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99年第4期《百年潮》

　　谈到中苏关系，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苏两国在对抗了3O年之后，于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概略的表述，两国间的激烈对抗实际上是2O年左右，不是3O年；正常化也不是一跃而成的，而是经历了大约1O年的过渡阶段，即8O年代。在此期间，双方为实现正常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以武装冲突的形式使中苏对抗达到顶峰，同时也把必须开始降温的问题摆到双方政治家面前。随后便有了周恩来、柯西金的北京机场会晤，有了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当时我从驻罗马尼亚使馆紧急调回外交部，参加谈判工作，一谈就是八、九年。马拉松式的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防止两大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的制动阀作用。谈判开始后，边境地区发生的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以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但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因此边界谈判的开始还不是对抗的终结。

　　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苏联经济的恶化、国际地位的削弱和后来勃列日涅夫的去世，为扭转中苏对抗局面提供了必要的土壤。70年代末，我国早已存在的关于中苏关系和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私下议论，更加沸沸扬扬，并日趋公开化。社会上出现了认为苏联虽有错误但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呼声。苏联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向我方传递希望改善关系的信息。这时我在驻苏使馆工作，接触有背景的苏人士较多。他们的主要想法是，双方可以先搞些民间来往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开端，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使馆都及时将他们的意见报回国内了。1978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我人大常委会，提议派议会代表团互访。这是苏方主动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表态。由于当时种种复杂情况，我方没有同意。不过，双方舆论的调子还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关于两国关系和对外政策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意识形态上的大辩论已经淡化以至消逝。胡耀邦同志当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代表了国人在反思后对中苏关系问题得出的认识。他认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由不充分，应该把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

　　在国际上，中国当时已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建立起新的关系。赫尔辛基会议召开，苏联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已得到调整。总之，7O年代末8O年代初，中苏都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改善彼此关系的政治需要和舆论环境也己逐步形成。

　　历史时机应运而至

　　1979年伊始，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高潮。原因是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4月l1日生效的、为期3O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年后就要到期，期满前一年，如无任何缔约方提出终止，条约将自动延长五年。废除还是延续中苏条约？这是个牵动两国人民心弦和两国政府必须在近期作出政治决定的重大问题。在此历史时刻，国内上下，主要是学术界和外交界自发地展开了讨论。较普遍的意见是对条约言废须慎重，应当寻求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方国家担心两大“共产主义巨人”以延长条约为契机重新携手。

　　苏联当局摆出了反对废约的姿态。早在1月初，当时还在世的勃列日涅夫即亲自出马，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人心，在外交上占据制高点。

　　驻苏使馆对条约的废留问题格外关心。使馆党委在王幼平大使主持下进行数次研究，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心思想是：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关系己正常化，中美也已建交，中苏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已经过时，但考虑到它起过历史作用和具有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意义，最好不采取宣布废除的简单方式，如能以新代旧，既可解除军事同盟关系，又不致引起大的震动，对我稳定周边国际环境和加强我在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比较有利。具体做法是：中苏就国家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视情况争取签订一个新的国家关系文件，为建立和保持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创造条件。在研究过程中，有同志引用毛主席曾对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方人士说过的活：“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

　　考虑到兹事体大，国内又无任何精神透出，王大使认为不宜将上述考虑径报国内。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派我（时任政务参赞）回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使馆的想法。临行前大使叮嘱说，回到国内要见机行事，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3月15日我回到北京，经与苏欧司的同志交谈，发现司里（不止司里）想法与使馆差不多。于是我便先后向余湛副部长和黄华部长如实汇报了驻苏使馆的看法和建议。黄部长肯定了使馆的意见，并说部里正在研究条约问题的处理，使馆的想法将得到考虑，最后将以中央的决定为准。后来黄办又通知说，部里正起草上报中央的文件，要我看了这些文件之后再回去。我带着所了解的一切回到莫斯科，向使馆党委汇报，向全馆同志吹风。大家那热烈的掌声，至今恍若在耳。

　　走出对抗的第一步

　　4月3日，黄华外长通知苏联驻华大使，我人大常委会决定期满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重申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苏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建议，中苏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5月5日，余湛副部长又将我方关于谈判的具体建议递交苏方，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四、根据谈判的结果签订相应文件。

　　苏联官方和舆论抓住我关于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一阵子攻击，与此同时，葛罗米柯外长约见中国驻苏大使王幼平，通知说苏联接受关于举行国家关系谈判的建议。接着，双方就举行政府特派代表级的谈判达成协议。

　　中国代表团随即组成，王幼平大使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并被任命力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长），李汇川为副特别代表（副团长），两名代表（团员）是邵天任、马叙生。苏联代表团以伊利切夫特派代表和贾丕才副特别代表为首，前者是外交部副部长，后者是部务委员兼远东司长。

　　我方的谈判总方针和策略是8月29日最后定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在这天召开了专门讨论同苏谈判问题的会议。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王幼平团长列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作了主旨发言。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我方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原则，即不能同意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求苏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小平同志还对王幼平说，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不能示弱。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他又说，灵活性是有的，这要等谈起来再看。当时我体会到，和原来外交部的报批方案相比，这次会议不再把确定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放在重要位置。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于1979年1O月17日在莫斯科开始。争论极为激烈，光是谈判议程就用了五次会议。我方提出先讨论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然后根据谈判结果拟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制定相应的文件。苏方的反建议是，先讨论和制定苏中关系原则，然后讨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后来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性协议，即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讨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没有议程的议程。

　　进入实质性问题讨论后，双方对立更加尖锐。苏方利用东道主地位，首先提出了苏中两国《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其中罗列了关于互不使用武力、不谋求特权或霸权、领导人会见和增进贸、经、科、文交往等原则。其特点是只讲抽象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紧接着我方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主要内容是，苏方应首先把部署在中苏边界上的驻军减少到：1964年的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基地，停止支持越南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对柬埔寨的侵略（即消除三大障碍）。此外也提到推动边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扩大经贸等各领域的交流。

　　双方摆明了各自纲领之后，接下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辩论战。王幼平一再论证，我方建议是从中苏关系的现实情况出发，如不能解决两国问妨碍正常化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只搞几条空泛的“宣言”，是不可能导致关系改善的，“这一点己被历史所证明”。王特别强调了最后这句话。从表情看，对方立即就明白了，这里指的是：中苏间虽然签订过一个条约，但关系不还是恶化了吗？我方还指出，苏方拒绝消除障碍，企图在保持武力威胁的压力下谈关系正常化，只能表明其毫无诚意。苏方坚持拒绝讨论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他们为自己立场辩解的主要论据是，中苏谈判不可超出双边范围。不能涉及第三国。对此王幼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苏联利用与中国接壤的第三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完全属于中苏双边关系范畴，事实上苏在别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止一次地成为苏同这些国家之外的第三国谈判的题目。

　　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以无结果而终，但它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因为双方在经历了2O年紧张对峙之后，首次坐到一起，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高级别的正式对话。这标志着两大国的长期对抗于1979年1O月开始发生转折，从此步人了走向正常化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对抗的同时也对话，对抗逐步降温，对话日益加强。

　　双方当时商定，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1980年的谈判虽然因为苏联出兵阿富汗而搁浅，但双方的对话总算开了头。

　　缓慢地，但过渡着

　　苏军人侵阿富汗使已经开始向前推进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再次停下来，但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已经起步的过渡进程并未因此而夭折，这个进程沿着好几条渠道向着缓和和改善的方向一步步地取得进展。

　　一、国家关系磋商。进入8O年代，两国都着手进一步调整相互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此，钱其琛以我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作出反应，说中国将“听其言，观其行”。在当时这个表态算是很积极的。8月10日，我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去莫斯科，与苏方进行了接触。他受权向苏方表示，双方应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并提出了举行副外长级特使政治磋商的建议。苏方接受了我方建议。1O月，磋商在北京开始。

　　这次“磋商”实际上是1979年“谈判”的继续，都是副外长级，我方是钱其琛，对方仍是伊利切夫。内容上也无多大差别．只是我方要求排除的障碍中又增加了一条，即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苏军撤出蒙古和减少中苏边界驻军这两条并为一条。再加上原来的关于停止支越侵柬反华一条，仍然是三大障碍。双方在磋商中的立场也无变化。我方继续主张先解决实际问题，排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突出强调要求苏联劝说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苏方仍然是避实就虚，拒绝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坚持要制定没有实际措施作保证的国家关系原则。重复其关于从停止敌对宣传。增进经贸合作、互派留学生等方面着手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张。6年之间在北京、莫斯科磋商了12轮，双方各不相让，最终还是未能在谈判桌上打破僵局。尽管如此，在当时保持磋商的进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正式的官方来往尚未恢复，边界谈判已经中断的情况下，磋商成了两国政府间最直接、最权威的对话渠道。

　　二、葬礼外交。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曾三次派领导人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从而葬礼活动就成了一条特殊的外交接触渠道。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人大常委会致电吊唁，黄华国务委员兼外长率团前往参加葬礼，当时被看作是非同寻常的姿态。葛罗米柯与黄华会见，双方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还表示，两国间那些关键性问题（指三大障碍）中，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我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姿态。会见结束时，葛将黄一行送到电梯门口握手告别，苏方人士说，从未见他如此谦恭过。

　　安德罗波夫逝世时（84年2月9日），升格为李先念主席致 唁电，万里副总理率团赴苏致哀。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里那大同万副总理举行了较长时间会见。我方正式邀请另一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当年12月成行），巧妙地利用阿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促成高层访问方面实现了突破。

　　对于一年后契尔年科的丧事，中国再次提高规格，由李先念主席和彭真委员长联名致电吊唁，参加葬礼的代表团由李鹏副总理率领。上两次，黄华、万里都是参加外国吊唁代表团长与苏新领导人的集体会见，这次戈尔巴乔夫破例单独会见李鹏。这是他期望与中国修好的第一个姿态。双方进行了气氛友好、 内容充实的谈话。李表示要全面发展中苏关系，戈提出要提高对话级别。至此（1985年），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气氛已经消逝。葬礼外交所起的特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纽约外长会见。除了治丧这种非正常的场合外，多年来中苏的高级官员即使在第三地也是不接触的，1984年这一僵局始被突被。9月联大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纽约正式会见，先是吴去苏联代表团驻地访葛，然后葛又来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吴。从此每年都这么做，直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无疑是两国关系政治温度升高的表现。每次会见，两位外长总是要全面地讨论双边关系和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有时还达成某种协议，例如，关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就是外长在纽约谈定的。

　　四、边界谈判。中断了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于1987年得以重开。与1969年至1987年没有结果的9年谈判不同，这一次终于导致了边界问题的基本解决，使中苏（俄）关系中这一久拖不决的悬案终于从历史上抹掉。4300余公里的现中俄边界（主要是原中苏边界东段），除了两小段之外，全部达成协议，签订了协定，并于1992年生效。这次谈判还为后来中哈、中吉、中塔边界的确定打下了基础。因此，1987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成了导致两国关系通往正常化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五、各领域的交流。和政治关系步履蹒跚相比，两国间各业务领域交流的进展要快些。60年代两国间除了保留着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外，几乎所有来往均已中断。以贸易为例，1969年仅为5千万卢布。进入8O年代后，贸易、科技、文化、学术、友协等方面的交流逐步恢复并有发展。1984年，两国还签订了关于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协定，成了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1985年重订了中苏领事条约。这一切均为日后关系的全面正常发展准备了条件。

　　按邓小平的设计实现了正常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后，苏联开始推行有别于以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以逐步收缩的政策来消卸因长期扩张而给苏联积累的繁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的改善随之加快，并得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实现了正常化。

　　从中国方面说，7O年代末以来的对苏政策和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制定和进行的。他把苏联问题看作处理世界全局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每到关键时刻都要亲自过问。1979年中苏条约即将期满之际，普遍认为调整中苏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想得较多的是以签订新约取代旧约的问题。小平同志及时指出，中苏谈判不可把重点放在制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文件上，而应抓紧那些重大原则问题，只有采取高姿态，才能取得主动地位。如不是这样，而是热衷于讨论关系准则，马上就会被对方接过去，这样不仅我们从苏联方面得不到任何实际东西，反而会对已形成的对我有利的世界格局产生破坏作用，从而输得精光。

　　小平同志站得很高，说得很实际。这里提到的“格局”，是指当时我与美、日业己建立的良好关系，如果苏联不做足够的实质性让步，我们就同意改善关系，这个格局就会遭到破坏。他问道，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它是不会给我们东西的。

　　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不仅是我代表团在国家关系谈判中所遵守的准绳，也是整个8O年代我对苏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不是只要原则立场而不要灵活性，1979年8月邓小平为中苏谈判定调时说，现在同苏联谈判就是灵活性，至于今后，谈起来再看。到了1982年夏天，根据形势的发展，主要是中美关系达到的水平，小平同志指出松动对苏关系的时机到了，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行动”，即向苏联传达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这就是派于洪亮去莫斯科的背景。我方这一主动行动导致了两国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恢复了因苏出兵阿富汗而中断的对话。

　　紧接着，勃列日涅夫去世，黄华外长赴苏吊唁之前，去邓家请示过，我当时以苏欧司司长身份成为代表团成员，也在场。记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不多，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小平同志关于黄外长可以向苏方表示，三大障碍中只要能先解决一个，就能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的指示。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黄外长又从使馆获悉，“他自己”在离开北京时向新华社发表了一个讲话，主要内容是三句话：5O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开始恶化，60年代后期以后恶化到严重地步，对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第一句是指赫鲁晓夫，第二句指勃列日涅夫，重点是第三句，意思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人。这个巧妙安排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当时黄外长一行已经飞行在赴莫斯科的航线上，所以只能通过驻苏使馆转告。

　　戈尔巴乔夫上台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即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对他在中苏关系上表示的积极倾向亲自出面作出反应。1985年4月17日他在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对苏联有困难，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做起，对苏比较容易做到的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0月小平同志通过来华访问的齐奥塞斯库向戈尔巴乔夫传话：如果能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打破不再出国访问的决定，去苏联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1986年7月28日，戈在海参威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讨论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将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说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个讲话与以往苏领导人谈中苏关系的言论形成鲜明对照，不是空头宣传，而是对三大障碍中的两个以及边界问题有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这是戈氏的一篇表现诚意的对华政策声明。

　　我方对戈的讲话作出了反应。先由吴学谦外长代表中国政 府表示欢迎，同时对讲话回避越南从柬撤军问题表示不满意。

　　不久，小平同志于9月2日发表讲话，肯定海参威讲话有点新的积极的东西，重申了如果苏能消除在越柬问题上的障碍他愿意与戈会晤的思想。邓小平的这些非同寻常的外交举动。对苏联下决心加速解决中苏关系问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了这一点。

　　此后，两国间交往和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包括中苏分别在列宁格勒和上海设总领馆，恢复边界谈判并开始卓有成效地解决边界问题。

　　1988年底，钱其琛外长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所以小平同志说，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双方深入讨论了束埔寨问题。就最高级会晤交换了意见。我方宣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中苏高级会晤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举行。

　　为完成戈访华的准备工作，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2月来到北京，同钱其琛外长会谈，中心议题仍旧是柬埔寨问题，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取得一致意见。至此，我方最关注的这一大障碍也己基本消除。接着，苏联宣布从5月15日开始从蒙古撤军。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邓小平、戈尔已乔夫会晤，终于在1989年5月16日举行，3O年的风风雨而如何理清楚？今后中苏两国关系应如何定位？对这些小平同志都已成竹在胸，即有些历史问题只作为回忆讲一讲，不作为问题提出来，着重探讨建立新关系。在与戈会晤中，他实际上高度概括地总结了几十年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史，指出，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历史账讲过了，就一风吹了。戈尔巴乔夫对此欣表赞同，双方同意就这样“结束过去”。

　　关于如何”开辟未来”，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结盟、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将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姗姗来迟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最终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实现了。从此，两国间建立起新型的睦邻友好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成了冷战后国与国关系的范例。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继承了这种关系。

　　（摘自1999年第4期《百年潮》，作者：马叙生）《网络文摘 》　第33期