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战后日苏关系是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同东亚地区其他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相比战后日苏关系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既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关系的特点,又有冷战中相互对立阵营中的主、配角之间的关系的特点。从地缘政治上看,日俄虽然是东北亚的邻国,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两国关系又更多地表现出欧亚国家关系的特点。日苏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主流政治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战后日苏关系又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特点。
[ 关键词] 日苏;日苏关系;东亚地区;国际关系
[ 中图分类号] D81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5-0074-05
战后日苏关系是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日苏关系的进退,不仅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格局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对整个国际关系变化也产生微妙的影响。同东亚地区的其他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相比,日苏关系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一、日苏关系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关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共同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美军投放原子弹极大地动摇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战争信心。紧接着,为了进一步打击负隅顽抗的日本法西斯,也为了兑现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1945年8月8日,德国投降(5月8日)正好过去三个月这一天,苏联单方面废除尚未期满的《日苏中立条约》,正式对日宣战。也就在同一天苏联正式加入了《波茨坦公告》。苏联的参战和加入《波茨坦公告》,使战时的日苏中立关系彻底破裂,同时破灭的还有日本想利用《日苏中立条约》体面地结束战 争的迷梦和日本人对苏联人的“信任感”。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发表所谓的《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反法西斯盟国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正式投降仪式。至此,苏联完成了从交战国到战胜国的转变,日苏关系进入了战后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和战败国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使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单方面废弃《日苏中立条约》一直心存怨恨,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很多人对苏联抱有强烈不信任感。此外,由于双方交战,日苏之间战后才出现了苏联遣返被扣留的日本战俘和其他人员的问题、 “北方四岛”领土归属问题、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日苏复交问题等诸多“战后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成了阻碍日关系的重大障碍,而且也使得二战后日本全国上下很多人对苏联一直很反感,致使日苏关系一直是猜疑多于信任,对立和对抗多于协商与合作。1955年12月,日苏虽然通过发表《日苏共同宣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两国至今未能进一步签订类似“日苏(俄)和平友好条约”之类的规范双边关系的国际条约。
二、日苏关系是东西冷战中东方阵营主角和西方阵营配角之间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盟国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露出来。在盟国内部围绕战后问题处理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等问题,如对法西斯附庸国的处理、对德国的战后处置、东欧国家政权的重建、西欧各国的复兴、对日占领及占领政策实施等问题,冲突不断,矛盾愈演愈烈,且日益表面化。尤其是美苏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其高度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声誉,野心勃勃地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苏联也不甘示弱,积极利用二战后期反攻德、日法西斯过程中在东欧、中欧及东亚所处的有利地位,依靠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积极为本国谋求安全和战略利益,建立缓冲地带,并培植亲苏的政权。美国的霸权利益与苏联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德国投降之后,美苏关系急剧恶化。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的演说。斯大林要求苏联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应付各种意外事件”[1]。斯大林的演说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一些政客把斯大林的演说理解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2]。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8 000字的电文,提出了对苏进行全面遏制的理论。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访美期间在密苏里州的福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和平的砥柱》,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德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降下来了”。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拉开了东西冷战的序幕。之后,美国的冷战政策陆续出笼。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笼,同年5月9日国会最终通过《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同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抛出“马歇 尔计划”,杜鲁门于同年12月19日向国会正式递交“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2月起执行,至1951年底共有17个国家接受了总额为124亿美元的援助;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还提出了针对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第四点计划”,根据该计划,从1949年到1953年美国向亚非拉“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援助[3]。1948年3月17日,西欧英、法、比、荷、卢五国签订多边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布鲁塞尔条约》,并得到美国支持。紧接着,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意、荷、比、卢、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等12国签订多边军事同盟条约———《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同年11月,又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上的遏制和封锁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至此,在东西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相关政策在欧洲正式形成。对上述美国的“冷战”政策,苏联也不甘示弱,坚持意识形态的斗争,高举反帝、和平、民主的旗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7年9月,为了打破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封锁,苏联组织南、保、罗、匈、波、法、捷、意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开会,组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为了尽快稳定和恢复东欧、中欧等苏联占领区各国的经济、打破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从1945年底开始苏联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条约,援助这些国家战后稳定和复兴经济。在此基础上,1949年1月由苏、保、匈、波、罗、捷等六国协议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阵营的军事封锁,苏联还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20多个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友好互助同盟(合作)条约。1955年5月14日,苏联又同捷、保、匈、东德、波、罗、阿等国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华沙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至此,在东西冷战中,在东欧正式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东西两大阵营在欧洲的冷战也很快波及到了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的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战败投降,被美国事实上单独占领。东西冷战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1951年9月8日,在美国的一手策划下,日本同美英等西方国家实现所谓的“多数单独媾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家主权。与此同时,美日还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拴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开罗宣言》中盟国对朝鲜的承诺,朝鲜半岛虽然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恢复了独立,但在东西冷战的形势下事实上被美苏分区占领的朝鲜半岛,很快分裂成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上完全对立的两个国家(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朝鲜南北两个政权都不承认分裂国家事实)。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国民党政权则败退到台湾。但在美国的支持下,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名义上占据着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席位。在东西冷战形势下,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积极同英、法、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签订“防务”或“安全”条约,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并驻扎军队,在东亚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此,美国也深深地介入到了东亚国际事务之中。苏联则同朝鲜签订《苏朝经济文化协议》(1949年3月7日)、同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中、苏、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东亚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二战后,东亚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上述变化深深地影响到日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使日苏关系出现了和战前不同的、新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这一大系统之下,存在着维持冷战体系的相互对立的两个子系统,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日苏关系是西方阵营内部的冷战配角与东方阵营冷战主角之间的双边关系。由于冷战的原因,日苏两国考虑双边关系时都不得不首先从冷战的角度考虑两国关系,日苏关系经常处于战略上的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深受国际冷战形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日本作为西方阵营中的冷战配角,其对苏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作为西方阵营冷战主角的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对苏政策的深刻影响。与之相反,由于苏联是东方阵营的冷战主角和政策的主导者,因此苏联往往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确定对日政策,所以其对日政策较少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日苏交往中,大多数情况下苏联依靠其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不弱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对日关系的主导权,左右着日苏关系的进程。东西冷战及日苏在战略上的对峙,是二战以后日苏关系进展缓慢的重要客观原因。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提高等东亚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美苏对话等新的国际机制的出现,使二战后苏联单方面主导日苏关系的局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东亚开始出现了中、苏、日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但是,此后的日苏关系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
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日苏关系是东北亚区域的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日本与苏联在亚洲隔海相望。地缘上的相邻使两国之间也存在地缘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和现实的利益问题。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对日本来说苏联(俄罗斯)一直是来自“北方的重要威胁”,在东西冷战中日苏分属不同的互相对立的集团,使这种来自“北方的威胁”进一步得到放大和夸张。在冷战时期,在苏联远东地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港口和岛屿,是苏联海军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日本也正好扼守这一战略通道,监视和牵制着苏联的行动。这样事实上北海道周围的岛屿和海峡成了东西冷战和美苏冷战的最前线。
另外,日本与苏联相邻的日本海和北太平洋海域是海洋暖流黑潮和极地海洋寒流相汇合的地方,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海洋渔场之一,上述海域的洋面、洋底、海床上有丰富的海洋动植物资源和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资源。这些海域的海洋渔业 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矿物资源等,对日、苏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作为海洋大国、资本大国、技术强国和苏联的邻国,自沙俄时期开始一直在北太平洋海域同苏联(俄国)争夺海洋渔业权益,争夺海洋渔业权益的斗争构成了日苏(日俄)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以及世界性的开发热潮又使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资源开发问题成为日苏关系中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再次成为日苏之间的热门话题。日苏间的安全保障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以及对西伯利亚 和远东地区经济和资源开发问题上的相互吸引力,是日苏始终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从文化和历史传统上看,日苏关系又具有欧亚国家关系的一些特点
众所周知,苏联包括今天的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尽管如此,由于冷战时期美苏冷战中心在欧洲;也由于苏联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均在欧洲部分,且历来人们认为以东正教文明为特色的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亚各国看来,尽管苏联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在亚洲,但依然把它划归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经济在整个苏联 国民经济中的次要地位,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上述印象。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远离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广人稀,经济相对落后,它只是作为有待开发的资源宝库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为人所知晓。
从代表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外交机构的职能划分上看,在日本外务省,苏联(俄罗斯)事务归属欧亚局处理,欧亚局下属欧洲第一课、欧洲第二课、苏联(俄罗斯)课、东欧课、大洋洲课。显然日本政府是把苏联当作欧洲国家对待的。一些学者、统计机构等也把苏联、东欧归于一类进行经济、贸易统计和相关研究。由于东西冷战、美苏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外交上,苏联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都采取了“先欧后亚”政策,苏联和欧洲的关系与日苏关系相比,前者的地位显然高于后者。
另外,从经济发展程度的角度讲,苏联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发展中国家;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它更类似于东欧、北欧国家。从文化上讲,俄罗斯的文化也明显区别于东亚各国的文化,除了日本左翼的文化精英以外,俄罗斯文化在日本一般百姓中的认知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文化上也缺乏亲近感。这一点在一般日本人出国旅游路线的选择上也得到明显的反映。日苏关系更具有日欧关系的某些特征,对日本人来说苏联和俄罗斯依然是“近而又远的邻国”[4]。
五、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主流文化特点上看,日苏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苏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由苏共领导的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国内实行苏共一党执政,推行苏维埃制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上则实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很快得以与美国结盟,在美国的支持下确立贸易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埋头发展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通过废除法西斯《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释放政治犯、解散军队、整肃军国主义分子、惩罚战犯、否定天皇“神格”、废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颁布新的《日本国宪法》(1947年11月3日)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革,尽管还很不彻底,但是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日本军国主 义、法西斯主义政治毒瘤,建立了以象征天皇制、欧美式的责任内阁制和近代文官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确立了现代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制度。在经济上,日本通过解散近代以来的家族式的财阀制度,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通过农地改革,废除了近代以来的寄生地主制,建立了现代农村自耕农制度。这样从经济上铲除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在思想教育方面废除《教育敕语》和军国主义教育,通过《教育
试论战后日苏关系的特点基本法》,确立了欧美式的民主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欧美式的民主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文 化在日本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由此不难看出,日苏之间在政治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取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对立。在日本国内,主张积极改善和发展日苏关系的是信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这些政党在日本国内政治中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号称“万年在野党”。而信奉欧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自民党,则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号称“万年执政党”,长期控制着日本政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防共、反共”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等依然是“万年执政党”———自民党对内外政策的 重要标签。由于冷战造成的鸿沟以及日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对立,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日本处处提防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对苏联缺乏起码的信任,处处怀疑苏联的动机和初衷。这也使日苏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很难产生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共鸣,在诸多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意识形态因素在战后日苏关系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苏关系,即当代日苏关系,既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关系的特点,又有冷战中相互对立阵营中的主、配角之间的关系的特点。从地缘政治上看,日俄虽然是东北亚的邻国,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两国关系又更多地表现出欧亚国家关系的特点。由于日苏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主流政治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战后日苏关系又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特点。这些因素与不同时期日苏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在一起,使两国关系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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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JAPAN-SOVIET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AN Cheng-ri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Abstract] Japan-Soviet relationship afterthe Second War is an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which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atterns of EAsia , and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comparisonwith the othe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EAsia.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efeated nation and the victor an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ading actor and assistant in the rival camps inthe coldwar. Looking from geopolitics, although Japan and Russia are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NortheastAsia, their relations appearmore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uropean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causes of history, reality, economy and culture. Japan and the SovietUnion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ideological sphere, social system and mainstream political culture, so Japan-Soviet relationship alsotakes on a characteristic of relations between a social country and a capitalist country.[Key words] Japan and Soviet Union; Japan-Soviet relations; E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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