之后，继而安排到了2000年下半年。在此期间，俄方还举出宪法规定，俄总统和总理不能同时出国(普京当时身兼二职)。然而在5月29日普京正式上任以前，普京已数次出访。至少在心理层面上，中俄关系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在中方一再追问下，俄方发言人才在2000年6月表示普京在7月初赴冲绳参加G-8会议前，取道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36小时的“工作访问”。[34]两年以后，普京借机“9·11”事件，最终在反导问题上先忍再让，中俄战略协作空间屡屡压缩。以对华关系为砝码，借以改善俄国与西方和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俄国新总统的柔道式韬光养晦。

　　普京执政六年，中方已多少“习惯”了其多变风格和某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政策取向。应该说，普京式外交的多变性与多样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举棋不定”或“出尔反尔”。普京式“柔道”外交，可以说是摇摆于种种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中：在东西文化范式之间，欧亚地缘政治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留恋历史上的强大和无法适应现今的软弱之间，如此等等。在这个层面上，普京政府的外交行为其实并非扑朔迷离。

　　其实，俄国理想的对外政策是东西兼得。期待俄国在东西方或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至少是幼稚的想法。俄国过去、现在以至未来，都是一个欧亚国家。任何执政者都须兼顾俄国在两个广阔地域的利害关系。对俄国来说，亦西亦东、两全其美最好；以东促西或以西促东为其次；以东压西或以西压东为下策；最应避免的是东西受敌，两面作战。20世纪下半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损失，就是在“东西受敌，两面作战”中活力耗尽，资源挥霍。其实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有类似经历。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俄国所实行的恰恰是摆脱这种最下策，向“以东压西”和“以东促西”过渡或在两者间徘徊。普京在“9·11”后对美政策“一步到位”，也未出此道。如果俄国的“入欧”建立在“脱亚”基础上，即不惜牺牲对华政策的多年努力而彻底西化，人们就不得不怀疑这位前克格勃精英的智商。

　　以笔者之见，中俄战略协作从一开始就明言不针对第三者，双方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2001年7月签署的友好协定也基于这一信念。普京迄今对美国和北约的政策，其实是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关系的“余地”，而非要牺牲对华关系，顾彼而失此。况且，相当部分的中俄关系是不取决于任何“第三者”的：维护中俄之间漫长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促进双方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致力于亚太地区稳定，与其他国家一道，从根本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诸如此类，中俄两国都利益趋同。

　　有鉴于此，中俄战略关系的上限已不言自明。对双方来说，这一战略关系只能而且必须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战略关系本身并非神圣不可改变。恰恰相反，它是动态而非静止的，有伸缩而非僵硬。在这个大范式下，普京新政府的对华外交，实际上是在国际体制的层面上使对华政策回到俄国外交的整体之中，在地区层面上使对华关系成为俄国的亚洲—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普京外交在2000年中期开始实行所谓的“东方阶段”(Easternphase)，这一思路已不容置疑。2000年7月，普京的东方之行始于7月5—6日“上海五国”在杜尚别的第五次首脑会议，7月17—18日对北京的“工作高峰访问”，7月19日访问北朝鲜，7月21—23日参加在日本冲绳举行的G-8年会，9月3—5日再度赴日进行正式访问。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俄首脑两次会晤，这在“后叶利钦”时代，犹如久旱逢甘霖。然而在普京的亚洲战略中，这两次会晤多少都有牵强或“附加”成分。除非特殊情况，中俄领导人在杜尚别的会晤是“上海五国”首脑会晤的一部分，想绕也绕不开。而普京对北京36小时的“工作访问”只能是“准”高峰的代名词。其实，普京外交2000年的“亚太攻势”的重点是对北朝鲜的历史性访问。在此之前，无论是沙皇还是苏共首脑从未踏上这块曾使俄国人为之浴血、蒙羞受辱又得而复失的土地。而这一访问恰恰排在冲绳的西方G-8会议之前，这位鲜为人知的前克格勃精英顿时成为这个“富国俱乐部”的明星。

　　(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君子之交淡如水

　　然而无论普京如何动作，对华政策不能也无法绕开。事实上，俄中关系的状况，对普京“亚太攻势”的成败有直接影响，普京对华政策的重新定位，必须依此为基准。普京旋风式的北京之行侧重两个议题。一是“继往开来”。江泽民与普京签署的《北京宣言》，再次重申了叶利钦时代中俄之间的若干原则性共识：支持多极化，互不干涉内政，维护边境地区稳定，推动经济合作，加强政策协调等等。二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北京高峰会谈的一个“附加值”是中俄就起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达成共识。[35]这项由中方提出的动议[36]多多少少是基于前苏联和俄国政局动荡多变、难以把握的现实。从戈尔巴乔夫新人新政，到苏联共产主义大厦土崩瓦解，不过短短六年时间。叶利钦的俄国虽一步跨入民主体制，其代价却是经济狂泻、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叶利钦本人1999年底突然出走政坛，普京继任。十年之内，俄国高层两度易首，均在双边关系乍暖还寒的关键时刻，多少使中方措手不及。签署一项具有某种约束性的文件，可降低个别领袖人物的沉浮对双边关系走向的影响和冲击。中方的建议得到普京赞许，原因至少有四：一是条约的性质属于低约束力，不至于束缚俄国外交的手脚；二是普京本人也许对俄国未来政局和本人执政能力相当自信，而中方受苏联/俄国影响深重的第三代领导人即将让位于“国产”的第四代领导人，这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双边关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项有约束性的双边条约反过来也是对中方的约束；三是普京以俄国总统身份首次访华的成功大大超过预期值。[37]中方对俄国新秀的盛情款待，使普京本人对中方提出的有利而无害的友好条约也无法持不同意见。[38]普京在京期间的另一议题是中俄军事关系。访问期间，双方军界人士集中讨论了短期(2000—2005)武器交易和长期(2006—2015)双边军事技术的合作前景。军事合作是中俄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新任总统普京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必须有所把握。

　　2000年末，中俄副外长级会谈在莫斯科举行，着手起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都在恶化。2001年伊始，新任的小布什总统的“三把火”似乎都烧向中俄两国：着手废除反导条约，[39]驱逐51名俄国“间谍”，邀请车臣“外长”访问美国国务院；[40]2001年4月1日，中美军机在南中国海相撞；事后小布什对台慷慨军售，扬言不惜一切方式保卫台湾。中美战略对峙、军事冲突大有提前到来之势。

　　中俄各自与美国的难题也许加快了中俄条约的起草速度，然而条约的内涵和外延后来证明都是保持在双边范围内，并不直接涉及美国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中俄在面对咄咄逼人的小布什政府时，并未“本能”地向结盟方向明显滑动。双方的政策协调主要是在国际事务上相互关照。比如，中方积极支持俄国维护“战略稳定”的努力。小布什和普京2001年6月在斯洛文尼亚首次会晤后不久，普京就提醒美国方面，美国在实行导弹防御计划时，中国不应被蒙在鼓里。[41]普京还表示：“我们行动的透明度十分重要，任何核国家都不应感到被抛弃，或是感到另外两个核国家背地里另有图谋。”[42]

　　中俄之间“淡如水”的“战略关系”，意味着双方都尽可能地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这首先表现为避免对对方的对美关系反应过度。中美撞机事件以后，俄国仅对事件本身表示“遗憾”，力图在中美之间不偏不倚，唯有在如何将残破的“EP-3”美机运出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出异常积极的姿态。甚至在美国决定大笔售台武器之后，莫斯科仅表示这是中美之间的问题。[43]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中俄也都不希望对方与美国闹僵，防止出现必须在对方和美国之间做出抉择的局面。有鉴于此，俄国虽然在中美撞机事件和中美战略对峙中保持中立，但绝非消极中立，而是在各种场合“替”中国疏通与美国的关系。同年6月14—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上海五国会议上，江泽民希望普京向布什传信，“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建设性的、可预测的和积极的关系”。对此重任，普京“欣然领受”。[44]6月15日美俄首脑在斯洛文尼亚会晤后，普京于18日与江泽民通电话，向中方通报美俄高峰会谈的情况。江在电话中对美俄首脑会晤予以肯定评价，“我认为美俄会谈和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45]6月底，俄外长强调，俄国将“竭尽全力防止美中对抗，因为这种对抗毫无益处”。[46]可以说，在即将到来的“9·11”前数月中，《条约》的起草过程本身体现了中俄战略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平等合作、密切协调、不强加于人、最大限度地保持行动自由，等等。

　　对于《条约》这些无约束力的“功能”，以及不涉及第三国的说法，西方评论多持怀疑态度。《纽约时报》不屑一顾，称之为“空洞的言辞”。[47]然而姑且不论条约是否是一纸空文，这与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主导的军事结盟集团内部的“上下级”关系根本不同。更重要的是，这种“淡如水”的战略关系是源于中俄之间曾经大起大落、化友为敌的深刻教训。50年代“过密”以及60年代以后“过疏”的关系，都缺少理性成分。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于2001年7月15—18日江泽民访俄时签署。在中苏友好条约期满20年后，苏联解体十年以后，亦即中俄之间“摸石头过河”十年之后，双边关系首次纳入某种框架。《条约》首先是一份对十年中俄关系的总结，也是规范中俄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这些原则包括：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第1条)；在双边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2条)；不干涉内政(第3条)；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第4条)，一个中国原则(第5条)；严格遵守国际法(第11条)；不针对第三国(第22条)，等等。

　　如果说《条约》有一定约束性的话，那就是在涉及双边安全方面：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第2条)；维护边界和平与稳定(第6条)；加强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裁军(第7条)；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国(第7条)；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第8条)；在和平、安全受到威胁时进行紧急磋商(第9条)；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第12条)。

　　《条约》第三大部分是功能性的，即建立和健全双边、多边和与周边地区的各种、各级的定期和不定期的磋商(第10、13、14、21条)，规范双边合作的范围：包括债权、债务(第15条)；军事、科技、能源、运输、核能、金融、航天航空、信息技术、教育、卫生、信息、旅游、体育和法制、知识产权(第16条)；国际金融、经济组织(第17条)；民事和刑事司法(第18条)；环境保护(第19条)；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有组织犯罪(第20条)；立法和司法机关(第21条)，等等。《条约》签署五年来，两国基本上信守了条约的精神，[48]履行了各自在安全方面的义务，扩展和深化了合作领域。

　　(三)“后9·11”时期与“狼”共舞

　　“9·11”以后的世界对中俄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既是挑战，也不乏机遇。双方都不得不有所不为，又有所作为。在具体操作方面，中俄都面临若干相同问题。一是如何摆脱各自与美国在“9·11”前就陷入的外交困境，二是如何应对“9·11”以后国际体系中单极加单边的趋向。在这两个层面上，中俄虽都是大国，机会并不均等。简单地说，作为西方一部分的民主的俄国，比之非西方的、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更有条件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利益。而机会不均等本身对双边关系至少是一个新的变量。

　　在所有大国的关系中，“9·11”后俄美关系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俄国不仅一跃成为美国最早表态支持、最积极(至少是在言辞上)、最得力的反恐伙伴，[49]而且在全球战略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反导、军控)对华盛顿网开一面，从而使多年来裹足不前的美俄关系多云转晴。经过冷战后十余年的摸索，俄新一代政治精英已切实意识到：俄罗斯国力已经无法与美国一比高低，冷战时期的大国地位对今日困境重重的俄罗斯已不切实际；追求与国力相协调的合适的国际地位，乃国家发展战略之本。2002年5月24日，布什—普京莫斯科峰会签署《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俄美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美俄关系达到相当和谐的程度。以此为契机，普京大力整合内政：削弱地方势力，逐步恢复中央集权，同时查肃媒体，统合市场，在旧苏联国歌的乐曲声中，对车臣恐怖分子实行铁血高压。

　　对于“9·11”前后普京眼花缭乱、刚柔并举的外交“柔道”，中方并未反应过分，而是观察加努力，有期望而少幻想，根据自身利益，最大限度地改善国际环境，扩展战略空间。对于“9·11”后中方外交环境的相对恶化，俄国方面也相当理解。在强化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俄国高层也不时兼顾中俄关系，似在避免“一边倒”的印象。小布什还在访问莫斯科时(2002年5月)，俄方就宣布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即将访华，向中方通报俄国的政策取向。布什前脚离开莫斯科，普京马上宣称，俄国在东方有“重大利益”，而中国是俄国“至关重要的伙伴”之一。[50]伊万诺夫访华(2002年5月30日至6月2日)尽管早已确定(参加第9届中俄军事和技术联合委员会)，然而访问的目的和结果不仅仅是军事合作问题，更是着力于政治和战略问题。国防部长迟浩田形容伊万诺夫的访问为“极为重大的事件”。伊万诺夫本人返回莫斯科后亦称，“中国是我们在亚洲的特殊重要的伙伴”。[51]受“9·11”影响最大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开始复苏，到2002年6月圣彼得堡年度高峰会议时，成员国签署了组织宪章，发表了共同宣言，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反恐中心。至此，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上走出了“9·11”的阴影。

　　(四)继往开来的中国“第四代”与21世纪的“普京大帝”[52]

　　作为中共十六大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普京2002年12月访华的目的有二：一为排“近忧”，即在发生“9·11”的背景下维护和开拓中俄关系；二为解“远虑”，即结交中国第四代领袖，着眼俄国在亚洲的中长期利益。双方虽在2001年7月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但随之而来的“9·11”对国际体制、地区安全和中俄各自的国家利益，都有强力冲击。如何在不损害对方利益的情况下调整和提升各自的对美政策，如何为“9·11”后步履艰难的上海合作组织注入活力，如何缓解牵一发动全身的朝鲜半岛局势，如何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促进不尽如人意的经贸往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如此等等，中俄之间协作加竞争的“正常”关系，不是一纸条约就可高枕无忧的。

　　从长计议，普京更急于了解北京的新人是否有新政。江泽民一代中国政治精英，无疑是中国“知俄派”的“末班车”。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主体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虽然也生长在20世纪中苏蜜月期间，但与“俄国造”(即留学前苏联)的前任截然不同。“本土造”的中国领导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对俄政策，对从未有“知华派”的俄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未知数。普京与胡锦涛有过接触。然而中国的国情和利益，都不能不使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更瞄准西方发达国家。普京闪电般访华，实地打量新对手，恐怕比签署任何官方文件都更为重要。

　　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无论对国际体系或中俄各自利益，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战争期间同时发生的“非典”疫情，几乎使高速运转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陷于停顿。这促使中俄在外交和安全方面更加密切协同。对伊战争一结束，中俄各级政治、外交和安全磋商便进入快车道。这包括普京—胡锦涛莫斯科高峰会晤(5月26—28日)，上海合作组织第三次首脑会议(5月29日)，圣彼得堡三百周年盛大纪念活动(5月30—31日)，以及中俄首脑共同出席6月1日在法国小城埃维昂举行的G-8年度首脑会议。胡锦涛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出访，各类高峰会晤层层递进，从中俄莫斯科双边会晤、上海合作组织多边会议，到44国首脑参加的圣彼得堡庆典，最后参加西方八国的“富人俱乐部”。在一周时间内，中国不但步出“非典”阴影，第四代领导人也走向世界。而在中国非“俄国造”的新一代领导人国际“曝光”的过程中居然处处有俄国的影子。普京思维之周全、构想之大胆、操作之精细，这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政治精英中实属罕见。

　　普京精心打造与中国新一代领袖人物的关系，其实也是俄国政治精英在俄罗斯历史性“休眠”期间的自我保护本能。对此，甚至俄军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将军也有惊人之语：“俄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是把敌手变成竞争对手，把竞争对手变成中立国，把中立国变成伙伴，把伙伴变成盟友。”[53]其实，克瓦什宁所言之俄国的军事—政治目标，也是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的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到2004—2005年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辩论，其实都是围绕如何以平等、互利、共存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尤其是邻近国家打交道。与俄国不同的是，中国奉行“和为贵”的政策是在中国历史性崛起的时刻。

　　2004年10月，普京再度到访北京。会谈的实际结果，既有老生常谈，也不乏进展和突破，更有未尽人意之处。双边关系的最大进展是两国就中俄边境两块协商未果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这标志着长达4300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已经全部确定。中俄两国几百年来在边境划界问题上的争执以至冲突，就此画上句号。对此，中俄两国民众多有怨怼。然而相对于两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日益恶化的台湾和车臣问题，尤其是俄国远东地区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论”和恐惧感，边境问题的彻底解决，仍不失为上策。

　　北京峰会中双方签署的大多数协议，都与经贸问题相关，包括中俄能源公司之间的若干协定。虽然双方未能就石油管道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但也强调要全面深化包括能源和投资合作在内的中俄经贸关系。必须承认，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虽好，但比之双方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俄经贸关系远为逊色。2004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亿美元，2005年达291亿，但两国贸易结构层次低，相互投资规模小，虽然政府有意推进大型合作项目，如核能、航天以及新材料、化工、生物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但企业和市场的动力明显不足。

　　在至关重要和敏感的能源合作方面，俄方表面举棋不定，实际上是尽量以“石油牌”换取俄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2005年初，中方“应邀”以数十亿美元间接参与俄国能源体制的“重组”(实际上是对私营的尤科斯集团重新国有化)；作为回报，俄方2005年底仅以口头方式表示首先考虑修建“安大线”石油管道，在俄总理签署的俄国能源部修建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的佩列沃兹纳亚湾的远东石油管道的文件中根本未提及中国支线问题。普京2006年3月第四次正式访华的当天就直言不讳：“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俄国在华继续建设新的核电站”。换言之，除非中方以优惠方式允许俄国公司分享利润丰厚的中国核电市场，石油管线问题也只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2006年4月28日俄远东输油管道正式开工，中俄能源合作似乎驶入了快车道，普京此时又临门一脚，在4月26日通过电视“高调”“建议”管道与贝加尔湖北端的距离从目前的800米提高到40公里。[54]俄方各界多年论证后决定的管道走向，又平添变数。然而对中方来说，俄方石油与核电的“搭配”方式有其不合理性。2006年4月才开始调试的、俄国包办的田湾核电站1号机组要待年底才有可能正式并网。在此之前，对可靠性和安全度仍有待观察的俄国核电技术网开一面，至少是欠周密，更何况其他西方国家的核电技术水平至少不亚于俄国。普京2006年3月访华前曾数次明言，石油问题首先要考虑俄国的国家利益。换言之，俄国对华能源战略是利益至上，友谊第二。对此，中方的反应是低调和务实的。毕竟，当年中苏交恶时苏联中断对华石油供应是基于意识形态原因，如今俄国利益至上的石油战略至少不排除互利的可能。

结束语：“正常关系”的挑战与机遇

　　近现代中俄/中苏关系在经历了中国蒙羞受辱的19世纪和动荡不安的20世纪之后，进入了相对平顺、正常的21世纪。这一正常关系的形成过程至少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中俄各自内部的政治制度在近十五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政治体制和中国经济体制的“西化”都使双方远离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模式。二是在政体急剧变化的同时，中俄关系在后冷战时期和后“9·11”时期的世界体系由两极向单极单边的“范式”性变化中不断调整，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自17世纪以来最平等、最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然而“皆大欢喜”的背后，中俄关系仍有远虑，尤其是双方极不对称的国情。目前的俄中关系是自17世纪以来最平等、最正常的，而这对于数百年来习惯居高临下看待中国的俄国人来说，却是一个无法平衡的“心结”。如无重大、突发事件中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管俄国领袖人物多么出类拔萃，中俄之间的实力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与之相反，中国在经历了英雄伟人和多灾多难的20世纪以后，领导人魅力递减与国力稳步提升似乎相互衬托。然而一个痼疾重重但余威仍在的俄国，对于中国的精英或庶民都是一个全新课题。更何况中俄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亲善程度远逊于中美、俄美之间。中俄两国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举办“俄国年”和“中国年”，从上至下加大中俄人民之间的亲和度，势所不得不为也。

　　对于中俄的双边关系，双方都认为经过十多年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然而目前的所谓“高水平”，实际上仍处于某种不对称状态。这表现在中俄之间频繁的、制度化的官方高层交往，对应低水平、低质量的民间交往；政治、战略层面的信任与合作，对应双方社会、民众之间基于历史恩怨和缺乏交往的复杂情结；中俄之间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对应双方仍然强烈的不信任以至恐惧感(尤其是俄国方面)；双方急切扩大经济交往的意愿和现实需要，对应相互之间的防范心态(尤其是俄国不情愿“沦为”原材料供应国)，如此等等。有鉴于此，两国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也必须是使中俄关系从90年代的“开拓”和“造势”形态，转为务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客观现实层面上来。

　　有鉴于此，21世纪对中俄双边关系的最大挑战，恐怕是目前来之不易的“正常”关系本身。无论如何，冷战时中俄从“蜜月”到反目，虽酸甜苦辣，自不在言，却都快刀乱麻，一蹴而就。比之毛泽东时代中俄之间浪漫的“沸点”和悲壮的“冰点”，双方目前正常的“柴米油盐”关系更是一场韧性角力，在经历了十五年的“磨合”之后，中俄两国在新世纪中要相干无事、善待对方，仍任重而道远。

　　注释：

　　[1]三个条约使中方先后失去488000、337000、906000平方公里领土。S. C.M. Paine,ImperialRivals:China, Russia, andTheir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pp. 28—29.

　　[2]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支持不仅是道义和意识形态的,也提供了相当的活动经费。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www. china1840-1949. com /cnru/spring/2001 /20049114416.htm,2004年9月1日。

[3]沙俄对外蒙垂涎已久。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对蒙古的控制基本丧失,沙俄政府借机寻求蒙古脱离中国。列宁逝世当年(1924),苏联便在一项与外蒙的条约中虽然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却享有高度自治,并有权与外国建立关系。1936年《苏蒙互助协定》签署,使外蒙成为苏联的保护国和卫星国。引自Ming-YenTsa,iFrom Adversaries toPartners: Chinese andRussianMilitaryCooperation after theColdWar,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p. 22。

　　[4]见Niu Jun,“The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Alliance”, inOddArneWestad, ed.,Brothers inArms: The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Alliance1945—1963, Washington, D. C.: The Woodrow W ilson Center Press,1998, pp. 47—89;王鑫:《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与苏联关系》, www. china1840-1949. com /cnru/spring/2001 /2005114134924. htm, 2004年9月1日。

　　[5]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见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特点及其影响》,www. china1840-1949. com /cnru/spring/2001 /2004911231757. htm;关于苏联向中国转让核技术和导弹技术,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 1949—1960》, www. china1840-1949. com /cnru/spring/2001 /20049114438. htm, 2004年9月1日;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Bomb,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88; SergeiConcharenko,“Sino-Soviet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Shu Gjuang Zhang,“Sino-Soviet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 pp. 141—164, 189—225.

　　[7]见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www. china1840-1949. com /cnru/spring/2001 /2005114140342. htm, 2005年1月14日。

　　[8]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9]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特使黄华外长出席葬礼。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又相继逝世,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

　　[10]三大障碍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联陈兵中苏边境和驻军外蒙古。

　　[11]MikhailGorbachev,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p. 494.

　　[12]关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军队的非政治化和正规化的过程,西方学者中较权威的论著有: Ellis Joffe,ChineseArmy after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7。

　　[13]见Walter LaFeber,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96 (8th ed. ), New York: The McGraw-HillCompanies, Inc., 1996, p. 343; John W. R. Lepingwel,l“Soviet Civi-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AugustCoup”,WorldPolitics, July 1992, vo.l 44, no. 4。

　　[14]戈尔巴乔夫1898年5月对中国历史性的访问,正值“六四”风波高潮期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高峰会晤在北京的活动安排也因此受到影响。

　　[15]在此之前,“苏联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最大化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修防修”斗争。类似“揪出党内的‘赫鲁晓夫’”这样具有象征和实质意义的话语比比皆是。

　　[16]引自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03页。

　　[17]同上书,第303—304页。

　　[18]GilbertRozman,“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NortheastAsia”, in SamuelS. Kim, ed.,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NortheastAsia,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2004, pp. 204—205.

　　[19]引自AlexanderLukin,TheBearWatches theDragon,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3, p. 301。

　　[20]Li Jingjie,“From Good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in ShermanW. Garnett, ed.,Rapprochementor Rivalry: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ress, 2000, p. 73.

　　[21]《纽约时报》1992年2月1日第5版。

　　[22]Li Jingjie,“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p. 75.

　　[23]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14—317页。

　　[24]Beijing Review, January 2—8, 1995, p. 12.

　　[25]Li Jingjie,“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pp. 79—81.

　　[26]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27]Li Jingjie,“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pp. 82—84.

　　[28]见John Stephan,TheRussian FarEast: AHistory,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6。

　　[29]Li Jingjie,“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pp. 84—85.

　　[30]见《人民日报》1996年3月30日、4月26日、5月13日。

　　[31]Li Jingjie,“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p. 88.

　　[32]“上海五国”创始国包括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33]Yu Bin,“New Century, New Face, and China s‘Putin Puzzle’”,ComparativeConnections, vo.l 2, no.1 Pacific Forum, CSIS: 1stQuarter, March 2000.

　　[34]Yu Bin,“StrategicDistancing... orElse?”ComparativeConnections, vo.l 2, no. 2, PacificForum, CSIS:2nd Quarter, July 2000.

　　[35]Yu Bin,“Putin s‘Ostpolitik’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2, no. 3,Pacific Forum, CSIS: 3rd Quarter, October2000.

　　[36]中方最初于1996年提出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Interfax, July 16, 2001;新华社, 2000年7月18、19日。

　　[37]普京认为此次访问“metMoscow s boldest expectations”,Interfax, July 18, 2000。

　　[38]据俄国媒体报道,普京对在华期间中方的接待深为感慨,认为中方创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和气氛,认为一代对俄国文化和历史极为了解和热爱的中国领导人在领导中国,希望这一现象继续下去。引自Itar-Tass, 18 July 2000。

　　[39]“TheMissileOffensive”,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February 7, 2001.

　　[40]Graham Allison and SergeiKaraganov,“U. S.-RussianDialogue IsNeeded toHead offaNew ColdWar”,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 April3, 2001.

　　[41]香港《明报》2001年6月19日。

　　[42]Patrick Tyler,“Putin saysRussiawould counterU. S. shield”,New YorkTimes, June 19, 2001.

　　[43]AFP, April25, 2001.

　　[44]Interfax, June 15, 2001.

　　[45]Xinhua, June 18, 2001.

　　[46]Interfax, June 27, 2001.

　　[47]New YorkTimes, January 18, 2001.

　　[48]俄方不顾中方反对,允许达赖喇嘛于200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访俄是唯一例外。

　　[49]“9·11”袭击不久,普京就拨通俄美热线电话,对布什表示慰问和支持。这是“9·11”袭击后第一位外国元首的电话。次日,普京公开表示,俄准备对纽约的救援工作提供援助,同时向美国提供有关恐怖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的情报。9月13日,俄国全国为“9·11”死难者默哀一分钟。虽然俄军方反对向美提供援助,普京力排众议,决定对美国的反恐行动开放俄国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和俄国领空。俄外长伊万诺夫9月19日访美时,明确转达了普京的意图。三天以后,美军用飞机即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普京“9·11”后行动之迅速,连美方都感到吃惊。

　　[50]“Putin promisesRussia s foreign policywill be balanced”,Interfax, May 26, 2002.

　　[51]“Defenseminister describesChina as‘privileged partner’”,Interfax, June 2, 2002.

　　[52]普京在危难时期出任总统,首任期间大力整合俄国政治体制,对寡头垄断宣战,外交上扭转被动,战略上韬光养晦,基本上维护了俄国的利益。笔者在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 这一字眼,见Yu Bin,“Moscow, Beijing, and Washington in the Era of Preemption”,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ummer2004。

　　[53]“Further on Kvashnin swarning of rising threat toRussia s security”,Interfax, January 18, 2003.

　　[54]Steven LeeMyers,“PutinReroutesOilLine toAvoid LandmarkLake”,New YorkTimes, April27, 2006,p.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