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摘要】近些年来，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亲西方的新闻界尤其是学术界与政界被大肆炒作。俄罗斯政治与军事研究所所长A.沙拉文先在《独立观察报》后又以压缩版的形式在(独立报》发表了题为《第三大威胁》的文章，在不了解中国现实状况且又对中国抱有历史偏见的前提下，将中国列为俄罗斯的“头号敌人”。针对沙拉文论证“中国威胁论”时所提出的四个论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A.雅科夫列夫在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该文进行了严厉驳斥。

　　【作者译者简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中国问题专家；王广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4—0086—08

　　最近，俄罗斯各界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以中国军事威胁正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而急剧膨胀为主题的各类文章广为刊登。究其实质，只不过是流行于19—20世纪之交、似乎曾经威胁全球尤其是俄罗斯帝国的“黄祸论”的翻版。回顾整个20世纪，沙俄与苏联曾经两次遭受了西方的毁灭性打击，但它与中国的摩擦却从未超越可控范围，然而在新的世纪之交我们却又一次承受着“中国威胁”之恐怖的折磨。

　　众所周知，早在1992年美国人就开始宣扬所谓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国正在对全球形成似乎是难以遏制的威胁之论调。某些知名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亲西方政治家以及个别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一乡土派作家”也逐渐加人到这一行列中来。

　　按照惯例，当我们对某一外部军事威胁进行科学性分析时，应该就其所有正反两方面的论据进行综合性论证。但不知为什么每当有些人在谈及是否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所有的否定性论据就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不仅如此，似乎否定性论据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而所有的肯定性论据却都让人感觉到无可争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的中俄关系前景只能是紧张、暗淡而且是毫无选择的余地。

　　特别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对现代俄罗斯国家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而不是宣称全世界、包括整个后苏联空间都是他们的重要势力范围而且已经把军事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了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北约各国的实力增长呢?或者再退一步讲，为什么不是和中国一样也与我们为邻的超级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增长呢?北约目前已经东扩到了俄联邦边境，它的积极活动范围也已扩大到了中国的西部边境。而中国不仅一直原地未动，而且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都签署了一系列边境和平条约以巩固自己的领土。到头来却是这个“原地不动”的中国暗藏着对俄罗斯的致命威胁。那么它是怎样威胁俄罗斯且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威胁呢?政治与军事研究所所长A.沙拉文在《独立观察报》发表的题为“第三大威胁”的文章对此进行了相当详尽的阐述[1]。

　　此后不久，这篇文章又以压缩版的形式刊登在了2001年9月28日的《独立报》上。

　　下面我们就以这篇颇有代表性的文章为例，不带任何愤怒和偏见，来对其危言耸听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证标准做一客观评价。

　　阿·阿尔巴托夫和彼·罗马什金的一篇名为《俄罗斯能承担得起什么样的战争》[2]的文章从形式上为沙拉文提供了一个借口。沙拉文批判该文作者在提及俄罗斯可能会面临的两种类型一车臣型和南斯拉夫型一战争的时候，“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作者就是没有提到针对俄罗斯的第三类、而且也是主要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威胁，即‘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沙拉文的结论是，俄罗斯不应当害怕与北约发生战争，因为北约成员国不仅极其害怕在战争中失去哪怕是最少量的士兵，而且他们也“不喜欢”损失造价昂贵的武器装备。所以他认为，与北约爆发巴尔干型战争的可能性对俄罗斯来讲已经是“微乎其微”了，至于“可能会导致核大战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就更不值一提。

　　据他讲，对人口密集、依然贫穷的共产主义集权制中国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对于损失几百万条人命，中国“绝对感觉不到”，“十亿中国人仍像过去一样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中国人会“最后冲向北方”，更何况中国人口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口的30倍之多，中国资源匾乏，而西伯利亚和远东资源之丰富，用沙拉文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取之不尽”。

　　沙拉文认为，在俄罗斯东部边境将要出现的不是什么普通战争，而是核大战。在文章的结尾沙拉文如是写道：“当然，上面所描述的景象会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安，甚至都不愿去相信它真的会出现。但事实上，它并非比与北约或者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发生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要小”。根据沙拉文的这一判断可以看出，我们的政治军事分析家在逻辑思维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根据他个人的观点，如果与北约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话，那么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应如此。试问，为什么要置最起码的逻辑都不顾，大肆夸张关于中国威胁的神话，甚至将其当作是“科学发明”来糊弄本来就已经迷失了国家外交政策定位的俄罗斯人民呢?很显然，对于我们的这类所谓的政治军事分析家们来说，当谈到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偏好和利益的时候，任何逻辑甚至包括形式上的逻辑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们认为，作为一名政治问题分析专家，鉴于自己的职业声誉，根本就不应该提什么“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而是应该关注自己的论据是否完整、质量如何，特别是用于论证这种责任重大的前瞻性结论的论据。在这里，沙拉文的论据在质量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下面我们逐一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论据之一：中国的综合实力在快速增长。如上所述，在俄罗斯周边许多国家的综合 国力都在快速增长。但亚历山大·沙拉文先生却认为唯有中国会对俄罗斯产生可怕的威胁。在沙拉文看来，对俄罗斯产生致命威胁的地方好像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他的这一观点从何而来，让人不得而知。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军事建设问题专家们提供的确凿统计资料显示：从1989一1998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9%。“按常理来讲，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经费完全可以大幅度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在1992—1995年间，相对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来讲，中国用于国防建设的实际费用不但没增，反倒降了，而在1989一1992和1995一1998年期间，国防开支也未见有明显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的国防特点，完全可以断定，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军事开支将会根据‘国防足够’原则予以确定”。——得出上述结论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军事问题研究员П.Б.卡梅诺夫先生。与上面我们所说的军事问题分析专家沙拉文先生截然不同的是，卡梅诺夫没有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3]PP56-57)。沙拉文在把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看作是俄罗斯潜在威胁的主要征兆的同时，却不知为什么却忽视了这样一些数据：以2001年为例，中国的军事预算仅相当于美国军备预算的5%，日本的37%，英国的50%，法国的63%，德国的76%[4]p13)。沙拉文同样也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俄罗斯有着4000多公里陆地边界的中国，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把自己的军队从过去的660万裁减到今天的250万左右[4l(p3)。此外，不知沙拉文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军事工业生产总值的80%来自于普通民用消费品的生产，而在1978年这一比重没有超过10%[4]p4)。然而，在中俄之间必将爆发核战争的预言家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值一提。

　　这里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以中国加快军事化建设为借口而制造恐慌的俄罗斯危言耸听者们似乎不知道，这些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只不过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宣传媒体一再重复的陈年话题。如上所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西方媒体就开始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的借口往往就是：“封闭的中国”向世人隐瞒了真正的国防军费开支数额。甚至有些人宣称，就连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在内，也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的军事工业以及军费开支规模。除此之外，还有传闻说中国最高领导人故意向外界隐瞒用于军事建设的实际军费开支[5](pp24一25)。为了证实上述观点的真实性，于是就有人编造出各种远远(数倍于)超过官方正式数据的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数额。据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指出，1995年中国的军费实际开支应该是1400亿美元，而不是中国官方提供的国家预算中所说的75亿美元[6](p1)。这样就让人觉得很可笑、很奇怪了：九十年代强权政治尚未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依然在进行，而中国完全合理的军事建设却成了众说纷纭的题材。同时，中国共与世界上20个国家比邻相依，其陆地边界线长达2.2万公里，海上边界线是1.8万公里。其周边还存在着一些紧张地区与产生威胁的隐患地区，其中首推台湾问题。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放弃使 用武力的可能性。很可能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被某些俄罗斯政治理论家认为是“普遍好战性”的征兆。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是“自家”的事。与西方大国没完没了的军事行动相比，中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与立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既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人性伦理道德。还有，如果与近些年来莫斯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而进行了多年的车臣战争相比，我们又如何来做评价呢?

　　总的来看，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并不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具威胁性。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仅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不具有任何侵略性特征，从而也不会对国际社会产生任何危险，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对它说三道四呢?

　　很有可能，沙拉文被中国1996一2000年间的军事预算的显著增长所“吓”坏了。在这一时期，预算额从86.7亿美元提高到146亿美元，除此之外，2001年军费预算比上年增长了17.7%。但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次预算提高的后面还有一个数字不可忽视，那就是在这16年期间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军费拨款每年要降低1.8%。还应该指出，上述军费的增加并没有提高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仍然是1.1一1，5%。更何况，正像中国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保持在2一3%以上[4](P13)。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卡梅诺夫的文章中列举了以下几个较为详细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国防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台湾是3.5%，印度是2.4%，韩国一3.2%，俄罗斯一4%，美国一3.4%[7](P56)。毫无疑问，中国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光鄂(音译)的看法非常公正：“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军事化建设超过了它的国防需求的话，那么它将对其它国家造成威胁”[4](P12)。与中国相比，30年代德国所提出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就是很好的反面例证。21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加快经济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力争与世界发达国家看齐，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军费开支不会超过其国防足够的范围之外。中国的这一战略目标社会政治意义重大，其历史意义尤其显著。当年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几个国家也都在类似的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到后来都偏离了轨道。如果中国的这一战略思想“梦想成真”的话，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学说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更重要的也是为国际社会、为全人类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今天取得的成 功，从某种意义上讲，远比昨天更为显赫、更为伟大。在当今国际环境与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之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在进行国防建设的同时，如何掌握好“度”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因此而拖垮经济建设的问题。

　　早在80年代，北京已经对外部威胁的现实特征有了清醒地认识并做出了明智的军事建设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成功避免因过度的军费开支而使国民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

　　论据之二：“十亿中国人都还像从前一样生活在贫困之中”。在“最后冲向北方”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失去的，因为那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民寥寥无几，而资源无穷无尽”。而事实上，沙拉文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只说对了后半部分。至于讲到“贫穷的十亿人口”，在中国2001年10月国务院出版的《关于消除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白皮书》中如是写道：最近30年里，生活在贫困线以内的居民数量已经从2.5亿人下降到了3000万人[8](P2)。完全可能，《白皮书》中关于富裕与贫困的评价指标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但众所周知的是，正是在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吃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通过这些年的改革，人民的收人 增加了20倍，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着。中国居民的银行储蓄额在2000年已经突破了7000亿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的68%。这是世界上最高指数之一。改革前夕的1978年这一指数仅为5.9%[9]。2001年居民银行存款又创造了新纪录，达7万亿元人民币，国民总产值当年超过9万亿元(8.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亿美元)。除此之外，与俄罗斯极为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周期性通货膨胀极大地阻碍了居民收人的实际增长速度，而中国当年的物价总水平仅增长了1%[10](P1)。因此，中国人根本不会因为极端贫困和为哪怕是假设的需求而“冲向北方”。在中俄两国几乎400多年相依为邻的历史上，即使按最苛刻的标准来衡量，这种需求都没出现过。西伯利亚历来都是人烟稀少，与其为邻的数千万的确很贫穷的中国居民一直都在原处生活着，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都是在其视野之内的。即便是在古代中国王朝帝国急剧扩张的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所谓的生活贫困“冲向北方”的现象。

　　可是沙拉文却对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不是几千万人口，而是十多亿人口。正因如此他断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宣传媒体展示给我们的几乎总是中国东南沿海自由经济区的摩天大楼。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里仅生活着2一3亿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这些特区不仅在中国东部有，在东北地区也有。2001年5月份我有幸去了一趟正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以及与之相邻的繁荣的自由经济区。而这绝不是中国的东南部。总的来看，在最近10一20年间，中国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于北京、天津以及其它大部分大中型城市之中，而绝不是仅仅在经济特区或中国东南部才有。同时，如果把摩天大楼看作是经济蓬勃发展的象征，或者说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俄罗斯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但是，沙拉文竭力要使读者相信的是，目前对于十亿不是居住在沿海地区而是居住在中国内陆和西部地区的中国居民 来讲，“俄罗斯偏远农村的居民生活水平仍是高不可攀的”。

　　的确，与中国沿海地区相比，这些地区与省份在发展水平上尚有很大差距。但沙拉文在解释“第三大威胁”现实性时所指的绝对不是在当前时期，而是在相当遥远的将来。不过也正是为了这个将来，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相关决议，要集中精力重点解决现存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消除各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平上存在的显著差异等问题。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正是在可持续性发展原则的指导下逐渐实现着自己的国家发展纲领的。很有可能，沙拉文并不知晓这一点。

　　目前中国正在从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差不多50多年来中国一直都在为南水北调做准备工作。目前这一规模史无前例的水利工程已经被列为中国“十五计划”(2001一2005年)的首要工程项目，具体规划也已制订出来。工程完工后，五个北方和西北省份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干早地区将获得南方河流的水源，而这将极大推进该地区农业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总的来看，中国西部有3，35亿居民，面积占全国面积的70%，从2000年开始该地区迎来了空前的建设高潮。2000年有十个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为1000亿元人民币，而到2001年还有一系列待开工项目，总投资额达 3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为0.12美元)。仅在2001年1一9月份中国投人西部的建设资金总额就增加了25%，明显突破了国家的平均投资水平[11](P3)。中国西部正在快速建设着铁路、机场、天然气和电力东输工程等大型项目[12](P4)。最近10年之内西部将铺设35万公里的公路，高速公路干线将连通所有大中型城市[13](P2)。甚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都将通过铁路直接与中国内陆连通。从2001年6月29日正式宣布开工建设之日起，截止到n月份已经有7亿人民币投资到位[8](P2)。这块自然条件最恶劣、居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这里正发生着令人欣慰的变化。

　　短短10一20年内在沿海诸省所发生的神奇般的变化对于中国的西部开发来说是可靠的保证。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与外汇同等购买能力所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指数，中国2000年平均每人为4080美元，而俄罗斯是7500美元[14](P3)。说不定，当沙拉文先生和我们还未来得及再回头看的时候，十亿贫穷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已经达到“俄罗斯偏远农村”“高不可攀”的水平了。那时又该如何呢?(这难道不可能吗?)难道说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了对中国的威胁了吗?总而言之，在沙拉文及其国内外的志同道合者们看来，正是贫穷才产生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侵略性。我们用不着去提及什么欧洲和北美洲的“文化载体”数百年来如何殖民征服一系列大陆的历史，仅仅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尤其是今天，国际社会都亲眼目睹了富裕的西方如何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休止地发动军事侵略行动。我们似乎一次也没见到，有哪个贫穷国家，哪怕是被臭名昭著的独裁专制政府所统治的国家，曾像“七大国”蹂埔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去蹂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

　　所以说，沙拉文先生以“贫穷滋生挑衅与威胁”为依据来论证中国威胁的理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论据之三：“中国的资源相当有限”。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该论据并没有说服力。首先，中国的地下资源截止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勘探了地下浅层。其次，欧洲与日本在资源方面好像也并不比中国走运。但是他们及其中国与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不同，他们在经济上都获得了成功，尽管速度不同，但都没有因为夺取矿物资源而发生军事人侵行动。无论如何，这对于中国与日本来说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试问，正如沙拉文自己所写，如果中国已经通过条件合理的政府间协议提前几十年解决了从俄罗斯及其他中亚国家进口能源的问题，那么北京为什么还需要以付出“大多数中国人的性命”为代价向俄罗斯东部边境发出军事侵略呢?2001年10月8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修建“安大线石油管道”的协议书，计划2005一2010年期间每年向中国输送2000万吨石油，此后每年增至3000万吨[15]。将来还要实施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和电力的方案。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亚各国也将成为中国巨大的、同时也是最可靠的内陆能源供应地。

　　论据之四(好像也是一个致命的论据)：据沙拉文讲，“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应该时刻记住1969年发生在中苏边境的那些事件。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制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今日中国领导人以数学的精确度计算出，在毛泽东时代是‘七分好、三分坏’。

　　将来中国未必希望把俄罗斯当作自己的‘小弟弟’来看待，可以想象得出，一旦与这样的“战略盟友”因其无理要求发生战争的话，对我们来说将会是多大的悲哀。对于强大后的中国来说，俄罗斯充其量只配做个听话的仆从而已”。

　　下面就让我们把沙拉文的这个论据分成三个单独部分来讨论。

　　第一，诚然，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时常记住蹄兔岛事件决非多余，但目前对他们来讲更为重要的是对眼前的现实事件多加注意，诸如北约坚持不懈地东扩运动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发生在俄罗斯边境的挑衅活动。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1999年一年仅北方舰队的对空防御部队的一支高射火箭队就曾经进行过400次作战准备。同年，仅空中防御部队的科里分队就曾跟踪过390架次北约的战斗机，其中110架为侦察机[16]。然而在蹄兔岛事件之后的近三十多年时间里，却从没听说中俄边境发生过类似事件。

　　军事理论分析专家沙拉文对所有这一切真是应该好好动动脑筋。看来，沙拉文之所以在分析事物时持一种不公正态度，对最近十年来发生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新鲜事物视而不见，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抱有深刻的偏见所决定的。

　　第二，沙拉文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没发生过变化。为此他援引 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的一个著名公式即“七分好三分坏”。但不知沙拉文为什么确定，当年毛泽东的反苏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苏间长期而尖锐的冲突在当代中国领导人看来就一定要归入“七分好”之列呢?众所周知，当代中国领导精英尤其是其核心层都认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只有利于美国和西方，决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而当时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因素，即冲突主要是由两大国的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所引起的[17]。中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先生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曾担心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会联合在一起从而损害中国的利益”[18]。时间已经证明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没有理由的。美国和西方故意挑拨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最后终于达到了与中国建立虚幻的反苏联盟的目的。直到80年代初期北京才脱离了这个联盟并逐渐采取了一条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路线。中国领导人的上述失误及双方这些年里在外交路线上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双方不仅终止了对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客观上讲都是十分必要的合作，而且双方冲突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对国际政治进程也产生了严重影响。

　　与沙拉文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对很多东西如人权、社会舆论多元化、言论自由、社会政策、大力发展对外关系等的看法都和过去截然不同。可沙拉文为什么就没有发现所有这些变化呢?简直无法让人相信!而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在进行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时会带有某种明显的政治倾向。

　　当然，从理论上讲，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由于某些个人主观因素而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现象。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都从过去吸取了深刻教训，他们未必会再“自讨苦吃”，更何况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与其说是‘旧益尖锐”，倒不如说是“时益尖锐”，这对俄罗斯(对中国也一样)形成的威胁正是沙拉文企图直接从中俄双边关系中寻找的那个最主要威胁。

　　第三，沙拉文断言，俄罗斯“对于强大的中国来讲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听话的仆从”。有意思的是，尊敬的沙拉文研究员是否知道，他的祖国在早已“强大”起来、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的美国眼里算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只要稍微翻翻美国“头号”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该人历来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已经译成了俄文的著作，他就会发现，在“冷战”中失败的俄罗斯只能算作是“美国的顾客”，如果希望它能得到其它某种东西(譬如，平等的伙伴关系)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19]，“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应该是反对俄罗斯、依靠俄罗斯并且是建立在俄罗斯的废墟上”[20](P68)。布热津斯基道出了美国对俄罗斯的真实态度，而且用语极为的轻蔑。他确信，俄罗斯将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并非因其内部原因而解体，它将处于托管之下。被谁分割、受谁的托管，自然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主动与我国这样一个衰落的国家发展并巩固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近十多年来正是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政治主张。绝对不会存在中国与俄罗斯境内分裂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事例，但绝对不敢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没有这样做过。而美国的另一盟国日本，众所周知，则像只哈巴狗似的紧咬不放，张口闭口就是所谓“自己的主权领土”即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问题。

　　如果沙拉文能对促使当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角合作伙伴关系形成的国内外因素及国际关系现状进行深人研究的话，凭着他自己努力追求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自然也就不会指责阿尔巴托夫和罗马什金等人“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就是闭口不提针对俄罗斯的主要(也有可能是唯一的)威胁即来自中国的威胁”。阿尔巴托夫可能是忽略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他与沙拉文所不同的是，他在做出评价时能够合理地结合当代中国、俄罗斯和整个国际局势，尤其是中国方面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方面对北京政策中的诸多变化。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正是企图引起轰动效应的欲望促使沙拉文在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里做出如下声明：“对俄罗斯来讲来自东方中国完全现实的军事威胁并非只是被忽视了，它已经完全被俄联邦国家领导人及其他几乎所有政治力量所否定。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不可能，因为这永远都不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捕风捉影”的那种人。但要知道并不只是他一人担优“中国的军事威胁”，也并非仅他一人在俄罗斯的大众媒体中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优虑”!其实，我们的悲哀并不在于这些分析家们，而是在于那些可能被沙拉文政治学说中百年不遇的“新鲜事儿”及轰动一时的“非寻常的东西”所蛊惑“上钩”的普通人以及那些并不很普通的俄罗斯国家公民。

　　参考文献

　　[1]《独立军事观察》，2001年第36期。

　　[2]《独立军事观察》，2001年第15期。

　　[3]П.卡门诺夫：《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2001年。

　　[4]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Beijing. 2001. No4.

　　[5]E.Joffe: The PLA and Chinese Economy: Effect of Envolvement, Survival: The IISS quarterly. L., 1995.

　　[6]Beck S. Beijing spends 140 b. on arms, South China Moruing Post. Hongkong. 1995.

　　[7]《卡梅诺夫n.B.文集》。

　　[8]《中国消息》，2001年10月18日。

　　[9]《真理报》，2001年11月23一26日。

　　[10]《中国消息》，2001年11月29日。

　　[11]((中国消息》，2001年11月15日。

　　[12]《中国消息》，2001年9月6日。

　　[13]《中国消息》，2001年10月11日。

　　[14]《中国消息》，2001年10月25日。

　　[15]《真理报》，1999年12月17日。

　　[16]《战后中苏关系发展走向(1945一1960)》，北京，1997年，中文版。

　　[17]Orbis. Fall. 2000.Vol.44.Issue 4.

　　[18]《真理报》，1996年7月5一12日。

　　[19]((苏维埃俄罗斯》，2001年11月10日。

　　[20]《观察员》，莫斯科，1994年，第19一20期。

　　(责任编辑：黄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